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前争论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3/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71(2001)01-0001-05
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通过市场经济以及与之对应的人道主义实现了巨大进步。但也引发了“全球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在前苏联解体后，西方清醒的战略家也认为这不代表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西方也应对自己的价值选择加以战略性反思。目前。克隆技术、基因破译和知识经济等新事物，又以更大的刺激力震撼着全人类。显然。人类进化处于某种转折关口。本文将围绕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持续战略”）的争议谈一点看法。
发展观实际上是历史观及世界观的一种变型。本世纪初叶和中叶全世界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大皆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内展开，当时，西方学者大皆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1]经济增长会自然带来幸福生活及社会全面进步。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来的危机频仍、两极分化、精神空虚以及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弊端的逐渐展开，人们日益认识到，这种“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误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涌现，包括许多非洲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充分表现了“西方化”是死胡同。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曾说过，以“现代化”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2]确是一种真知灼见。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的强劲冲击，人们进一步注意并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并迅即展开相当广泛的探讨。纵向地看，这一世界性的讨论大体可以依次分为如下一些取向：
一、“增长即发展”观点的余波。按照这种取向，社会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人们往往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资源优化配置的有关方法来表述社会发展状况。时至今日，且莫以为，“增长即发展”观点已经消声匿迹，这种取向至今在美国等国依然很有市场。包括它还以深层理论的形式，深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中，因为，这种只讲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只注目于经济效率的递增，几乎完全忽略了公平尺度，而且，对市场在利用及保护有限资源时的局限性，对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均注意不够，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也不甚合理。按照这种思路，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幸福生活，主要是无限制地使用地球资源（尽管它又承认资源是“稀缺”的）以满足人们对各种物质使用价值的需要；资源的保护，资源使用上的公平等等，大体上都成了理论“盲点”。当年社会主义各国又如何呢？在我看，当年斯大林的发展理论，不仅也一般地存在着用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全面发展的倾向，而且还特别地存在着过份凸现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倾向，农业及轻工业被忽略，精神文明建设更存在许多问题。
二、以第三世界理论代言人身份出现的“依附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主流经济学之旁，开始出现非主流的反叛理论，“依附论”即其中较早者之一。它是由关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经济的一批学者（如巴兰、阿明、弗兰克、卡尔多索、桑克尔、桑托斯等人）提出并阐述的，有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3]按照这种理论，作为“外围”的第三世界广大贫穷国家，是依附于作为“中心”的西方列强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势力”，[4]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希望并竭力扼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这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在产生不发达”，[5]今天的阶级斗争不仅要从一国内部加以审视，而且尤其要从世界范围的国家关系中加以思考（阿明），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团结起来，“砸烂”依附关系，重建新秩序，以求公平发展。[6]这种发展注意到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符合当代国际关系实际状况，但它离开经济力量决定性的原理，只想依靠政治斗争解决问题，带有相当的空想性质。更何况，穷国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离开利益关系的团结也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奢言“砸烂”，谈何容易？作为对“依附论”的反论，在西方还出现过“世界体系论”发展观。它认为，在富国作为“中心”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外围”的当代世界格局中，发展意味着穷国由“外围”向“中心”升迁，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这种升迁可以逐渐代替富国而成为世界的“中心”。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理论迷魂”。不仅富国事实上无时无刻在扼制穷国的发展，当代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穷国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也在无可避免地阻滞着这种发展，升迁那里会易如反掌呢？
三、福利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弥补。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福利经济学是富国智囊正视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学说所提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因应策论，但它的理论价值确实未可忽略。它不仅注目于经济增长中的效率，而且也注目于其中的公平，并且以较为严密的逻辑揭示和论证了经济增长中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的规律，为世人认识“经济增长即发展”思路的局限，奠定了一块理论基石。最近很红火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交易费用的存在性出发，从市场经济导出了产权制度、政府、法制、意识形态以及权威原则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是对制度因素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意义的又一种理论强调。一些论者把它们看成“持续战略”理论的前身或盟友，并非完全无理。
四、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增长极限论”。这种思潮的直接诱因，是石油危机的强烈冲击，使西方许多人看到了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换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极端严重。米都斯向“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为题的著名研究报告，激烈批评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并以当代全球问题（能源和资源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核战阴云等）的极端严重局面为背景，提出人类经济增长已经达到自然生态所可允许的极限状态，人类的前途相当可悲。这种结论虽然太悲观，但罗马俱乐部登高疾呼，把当代全球问题以异常鲜明的形式摆在世人面前，震聋发聩，毕竟功不可没。
