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价值链论文,地位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国际分工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产业间分工（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到后来的产业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再到如今的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世界各国通过产品内各流程的专业化生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对位入座”，获取来自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差异化利益。那么，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水平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判断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成效，而且有利于我们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方向，对赶超战略的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新国际分工的基本背景
早期的国际分工模式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包括工业品生产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以及高端工业品生产国和一般工业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各国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参与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品或初级产品并对外出口，同时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但在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即发达国家在相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部进行分工，专业化于同一产业中某类或某几类产品的生产，并通过产业内贸易交换各自所需的多样化商品，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核心位置。在产业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分享国际分工利益的机会。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周期大为缩短，发达国家的企业逐渐将一些不具备竞争力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特别是将劳动投入较多而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环节外包给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仅在国内保留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生产、研发和销售环节，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垂直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带动产品内贸易迅速增长，尤其是以零部件产品为主的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上升更快。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5）的研究表明，1992－2003年间，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量的年均增长率为3.4％，而同期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年增长率只有2.8％，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比重也从17.9％上升到21.1％。与之相对应，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分工合作，根据各自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Gaulier等人（2005）考察了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分布，发现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出口附加值较高的精密零部件和资本品，由东盟和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再加工，并将低附加值的最终消费品出口至国际市场。分工生产的大部分利益归于前者，而后者投入大量劳动只换来很少的分工利益。
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进入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产品内合作的国际分工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限制，很多发展中国家只能进行初级产品和简单工业品的专业化生产，无法从事一些高端产品的生产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层次都很有限。而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需专业化于特定部件或特定阶段的生产，并不要求具备产品的全部生产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国际分工的进入门槛，使其能够参与到高端产品的生产网络，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新加坡和韩国就是其中的成功典范。然而，产品内分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多只参与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要依靠发达国家企业的“指令”，对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依附性，容易丧失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自主权。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在分工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来主动提升价值链层级，就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层次，沦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
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国际分工地位进行科学的评判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就笔者所知，国内现有文献多是从产业或产品角度来评判中国的竞争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汪斌、邓艳梅，2003；张小蒂、孙景蔚，2006），但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这种评判方法很可能产生误导的结论。例如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但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在其中占有较高比重，产品层面的分析将会夸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从具体的生产阶段或价值链环节来分析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为此，本文通过贸易数据的详细分析，比较了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个阶段的竞争力状况，从价值链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做出较为合理的评价。受数据所限，在此仅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对研发、设计、营销等非生产环节的价值链并不涉及。
二、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总体情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根据自身经济条件以加工贸易作为突破口，在关税减免、出口退税以及设立出口加工区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加工贸易量从1995年的132亿美元跃升至2007年的986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比重高达45.3％，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主体不仅通过自身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而且通过外包（Outsourcing）等形式的生产合作引领本土企业进入产品内分工环节，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中国迅速融入到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为客观反映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地位，我们参考Lemoine和Kesenci（2002）的方法，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分析工业制成品中的初级产品、零部件、资本品等不同阶段产品的贸易数据，在此基础上归纳中国的专业化分工特征。
首先考察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迁。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不仅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大幅提升，而且各阶段产品的贸易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中间品贸易份额从1998年的3.2％上升到2006年的8.5％，反映出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新国际分工体系中，且参与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从图1中出口贸易的份额变化来看，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有了明显改善，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出口份额从1998年的1.8％上升到2006年的8.5％，中等附加值的资本品出口份额也上升11个百分点，而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则由1.9％下降到1.1％。我国是以“制造基地”的角色出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而不是简单的“原材料基地”。
