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1930年代翻译、编辑活动史料一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年代论文,编辑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明：1930年初，周扬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借助英文翻译介绍苏俄文艺，并写有若干“译者的话”、“译后记”、“译者附记”等。1932年10-12月，他接替姚篷子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留下了一些“编辑后记”、“编者按”等文字。1937年10月周扬到延安后，继续了自己的翻译和编辑活动。由于这些材料大多没有收入五卷本《周扬文集》或其他选集，研究界很少甚至未能予以引用和分析，因而，读者对于周扬作为翻译、编辑的文化身份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完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认识和评价。这里辑录的主要是1930-1937年周扬在上海时期翻译文艺作品、编辑《文学月报》的一些前言后语和编者按，另外收录了周扬为两个口号论争选集所写的“前记”、关于《大学生私生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广告等。文章依出版时间进行排序，所译外国作者、作品、论文等名字，一概照旧。 1.《大学生私生活·译者的话》 《大学生私生活》，[苏联]顾米列夫斯基(Lev.Goomilevsky)的长篇小说，原名《狗胡同》，周起应、立波合译，1932年1月10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2年10月再版，1933年3月10日三版。 “我们不承认什么恋爱”，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自负地说。“那只是布尔乔亚的一种事业，而且是要妨碍我们的工作的!健康和能率；规则的饮食；规则的工作时间，休息和娱乐；规则的和女人的关系——那就是最重要的。” 不幸的，在热情和憎恶和爱情和嫉妒的世界里，在不可解的偏爱和[感]观的恋慕，秘密的烦恼和个人的野心的世界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不能不使我们的主人公卷入那不幸的纠葛中了。 就在这些不幸的纠葛里，这篇小说的情节被展开着。 粗浅的唯物论的见解，对于最复杂的人间关系和心理的谜的动物学的解释，和放纵的“直接法的恋爱”的横行，使书中的人物卷入了爱欲的漩涡，终而至于酿成了堕胎和枪杀的惨剧。这种现象虽是发生于苏俄的新社会的一隅，但是这只是新性文化的过渡期的现象；这是一部分的，而不是普遍的；这是革命的过程中的许多的“苦恼”之一，而决不是革命的归结与理想。现在的苏俄正如这书的结论所提示的一样，已经体现了一种一夫一妇的，相互信赖的同志的恋爱关系。像这书中所描写的那性的混乱和性的苦恼之姿，在新的男女的脑海中，恐怕不久就会当作一个过去的现象而被遗忘罢。 在下面且把本书的作者介绍一下： 作者顾米列夫斯基(Lev.Goomilevsky)于一八九○年生在俄国的亚特卡纳城(Atkarah)，是在伏尔加河旁长大的。他是一个财政部的书记的第六个而且最小的一个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完全靠着他的母亲的两手维持了他们一家的温饱。因了一个慈善机关的帮助，我们的作者得以修完了他的预备学校的课程，但是，在卡山大学的第二年上，他终于因了财源的断绝而不能不退学了。 他在二十四岁以前就开始了他的文笔生活；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一九一四年的一个俄国杂志《教化》的四月号的上面。从此，他便专心从事于创作，不断地在许多的杂志和报纸上面发表他的作品。十月革命以后，他从事于编辑和教育的工作，常常是在政府的赞助之下的；这个工作，使他获得了这篇小说的惊人的题材。 我们的译文是根据Vanguard Press出版的N，P，Wredeu的英译本，并参照了黑田辰男的日译。遇着两种译文略有出入之处，则全依英译；只有每章的标题是依照日译的，因为日译比较醒目一点。 译者1931，5，26 附录： 1932年5月1日《现代》杂志创刊号广告 新性恋爱问题的伟大名著：《大学生私生活》，这是一部标识最高急进的性道德的问题小说；在这里面，有淫荡炽烈的爱欲描写，大胆赤裸的闺房光景的可惊的展开，穿插以离奇曲折的侦探事件，和谋害自杀的悲剧的结果，而最后指示出一种健全的同志结合为基础的恋爱理论；意识正确，风格新颖，译笔亦忠实流畅。 2.《苏俄的音乐·译后记》 《苏俄的音乐》，[美]佛里门(Joseph Freeman)作，周起应译自美国Vanguard Press出版的《十月之声——苏俄的艺术与文学》(Voice of October——Art and Literature in Soviet Russia)第六章，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第42种，1932年9月1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此书封面的题名为《苏联的音乐》，但封二和“译后记”的名字为《苏俄的音乐》。现择取《苏俄的音乐》一名。 在我译了佛里门的《苏俄的音乐》之后，我觉得作者很经济地在一万多字的短论里对于苏俄音乐之历史的发展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不过因为本书是在前年出版的，所以作者没有讲到五年计划与音乐关系。关于这点，我想在这里作个简单的补充。 