五、“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然实践已暴露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以“世界性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观悖离经济力量决定性原理，增长极限论又无足为据，那么，发展究竟要走那条路呢？“持续战略”正是作为对以上各种发展模式优点的留存及其缺点的克服而被提出的。它特别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相协调，强调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和环境污染，强调社会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要维持公正，强调人类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保持平衡，等等。可以说，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依附论”和福利经济学等等，已经为它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素材；世界石油危机的形成和罗马俱乐部的疾呼，为它的出场提供了舆论的契机；在当代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市场失灵”和“计划失灵”，以及几乎同时展开的“后冷战改革”，则为它的出现提供了体制的和经济的宏观背景。“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理论体系，目前在欧美和东方等地传播极广，几乎已成为主流见解，并在经济学、未来学、政治学、综合国力研究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取向，在国外不仅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坚决支持，而且，近年也日益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主题之一。1992年的世界“环发大会”，1994年的世界人口发展会议，以及1995年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均以持续战略作为导向。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的“新经济学研究会”的活动。它当年针对增长极限论，提出只要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增长还会持续（近年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奇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类不必悲观绝望；但是，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中思考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只讲资源配置的优化，还应当注意制度的创新（目前在西方影响很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等，均由此摧化而生）和公平的分配（西方福利经济学也强调分配的公平）；在政治学中，不能只注目于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内容，而且也应把保护环境作为人类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目标（欧美“绿党”及“绿色政治学”，便由此产生）；在社会学和人权理论中，对经济发展之外的社会全面进步问题的关注，包括对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权、生存权的维护，对人口爆炸的强力抑制，对全世界贫困现象的抑制和对失业现象的控制，对特殊人类群体权益的重视，对科教文事业的关怀，日益成为人们突出的要点所在，等等。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此书中文译本，以下标注的页码即据此译本。中文译本原译书名为《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现据原书名改译），可以被看成西方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代表作。它一方面扬弃了罗马俱乐部的悲观取向，另一方面又重申了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以大量更翔实的统计资料，阐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严重局面，其中包括人口剧增，土壤侵蚀，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能源危机形势严峻等等，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以“持续战略”为唯一选择，其中包括力求人口稳定、保护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改变人们的既有价值观念，等等。书中在表扬挪威回收旧汽车以利用废钢铁、芬兰支持节能研究及技术改造、美国鼓励使用太阳能等事例的同时，对于中国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举措，也大加称许。[7]书的末尾，还提出了“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某些指标”，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能源中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等等。[8]布朗在书中借用了“联合国环境方案”中的一句题辞：“我们不是继承父母的地球，而是借用儿孙的地球”，并由此提出了人类延续中代际公平的问题，[9]也令人深思。
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目前，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理论体系的片面性，已提出批评。美国学者埃伦费尔德1989年出版《人道主义的僭妄》，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潮，也是造成目前全球问题的理论导因之一，因此，人们应当走出“以人为中心”的困局，在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解决全球问题，赢得持续发展。在美国，亨廷顿等人也对西方“以人为中心”的民主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西方政治家也应提倡服从权威，继护稳定。目前，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命题。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灵感的源头之一，甚至连海德格尔也求助于它。
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力研究方面的体现，当代关于国力问题的分析，除了过时的个别方程式之外，绝大部分国力方程都把发展看成经济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人的素质因素、科教卫的作用，甚至价值观选择，均被称为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传统的发展观已被彻底否定。法国有位学者还写了一本书，名为《新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公式。
六、“以人为中心”模式。本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的发展进步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政府在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心任务之一。[10]在1996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产生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以人为命心”的口号，也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框架下被作为《行动纲领》和《宣言》第8条的内容提出的。
问题在于，在西方，一些论者不顾人们对人道主义局限性的揭示，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方面，又把“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孤立出来，加以过份地强调，形成了所谓“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基恩·格里劳教授提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术语已经过时，人类社会发展正在走向以人类自身为轴心的时代，“人类的发展”模式正在取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发展要以人自身为最高的唯一的尺度。在西方，当前还相当广泛地流传着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观，认为个人政治权利与就业权利等等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而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不过是次要的因素。显然，这种发展观，与西方领导层的“人权外交”战略，是彼此呼应的。