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美新论文,典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2)02-0023-04
在汉赋浩荡的文潮中，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无疑是最富盛名的作者，散体大赋就是在他们手中完成了定型、发展和改造的过程。而能将他们三人相连的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他们曾分别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了同属于“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在其散体大赋的创作之外呈现出另一番风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文试从他们各自的性情际遇出发，分析其写作“符命”文章的动机和作品旨意，并进而与其散体大赋中所流露出的思想意识相对比，以此作为考察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一
有关司马相如《封禅文》的创作时间，因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历来并无歧见。《史记》相如本传云：相如病甚，武帝使所忠往其家取书，至其家，相如已死。文君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1]此书即是《封禅文》，可见是其有心之绝笔。相如卒年，研究者一般系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那么《封禅文》的创作大致应该在此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吴文治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大约将此系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而这正是汉武帝统治中期（前140年～前87年）。
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府库财余，西汉政府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而身经文、景、武三朝的司马相如是从武帝时期才真正开始其以大赋创作为主要途径，服侍天子、追随左右的仕宦生涯。此外，他还曾两次奉命出使巴蜀，为开通西南夷道之事，责难唐蒙，宣承上意。可见他以文墨著称，但又不止于文墨之事，这多少体现了一些他少年时期学击剑，心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的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推见司马相如对武帝会心怀不同于文、景二帝的一种感情，对武帝当政后举贤良、兴太学、定历数、协音律、北征南讨、四夷臣服的文治武功进行颂扬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揣测司马相如作《封禅文》的遗意之一是因为他身逢盛世，欲彰大汉之德，以勉力武帝举此封禅之盛典。因此文中大量罗列应汉家功德而出现的符瑞，并与前代相比较，指明汉武帝行封禅大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写作手法与相如赋中对物象的夸张和铺衍一脉相承。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篇对此的评价是：“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这包含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定。
征稽史籍，封禅之事非相如一人提倡，而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倾向。《史记·孝武本纪》云：“（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又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3]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当然也会津津于此。那么，司马相如为何生前就写好了《封禅文》却不旋即献上，而是藏在家中等待使君来求？鲁迅先生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曾把司马相如归入不满于被皇帝视为弄臣之列的人，说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地作了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出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这所谓“帮忙的本领”也许正是司马相如作《封禅文》遗意的另一方面，即文中寄寓了“圣王之德，兢兢翼翼”，“兴必虑衰，安必思危”的讽谏之意。但在这种讽谏中包含着处心积虑的小心翼翼，所以其讽谏的方式是委曲婉转。这与他在《谏猎书》中从皇帝个人出猎时万一突遇猛兽险情会有生命危险的角度，对武帝进行劝止的方式同出一辙。而这些忠告和感慨绝非空穴来风，在武帝当政的十几年后，“外事征伐，内事兴作”，使国家财政呈捉襟见肘之势。对外是耗资巨大的与匈奴的战争，在内是武帝本人为追求长生不老，不断给方士们赐金拜侯，为满足个人享受，不停建造离宫别馆。再加上武帝本人对朝臣的猜忌，上自丞相下至一般官吏时时有危不自保者。与司马相如同时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和主父偃等都曾深得武帝宠信，但不久均坐事见杀。所以，司马相如也许是出自远祸避害的考虑，为官时“未尝有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疾闲居，不慕官爵”[4]。而《汉书·严助传》则直称相如“常称病避世”，似乎更清楚些。
班固在《典引》中对司马相如为人、为文的评价都不高。他说：“司马相如夸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言封禅事，忠臣效也。”[6]这实在有失公允，但其肯定《封禅文》是“忠臣效”还较客观。的确，《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闲居的“寂寞”中向武帝所表达的一番忠心，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寂寞”。于是在彰扬了汉家功德，劝其行封禅大礼后，又多少隐约地表达了个人对历史的一些感悟和思考，这不啻是在“寂寞”中寻求平衡和安慰的一种途径。
二
