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注：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396页。）。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注：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真理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注：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注：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17页（原文发表于1978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1925-1927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1982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91-293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注：1990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5、6、9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年第6期），具体讨论了1924-1925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处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同样“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作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所以毛泽东说，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注：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页注。）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注：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注：《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注：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9、10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注：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1920年9、10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注：《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清楚地描述了俄国式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此所做的说明含混不清，特别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一条，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大相异趣，而且明显与此后共产党人反对军事革命的主张不同。不知所据为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注：关于早期闹独立性的问题，仅见于包惠僧的回忆，但颇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陈独秀因担心被人指为“卢布党”，因而反对拿莫斯科的钱。而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很难自行筹款，因而“希望国际有所接济”的文字。参见包惠僧《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等。）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CY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关于陈的个性，陈自己也有过公开的检讨。如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他就承认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72页。）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注：王观泉前引书，第34页。）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注：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Dov Bing与Muntjewerf和Adrian Chan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争论有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问题，从Dov Bing的答复中和现有资料中，都看不出这一次讨论是在杭州进行的。）“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注：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注：关于陈独秀多次赞同或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的情况，可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页。）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注：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显然对党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绝望。他在6月30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明确讲，与孙中山联合的希望很小。）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注：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在一年以后的报告中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9页；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同上引书，第92页。）。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注：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年11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3-94页。）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注：蔡和森坚持说：“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他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7页。）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陈独秀率刘仁静、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4份报告）。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注：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5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163页。）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注：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注：见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独秀：《答张东荪》，1922年9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922年8月26日《民国日报》。）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多少有些差别。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写信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注：《马林给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4月3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46、194-195页。）。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只是希望共产党人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注：马林在事实上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放弃独立性。他不仅鼓励中共中央公开监督和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以孙驿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党。）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注：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注：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1923年5-6月）。）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148页。）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作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中共领导人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注：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团领导小组会议纪录》（1924年1月17日）。）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又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注：参见《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6-297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注：胡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65页。）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地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做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能够了解。毛泽东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注：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而且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注：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36页；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1924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1/3至1/4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注：据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12月27日）。）。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注：《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年1月10日）。）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注：《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68、373、412页。）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注：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Leiden,1991),pp.864-866；《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3-494页。）
1924年5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举行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注：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注：关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扩大会议决议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同时又认定其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他们的阶级利益每易趋于妥协”。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0、243页。）；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61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1页。）；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7、244页。）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注：《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页。《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1924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6页。）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注：《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6月），《瞿秋白选集》第2卷，第607页；《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论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20多件，党员达2000余人。到6月18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产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7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注：《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3页。）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7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注：《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8、511页。）