社会主义建设期赋予了普罗作曲家以新的任务：他们必须在他们的作曲中反映出新的主题，劳动的热忱，工人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并且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在“为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这个战斗的创造的口号之下，普罗音乐家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普罗列塔利亚的交响的乐曲。 自从一九三○年，俄国普罗音乐家联盟总书记里倍丁斯基(Lebedinsky)向普罗作曲家提出创造普罗列塔利亚交响曲的问题以后，到现在已经有不少趋向于普罗交响曲主义的作曲了，交响主义的方法，——它的本质是一种辩证法的发展，一种通过矛盾，不断地展开着伟大的音乐的动作的发展——不仅必须有纯粹器乐的作曲，而且必须有音乐的，合唱的作曲。在这一方面，达维邓科(Davidenko)的《火车的建造》(The Raising of a Railway Car)可以说是现在的一篇杰出的作品。它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对于劳动的新的态度。在这篇作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关于集团生活的栩栩如画的描写。这篇作曲的戏剧的写实主义，作者用以忠实地传达大众的感情的那种纯熟的技巧，使达维邓科的作品列于普罗音乐的前茅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达维邓科在他的《火车的建造》中的创造的成功，这篇作曲中的交响主义的要素，是从他的大众歌曲中发展出来的。大众歌曲在普罗作曲家的创作活动的初期是非常流行的。它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武器。在这短小的，情绪充满的形式中，劳动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的热忱找着了最有力的表现。达维邓科是这种新的形式的最杰出的作曲家。他创作了《第一骑兵队》(First Cavary Army)，《布邓尼骑兵队》(Budenyi’s Cavary Army)，《关于委员的歌》(Song about the Commissary)，和以二月革命为题材的《满街都惊慌了》(The Street Is Alarmed)。他的大众歌曲大半是以内战为主题。在普罗作曲家的初期的作品中，内战的主题是非常之流行的，但在最近几年间，他们的注意转向于国际的主题——拥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劳动了。关于这个，我们可以举出雪克特(Shekhter)的《飞行家进行曲》(March of Aviators)，科瓦尔(Koval)的《山海之外》(Beyond Seasand Mountains)和柏利(Belyi)的《赤色飞行家进行曲》(Red Aviator’s March)。苏俄普罗音乐家现在正在努力于大音乐的作曲的创造。雪克特和达维邓科正在完成他们的歌剧《一九○五》，这将在莫斯科的斯坦尼司拉夫斯基剧场上演。柏利正在制作一篇描写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者运动的歌曲《饥饿进行曲》(The Hunger March)。 为“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斗争者，普罗音乐家联盟发展了广大的群众的活动。它负担了三种任务，就是，肃清颓废的布尔乔亚的音乐，介绍过去的音乐遗产的精华，和大众的普罗列塔利亚歌曲。许多工人音乐团体参加了普罗音乐运动，加入了普罗音乐家联盟。普罗大众歌曲浸入了工人阶级和赤卫军，而且开始浸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代替了那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音乐。工人音乐团体成为了普罗音乐运动的战斗的生力军。他们把他们的音乐活动包括在为实现党的一般路线，五年计划的四年完成的斗争中。这些音乐团体在工厂，工人俱乐部，工人的公共住宅，集体农场组织了大众歌唱家。他们介绍了普罗歌曲，提高了工人对于音乐问题的注意。跟这些团体的实际工作和斗争密切地联系着的，是理论的研究：他们研究音乐运动的根本问题，普罗列塔利亚的和古典的作曲家的作品；他们在工人中间提拔出新的作曲家，他们印行各种专门讨论音乐问题的报纸，他们组织歌剧参观团，举行音乐批评讨论会。在最近，最前卫的突击队工人在这些音乐团体中占了大多数，而其中的党和青年团的分子也逐渐增多了。最前卫的积极的工人已经在音乐前线上居着领导的地位了。 不管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们怎样一面说音乐只是一种“音乐的要素之物质的组合”，而否认音乐的阶级内容，一面用他们自己的颓废的狂乱的音乐来麻醉群众，普罗音乐运动在全苏联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普罗音乐家联盟已经在乌克兰、亚美尼亚、乔治亚和白俄罗斯组织起来了。普罗音乐的创造的天才的萌芽是已经有了。在乌克兰的音乐界，年轻而有天分的作曲家科立达(Koliada)已经崭露头角了。他的作曲表示了他和劳苦大众的密切的关系。乌克兰民歌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很明显地可以看见；他常常在他的作曲中利用着民歌。全苏联的青年普罗音乐家负起了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的伟大的任务。他们将在音乐战线上一面对否认各小民族创造普罗民族文化的可能的大俄罗斯爱国主义斗争，一面对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地方爱国主义斗争。