1990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出版《人类发展报告》，也把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看成是人权之外的某种次要因素，不仅显然烙有西方人权观的印痕，而且也把“持续战略”与“以人为中心”的模式的分歧，作为当代发展战略选择上的主要争论点，摆在了世人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西方主张“持续战略”的论者那里，把“持续战略”有意无意归并为“以人为中心”模式者，也大有人在。由于传统人道主义思潮的持久影响，“以人为中心”似乎是发展战略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原则，许多“持续战略”的论证者至今分不清这两种战略模式之间的歧异。其中一些论者由此滑向唯心主义，认定“持续战略”就是反对唯物主义，以人的主观偏好为标准，“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精神方向的”。[11]近日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协调员又宣布，联合国将建立由世界银行主持的“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组”。[12]由此也可说，在“持续战略”研究和宣传者内部，事实上存在着真正的“持续战略”与各种各样的“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及模式之间的斗争。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战略讨论中，一方面是“持续战略”已成国家方针，另一方面，也愈来愈鲜明地出现了用“以人为中心”的模式阐释和代替“持续战略”的倾向。可以说，当代国外发展战略研究宣传中的主要争论，目前已经反映在国内。
为什么不能用“以人为中心”的模式取代“持续战略”？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等等，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持续抗议，其中包括按照传统人道主义，出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这也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精神现象，那么，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体制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人口数量压力又在持续强化，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相当低，同时，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两极分化尚不普遍存在，因之，我们就只能从唯物史观原理出发，坚持“持续战略”，同时承认人道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反对用“以人为中心”的模式解释和代替“持续战略”。
其一，从最根本的理论逻辑上讲，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正是摆脱“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在理论上走回头路。
《资本论》为什么一般地否定市场经济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正是因为它在发展观上采用了“以人为中心”模式。这一点，相当集中鲜明地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之中。其中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其中不是人们自己“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因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克服了这种人被客体规律控制的现象，《资本论》马上提出计划经济模式，并把社会当作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个人（鲁滨逊）来处理，认为计划经济“是如此简单明了”，“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那时，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作为“神秘的纱幕”的拜物教现象就被揭去了。[1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论》否定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于市场经济不是由人控制的，它具有拜物教性质即异化特征；《资本论》推崇计划经济，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由人控制的，是以人的意志为根据的，实现着“人的价值第一”的理想。显然，“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是《资本论》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根因。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各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实验，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之路走不通，“以人为中心”的模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死路。
在批评《资本论》的西方论者之中，虽然存在许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分子，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资本论》的上述失误，说明市场经济无可替代。今天看，这些见解未可全否，值得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哈耶克（奥籍美国经济哲学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此人不时咒骂社会主义。同时反对一切宏观调控，显得相当偏激，但是也正是他，从哲学上仔细地论证了作为控制着人的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说明了社会进化本身就是一个不以人的计划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千万不能用“以人为中心”的主观主义的或主体化的计划经济来反对市场经济。应当尊重客体自身进化发展的规律。[14]十分显然，这些见解含有相当合理的成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对《资本论》上述失误的纠校。
如果说，哈耶克的这种纠校侧重于从认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计划经济的幻想性，那么，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在理论上，则主要依靠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性原理，提出用生产力标准来审视市场经济的功与过，其中包括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5]“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6]第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7]只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力，在这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第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与此同时，也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在这里，人道主义尺度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标准，是服从于和服务于生产力尺度的，用“以人为中心”来否定市场经济的思路是被彻底堵死的；第四，“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本身就是超越《资本论》的伟大实践，当然在理论上也是超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否定的。邓小平理论用生产力决定性原理纠正了《资本论》的失误，事实上也是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彻底纠正。正是沿着邓小平理论的思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设想，我们会放弃生产力决定性原理，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回归“以人为中心”的计划经济老路呢？
无可讳言，无论在“持续战略”的理论体系中，或者在邓小平理论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并未被完全否定，服从于和服务于生产力标准的人道主义尺度仍然是我们的标准之一。从根本理论看，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它固有的盲目性和拜物教性质，的确需要用人道主义尺度加以扶救；人道主义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有促成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持续战略”，内在地包含着对人道主义尺度的尊重。象八十年代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那样，从历史观上把人道主义说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反对的只是离开生产力标准而把人道主义标准绝对化并导向否定市场经济的倾向。作为“持续战略”替代物的“以人为中心”模式，体现的正是这一倾向，因此，我们也必须予以反对。