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注：《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8月21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将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注：《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页。）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泪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注：《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28-529页。）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9月23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10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32-534。）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
广东区委这里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10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参加12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点。
1924年12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莫斯科的某些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100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年12月5日）。）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注：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41、379-380页。）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注：《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73页。）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三让步”（注：三次“大让步”的说法，始见于周恩来1943年整风期间在南京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一个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以后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种定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23页。）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做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史称西山会议派），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注：《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25年10月）。另据维经斯基1925年8月4日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称，“我们党共有2500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46页。）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1925年5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分。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7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4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下来。（注：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13-615页。）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显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注：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并见1928年6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预备会期间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18个问题。）
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9月21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注：《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78、656、692-693页。）
1925年10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注：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见《告全党同志书》。另外在1928年6月中共代表所提18个问题当中，也谈到吴廷康反对的情况。）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注：《陈独秀在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25年10月）；《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8-490页。）
1925年11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注：《维经斯基的报告》（1925年12月）；《维经斯基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1925年12月4日）。）
正是作为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1/3等。（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66-67页；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北华书局民国19年版。）比较一下5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4个名额，可以想见1/3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注：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1/3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3，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使团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页。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没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只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三二○”事变发生，以及随后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显而易见都是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来的。换言之，在不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占据国民党的中执委也好，占据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好，最后的结果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第二次“大让步”，指的是“三二○”事变时不敢反击，让蒋介石轻易得逞。但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有距离。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莫斯科不满鲍罗廷擅自在广州策动政变，搞掉胡汉民、许崇智。国民党右派公开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深知此中内情的维经斯基也不表示反对。再加上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对鲍罗廷大权独揽颇多怨言，主张撤换，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鲍罗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鲍罗廷。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名，打道回府，实非得已。（注：维经斯基1925年12月同国民党右派领导谈判时，对右派领袖提出的解除鲍罗廷职务未置可否，仅表示国民党的工作一时离不开，现在暂时不宜让鲍走。鲍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不满，提出辞职。与此同时，苏联代理军事顾问季山嘉也写信状告鲍罗廷，说他无端干预军事工作，要求撤换鲍。加拉罕这时不得不决定让鲍罗廷回国。）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这时对国民党现状的担心所在。而事实很快也就证明，莫斯科的担心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鲍罗廷对当时的广州形势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经北京时，向刚刚到达北京，准备前往广州的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过国民党内部状况，他明确肯定，包括他所选定的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但就在布勃诺夫刚刚到达广州不久，鲍罗廷打过保票的蒋介石就在3月20日发动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政变。他一举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员，并且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广州实行戒严。这就是所谓的“三二○”事变。“三二○”事变的直接诱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过于自负的处事态度，与蒋介石“天性多疑”和“虚荣心特别重”的性格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的严重疑惧。但从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排斥共产党的措施看，不难看出政变归根结蒂是冲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太大的权力来的。如果这时布勃诺夫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加上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再争取到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军事领导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反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领导机关。再加上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乎所有苏联顾问都曾报告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诺夫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采取了妥协的作法，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撤换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录》（1926年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60页。）结果，季山嘉被布勃诺夫带回苏联，汪精卫孤立无援，被迫去职赴欧，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就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关于“三二○”事变的具体消息，已经是在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对事变临机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注：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导致共产党失去反击机会的说法，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1页。）事变后不论广东的共产党人内部有无争论，在布勃诺夫批评军事顾问和共产党人过分突出自己、发号施令是引起事变的重要原因之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事实上与布勃诺夫没有两样。3月底广东区委已经发出公开信，保证说：“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并且宣布说：“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注：《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169-171、184-187页；《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人民周刊》第7期，1926年3月30日；太雷：《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人民周刊》第8期，1926年4月6日。）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并非陈独秀。
