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典
“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特有的词典”——马桥也需要一本自己的词典。马桥，全称马桥弓，它的隐秘历史被一个叫做韩少功的作家分解为一个个词条，张榜公布，集而成书——这就是《马桥词典》的来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表现某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已经成为许多作家经久不灭的梦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自诩为法国社会的书记；福克纳尽心尽意地描绘“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塌法县；那个称之为马孔多的小镇子则是马尔克斯梦魂萦绕的地方。这些作家凭空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王国，并且有声有色地为这些王国撰写历史。我时常想了解，作家为什么如此痴迷呢——他们想分享上帝的光荣吗？
当然，这个梦想设置了一个叙事的难题——什么是组织历史的最好形式？这时，每个作家都必须调集全部的知识和想象，殚精竭虑，尽可能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可以从过往的美学角逐之中发现，众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积极提交了种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形式。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可能结识一批过目难忘的性格，每一个性格都衔含不同的历史故事片断；人们还可能看到种种奇异的风情、建筑和地貌，这喻示了某一个时代不褪的烙印；当然，还有神话、传说以及种种庆典仪式，这一切曾经就是历史的记载。然而，《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联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象力。
可以肯定，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写作之中获得了自如的舒展。这里包含了考证，解释，征引，比较，小小的叙事，场景，人物素描，如此等等。词典形式为韩少功的多方面才能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他的理论兴趣和表述思想的爱好得到了这种形式的宽容接纳。当然，这种形式还可以看作一种怀疑的产物。韩少功对于传统小说所习用的表意单位——诸如故事、情节、因果、人物、事件——颇有保留。在他心目中，这些表意单位的人为分割可能遗漏历史的某些重要方面。《马桥词典》毁弃了传统小说所依循的时间秩序、空间秩序和因果逻辑，宁可将历史的排列托付给词典的编写惯例——按照词条首字的笔画决定词条的先后顺序。这是将偶然还给历史，还是证明历史的排列本来就是一种符号的任性规定？
一部完整的词典是历史精华的压缩。词典是民族文化的标准贮存方式。按照结构主义者的奇妙构思，所有的思想都无法走出词典的牢笼。可以设想，一个人遇到了陌生的词汇之后，他将通过词典的查阅寻求解释；词典的解释是由更多的词汇组成，于是，新的查阅又接踵而来。这样，一个人的知识体系在词典之中穿梭交织，经过不断的查阅一步步后退着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彻底摧毁——从书籍的物质形式到人类的记忆——词典，那么，所有的文化和传统都将陷于灭顶之灾。
马桥藏匿在一部《马桥词典》里面。不翻开这部词典，人们无法进入马桥的历史。马桥人将远处的任何地方都称之为“夷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按照韩少功的考证，“夷边”这个词包含了马桥人“位居中心”的自我感觉。这里“夷边”与“中心”的差别体现于一批独异的词条——这批词条喻示了一个独异的世界。可以从《马桥词典》之中看到，许多词条的根须扎入马桥的历史，蜿蜒分布于马桥生活的每一个局部，在适宜的土壤里面壮大、繁衍；当然，也有另一些词条则可能在未来拔地而出，风干，枯死。人们可以经由那条“官道”进入马桥的地界，走上大街小巷，看到马桥的生活外观；可是，只有《马桥词典》才意味着马桥的文化生态学。这部词典保存着马桥人的一系列生活观念，诸如他们想象之中的政治，性，情爱，吃，社会，如此等等。换言之，这部词典是马桥人的精神地平线。词典里面的词条敞开了马桥生活的纵深，同时也成为马桥生活的囚禁之所。
也许人们要问，《马桥词典》是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悬搁——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至少不是那么重要。
语言的魔力