这种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 最后，关于作者佛里门(Joseph Freeman)，凡是稍微留意美国新兴文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在《新群众》、《康闵立斯特》等左翼刊物上，可以常常看到他的文章。他和尼埃林(Scott Nearing)合著的《金圆外交》(Dollar Diplomacy)，已有两种中译本。 3.《新俄文学中的男女·译者附记》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美]库尼兹(Joshua Kunitz)作，周起应译，1932年10月10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书是从美国Vanguard Press出版的《十月之声——苏俄的艺术与文学》(Voice of October——Art and Literature in Soviet Russia)中译出，原书分六章，每章都是独立的。第一章，《过去与现在》，佛里门(Joseph Freeman)作；第二章，《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库尼兹(Joshua Kunitz)作；第三章，《苏俄的演剧》，罗佐维克(Louis Lozowick)和佛里门作；第四章，《苏俄的电影》，佛里门作；第五章，《苏俄的绘画与建筑》，罗佐维克作；第六章，《苏俄的音乐》，佛里门作。 本书是第二章的全译。作者库尼兹是国际革命文学突击队的一员，对于俄国文学有深邃的研究，著有《俄国文学与犹太人》(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Jew)一书，并译有苏俄短篇小说集《蔚蓝的城》(Azure Cities)。 在本书中，作者很巧妙地把反映在苏俄文学中的各种典型的人物——“努力地活动着”的穿着皮短衫的铁的男子，“自然的决定的态度”为“苍白色的思想所蒙蔽”的哈孟雷特式的知识分子，愚钝而顽固的农民，脱离了旧家庭和严厉的农村传统的新女性，等等——一个个地陈列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苏俄文学的明确的概念，而且可以窥见在内战和再建时期中的革命的光荣和烦恼。但是继内战和再建之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正在追上而且超过”全世界的最进步的国家的时期。这就是五年计划实施的时期。五年计划给了苏俄文学以吸不尽的源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成为了现在苏俄文学中的主要口号。本书是一九三○年出版的，所以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缺点，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升的tempo太快了! 翻译时曾参照木村利美的日译，它给了我不少的帮助，虽然它也有好些谬误和遗漏的地方。 4.《文学月报》第4号“编者按” 《文学月报》第4号，1932年11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该期“通信”栏目刊登陈衡哲致丁玲信以及丁玲致编者信，希望“编者站在编者的立场，尤其是在常作理论批评文章的编者”对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作一个公正的估价”，周扬以“编者按”形式进行了回复。 在这一期稿子刚刚编好付排的时候，承丁玲女士转来陈衡哲女士的信。虽然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据陈女士信中的话看来，似乎怪田汉先生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在青年的心目中，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而这剧本是在本刊发表的，所以也就牵涉到本刊了。 田汉先生的作品虽能得到一般青年的注意；然而其中有很多可以而且必须批判的地方，那是不待说的。 至于《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也许有些地方是根据事实，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陈女士既然否认剧中人物和自己的“人格与信仰，言论与行为”相同，那也就不必追究了，反正社会上有这么一种女性就得了，陈女士读的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读自己的传记啊。 至于陈女士是资产阶级，或是“薪水阶级”，我想有陈女士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言论与行为”作证，更不必怕人家来“扭成异形怪状”。所以我希望陈女士宽心一点，如果有得罪陈女士的地方，也请陈女士原谅! 5.《文学月报》第4号“编辑后记” 《文学月报》第4号，1932年11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 我把第四期的《文学月报》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了! 这一期虽不是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专号，但我是以纪念高尔基为中心的，可是最后编完一看，觉得这纪念对于像高尔基那样伟大的作家实在是太微薄了! 在纪念论文中，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算得是一篇给了高尔基一个正确的新的评价的坚实精良之作。此外还有一篇卢纳察尔斯基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因为不及编入，就只好等在下期发表了。 