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和外交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新时期论文,外交论文,成就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外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一、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
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精心设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蓝图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密切观察和研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特点，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党在注意到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的同时，敏锐地看到，经济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更加重视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我们的大局”。“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他还指出，在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变化的时期，新的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邓小平同志的上述科学论断成为我国调整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代世界的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这一论断的提出，使我们党对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从而为我国构筑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丰富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结合新的外交实践，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对外交政策的某些领域作了相应调整，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构成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一）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着重把握四个要点：
1、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自主是我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而赢得的根本权利。我们同别国发展关系从不牺牲自己的主权为代价，从不拿政治原则做交易。在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上，如在台湾、香港、西藏、人权以及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我们总是坚持原则，与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
2、反对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也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背道而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3、真正的不结盟。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根据国际事务自身的是非曲直作出独立的判断，在国际关系中既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从而获得了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4、加速自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坚实基础。
（二）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把争取和维护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积极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处理国家关系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应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力求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和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途径；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打开了新思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提倡新安全观，主张平等参与，协商一致，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我们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张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三）促进共同发展
我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0.6亿美元。20年来， 中国引进外资合同金额5211.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218.71亿美元。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重视并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的活动，重视同其他全球性、洲际性、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三、外交工作出现新局面
二十年来，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政治上经受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强烈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无理制裁，经济上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挑战，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不仅积累了搏击国际政治风云的经验，也学习了化解国际经济和金融风波的本领。我们在外交实践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并且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我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我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我国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不断加强。在经济上，我国除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努力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它们的互利合作，开辟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促进了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发展。截止去年底，我国同西亚北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从1979年的30亿美元、1.26亿美元和12.6亿美元增加到92亿美元、56.7亿美元和83.75 亿美元。
中国一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致力于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维持和发展了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建设性贡献。我们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与东盟确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态度，向受打击最大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宁可付出代价，坚持稳定人民币币值的政策，受到了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中国与南亚各国，尤其是巴基斯坦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二）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 两国关系在三个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的基础上得到相对平稳的发展。但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错误估计形势，对华实施“制裁”，在各个领域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95年，美国又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我方进行坚决斗争，促使美方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改善和发展的轨道。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相互进行国事访问并取得圆满成功。江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和方向。克林顿总统访华时，双方宣布，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元首的互访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八十年代，中苏关系趋于缓和。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举行高级会晤，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政府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与它们建交。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到目前为止，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已进行六次最高级会晤。继1994年双方签署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之后，1996年4月，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双方已签署六个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双方相互支持对方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不久前江主席访俄时，俄方首次明确承诺对台湾坚持“四不”原则，包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俄两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大部分边界问题已得到解决，已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使两国边界成为和平、友好与合作的边界，在亚太地区确立了新的安全模式。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97年4 月两国元首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表示愿意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积极的反响。中俄关系已有有效的机制保证，两国元首互访、总理定期会晤和外长经常磋商的交往制度已经建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也已开始运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正不断丰富，其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和欧盟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1995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1996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访华。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双方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今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在世界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欧关系正迎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国同西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去年，我国同欧盟国家的外贸总额为430亿美元，是1978年的17.9倍。
中日关系随着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总的来说，中日关系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两国高层互访和各个领域的接触相当频繁。中日经贸关系得到显著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8亿美元，1982 年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08亿美元。日本连续5 年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从1994年起也跃居日本第二大贸易国。两国各界的友好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截至1997年底中日之间已结成193对友好省市关系， 民间友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扬光大。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两国总理互访并就进一步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历史上首次访问日本。利用这一历史性访问，江主席全面阐述了在总结过去基础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意义。在历史问题上，双方确认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首次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方重申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军事大国道路。在台湾问题上，日方重申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决不支持台独，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在上述基础上，双方对中日关系作出了跨世纪定位，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重要定位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求日方继续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切实履行在这次访问期间及联合宣言中所做出的承诺，继续认真对待、积极处理好历史和台湾两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健康、稳定和持久的中日关系带入新的世纪。
我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三）多边外交取得新进展
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在多边外交领域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在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人选最终当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一系列有益工作。我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为推动两伊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等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伊拉克问题上，我国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武器核查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核试验后，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要求印、巴两国顺应国际潮流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172号决议，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近年来，中国多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联合国组织的大选监督等工作，显示了中国对联合国维护和平事业的支持。
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从1986年起，我国连续5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提案， 均获一致通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裁军会议和谈判，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先后两次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行动，分别于1985年和1997年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和50万，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
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我国已参加除世界贸易组织以外的所有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在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先后签署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但对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自1990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七次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
（四）祖国统一大业迈出新步伐
1982年9月，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提出按“一国两制”构想收回香港。经过谈判，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此后，双方进行了较好的合作，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但1989年后，英国保守党政府错误地估计形势，对我国收回香港设置种种障碍，严重干扰了香港后过渡期的工作。1997年5月， 英国工党执政后，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1997年6月30 日午夜，中英双方在香港成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工作卓有成效。香港经济虽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但基本保持稳健运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中葡两国政府经四轮谈判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1987年4月 13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目前，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人们对实现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充满信心。
维护我国对台湾的主权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据此，我们同台湾当局推行的所谓“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国同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等国建交后，台湾的所谓“邦交国”进一步减少，影响大为缩小。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6 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这是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有预谋的活动，也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对此，我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我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台独”势力，也震动了美国朝野。美国政府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今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又公开声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主张，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此外，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斗争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十年来，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不动摇。世纪之交，我们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将继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将继续进行深刻的调整，国际形势总体上将继续沿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但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新的矛盾和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对此，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对我们来说，大转折既是大挑战，更是大机遇。我们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要以更宽广的眼界来观察世界；要以更坚定的信心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乘势前进。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和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