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风理论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发展历程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2-0043-05
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把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学风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关于学风问题的论述，是适应党的思想建设而提出，又随着党的建设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
19世纪20年代末，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即所谓“本本主义”。针对这种严重危害党的建设并进而危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学风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112页。）他还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虽然尚未使用“学风”一词，但学风问题所包含的实质性涵义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对思想路线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科学的概括，但他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决议的态度，对待所有“本本”的态度，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已经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相当重视的程度。
1937年9月，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1页。）这就把自由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揭露得淋漓尽致：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相分离，这是学风不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里用“教条”一词取代了原先使用的“本本”一词，指出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从而使问题的分析更带有哲学的色彩。把学风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把它看作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是毛泽东关于学风论述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与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和理论素养密切相关。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后，充分利用比江西时期和长征途中要好一些的客观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在这期间，毛泽东所写下的大量哲学批注，是他异常刻苦地发愤研读和思考哲学的生动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则确立了毛泽东作为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在出版“两论”的题注中毛泽东讲到，他写作“两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教育干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毛泽东的“两论”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同时又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以新的材料、观点和语言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二
由于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学风问题看作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因而他主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形成了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完整表述。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学习”问题，明确指出应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这次全会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起到了积极作用。针对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间盛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态度，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应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集中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取的科学态度，进一步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思想。他尖锐地批评许多同志“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0页。）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毛泽东还用了一副对子作比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其目的是为了加深认识，彻底根治这种毛病。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阐明了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就为端正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指明了方向。这篇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哲学分析的基础上，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到党性和党的作风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论述，从而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和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由理论向实践飞跃的转折点。
如果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之前，毛泽东关于学风的思想主要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学风问题侧重进行理论论述并进而揭示它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之后，在毛泽东“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的指示下，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毛泽东的学风理论开始在全党付诸实践。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针对主观主义。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最初发表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讲演，由此开始了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的整风学习。在这篇著名演说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学风”概念并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813页。）他还指出，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号召全党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学风。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还澄清了当时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的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问题的糊涂观念并做出科学的界说，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学风的理论在整顿学风的实践中的进一步升华和走向成熟；而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首，则是毛泽东关于学风的理论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实践。从此之后，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才真正得以确立，并指引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
三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学风理论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得到了曲折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号召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迅速地统一了全国政治经济，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成功地领导并完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之后，毛泽东又力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比革命更为艰巨、更为复杂和更为生疏的新课题。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只能是边干边学，这就很容易脱离中国的实际，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从而偏离马克思主义学风。毛泽东在总结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他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对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这种做法：第一是必要的，自己不懂，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抄”；第二不满意，搞经济建设已有几年了，苏联的好经验对我国的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抄”过来后暴露了它的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建设。特别是在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和苏联建设工作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后，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于是，他重申延安整风时期所大力弘扬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照搬，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上，毛泽东通过对我国的农业、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和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了大量实际材料，集中了全党智慧，于1956年4月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对于这个思路，他在1960年6月18日所写的《十年总结》中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和政治是不能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此，毛泽东在确定了我国基本的经济关系的思路后，又着重地研究我国的政治关系，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四
正如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一样，在学风问题上，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发展中，毛泽东既做出过杰出贡献，也出现过明显的失误。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从思想根源看，恰恰是背离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值得研究的是，这一切都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性原则下出现的。这就告诉我们，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之间是有距离的。主观上承认某一原则并不等于在实践中就能自然而然地贯彻这一原则。这其中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方面的原因，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
失误之一：在对“实际”的把握上陷入片面性。如前所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确实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一次成功实践。但是，1957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仍然反对主观主义，仍然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却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对“实际”的把握上陷入了片面性。有一种观点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与1958年经济建设指导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毛泽东“完全没有从实际出发”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以反右斗争为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右派确实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13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开展反右斗争，并非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对“实际”的把握陷入片面性，没有把给党提出中肯意见的人与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人区别开来，过分夸大了右派的势力，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看待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言论上的片面性，正是毛泽东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得以产生的认识论原因。
失误之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做出了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理解不正确密切相关。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时指出：“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一分析是非常精辟、富有见地和充满科学精神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学风问题上的失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它充分表明，当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发生误解，以误解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时，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然会遭受极大的破坏；而把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出现的种种迷误，当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前进过程中的一种悲哀。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失误之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不适当的强调和发挥。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消极被动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物极必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使理论及其实践变得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这正是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容易犯急性病。由于急于改变落后的现状，急于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早日实现美好理想，因而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盲目冒进，违背规律，于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等不顾条件、违背规律的唯心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各种高指标、浮夸风到处盛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很大损失。既然生产力可以“大跃进”，那么生产关系也可以“大跃进”。因此，伴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一场小社并大社、吃饭不要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共产风”在中国大地迅速刮起，似乎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即在眼前。实践证明，这种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单靠人为的生产关系的不断升级企图实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的做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陷入某种空想，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很大程度破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任何违背客观规律，企图超越阶段的做法，即使主观愿望再好，革命热情再高，主体能动性再大，也是决然不会成功的。
尽管毛泽东晚年在学风问题上发生过种种失误，但是瑕不掩瑜，他对学风理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而失误则是第二位的。无论是贡献还是失误，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关于学风的理论与实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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