至于陈独秀的第三次“大让步”，则是指陈独秀派张国焘等到广州，逼迫广东党组织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第一，应当看到，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第二，接受《整理党务案》既不是陈独秀的主张，也不是张国焘能够说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
对于“三二○”事变起因的具体了解，陈独秀主要是听路经上海回国的布勃诺夫介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对事变起因的认识，自然比较多地是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引起了误会之类的印象。陈独秀在3月29日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就明确肯定事情是国民党右翼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蓄意制造、蒋介石误以为真造成的。但他同时也谈到，“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疑心很大。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蒋介石还是左派，蒋、汪关系破裂和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陈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主张“应该全力‘拯救’他”，使他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从而不再害怕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很快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去推翻他。（注：《张万和（中共中央化名）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有许多人批判他这时“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讨好，结其欢心，瞻其马首，绝对服从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注：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剖析》，《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54页。）查一查他在“三二○”事变后这段时间的文章，对蒋介石几近阿谀的言论也确实可见。问题在于，远在上海，不清楚事变真相，又不能火上浇油地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以致丢掉广州，在当时情况下，陈独秀如何能够去表示强硬的敌视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多数人又相信其中确有误会，共产党人解决事变问题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托在了对蒋最了解的鲍罗廷身上。事变发生后，布勃诺夫就提议将正在返国途中的鲍罗廷紧急召回广州。蒋介石事变后也确实很快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并讲了不少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的话，陈独秀相信蒋介石可能还不是右派，也不无理由。据说，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曾同广东区委商量，“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而这时恰逢蒋介石专门写信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共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汪精卫也已离开，再加上陈独秀始终担心广州国民革命军其他将领更加反动，因此没有表示赞同的意见。（注：参见《中央委员会的信》（1926年6月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36-37页。）中共中央这时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就提出：国民党5月15日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已派张国焘、彭述之与蒋介石商谈，争取在全会召开前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确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当共产国际来电，询问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时，陈独秀明确答复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民党里开展工作。”（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电报》（19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26年5月）。（电报5月11日由北京转发莫斯科））可以看出，陈独秀直到这时在上海仍然没有得到更严重的情报，因此仍旧相信有可能争取蒋介石。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4月底莫斯科实际就已经做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36-237页。）因此，不论鲍罗廷是否曾经提出过“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张，他的态度已经迅速转向了妥协。在与蒋介石反复谈判后，他转而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态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张国焘等自然也只好转而去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认可了。据蒋介石日记描述，当他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但无论鲍罗廷，还是与会共产党人，均未争辩与反驳，蒋当然喜不自胜，马上与鲍罗廷重叙友情，并兴致勃勃地下令去鲍公馆“看影戏”。（注：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8页。）
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恐惧心理。它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凡中共给其党员的训令，均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注：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3-234页。）结果，共产党人纷纷被迫从国民党的重要机构和军事部门当中退出，国民党明显右转。显然，这并非是陈独秀预期的结果。只有鲍罗廷出于迎合莫斯科的目的，报告说：《整理党务案》使国民党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但它“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对广州的右派领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退出后，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注：《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72-282页。）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较孙中山两年前的那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明显地要苛刻得多。陈独秀当年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已经是怒不可遏，如今对《整理党务案》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对付《整理党务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别提到了需要调整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的设想，莫斯科的命令中其实也委婉地提出，如果问题严重，同意讨论改变党内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关系不能破裂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一面公开否认《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于贵党党外之机构，则殊无所关涉”。一面召集会议，决定：“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不受《整理党务案》的束缚。他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决“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注：《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20-221、236-237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42页；转见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1927年4月5日），《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辑，第209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严格地说，这才是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的真实心态的反应。
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掌握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退出国民党，是否对中共更有利，同样值得讨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维经斯基6月下旬再来上海后，马上就反对陈独秀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维经斯基“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的情况下，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被压制下去了。会议决议表态说：“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只能便利资产阶级实现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国民革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得出了蒋介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结论。因为北洋军阀势力一向被认为代表封建地主势力，西山会议派只能被认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依照逻辑蒋介石也只能被定性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据此，会议一反陈独秀过去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点，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基于不能退出国民党的考虑，会议只能强调：“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对蒋介石，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注：《维经斯基致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主席团的信》（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21页；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8-171、176-177页。）
既然肯定蒋介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会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承认：由于我们过去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它们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壮大，结果“广东的革命领导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当前的整个问题在于：“谁领导中国的国民解放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资产阶级，那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断送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怎样争取我们的领导权？”他的看法是：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注：《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报告》（1926年7月21日）。）不论如何解释陈独秀的上述说法，他并不打算对《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是可以断定的。
《汪、陈宣言》缘何产生？
应当看到，如果说“三二○”事变前，特别是从孙中山逝世到国民党二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治上派系林立、军事上群龙无首，鲍罗廷还可以背靠苏联，以谋略取胜的话，那么，“三二○”事变，特别是“五一五”之后，蒋介石独揽军事大权，并成功地控制了党权和政权之后，继续运用谋略纵横捭阖地拉一派打一派，就成了一件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工作。不论是陈独秀，还是俄国人，显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了。陈独秀明确讲：我们说争夺领导权，并不是要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失去的那些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掌握“支配运动的政治领导和基本口号”，说到底就是要争夺群众。“我们应当在工农群众、革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注：《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报告》。）