其二，从更深的理论层面看，正确把握生产力尺度和人道主义尺度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历史观的更根本的原理。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类在体力上并不比其它大动物优越。但是，只有人类才进化到了物质世界的顶峰，拥有文明的辉煌。这是什么原因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人类进化离开了动物界依赖生物进化的单线模式，采用了“双线”模式：一方面，人类主要地依靠人体之外的社会——文化形式，维持生产力的进步发展，不仅争得了人类的存在，而且争得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人类在社会——文化进化的基础上，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又保持了自身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包括脑的不断进化，语言本能的生成和维持，等等）。在这种“双线”模式中，一方面，人本身的进化只能主要地依赖社会文化的进步，其中最根本的是依赖社会生产力的突破，首先是新的生产工具（例如当代的电脑）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进步，不能成为脱离人类本身和人的价值的异在物，它只能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及其价值为根本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发展进化中，人类自身与社会文化之间，既有彼此统一互相促成的方面，同时，双方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其中包括，既然人类进化只能主要采用体外的社会——文化进化的形式并只能主要通过这种形式才能获得自身进化的根据，那么，反映社会文化进化的社会生产力尺度就应当高于反映人类本身价值的人道主义尺度，同时，人道主义尺度也只有在生产力尺度的统辖下才能成为真正科学地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尺度，离开生产力标准的人道主义往往走向反对市场经济从而悖离人类自身发展的歧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性原理纠正《资本论》的失误，在历史观上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推进。
如果说，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推进，主要根据社会主义各国超过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实践的无效，根据个人应当服从社会进步的革命价值观，那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定理”（阿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则从严密的逻辑推导角度，无可非议地证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总是存在利益矛盾的；社会进步目标的选择，不能通由个人利益的实现而自动形成，只能由超越个人的社会利益代表者“独裁”给出。因此，“阿罗定理”又被俗称为“独裁定理”。[21]这也就意味着，一当社会文化的进化及其尺度获得承认并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从人本身的价值出发的一切思路，就不能独立地强调自己；从社会文化进化对人本身价值实现的决定性中，只能得出生产力尺度高于人道主义尺度的结论。因此，可以说，阿罗定理也是对人道主义尺度应当服从于和服务于生产力尺度的一种推理证明。
事实上，当代系统科学关于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的思想，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社会不等于个人的简单堆积的道理。根据系统科学原理而形成的当代社会科学结构主义思潮，也反对把社会系统看成个人的简单加合。它倾力证明社会存在着超越个人加合的特殊性质，不能用个人加合的思路来说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等等），来说明社会进化，以及由社会进化所决定的人的进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唯物史观是这种结构主义思潮的源头之一。如今，在西方社会学之中，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占上风。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胡格韦尔特在所著《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一书中，便以马克思和帕森斯结构主义为旗帜，[22]反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理论。可见即使在西方的社会理论中，离开社会的宏观结构，从人本身出发解释和说明社会发展，也在学术上处于劣势。我们怎么能够不顾这样学术大趋势，根本不管社会结构对人的决定性，只讲“以人为中心”的片面道理呢？
如前所述，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及人们对它的理论沉思，也日益强烈地指向对“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否定。在地球生态平衡系统中，人与其它客体是彼此依赖而共同进化的。脱离了生产力尺度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把人独立出来并驾临于地球万物之上，甚至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计划为轴心，否定把人纳入其中的客观世界遵循着自己独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运行，这样，它一方面企图以人的意志和计划为唯一尺度改造世界，违背客观世界自身演化的规律，势必陷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当它把孤立出来的人摆在与万物对立的位置上并贱视贱待万物时，又势必造成“全球问题”，最终从根本上危及人类自身的进化。因此，以“全球问题”严重性的名义，从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角度，指出“人道主义的僭妄”，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这一指责，在深层理论的意义上，也对只注目于人的价值而贱视其它客体价值者的有力批判。看来，“全球问题”教育了全人类，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人的价值之外的客体价值也未可一概否定。按照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处理“双线”关系是全球今后的唯一选择。
其三，“以人为中心”的命题，在被用以思考和处理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时，只能是一种悖论的集合体。它只能引起混乱。企图用它取代意义清晰的“持续战略”，至少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
“人”只有在对“物”的意义上，含义才是固定的。“人”的尺度被用在思考人与人的关系时，含义是不固定的。“以人为中心”，是以那一部分人为中心？在阶级存在时，是以富人为中心，还是以穷人为中心？在存在不发达现象的当代世界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为中心，还是以第三世界的人为中心？在东西方文化难以完全沟通的时候，是以东方人为中心，还是以西方人为中心？面对地球上极有限的资源，当代人与他们的后辈在资源使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是以当代人为中心，还是以他们的后辈为中心呢？在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的一方面时，“以人为中心”，究竟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为中心呢，还是以可以实现人的自由的效率目标为中心？更何况，“人”的价值是多元的，其中包括物质生活价值、精神生活价值、政治生活价值等等，它们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物质需求、生产力进步、精神超越性、高尚、世俗、入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以那些人的那些价值选择为中心呢？很显然，“以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个悖论话头，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它的这种悖论性质，来源于人道主义的悖论性质，不是偶然所具。[23]因此，在根本的理论结构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之，它不能被作为“持续战略”的替代物。
收稿日期：200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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