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人，田汉先生于百忙中把高尔基的《母亲》，这有数百万工人读者的名著，改成剧本，本期所登载的是这剧本的第一幕，是《母亲》的Prelude。全剧约分六幕，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以农民和豪绅地主的对立为题材的洪深先生的《五奎桥》，是一篇在意识上很进步而结构又很谨严的反封建的剧本。这期仅登载了一半，下期一定可以续完。 这期的创作，较之上期总算增加了三倍；而且，最可喜的，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新近作家的作品。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决不是把新近作家和既成作家对立起来，更不是像那些无聊文人一样，大出其什么“无名作家专号”，俨然以有名作家自居。我们是要鼓励青年作家加紧学习，在作品上反映出成名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同时更希望成名作家不要再继续脱离群众的现象，而毅然顺受着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推动，创造出更出色的作品来。 这期所登载的几篇新近作家的作品，自然并非杰作；但是这几位青年作者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例如《通讯员》便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着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Muzhik的性格。作者大概极力想描写出“顽固”而“野蛮”的农民是怎样地富于情感，可是在这里，作者竟忘记了，对于农民的不正确的观念，作者是应当取着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不过，这篇小说是以一九二七年的事件为题材的；无疑地，在一九三二年的现在，这种农民的典型，已经不是最进步而且最高的形态了。 作为大众作品的形式之一的连环图画，是被“第三种人”的文学家认为“没有艺术的价值”的；鲁迅先生在他的这篇短论里，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这是一篇虽短但是很重要的文章，我以为。 虽然以较多的篇幅登载作品，但关于海外文学运动的翻译和介绍等，也是一样地重视的。不过，我们不是为介绍而介绍，一切都必须和我们目前的文学运动有关联，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对于我们目前的文学运动有多少裨益的地方。这一点，希望投稿诸君注意。 这一期没有书评的文章，这是我引为遗憾的。以后每期至少登载一篇书评，其他各种报道，介绍，杂感之类的中间读物亦将尽量登载，务必使这个刊物活泼起来。 最后，在上一期所预告的“儿童文学”，一时恐难实现，希望读者诸君向亲爱的小朋友们代致歉意。 编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 6.《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编辑按语 《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该期登载了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跟“起应兄”通信的方式批评《文学月报》第4号刊载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在鲁迅文章后面附有“应按”。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7.《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编辑按语 《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该期登载李长夏的《关于大众文艺问题》，周扬写下了“应按”。 自从大众文艺问题提出来以后，中国的文学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还是抱着非常动摇的，怀疑的态度，这个在最后一期的《北斗》中所发表的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征文中特别可以看出来。甚至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篇主要的论文中也发现了好些错误的地方。但对于这些错误的纠正和批判，虽然还不曾作成有系统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 李先生的这封信对于大众文艺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我认为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特别在对于大众文化生活的估计上，他对易嘉先生的批评，有几点的确是很正确的。但在怎样去开展大众文艺运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却说得太不充分，而且有着多少“左倾”空谈的危险的倾向。我希望大家热烈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并热烈地来参加这个运动，也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大众文艺运动的深入和扩大，才能得到一个关于大众文艺的正确的结论吧。 8.《文学月报》第5-6号“编辑后记” 《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出版，周起应编辑。 第一卷的《文学月报》总算结束了。 