陈独秀的这一说法，其实也就是毛泽东1937年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明显据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的那个“政治领导”权的主张。但是，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同国民党争群众，同样是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陈独秀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五一五”之后，共产党影响下的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明显受到压制，陈独秀即以中央名义写信给广东区委，称：“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要想发动民众运动，就必须要设法取消蒋介石的权力。（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15页。）
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北伐战争，战争本身具有革命性质，共产党人不免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鲍罗廷说：我们目前没有实力同蒋介石斗争，最好是等着看“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或引起蒋介石疑心的做法。而这时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主张“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又害怕刺激蒋介石，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对此，陈独秀的意见是必须让汪精卫回来，促使蒋汪合作，只要汪精卫回来，必可取得党权、政权，这时只要承诺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就能既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同时又便利工农运动的进行。（注：《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9-370、498、503-504页；《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26、340页。）实际上，不论陈独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解释，“迎汪”的呼声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机。
“迎汪”热潮刚刚掀起，受到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顺利进展的刺激，两湖工农运动就迅猛开展起来了。维经斯基坐不住了，他坚持必须立即在南方和整个长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主张以此来阻止资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果实。陈独秀也致信各级党部，大声疾呼“党到农民中去！”（注：《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10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89页；《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636页。）但无论维经斯基，还是陈独秀，其实都很清楚：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不要说对中派或所谓新右派蒋介石，“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他们注意到，目前情况下“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是“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
但农民运动已经起来，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难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1926年11月初，考虑到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陈独秀提出的，并且得到维经斯基和远东局通过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还是包括了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武装农民和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给农民等项相当革命的内容。如何既维持统一战线，又能发展工农运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时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在向莫斯科提交上述草案的同时，维经斯基就不无遗憾地承认，以他们和中共中央的能力，目前难以应付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请求苏共中央能派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注：《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6年11月5-6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611、617-620页。《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年11月4-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
1926年秋冬，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摧毁了占领区城乡各级政权的机会，成功地取得了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运动越发展，共产党的声势也越大，表面上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实际上，陈独秀看得明白，力量对比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相差甚远，未来政权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夺取政权。（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89、600-601页。）“三二○”事变以后，陈独秀的这一认识日渐加强。从其此后的一些言论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已不再谈论中国革命从二月革命一步迈向十月革命的可能性了。从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他相信，最好的前途，是争取造成一种政治上几个革命阶级联盟，而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他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究竟建立一个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的革命民众政权呢，还是建立一个以反革命的大商人、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注：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0-171页；《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把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归结为“二次革命论”，似乎不能成立。主张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倒更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观点。
当然，陈独秀不如后来的毛泽东，他其实连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愿意看到。
比较一下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9月和1927年1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谈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明确肯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出路，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并且都肯定反革命的出路不能走，说是会在经济上将造成托拉斯（译为道威斯）的资本主义之侵略，但对于革命的出路，1927年1月的文章较前却有了明显的修改。陈在1926年肯定：那时可以“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在1927年1月的文章中，他却避而不提中国的资本主义，仅指出那时将“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注：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0-171页；《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陈独秀后一篇文章发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尚未传到中共中央。维经斯基在《向导》注明的出刊日期当天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特别说明，决议刚刚收到，尚未翻译成中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99页。）不难看出，陈独秀谈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时，由于没有毛泽东后来的那些理论分析做基础，因此显得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以肯定，他在1926年虽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更多地其实也只是在做逻辑推演而已，感情上却未必真的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注：陈独秀回忆称，1926年底曾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出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贯彻革命目的，一是资产阶级领导背叛革命，建议强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遭到远东局的反对。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这时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1926年底，自年初以来一直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反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4页。苏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曼努伊斯基在发言中明确讲：如果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么在现时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触怒国民党。党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程度了呢？”），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决议。斯大林也在共*
国际发表演说，为中国革命迅速左转做鼓吹。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演讲的主旨，在于断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走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性阶段。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理所应当地“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为实现这一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废除过去不让共产党员过于突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广东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并“在革命军队中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必须“利用国家机关，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归根到底必须做到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并实行土地国有”，以便使农民愈快愈彻底地卷入革命，同时要“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据说是“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670-678页。斯大林在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6-151页。）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注：凯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领袖，20年代初领导土耳其民族运动得到过苏俄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的帮助。革命刚一成功，即大举反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讨论过程中，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有走上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的危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30-231页。），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注：前引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底前途》。）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注：根据1927年3月6日广东区委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有某些保留态度。陈独秀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谈话，见前引《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8-22页。）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1927年3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24-25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1927年4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8页。）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