词典里面密密匝匝的词条纵横编织成一个庞大无比的网络。这个网络千变万化，伸缩自如。这不仅承载了现实的重量，并且决定了现实的结构。人们常常觉得，所有的词汇只是一些待命的工具；它们驯顺地隐藏在书籍里面，或者侍候在人们的口吻旁边，随时恭听主人的召唤。人们通常没有察觉到这些词汇的巨大魔力。人们不知道，这些词汇正不动声色地修剪他们的所有认识，为他们的意识整容。某些时候，这些词汇可能成为种种陷阱，等待人们的陷落；另一些时候，这些词汇甚至会一跃而起，牢牢地攫住可怜的猎物。《马桥词典》之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例子：一个电台播音员在现场直播中误将共产党要员“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这导致了十五年的徒刑。一个字眼足以吞噬一条生命，这是一种可怕的功能。是的，这些词汇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呢？韩少功不由地发出了一系列疑问：“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着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一抹一抹的闪光？……”
二十世纪是一个破除神话的时代。一切神秘的气氛正在烟消云散。经过诸多符号学家的破译拆解，种种的神话仪式均显出了符号的本质——一切强大的感召力和令人激动的迷幻无一不是符号的运作结果。这些运作是可以分析、可以摹仿、可以复制的。所有的神话都将在这样的分析、摹仿和复制之中暴露出人为的框架。然而，人们有没有能力将这样的框架弃置不顾？恰恰在这个过程，一个新的神话又不知不觉地出现——语言充当了这一神话的主人公。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的心目中，语言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巨大结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成为一个著名的结论。韩少功继续感叹地说：“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积重的覆盖。谁能担保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不会成为新的伤害？”
其实，马桥人同样知道词汇的巨大魔力——他们有时称之为“嘴煞”。马桥人复查在某一天被太阳晒昏了头，咒了罗伯一句——“这个翻脚板的！”结果，罗伯次日就被疯狗咬死。从此，复查再也逃脱不了罪恶感。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这是明显的无稽之谈；然而，这恰恰是语言魔力所残留的痕迹。尽管每一个词汇在分析、摹仿和复制的过程如同平凡无奇的机械零件，但是，词汇聚合之后却出其不意地显出了难以抗拒的威力。这是荒诞的，同时也是神圣的。对待语言的时候，科学主义同样不可能完全取代信仰主义。没有必要否认马桥人的语言崇拜，《马桥词典》里面的许多词条确实居高临下地制定了马桥的现实。
如果马桥人所说的“嘴煞”多少有些难以置信，那么，“晕街”是一个更为生动同时也更为现实的例子。“晕街”是马桥人的特殊病症。它的症状与“晕船”相仿，只不过是由于街市引起的。马桥人无法接受城市，城市让他们感到了不可遏止的晕眩。但是，“晕街”并不是事实之后的命名，反之，这是一个由杜撰的命名所创造出来的二级事实。由于“晕街”这一词汇的暗示，马桥人的前庭器自觉地在城市的环境之中开始过敏。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词汇，“晕街”的感觉将由于没有名称而无法凝聚——亦即不再存在。的确，人类创造了语言；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语言随后又继续创造了人类。语言为人类的感觉和思想指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面，同时，语言也窒息了语言之外的一切可能。由于粗糙的饮食，马桥人将所有可口的东西均形容为“甜”，无论是米饭、辣椒、苦瓜还是猪肉。这是单调的味觉造成的词汇贫乏，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词汇贫乏造成了味觉的单调。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少功深刻地意识到了语言的意义：“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种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心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如同韩少功所追问的那样，这个社会之中的一些关键词——诸如“革命”、“知识”、“故乡”、“代沟”——已经创造出哪些相对的事实了呢？另一方面，某些领域的语言空白同样将成为一种意识的阙如。除了下流的谩骂，马桥人没有完善的性话语。这限制了他们对于性的认识水平。由于只有“打车子”这一类粗糙而又简陋的性词汇，马桥人只能将性当成一个可笑的、下流的、不安全的同时又充满乐趣的活动。