班固在《汉书》扬雄本传末云：“雄之自序云尔。”颜师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5]而这几乎已是《汉书·扬雄传》的全部。此外，《文选·运命论》注引扬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亦引用了扬雄《自序》中的文字。而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云，“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这个结论已被广泛采纳。那么，根据扬雄的自我描绘，我们很容易把他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形象联系在一起，“（雄）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他自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除为黄门郎，历衰帝、平帝，直至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6]。内秀沉静，淡泊自守，这很难让人把他与两年后向王莽献《剧秦美新》的谄谀行为联系起来。时间相隔如此之短，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反差？也许王莽及其大规模的复古造神运动可以成为思考的线索之一。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政变过程中，王莽的所作所为与社会的群集响应总不免让人在千年之后产生出历史的似曾相识之惑。他“被服如儒生”，“增修雅素以命下国，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7]的诸多行为，无论是处心积虑的矫情任算，还是身心如一的“奉天法古”，在客观上都为他带来了近乎狂热的拥戴效应。据《汉书》王莽本传云，为王莽不肯受新野田之事而上书要求加赏于安汉公的，竟多达47万7572人。扬雄是不会轻易为功名利禄所动，但他是否会被这股狂潮所裹挟，在这场大规模的复古改制的运动中受到些鼓舞？因而献上《剧秦美新》，称王莽新政“胤殷周”，“绍唐虞”，是“帝典”、“王纲”发扬光大之至境。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可能，但笔者更倾向于把它看做是扬雄惧祸避害的违心之作。
其实王莽的整个篡位改制的过程，就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过程。赵翼在《甘十二史札记》中有“王莽自杀子孙”条，其子孙尚不能幸免，其他人则更不在话下。这正体现了王莽“色厉而言方”的性格特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长子王宇与其师吴章、妻兄吕宽密议，让吕宽乘夜持血洒莽第宅，以劝其放弃隔绝平帝与帝母卫氏的做法。结果吕宽被诛，王宇自尽，其妻吕焉怀孕产子后被杀。卫氏全族，除卫后外满门皆斩。吴章被腰斩，其子弟千人皆禁锢不得为官。并由吕宽之狱，连及王莽平素所嫌恶者，如元帝妹敬武长公主、元后弟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及许多贵戚大官均遭杀身之祸。扬雄对此自然会有所风闻，那么，他因惧祸而在矛盾与无奈中献上《剧秦美新》，以求自保，可能性很大。而且，最能体现扬雄惧祸心理的自然是“投阁事件”。据《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曾教刘歆之子刘棻奇字，后棻获罪，王莽“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这事发生在扬雄献上《剧秦美新》后的两年，以世俗的观点看，他已多少有了一点资本，尚且惧祸如此，更遑论几年前惶恐不安的心情。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扬雄对汉政的评价。在《剧秦美新》中扬雄清晰地区分了三种政治形态：秦之政、汉之政以及王莽之新政。有意思的是，他笔墨的重点在于“剧秦”和“美新”，对于汉政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在文中先对汉初“擿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的情况予以褒扬，接着又认定汉政是“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这是一个比较大而化之的评价，其实在扬雄身处的元、成、哀时期，西汉社会已孕含着巨大的危机，而他对时政的批评完全可以再落实一点。比如作于汉哀帝建平年间的《解嘲》对于时政的批评就较具体：“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又如他在《长杨赋》序及正文第一段客卿的询问中对汉皇游乐田猎破坏农业生产的情况有所批评，“虽然，亦颇扰于农民。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8]因此，笔者以为扬雄在《剧秦美新》中对汉政的批评有所保留正是因为心中有所顾念，毕竟在为新主歌功颂德的同时他不忍将过去大半生经历的朝代踩在脚下，况且扬雄还曾得益于成帝的特许，在身任黄门郎时，免除杂役，不停薪俸，尚书省赐给笔墨钱6万，并准在藏经典秘籍的石室里读书著文，以完成他收集编撰各地方言异语的志愿。所以他在《剧秦美新》中对汉政的评价不是走近了放大看，而是一笔带过，将注意力转移至以“剧秦”来映衬王莽之新政，虽然扬雄所经历的西汉王朝早已是满身疮痍，百病缠身。所以，扬雄在《剧秦美新》中对汉政的评价态度，也是认定此文实属违心之作的一个论据。违心之作是否就等同于“谀文”？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扬侍郎集》时云：“《剧秦美新》，谀文也，后世劝进九锡，皆权舆焉。”但笔者以为李周翰的说法更近情而包容，《扬雄集校注》云：“剧，甚也。王莽篡汉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新室。是时雄仕莽朝，见莽数害正直之臣，恐己见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为美，将悦莽意，求免于祸，非本情也。”
三
班固自诩颇高，他在《典引》序云，“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而他自己的《典引》自然是既典又实，“盍自谓得其致焉”（《汉书·叙传》）。那么，何谓“典”、“实”？何谓“典引”？《后汉书》李贤在“靡而不典”下的注文云：“文虽靡丽，而体无古典。”“典而不实”的注语云：“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而蔡邕对《典引》篇名含义的解释是：“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9]由此，是否大致可说“典”为经典，“实”为事实？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虽大量排比铺陈符瑞，却没有追述弘扬汉德的典正血脉、仁义礼智，故曰“靡而不典”。扬雄的《剧秦美新》虽然体式典正，但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相符合，故曰“典而不实”。那么班固何出此语呢？