还在1926年12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注：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569-570页。）联想到20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1926年底以来，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4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注：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7年4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00-201页。）
陈独秀的顾虑，产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150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10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法津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2/3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200万元以上（注：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6月20日）；《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07-208页。）。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
5月中旬，汪精卫找陈独秀谈话，尖锐地提出了群众跟准走的问题。他断言，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才导致武汉政府在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方面陷入到今天这种困难的地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陈独秀很清楚：“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者是和他们决裂。”但这个时候决裂，对共产党究竟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呢？很明显，没有人做好了决裂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考虑来考虑去，基本的态度还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就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后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做过不少决定，几个月来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45-247页；前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鲍罗廷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经验，四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党员发展虽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层党员本来就缺少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各行其是，普通党员鲜有训练，一些工会、农会又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更不要谈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它甚至对中共中央上报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赞成，电令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说是必须“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48-249页。）
注意到组建自己军队的重要性，这说明莫斯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旗下的那些军队并非是可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什么“革命军队”。但是，建立自己几个师的军队，而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偷天换日般地往部队里塞进一些士兵和军官，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和可靠的军官，同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需要武汉政府，特别是它的那些并不听话的将军们有足够的宽容度。所有这些条件，这个时候都不存在。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纸上谈兵。
5月21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一发生，湖南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地主，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27日，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因此迅速失去了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因为马日事变，新来不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罗易同鲍罗廷、陈独秀大起冲突。鲍罗廷、陈独秀坚持应该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农过火行为的名义前往长沙进行和平调解，平息军队的愤怒，重新控制湖南。罗易却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是“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注：《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2页；《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罗伯特·诺思等编，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311-312页。）
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在5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因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而且还不限于此，还想平分一切。为此，我们现在需要让步，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是让步政策；不能说我们不赞成分配不动产、房屋等，是让步政策。“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让步，是指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有时间逐步“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明确讲，如果我们不准备明天就转入地下，就必须要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注：《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23日）。）
对于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6月2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4-295页。）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进，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等等，但它却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的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问题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能够马上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这不能不让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发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出境，并查封工会和农会的严重情况。面对这一更加危急的形势，不要说不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就是有心破裂，要实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要求也几乎没有可能。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对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国民党人曾经表示赞同解决土地问题的意向，但是，“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他同时批评指示的另三项内容称：“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总之，“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注：《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04-305页。）
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解决土地问题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怀疑土地革命的方针，而是因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行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里受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右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注：《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陈独秀这时很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会同意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深知力量对比相差太远，因此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虽不断抱怨“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道路了”，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情急之际，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袭击租界，占领银行和工厂，引起外国干涉，转移武汉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暂时稳定武汉统一战线的下下策。（注：前引《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6月23日）。）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异常恼怒。他大概是共产国际第一个给陈独秀扣帽子的人。他直言不讳地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断言陈“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罗易同样给鲍罗廷也扣了许多顶帽子，因为他清楚鲍罗廷是陈独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无论他怎样强调现在的一切危机都是鲍罗廷造成的，他却不能提出开除鲍罗廷的想法。在无法取得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理解的情况下，更加书生气的罗易天真地把连同五月指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几份密电统统送给了汪精卫，孤注一掷地企图从他所信任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那里找到回天之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6月22日，共产国际在得知了罗易这一愚不可及的行动之后，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注：《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0号记录》（1927年6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01、316、339页。）
共产国际当然也不会满意陈独秀的态度。它在6月20日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复电当中，尖锐地批评：“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44页。）
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批评其实都毫无意义。政权和军队都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国际想到并提出组建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不可靠的将军，都已经是5月中和6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汉国民党中央不反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要组建几个能作战的师，也绝对办不到。何况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质方面的援助，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建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指望国民党来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国民党中央改组，要汪精卫等人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唐生智手下的军官，纯粹是天方夜谭。