语言的魔力还在于，马桥所拥有的这些词汇还将同声相应，互相攀援，形成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生活于马桥的人不可能蔑视乃至反抗这部词典。如果为马桥的语言共同体所抛弃，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将十分可疑——例如形同哑巴的盐早。韩少功还注意到，马桥的女性是这一语言的共同体之中的卑贱者。马桥的流行语之中缺乏女性的亲系称谓，称呼女性多半是在男性称谓之前冠以一个“小”字，例如“小哥”指姐姐，“小弟”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指姑姑，“小舅”指姨妈，如此等等。女人总是和“小”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无名化毋宁说是女性的男名化。这“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差异与背景
不言而喻，《马桥词典》是相对于通常的“普通话”而存在。“普通话”是一个权威称谓，它代表了一个标准而规范的语言体系，全面负责公共领域的语言交流。目前，这个体系不仅得到了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完全肯定，并且在语言学领域象征了这两者。普通话拥有多种版本的词典，每一版本的重复和修订都意味着正统和威信。相对于数百万字的普通话词典，相对于这些词典所赢得的普遍认可，相对于这些词典端庄而厚重的外部装帧，《马桥词典》显出了渺小和单薄。
渺小和单薄时常成为人们忽略不计的理由。在普通话的强烈光芒之下，马桥人的词汇不可能走到前台，充当主角。如同许多方言一样，马桥人的语言只能蜷伏在多数人“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这个意义上，普通话的语言霸权主义——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同时无形地将马桥的生活排除到中心之外，使之成为无名的存在。这时，《马桥词典》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反抗，而且同时是马桥人进入公共生活的权利伸张。
人们不能仅仅将这一切看得过于简单——似乎这就是让马桥人在公共生活领域注册留名。《马桥词典》提交了一批马桥人的词汇，这立即隐藏了分裂和冲突的紧张。种种符号并不是中立的，公正不倚的；特定的价值体系、判断尺度潜在地凝固在符号之中，因此，符号的命名同时也包含了价值的定位。这个意义上，马桥的词汇与普通话之间的歧异并不是通过规范发音或者统一书写所能解决的。这毋宁说是两种生活观念的分歧。
也许，韩少功最初是从某些不太重要的经历之中察觉这样的分歧。例如，一些知青过渡罗江的时候想赖帐。他们觉得自己腿快，下船之后不付钱转身就跑。不料摆渡的老倌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他扛上长桨慢慢地追来，三里、四里决不停下脚步，直至这批跑得东歪西倒的知青乖乖交了钱。“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帐，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显而易见，这与其说是智力的差异，不如说是处世原则的差异。
这样的分歧可能在某些重要的词汇上面突然暴露出来。譬如“科学”或者“模范”。在马桥人的心目中，“科学”也就是“学懒”。马桥人观察了村子里的一些懒汉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懒汉曾经用“科学”一词为自己的懒惰辩护；可是，马桥人却将这样的结论远远扩张到这些懒汉之外。他们从此不相信任何科学，并且用扁担将公路上的大客车——科学的产物——敲瘪。这是一个词汇的误读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不过，马桥人对于“模范”的解释却是一个精彩的讽刺。见识了形形色色的模范之后，马桥人将“模范”当成了一个工种，生产队的领导分配一个体弱而不能劳动的人去充当模范。马桥人更相信亲历的经验，于是，他们用马桥词汇对普通话进行了一次词义的置换。
《马桥词典》显出，马桥词汇更富于直观性。这些词汇主要源于直接的经验，而没有多少抽象的理论含量。这可以在马桥人的纪年方式之中看出来。马桥人弄不清楚公元纪年，他们心目中的1948年被分解为几个具体事件：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光复在龙家发蒙的那年；马文杰招安那年。但是，进入特定的年代之后，仅仅依赖于直观的语言可能引致严重的后果。马疤子——也就是马文杰——不了解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他欣然接受了一纸委任状和八十条枪，从而进入一个可怕的圈套。他仅仅凭经验认定“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此后，在主持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中，他的直观经验仍然招架不住各种阴招、暗劲，辩不清各种各样来自不同立场的证词。在怀疑的目光、言不由衷的客套、女人和孩子的泪眼、兄弟们的抱怨中间，马疤子选择了自杀作为逃避的手段。自杀之前，马疤子已经急聋了耳朵——这仿佛是一个象征：他已经听不懂这个时代的话语了。
