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赋的讽谕意图及其在创作中隐没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意图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关键词：讽谕 美刺 谲谏 推而隆之 尚美 隐没
一、汉赋本具“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卓荦独立于两汉的无疑是汉赋，钟嵘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正说明了汉赋的独盛。但汉初的赋作不过是承屈宋骚体之余绪，直到枚乘、司马相如的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汉赋——大赋才产生。对这些宏章丽辞的篇什，班固在《两都赋序》谓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指明了它们既可“通讽谕”，又能“宣上德”，从而具有“讽谕”和“颂美”两方面的功能。但后人，尤其是近世以来的学者，多只看到汉赋“颂美”的一面，以为它是奉命的文学，是以谀媚颂德为目的的。其实，汉赋自产生之时便具有“美”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首先，汉代的文学思想决定了汉赋应有“讽谕”的意图。汉继秦火燔书之后，其文化的重建是建立在对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的经典的整理、阐释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又尤以《诗经》最为重要，汉儒在对其不断的研究、阐述中逐渐形成了“诗教”理论，它至《毛诗序》而臻于成熟。“诗教”理论的核心在《毛诗序》中鲜明地表露出来：“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在此实指感家国兴衰而生之心绪），“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强调的是诗歌的功利教化作用，这把先秦以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的主张推到了极致，以至于“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论诗十三·再论刺诗》），说诗无往而不关教化。不仅如此，是否具有“美刺”功能，还成为汉儒评价《诗经》以外一切典籍和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汉赋也正成形于儒术独尊，“美刺”思想主宰文学之时，它以“古诗之流”自任（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赋自诗出”），固然有其攀附正统之意，而也表明了要承传《诗经》“美刺”精神的雄心。而“美刺”为何？《毛诗序》释“风”、“颂”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明白地说，刺是“下以风刺上”即“讽谕”，“美”是“美盛德之形容”之美，即“颂美”。
而汉赋家们也是自觉地以“讽谕”为目的来进行创作的。如扬雄“奏《甘泉赋》以风”（《甘泉赋序》），“上《河东赋》以劝”（《河东赋》），“聊因校猎赋以风”（《羽猎赋序》）；班固《两都赋序》指出汉赋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目的，其作《两都赋》是为了“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令之法度”，表白自己对迁都的看法及守法度戒侈靡的政治见解；王褒在《洞箫赋》中述乐声之化人而赞其“感阴阳之龢，而化风俗之伦”……这些都明显地表述了作赋目的。而又有一些汉赋，虽未明说是为了讽谕，但一些史乘记载点明了它们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的三篇骚赋，据《史记》、《汉书》的本传，《哀二世赋》是从武帝过宜春宫时所献，赋中哀叹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是对武帝的很好鉴戒；《大人赋》是他针对武帝的好神仙而进献的，扬雄说“往时武帝的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自序传》），指出了他的讽谕的意图。由骚赋的创作也可反证相如大赋创作的严肃性，司马迁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有其原因的。再如《后汉书·傅毅传》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如所言确实的话，则许多类似题材的赋作中，或许有的也隐藏着讽谕的意图。
汉赋的讽谕意图在赋作的格式中也可见出一端。《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曰：“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对赋的评价虽刻薄，却真实地勾勒出汉赋的格式来：先是极力铺陈夸饰，百般赞扬，是为“劝百”，最后再指出前面做法的弊处，进行讽谏，这是“讽一”，便是“曲终”所奏之“雅”，而正是它向我们昭示了汉赋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末尾假托天子之口说：“此大奢侈”，而以“解酒罢猎”、垦地为田，发仓救穷诸种施指改正侈靡之习，达到了“天下大悦，向风而听，随流而化，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的境界，这是从正面写戒奢侈、行德政的理想境地以召引欲德化尧舜的帝王；赋作还从反面写“终日驰骋”、“务在独乐”的劳民伤财，民遭尤而离心的危害——“非所以继嗣创业垂统”——对帝王进行告诫。观其意旨，与孟子见梁惠王而倡“仁政”几无二致，相如讽谕之心可见矣！