这一卷的内容，直到这最后两期为止，总还是不见得充实；而尤其对不住读者的，是不能按期出版，致使读者感到“青黄不接”的痛苦。这固然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应该负责的! 下一卷的《文学月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将有多少改革，但因不愿事先夸张，所以不在这里哓哓多说了。 现在，且让我来说一说这第五六期的内容吧。 第一篇是鲁迅先生的《祝中俄文字之交》，这是特为中俄复交而作的。本来，中俄文字之交，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从来没有断绝过的。但跟着这次政府的复交，中俄两国的作家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将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更亲密地携手起来，却是值得庆贺的。 这期所登载的《在第聂泊洛水电厂》和《悲剧之夜》，就是两篇以苏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作者倍拉·易烈希是匈牙利的亡命作家，现任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总书记，他的最著名的小说是《Tisza Burns》。另一个作者倍兹敏斯基，大家都知道，是苏俄有名的诗人。 这期登载了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第一是克莱拉的《论同路人与工人通讯员》。作者与K.A.Witfoge同为德国革命作家同盟的最优秀的理论家。这篇论文，在正确地指出革命作家对小市民的同路人所应取的态度一点上，对于和第三种人论战的我们，是有特别巨大的意义的。其次，是“普列汗诺夫批判”。从新的阶段的见地，对于普列汗诺夫，弗理契，玛察等的艺术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是真正的严肃的研究)，这是最近苏俄文学理论的宝贵的成果。为了将我们自己的理论提高到国际的水准起见，将这些成果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必要的。然而也有这样的“普列汗诺夫的最恶劣的引用者”，想死抱住普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兹姆来掩饰自己的反动的本质，所以批判普列汗诺夫，就好像是要剥他的皮似的，使他一面发出什么“噫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哀鸣，一面挺身而起，单枪匹马，来替普列汗诺夫保驾。这种堂吉诃德的精神，也是实在可以佩服的!另外是我们自己作的两篇：一是批评自由人的文学理论的，一是批评《现代》第一卷的创作的。一面暴露敌对者的反动理论，一面给第三种人的作品以严正的批评，使同路者更加同路起来，这是我们的批评的任务。 这期的创作，几乎全是新作家的作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的作家是在怎样地成长，他们是在怎样地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对于这些作家，不管他们在意识上和技巧上还有多少缺点，我们是应该用所有的热忱来拥护的。从下一卷起，除了这些新作家的东西以外，每期将登载至少一篇工人通讯员的作品。 最后，我还得声明一句的，就是田汉先生的《母亲》，因为全剧约在六七万字左右，刊载在一个杂志上，终觉太长，而且当作第一幕的“前奏曲”，本来也是可以单独发表的，所以我已商得田先生的同意，不再登下去了。但以后每期还是有田先生的作品，这是可以告慰读者的。 9.《路·译者后记》 《路》，[苏联]巴别尔作，短篇小说集，周扬译，1936年8月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收集的都是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它们的主题的内容是复杂多歧的，作者们的描写的手法也是各式各样，但是全体地说来它们都是在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上的东西。 莱奥诺夫(L.Leonov)的《不幸的伊凡》虽是一篇旧作，但作者的爱写“小人物”的从前一贯的作风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鲜明和出色。由《外套》和《穷人》的系统而来的，对于微卑弱小的人物的兴味，被历史车轮所压碎了的“小人物”的悲剧，这原是莱奥诺夫的许多作品的重要的基调。他总是带着怜悯眺望着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的经历，而他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又具有特异的才能，经他的彩笔一描摹，他们就一个个浮雕一般地活生生地跳跃着读者的眼前。《科维埃金的手记》和《平凡人之死》都是最充分地发挥了这种特色的作品。但是从长篇《穴熊》，《贼》到《索特河》，莱奥诺夫的思想意识有了飞跃的进展，他已不再满足于窥视被压碎了的“小人物”的狭小的内在的世界，而将他的视线转向于宏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了。他的艺术的言语更是达到了“交响乐的和谐”的境地，使他可以和旧俄文学中的最伟大的人物并肩了。 巴别尔(I.Babel)也是一个卓越的文章家，他的名作《骑兵队》是一幅可与戈里理的《泰纳斯巴尔巴》媲美的国内战争的浪漫的怪诞的图画。他的作品的主题不断地反复着柔弱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和野蛮粗暴的兵士之间的冲突。色彩丰富的抒情味和事件的无慈悲的残忍性，美丽的自然和杀戮与暴力的阴暗的场面两两对照着。他的产量非常之少，但是他所产的东西却是珠宝一般的艺术。