其次比较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自身演变。表1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的外贸结构较为稳定，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量一直占据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总量的九成以上，说明中国主要是在生产环节的中后期阶段参与国际分工。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有所分化，零部件和资本品占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998年的15.1％和17.1％上升到2006年的23.7％和23.8％，而半成品和消费品贸易所占比例则明显降低。在同期的出口商品构成中，零部件和资本品的比例分别上升7.7个百分点和12.1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品所占比例则大幅下降16.8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的生产能力正在向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转移。但是，鉴于附加值较低的最终消费品在出口构成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而零部件和半成品也还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进口中间品再加工出口的生产模式依然延续，“加工车间”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最后来判断中国在国际分工各阶段的竞争力水平。衡量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是显示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记RCA）指数，该指标通过比较特定产品占一国出口比例与占世界出口比例的相对水平，确定该国在此类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状况。然而，正如Amighini（2004）所指出的，在产品内分工环境下，出口与进口是相互依存的，忽视进口因素将会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结果，兼顾进口和出口因素的净贸易指数（NET）比RCA指数更能反映一国“真实的”比较优势。因此，采用NET指数作为数量评价指标①，据此判断中国在国际分工各阶段的竞争力水平以及所处的分工地位，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很明显，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阶段，尤其是附加值较低的消费品阶段，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并不高。但纵向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所处的分工地位有了明显改善。其中，半成品从比较劣势转变为初具比较优势，零部件产品虽然还处于比较劣势，但劣势在不断缩小②；资本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NET指数从1998年的0.01快速上升到2006年的0.26，而消费品的比较优势则有所削弱。价值链各环节的竞争力转换对比表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进入渐进提升的轨道，即由简单消费品向复杂资本品，再向精密零部件升级，当然，完成这个升级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此外，还对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作了横向比较，表3列出了2006年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工生产各阶段的NET指数。结果表明，日本和德国在高端的资本品和零部件阶段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上层位置；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凭借有效的模仿和创新也在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占有一席之地；而马来西亚在半成品和资本品阶段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零部件阶段接近比较均势，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端位置；墨西哥的分工地位相对较差，在价值链的重要环节都不具有比较优势。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分工地位优于墨西哥，却稍劣于马来西亚，大致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
三、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
鉴于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重点考察我国各个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因为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并没有对应的贸易数据，根据联合国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SITC Rev.3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的对照表，将中国按5位数SITC Rev.3代码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归集到对应的按2位数ISIC Rev.3代码统计的制造业部门中，表4列出了制造业部门的进出口贸易构成及NET指数。
从表4中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设备制造业（ISIC代码为32）与机电产品制造业（ISIC代码为29和31）是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在制造业出口构成中的比重分别高达20.3％和16.1％，并且也是出口比重提升最快的部门，分别较1998年上升了10.1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与之相比，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俱制品等部门在制造业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降幅明显，尤其是纺织服装业（ISIC代码为17和18）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23.6％降至2006年的11.5％，降幅高达12.1个百分点。各部门出口比重的此消彼长反映出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实现了产业升级的阶段性目标。
与此同时，通信设备制造业与机电产品制造业也是最重要的进口部门，在制造业进口构成中的比重分别为30.7％和17.6％，但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进口比重较1998年大幅提升16.7个百分点，而机电产品制造业的进口比重却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种对比说明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出口扩张是建立在进口高速增长基础之上的，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产业发展的自生能力还不足。与之相类似，同属高技术产业的精密仪器制造业（ISIC代码为33）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部门。而机电产品制造业经过多年的重点扶持之后，逐渐形成了根植于本国的生产能力。
NET指数显示，尽管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精密仪器制造业的出口增长较快，但进口依赖性的增强却限制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机电产品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凭借日益壮大的自生能力，已成为国际竞争力水平较高的部门，并且比较优势在近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然，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去推动产业升级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通过进口来学习、模仿和创新则是产业升级的一条快捷途径，中国的机电产业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高技术部门如今的进口依赖正是为以后的自主生产做准备，是实现比较优势转换的必由之路，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进口内容转化为本土的知识存量，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积累必要的成长条件。
为评判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根据BEC代码与SITC Rev.3代码的对照表，得到22个制造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阶段的贸易数据，据此计算制造业部门在价值链不同环节上的国际竞争力，表5列出了2006年对应的NET指数。
由表5可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在最终消费品阶段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NET指数的平均值高达0.74，在这一生产阶段，仅有化学制品业的NET指数为负值，纺织服装、木材加工、金属制品等部门的NET指数甚至接近于1，即便是精密仪器制造业，其NET指数也有0.43。资本品阶段的比较优势也较为明显，NET指数的平均值为0.36，但各部门的竞争力水平相差较大，金属制品、通信设备、办公机械等部门在这一阶段的NET指数都在0.6以上，而石油加工、机械制造、精密仪器等部门的资本品则更多地依赖外部进口。相比之下，制造业部门在零部件产品阶段还处于比较劣势，NET指数的平均值为－0.12，仅有橡胶制品、办公机械等少数部门具有竞争力，多数行业的零部件产品需求都要通过进口来满足，高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精密仪器制造业对于零部件的进口依赖性更强。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在近年得到较大提升，生产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但就目前的竞争力状况而言，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业等部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在产品内分工的各个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突出体现在价值链低端的最终消费品生产环节，价值链高端的零部件产品大多依赖进口，从而限制了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以及整体的竞争力水平。高技术产业表面上发展迅猛，但核心内容仍然由发达国家所掌控，在中国产生的附加值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我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更多的是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一定差距。
四、各技术层级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
沿循前文思路，继续考察我国在不同技术层级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4）的分类标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可分为四个级别，即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分类规则详见附表2），表6列出了中国在各技术层级产品上的进出口贸易构成和对应的NET指数。