再者，汉人（包括赋家）对赋的评论中也可看出汉赋确存讽谕的作用。《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具要归引之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指出汉赋有“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两方面的功能，在《汉书·叙传》中又称相如赋“寓言淫丽，托风终始”；扬雄认为“赋者，将以风之”（《自序传》）而发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崔骃也说：“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七依》），蔡邕虽否定赋作，也称“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从以上引述可知汉人是把“讽谕”作为衡量汉赋价值的一个标准的，即使是持否定的态度，也不得不承认汉赋虽“劝百”，而毕竟有“讽一”的作用。
二、汉赋讽谕之旨隐而不显之原因分析
汉赋既然有着显明的讽谕的意图，讽谕又何以在作品中隐而不显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汉赋的讽谕意图是源于《诗经》的“美刺”，但时代决定了它不同于《诗经》的“刺”，而只能采用“谲谏”的方式。《诗》三百篇，特别是风诗，是采集而得，在这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众的情感真实地流露出来而不加掩饰，“美”诗不必说，就是“刺”也是直捷了当，无所顾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言《诗》“刺”者多端：“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但由于诗篇情感洋溢，且作者少顾虑，虽是“微词以讽”和“全篇皆美而实刺”的诗篇，也可轻易见到其揶揄和讥刺，更不用说那占绝大多数的“直言以刺”的篇什了，象“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风·雄雉》）、“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小雅·巧言》）于句中直刺，而《魏风·硕鼠》、《小雅·节南山》则是整篇的鞭挞了，都是直指人心。总之，《诗经》的“美刺”单纯得很，直率得很，美则美之，刺即刺之，绝不闪烁其词。而汉赋就不同了，这些作品多为应诏之作，或是赋家为某种目的而进献于君王的。在那王权进一步强化，动辄得咎的专制气氛中，赋家们定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唯恐忤触帝王。就连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士们也不提倡切谏了，《毛诗序》释“风”，主张“主文而谲谏”便是因其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妙处。而什么是“谲谏”呢？《说文解字》释“谲”曰：“谲，权诈也。益梁曰：谬欺天下曰谲”，则“谲谏”显然有别于“直刺”，它要把自己讽谕的意图隐藏起来，用欺人耳目的方法从别的方面着手引人入彀而达到讽谕的目的。至郑玄也是如此，其释“赋”、“比”、“兴”曰：“赋之曰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此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注》），虽也看到了直陈善恶的“赋”法，但他又说：“诗者，弦歌讽谕之声……及其制礼，尊君卑臣……于是箴谏者希……于是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认为诗的讽谕不同于有书契之后的“目谏”（即面刺直谏）的，它要注意到君臣的尊卑。这样在讽谕的手法上他必定更重婉转的“比兴”。王符论诗赋应“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潜夫论·务本》），也强调的是表达方式的委婉。在汉儒诗教理论的指导之下，汉赋的创作也相应地要注意措辞的委曲，力求把讽谏的意图隐藏得深一些，做到“谲谏”。
为了达到“谲谏”的目的，汉赋采用了“连类相及，推而隆之”的手段，赋家先并不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欲抑先扬，而是把帝王所好的事物集中在一起，加以夸饰，张扬，极赞颂之能事，顺着帝王的喜好方向和思维逻辑往前推衍，直到“隆盛极点”而显示出其荒谬的一面来。因物极必反，事物美善到极致，又自然地让人想到为之而要付出的代价，最后，作者再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点明自己的讽谕意图，可谓水到渠成。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依次写了上林的方圆，其中的川泽、水产、山峦、草木，各方之异兽，苑中的宫馆，四季的美果芳草，树上的异鸟珍禽，还有天子校猎的仪仗、场面和收获，校猎之后的宴乐，在铺述中力求巨细靡集，描摩入微，文章通过铺陈、排比和夸张，竭力要渲染出各种场景的壮丽迷人，以显示帝国的声威和天子的气派，明处看是用“美”的手法颂扬帝王和帝国，天子自然乐于披览，但隐藏在铺陈颂美后面的是苑囿大则民不得耕，宫馆丽而财费必多，校猎壮则士卒必劳，宴游独乐而民心也失，最后作者再点明它，以达到讽谏的目的也就自然而然了。再如班固的《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耀，”将西都形胜的壮观、宫室的华靡写得无以复加；而于东都却重于写光武帝对西都制度的纠正，明帝时的典章制度，至于田猎、宫室也无不从合于制度入手；写田猎是“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写宫室则强调“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此乃“今之法度”也，相形之下，西都虽壮丽、华美却不合法度，这样作者提倡节俭，守法度，反对迁都的讽谕意图也就达到了。由此可见赋作讽谕意图的幽深隐晦。