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21日，武汉方面所有人都指望并依赖的冯玉祥发表通电，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并驱逐共产党人，宁汉合作，共同北伐。28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公开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旧相信可以拉住汪精卫。它一面决定给汪数百万卢布，以诱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电报谆谆告诫汪说，国民党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农民中提拔新的领导人。（注：《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52-353、361页。）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一同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已不胜其烦。其实，进入武汉政府时期以后，无论进攻，还是妥协，都未必能够找到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了，更何况这样不进不退，争论不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找到第四条道路？”而他最终表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还参加国民党，我们就不能不妥协，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注：《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没有人赞成退出国民党，鲍罗廷甚至说，莫斯科认为退出国民政府都是冒险。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因为共产党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开展着不少的工作。（注：《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并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6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烧眉毛起来了。又是发电打气，又是大笔汇款，说是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来“挽救革命”，为此“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并且莫斯科仍旧寄希望于汪精卫，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仍旧坚持要由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它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明确讲：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注：莫斯科1927年6月29日已紧急汇出100万美元，并决定日内再汇50万美元，以帮助共产党组建军队，挽救危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60、370页。）
陈独秀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国民党可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从6月中旬起，他已经在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进行反击，展开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的，赞成毛泽东的提议：A 、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认为“可以上山”，“当兵最好”。陈独秀很明白，为应付国共关系破裂非预做准备不可了。（注：《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6月17、22、23日，7月4日）。）可是，陈独秀这时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败迹已显，却不知出路何在，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了。区区一介书生，仅凭一腔热血，一肚子墨水，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激流险滩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他始终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变的思路。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是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了。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注：前引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地为之操劳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负起了“右倾投降”的罪名。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在陈独秀辞职几天后就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又过几天，《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说他提出退出国民党就是“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投降”。（注：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真理报》；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1927年7月16日《真理报》；阿斯特罗夫：《论中国革命》，1927年7月27日《真理报》。）毫无疑问，俄国人当年的这种批判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这类政治批判的语言来讨论陈独秀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未必多余的话
与1927年共产党所遇到的危机比，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共产党在偏僻的农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终于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愿望建工农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时间轰轰烈烈。但同时，其消灭一切富裕阶级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左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苏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100%，几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
但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重新拾起了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谅解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再行国共合作，他们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并且承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共的基本方针，也从强调两个政权的生死决战，主张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转而强调“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强调要争取政治领导而非组织领导；强调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毛泽东甚至重提党内合作建议，保证可以照当年蒋介石那个《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决不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和秘密支部，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注：《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电》（1927年3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53、266页；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28年10月12-14日。）很明显，共产党人做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但他们换取了国共合作，同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的政策，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团结争取从贫农到地主的农村统一战线。结果，经过了8年时间，他们从极其弱小的一方，变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大党，有了足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上百万军队。
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对共产党而言是失败的，第二次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成功的。同样强弱悬殊，何以第一次失败，而第二次成功？
比较的结果，第二次的成功，有许多因素，比如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虽然仍旧容易引起磨擦和冲突，却因为划地为界，因为党员没有双重身份，不能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不能以秘密党团形式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党务、政务，不大容易使国民党人感受到太直接、太强烈的威胁，再加上有外敌强大的压力存在，形式上共产党始终还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大容易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破裂。但是，第二次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得宜。所谓政策得宜，就在于第二次合作期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共产党都没有实行如同第一次合作时的那些激进的革命措施，没有搞土地革命，从而保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人心。
很明显，没有人会因为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干部的情况下，还实行比较温和的社会政策，而指责其“右倾”。同样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陈独秀主张暂时退却妥协，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为“右倾投降”？实际上，在共产党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又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经验、政策、干部等因素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恐怕只能说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盲目的政策选择。共产党后来不是没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经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了，即是在国共关系再度破裂的情况下，在有强大军队的护卫，又有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指导，并且是在自己占领区内等种种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进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规定也反反复复经过了两三年时间的修订。而当他们终于可以占据城市之后，他们也根本反对把农村的方式搬到城市里去，坚持维持城市现状暂时不变，不仅不触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不触动资产阶级，坚持有政权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同时他们仍旧特别注意反对工人、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注：《毛泽东选集》，第1209页。）何以陈独秀当年在既无军队，也无政权的情况下，就不能限制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不能主张暂时退却呢？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之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数情况下陈独秀的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比如，他几次提出的改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比如他自1926年底以来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后几个月坚持退却而不是进攻的策略思路。当然，由于理论、经验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陈独秀的一些主张未必很妥当，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而言，这种独立思考恰恰是推动中共领导人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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