由表6可知，2006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品集中在低技术产品层面，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接近50％。而进口贸易品则集中在中高技术产品层面，占工业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为69.4％。中国在低技术产品上的比较优势相当突出，中等技术产品基本处于比较均势的状态，高技术产品虽然处于比较劣势，但劣势并不明显，这种比较优势格局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条件基本相符。
纵向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品构成在逐步优化。与1998年相比，2006年中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构成中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4.9个百分点，而低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则下降了10.5个百分点，表明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进口贸易逐渐向高端产品倾斜，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进口构成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16.9％上升到2006年的32.9％，而中低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分别下降6.8个百分点和8.5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对高技术产品的外部依赖性在增强，而在中低技术产品上已具有较高的自主生产能力，这与行业层面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贸易结构优化的结果便是比较优势的升级。与1998年相比，2006年中低技术产品的NET指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中等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尤为明显，从原先的比较劣势转换为初具比较优势，表明中国在巩固低端产品既有优势的同时，比较优势逐渐向中端产品延伸。然而，高技术产品的NET指数却在下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NET指数的构造特征所造成的，并不意味着实际竞争力的下降。早期中国的科技水平较低，缺乏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条件，基本被排除在此类产品的国际生产网络之外，进出口贸易量都很少，从而使得NET指数高估了竞争力。随着中国日渐融入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本土化的生产能力，外部依赖性会经历由高到低的转变，NET指数也将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走势，目前正处在这个转变过程的初期阶段。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专业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等同于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实际位置，因为低技术产品会有高附加值的工序，而高技术产品也会有低附加值的工序，专业化生产阶段的价值链属性才真正决定了一国的分工地位。为此，我们进一步比较各技术层级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竞争力状况，表7列出了2006年对应的NET指数。
上表再次反映出中国在最终消费品阶段的比较优势，从资源型产品到高技术产品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低技术产品在这一阶段的优势更为明显。在资本品阶段，中低技术产品同样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在零部件生产阶段，只有资源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还能保持优势地位，中高技术产品都处于比较劣势。可见，中国只是在低技术产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中高技术产品则因核心能力缺失，专业化领域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和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从属位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的调查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电脑作为中国主要的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低技术含量的芯片封装和整机组装活动仍占主体，核心的芯片设计与制造都由国外完成，关键的零部件也还要依赖进口。
基于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还只是在低技术产品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而中高技术产品的真实竞争力并不像出口数量所表现的那样强，仅仅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阶段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国内企业更多的是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参与国际分工。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显示了技术升级的迹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有所改善，凭借充裕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多年的技术知识积累，在适当的政策引导下，中国进入高技术产品分工体系的领先位置并非遥不可及。
五、结论
通过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统计分析，对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评判，并得到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1.在产品内分工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低附加值的最终消费品阶段，资本品阶段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而高附加值的零部件阶段仍处于比较劣势，专业化生产流程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总体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但在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优势转换，中间品和资本品的竞争力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专业化领域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转移，国际分工地位也随之改善。
2.我国的制造业部门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规模得到快速扩张，行业结构也有了明显优化。然而，制造业中的优势部门仍然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传统行业，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比例虽然上升较快，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相比之下，国家重点扶持的机电产业已初具比较优势。产品内分工视角的观察显示，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突出反映在价值链低端的最终消费品阶段，零部件产品大多依赖进口，这在高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
3.我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基本上是输入中高技术产品，输出低技术产品，但贸易品的技术含量在不断升级，比较优势逐渐向中等技术产品延伸，高技术产品也已接近比较均势。然而，高技术产品只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阶段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核心零部件仍然依赖外部供应，国内有相当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在分工合作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还很有限，因此，尽管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数量和市场份额增长较快，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提高。
4.面对当前所处的国际分工位置，我们不应过分悲观。毕竟中国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时间还很短，能够达到如今的规模和层次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要看到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全方位生产能力，以及价值链环节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同样，对于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业上的迅猛发展也不能盲目乐观，这并不意味着在此领域已经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核心竞争力与之相比还相差很远，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当前的政策重点是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步伐，并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国内企业将进口内容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存量，致力于在价值链的中高端形成本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注释：
① 
。其中，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i表示贸易品，j表示国家。－1≤NET≤1，NET值越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NET等于－1时，表明j国对i产品完全依赖进口，处于绝对劣势地位；NET等于1时，表明j国在i产品上完全对外出口，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② 零部件产品的RCA指数，指标值从1998年的0.53上升到2006年的1.06，按RCA指数的定义，零部件已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然而，从中国对进口零部件高度依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结果显然夸大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证明RCA指数不适合于产品内分工环境下的竞争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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