许多迹象表明，马桥词汇与普通话之间已经出现了两套相异的修辞。于是，这就成为一个问题：哪一种语言拥有扩张和征服另一种语言的权力——依据是什么？
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的基本含义是，话语主体的身份、地位、权力、声誉可能投射到他的话语之中，成为语义之外的附加因素。许多时候，这些附加因素的分量甚至超过语义的作用，从而使话语产生一种超额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力同样是一个众目睽睽的争夺对象。当然，上述的解释多少有些通俗化——这些解释力图靠近一个马桥词汇：“话份”。对于“话份”，《马桥词典》作出如下的阐述：
“话份”……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服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
这是一个相当透彻的阐述。它的意义远远不限于马桥。然而，人们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马桥词汇和普通话之间，谁握有“话份”？这样，两种话语体系都将携带着它的所有背景材料——例如它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力量乃至领袖人物籍贯之间的关系——加入竞争。通常，一个论断的宣布，一条语录的解说，一份鉴定的发表，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真理的考辨，同时——某些时候应当说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话语权力的较量。这是谁、使用何种语言体系予以表述？这个问题上，语言与社会之间呈现出特殊的联系，两个领域之间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权力抗衡和权力兑换。这样的形势下，马桥词汇与普通话之间一旦产生分裂，前者将处于不利的位置上。的确，人们都承认真理是唯一的尺度，可是，此前人们还有意无意地考虑过一个问题：谁更有资格说出真理？在马桥词汇与普通话之间，能有多少人更尊重马桥人的资格？
事实上，马桥词汇正在普通话的巨大声威之下节节败退。人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显著的修辞学特征是，普通话词汇已经大面积地覆盖马桥词汇。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演变。韩少功发现，九十年代的马桥出现了许多新词，诸如“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国道”、“生猛”、“劲舞”等等。面对这些新词，马桥词汇黯然失色。马桥词汇源自古老的罗家蛮，亦即所谓的罗子国，源自罗人与巴人的久远合作，源自那些已经粉化的青铜器。这些词汇遥遥地传下一个不变的马桥弓。然而，如今这些新词却挟带着巨大的现实迫力，它们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输入蜂涌而来，难以阻挡。难道“蛮人三家”这样的说法和“下里巴人”这样的古歌能够阻止“电视”或者“国道”这样的词汇驾临吗？
不过，从《马桥词典》之中看到，扭转马桥语言史的重大事件是政治话语的强制性进驻。在如火如荼的政治局面之中，马桥更像一叶飘摇的小舟等待着掌舵人；这时，来自政治中心的声音具有不可抗拒的威望。政治话语中的大字眼气势如虹，这些大字眼镶嵌在马桥人的话语之中，剥蚀刻镂，渗透改造，繁殖发展，并且逐渐取代了许多马桥词汇的位置。不知不觉之间，马桥人所喜爱的发歌被宣传队挤掉了，杨子荣或者大抓春耕的歌词赶走了马桥人听得津津有味的情歌。马桥人曾经习惯于用“同锅”作为社会群体的划分标准，这表明了吃在马桥人心目中的分量；然而，这样的标准如今已经改为“阶级”——人的政治成分同样在马桥上升为首位。马桥词汇之中有“公地”或“母田”之说，性、生殖崇拜和农业生产、丰收之间构成了古老的暗喻关系；可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面前，这样的暗喻还能维持多久？这种气氛之下，马桥人也很快地学会了利用政治话语的权威，例如杜撰毛主席语录吓唬人。久而久之，这些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堂皇套式，真实的马桥词汇只能在这样的套式下面悄悄地活动。于是，如同许多地方一样，马桥人语言中的大量政治词汇仅仅是一种点缀辞令。