他曾沉默过很长一个时期，那正是在他的国家走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而当他再执创作之笔时，他却还是选取革命年代的旧的主题，只是写得比以前更简练更谨严，文章的风格更见精彩了。这里这篇《路》就是一篇技巧十分优秀的内战时代的故事。 塞尔吉夫·晋斯基(S.Sergeiv-Tsensky)在苏联是最老的作家之一，他开始写作是在一九○四年。在十年的文学活动之后，他又沉默了将近十年。他的长篇《变形》第一卷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被高尔基称为二十世纪俄国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他初期的作品的文体极铺张扬厉的能事，而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话的生动是无有其匹的。在主题上，塞尔吉夫·晋斯基颇和安特列夫，阿兹巴绥夫相近似，他的基本的主题就是死，命运的残暴，和个人的不可解的寂寞，病的心理状态和犯罪的诱惑。他对于革命保持了很疏远的关系，他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和革命的意义的描写不相称和。就以这篇《爱情》来说，它虽有一个革命的结尾，但却是显得突兀的，不自然的，这篇作品的优点毋宁是在很巧妙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寂寞的心理这一点上。 奥列沙(I.Olesha)对于中国读者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作家，但是他的艺术的才能和别致的风格在《樱核》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位作者提出了下面这样的问题：在严峻的唯理主义的时代玫瑰和梦想是不是应当被许可?在清醒的事业的时代，个人的想像的权利是不是合法的?在他的有名的小说《妒忌》里，奥列沙就曾借他的一个主人公的嘴发了一大篇拥护感情，拥护浪漫主义，拥护诗的创造的议论，虽然作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肯定的解答。《樱核》的主人公也是彻头彻尾地沉溺在乌烟瘴气的感情和幻想里的，只是在结尾处作者借五年计划指示了他一条出路。 在我们所熟知的苏联作家中，皮涅克(B.Pilnyak)是最有天分最有特色的一个。虽然他在《赤裸裸的年头》和旁的作品里面对于革命作了歪曲的反映，而且当他的有反动意识的《红树》发表的时候几乎被逐出文坛，但是他的思想和艺术在《渥克》(O.K)里面却显示了新的转机和展望。这是一篇如实地描写了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状态的作品，在这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锐利的观察用作者素常的艺术的手腕被传达了出来。现在皮涅克正站在苏联作家的前线，《结晶》就是一篇以集体农场突击队为题材的优秀的速写。 潘菲洛夫(F.Panferov)是有名的长篇《布鲁斯基》的作者。在苏联从小农落后国移入大农业经济国家的时代，在贫农中农最后转向社会主义的时代，最先把农村中的这个宏大的发展过程从正确的立场很出色地描绘了出来的，就是这本《布鲁斯基》。潘菲洛夫不但写了农村集体化的小说，还发表了不少描写工业化的各个战线的短篇。他和伊连珂夫(V.IIienkov)合作的这篇《焦炭，人们和火砖》就是写突击队为建筑焦炭炉而斗争的。这篇有鲁迅先生的译文，收在《一日的工作》里，他是从日译翻出来的，和我所根据的英译有很大的出入。关于两者的不同，鲁迅先生曾作了很精辟的比较，无需我的蛇足的说明了。 卡维林(V.Kaverin)在中国读书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却并不是新作家，他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创作，是属于“赛拉比昂兄弟”一派的。他初期的作品是奇幻的故事，到后来才选取比较现实的主题。他的作风和阿列沙颇有相像之处，他的小说《无名的艺术家》就是以拥护浪漫主义和艺术家的独立而招惹了批评界的责难的。《启尔基兹人的归来》这一篇却是出于他的五年计划短篇集《序曲》，写的是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 选中国作题材的作家，除了以《怒吼吧，中国!》和《邓熙华》而为我们所熟知屈莱迪珂夫(Tretiakov)之外，最有名的就要算是《中国故事》的作者埃尔特堡(O.Erdberg)了。《中国故事》写出了具有一切社会矛盾的现代中国的真相，曾博得了罗曼罗兰的深深的赞许。《我们在铸着刀子》就是这书中的一篇，作者的艺术的才能由这短短的一篇里也可以看出来。 10.《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前言》 《现阶段的文学论战》，林淙(谭林通)选编，周扬写“前言”的后几段。1936年10月15日文艺科学研究会出版发行，上海光明书局总经售。 我们的民族遭逢了历史上空前的残害，我们的土地生命和财产，被人家强暴地公开掠夺，国难的严重，存亡的危迫，在近百年我们的被压迫的挣扎奋斗史中，已经达到了顶点。这一残酷的事实，在每一个尚有独立的良心，不甘愿做亡国奴隶的中国人的心里，唤醒了一个共同的要求：“救亡图存”。 整个民族革命解放的运动，已被这个历史的车轮推上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了。文学是时代的触角，在这一领域内表现出来的，便是“国防文学”的号召。过去有着光辉的历史的新文学运动，是曾经踏过了非常艰难苦斗的路途的，在它担负起目前这个神圣的使命，向着自身的更高阶段发展前进的里程中，自然所走的也并非尽是平坦大道。然而，“没有斗争，便没有发展”，前者正是后者的条件。 最初把文学上民族解放的任务提出来的，是在两个并不十分为人所知的刊物上的两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提起了“国防文学”这一个口号，却可以说是它的雏形。