我们知道，班固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坚守者和维护者，在其《汉书》的写作中也是自觉地以儒家的典正原则来衡量传主的言行和文辞。在《汉书·叙传》中，他评论蓋宽饶、诸葛丰、刘辅的为人“宽饶正色，国之司直。丰繄好刚，辅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在《贾邹枚路传》赞中，他认为“贾山自下劘上，邹阳、枚乘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这是指贾山身处下位却数谏文帝少田猎、禁铸钱，邹阳、枚乘都曾仕游于吴王濞与梁孝王门下，谏吴王濞勿反，又平定梁孝王的诸多事端，他们都因“言正”而能全身。以上是评人，至于论文，在《汉书·礼乐志》中班固认为诗歌艺术的作用在于“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因此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囿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典引》的思路便是先论天道，后应人事，再验之以符瑞。这一点或许是受到其父班彪的影响。在班彪的《王命论》里就是首先提及汉皇“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然后又能“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所以高祖之兴是天道与人事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之上再讲灵瑞符应。《典引》全文也是始终强调和申说唐尧与汉运之间的承递关系，以表明汉家的正统出身。文章一开篇即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在人事上，汉朝也是继承了尧之衣钵：“乃始虔巩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后又借三事狱牧之口对汉皇的怀保鳏寡、肃祗群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等事功以及由此而显现的灵瑞进行褒扬。所以汉运是在承“天哲”，继“圣孚”，履“正性”，逢“景命”的基础之上，顺命以创制，因定以和神，答三灵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以这样的套路再衡量《封禅文》与《剧秦美新》，前者不论及汉皇承天道之正统与建人事之功德，只是大讲符瑞，故曰“靡而不典”。后者则多述王莽试图建明堂、制六经、经井田、免人役等事功，然事虽属实，而莽非正统，故曰“典而不实”。
四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有一段对汉代士人的境遇描述：“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10]他虽牢骚颇多，但却道出了实情。司马相如和班固都曾宦海沉浮，扬雄虽更多以著述为业，但他在《解嘲》一文中也对士人的命运有深刻的描述：“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符命文章的写作是否在作者本人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体现着他们对当权者的一种微妙而矛盾的心理？从中也许可以映射出士人在社会中的尴尬与无奈。这一点在汉代赋家的社会地位与其散体大赋所流露的思想意识中亦有所印证。
在西汉，赋家虽被统治者视为与倡优同类，但与此同时，在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创作中又表现出欲以讽谏来匡国理正的意识，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言：“（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1]扬雄的赋作中更是有意增加了讽谏的内容。但是这一点讽谏的内容被附着在堂皇、纷繁、富丽的铺衍和夸张之上，所以最终的阅读效果必然是武帝读《大人赋》飘飘而有凌云之志，宣帝因此而多闻鸟兽草木之名。因此才有深思沉静的扬雄对大赋“劝而不止”的职能进行反省，甚至表示此乃“壮夫不为”。但到了东汉的班固，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是由于班固本人思想主张追求“典正”和“法度”，所以他更注重发挥汉赋“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的功能。二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明、章二帝，能自觉继承光武“修文德”之策，使这一时期成为东汉社会经术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他们除了以自己本身的政治权威和经学修养积极地参与到讲论经义内容、考问五经异同、规范经术文本、礼贤经师大儒、褒赏博士弟子等诸多活动中外，而且还以“守文之君”（《后汉书·明帝纪》）自任，在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着“奉郊祀，兴乐舞，正仪度，见史官，祀周礼，行飨射，亲耕籍田，养三老、五更”（《秦汉士史》）等古代仪式盛典，热情进行着太学、明堂、辟雍的建设。这自然让后来者称颂不已，即所谓“十代礼乐，文雅并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后汉书·儒林列传》）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中对东汉初期奖崇“经术”的作为也曾盛赞道，“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就能够理解班固对司马相如、扬雄符命文章的批评是个人主张和时代风尚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但就是撰《汉书》、颂汉德、写大赋、称汉功的班固本人，命运亦有跌宕。汉明帝永平五年他以私撰国史的罪名被捕，是其弟班超上书救之。而汉章帝因“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班固后来依附外戚窦宪，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后因家奴不逊，被记恨于心的洛阳令种兢捕系，遂死狱中。真可谓人生的变数谁能预料？
汉文帝时贾山上书言政事曾对皇权势力有如下描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这其实可视为是对整个汉代社会威严皇权的概括总结。而《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创作时前前后后的情况背景，以及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三人的思想、主张和命运在这万钧的雷霆中亦足令人慨叹！
收稿日期：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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