人们没有必要认真对待他们所说的“革命群众”、“全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在上级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等等，在某个颇为隆重的追悼会上，党支部代表如此发言：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如果人们置身其中，那么，这幅语言漫画并不可笑。这幅语言漫画所显出的分裂表明，马桥人正被迫从他们所熟知的词汇之中出走，进入一个他们十分无知的文化空间。他们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面成为一群边缘人。更为深刻地说，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强行介入。马桥人无法坚守他们的词汇，这首先追溯到话语权力的剥夺。当然，这个语言学事件后面积聚了无数重大的社会学事件。事实上，马桥人放弃自己词汇之时，也就是开放自己生活之日。这是“话份”丧失之后的必然结局。从话语权力的转让到交出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
编纂者
“我”在这本《马桥词典》之中屡屡出现。“我”是何许人也？
“我”是《马桥词典》的编纂者，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这个编纂者不同于通常的词典作者。通常的词典编纂依托于相应的知识结构，例如辞书编委会；同时，这些词典还将由特定的知识机构审定，例如辞书出版社。这同样涉及到话语权力——知识话语的权力。只有那些权威的知识机构才享有公正、全面和客观的信誉。这恰恰是一般的词典所标榜的。
《马桥词典》的编纂者是一个作家。作家的一个不成文的特权在于，他们天然是个体经验的写作者。显而易见，《马桥词典》充满了个人的智慧、体验和感触。某些词条似乎还保留着作家的体温，譬如“嗯”，或者“渠”。其实，“嗯”并不是马桥的公用词汇，这个字眼仅仅是经过某一个女性的使用从而对编纂者的耳朵显出了丰富的意义。这个女性曾经目睹过编纂者生命之中最为难堪的时刻，她只能用“嗯”表达她的全部心意：“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于是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也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的确，除了这个编纂者，还有谁能够如此准确地注释这个“嗯”字呢？“渠”在马桥词汇里面是“他”的近义词。“渠”与“他”的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近处的他，而后者指的是远处的他。然而，这个词条的注释无疑和盐早这个人物分不开。如果没有深深钉入编纂者记忆的那一颗闪耀的泪珠，这个词条的注释又怎么能如此撼人呢？
事实上，《马桥词典》的成书是一个个性化过程。编纂者曾经深深地扎入马桥，他不仅逐渐通晓了马桥话语，并且用全部心血感知拖曳在这种话语背后的马桥生活。因此，这些词条的注释不是来自严谨的考据，而是来自内心久久的感动。当然，不管怎么说，韩少功是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编纂这部词典。“他者”的标志是，韩少功是一个普通话的写作者——“我已经普通话化了”。不仅如此，《马桥词典》的编纂还不时参照了英文或者法文，力图使马桥的面貌获得一个纵横交错的国际坐标。当然，韩少功并不是充当一个翻译，他的目的不是将马桥词汇翻译成普通话，并且顺便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嘲笑或者讥诮马桥。相反，韩少功恰恰是将马桥词汇从普通话之中剥离出来，提示马桥话语的特殊之处，指出马桥如何隐藏在普通话的帷幕后面，不可化约。于是，马桥的生活通过这一部词典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永存。
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流露出不可掩抑的智慧和洞察力，流露出丰富的思想和对于马桥的久久眷恋。这部著作制造了许多话题，批评家和理论家将有许多话可说：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到语言学。当然，同样可以预料，肯定有人不喜欢这部著作：一些人会觉得这部著作趣味不够，缺乏他们所热爱的悬念和曲折；另一些人恰恰不喜欢这部著作所制造的话题，他们更向往那种动人心魄的著作，那种让人有了千言万语但是又临纸难言的著作。
我想必须承认，《马桥词典》是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但是，我仍然无法说明，《马桥词典》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显出了迫力——它将迫使人们全面地追问小说的形态、定义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