不久，在报纸的副刊上就出现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和讨论。其中固然有不少的热意的拥护和赞助，从而建立起较有系统的理论来，同时也因此招来了特种论客们的悻悻然的非难和攻击。其中，站在“左”的立场，而对“国防文学”的口号施行了正面攻击的，是《礼拜六》上徐行的文章。这并不是什么“不幸”，反而倒是使得“国防文学”的理论得到了更深一层的锻炼。这里选收了一些“国防文学”运动初期的论文和徐行的文章在第一辑里，作为这一运动的初期论战的代表；其他许多零碎的断片和短文，以及无关宏旨的攻击文字，为了避去繁琐和重复，且因篇幅的关系，都只好割弃了。 收在第二辑里的，几乎是关于确立“国防文学”理论的基础，更进而深入到实践运动——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去的论文的全部。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无疑地给“国防文学”奠立了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 这时候，胡风在《文学丛报》发问了《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文学?》，他自己随即回答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并没有批评到“国防文学”半个字。无论这态度是否故意，而因此惹起了一般文艺青年的怀疑和不安，搅乱了文艺界的近于统一整齐了的步调，是不容否认的。论争开始了。这并不是争正统或注册权的问题，而是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论争的范围，涉及很广，“国防文学”的内容，在这次论战当中更加被明确化了。与这次论争有关的双方的文章，都收在第三辑中。鲁迅的《答徐懋庸》的信，虽然其中涉及私人的事件很多，但对于两个口号和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提示了一部分颇值重视的意见。丁非的《关于国防文学的论争》，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俞煌的《把我们的笔集中到民族解放的斗争吧》，和《新认识》半月刊上“每月论题”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不但可以代表了国外国内各地的反响，而且也可以说是对这次的论争，给了明快的解答，使之告一段落了。至于，九月份《作家月刊》上吕克玉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因为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而且态度鲁莽轻率，篇幅冗长，并没有把它收进这集子里面。今后的文学运动，是应该而且必须向着防遏意气用事的，而在“国防文学”的建设的批评和创作的实践当中，向前迈进的。 我们的优秀的创作家们，通过自身的创作活动的经验，对于“国防文学”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可贵的。这些统统收在第四辑中。 因为搜集材料的困难，尤其是外地的刊物难得，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自然并不能说是十分完全。然而从这里，读者总能够看得出新文学在现阶段上的一个大体的动向来吧。 11.《安娜·卡列尼娜》广告一则 《安娜·卡列尼娜》(上册)，[俄]托尔斯泰(Leo Tolstoy)著，周笕(周扬笔名之一)译，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6册，1937年3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937年5月10日《光明》第2卷第11期广告：《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仅次于《战争与和平》的大作，是在《战争与和平》完成后四年，即从一八七三年到七六年，正当托氏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最圆熟之时起写成的。在量上约合《战争与和平》的三分之二，质且超过之，托氏的艺术在此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主题是写一个贵族妇人的恋爱悲剧，环绕这悲剧展开了一八六○年代俄国生活的无比的画景。他把他四十年来生息于其中的俄国的贵族社会的生活和他所酷爱的田园生活用灵妙生动的笔致描写了出来。书中充满了有力的戏剧的场面，经巨匠之笔雕画出来的每个人物活跃地立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可爱而又可怕的贵妇人的群像，有才情横溢，陶醉在恋爱里的青年士官的姿容，有流俗虚伪的官僚的典型，同时也有素朴的农民托尔斯泰自己的面影。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思想在这里也如在他的旁的作品里一样地流露着，但是不拘他的虚伪的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借《安娜·卡列尼娜》出世时朵斯退益夫斯基的评语，这是“俄国所从未曾有的艺术的完成的现实主义”。标签：周扬论文; 1930年论文; 文学论文; 苏俄内战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月报论文; 读书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母亲论文; 作家论文; 普罗大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