从以上的阐述中，我们还可以说那种认为汉赋“劝百讽一”，其讽谕只是画蛇添足的看法是不当的。显然赋中“劝百”是为“讽一”作准备，“讽一”才是文章题旨所在。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赋作“劝百”与“讽一”的严重失衡，多少又使得汉赋讽谕意图在赋作中显得微小和无足轻重。
三、汉赋“尚美”倾向的必然性直接冲击了汉赋讽谕的功能
从教化功能评价，汉赋“不免于劝”，其背离讽谕意图的原因，除了它采用“推而隆之”的“谲谏”方式，使其讽谕意图隐晦难明外，还由于受到了汉赋“尚美”倾向的直接冲击。“美”与“刺”在诗教理论原本是“颂美”、“讽谕”两方面的统一，但由于汉儒过分强调诗的功利作用，更由于诗教理论初创的汉初，承秦之敝，需从多方面革除弊端，使得诗教理论从一开始就更侧重于对“讽谕”的鼓吹。如前面所引司马迁论相如赋“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汉书·艺文志》称枚、马之徒“竞为侈丽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及扬雄说赋“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其中的“风”（讽）都指的是箴谏的“刺”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赋忽略，摒弃“美”，恰恰相反，因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赋大大发展了《诗经》的“美”，使之由“美盛德之形容”的仅仅对德行的颂美（《诗》中也不乏对容貌的描写，但仍是为了衬出人物的德行的，否则，貌美而无德就成了“刺”了，如《鄘风·君子偕老》）而发展到讴歌功业，赞美河山，追求辞藻华美，追求文气丰沛，赞美新鲜事物诸方面，形成了“尚美”的倾向。统言之，“尚美”包括对“大”，对“丽”的两方面的追求。“大”是立意大体制大，要“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语）；“丽”是辞采的华美，描摹的精微，是“丽词雅义”（《文心雕龙·诠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精心组织。以下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汉赋“尚美”倾向的必然性。
（一）文学的发展总是由简而趋繁，由质朴无华而到注重绘饰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意味着自那时起优美的文辞就成了文士的自觉追求，至战国便出现了许多富有辞采的著作来，如《庄子》。楚辞，汉赋承其风绪，追求辞采的华美也是自然的。
（二）汉赋家与纵横家的渊源，也使汉赋必重辞采。纵横家对赋家的影响，前人已经清楚地阐述了，从汉初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赋家的身上尚可发现纵横家的影子。纵横家的特点诚如章学诚所论，“欲文言以达旨”，“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文史通义·诗教上》），其“文言以达旨”，“揣摩”而“腾说”的行文方式正与汉赋“主文而谲谏”的讽谕方式相契合，受其恢奇敷张的文风的影响，汉赋也追求铺陈、夸饰，以期气势雄张而打动人主。
（三）帝王喜好汉赋辞采的审美娱乐作用，影响所及遂成风气。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爱促进了汉赋的繁荣。但帝王好赋的原因是什么呢？《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观《子虚赋》并无讽谏之辞，则武帝所好的大概是相如所赋诸侯之事“足以观”；再看“上既美《上林》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因上《大人赋》欲以讽，而帝“飘飘有凌云气”，足见武帝所好乃赋作之靡丽。而宣帝的观点就更加明白了，《汉书·王褒传》载其论赋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虽也强调赋的讽谕作用。但并不掩饰他好辞赋的“辩丽可喜”，将之视为“贤于倡优博奕”的娱乐手段。上之所好，下之所趋，又兼以相如诸人以文“侈丽闳衍”见召，扬雄因“文似相如”被荐等实例的刺激，更将煽扬汉赋的靡丽之风。
（四）汉帝国为巩固统治的一系列措施，也利于汉赋“尚美”倾向的发展。汉统治者自建国之初就着力于消除不利其统治的内忧外患，至武帝文功武治，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人们的意识形态趋于一致；政治上，武力与“推恩”兼施，消除了藩王的威胁，安抚各方的少数民族，使帝国空前的统一；军事上，击匈奴，平朝鲜，定南越，使得大汉的疆域空前广大。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宁，军威的显赫，疆域的广大，及丰饶的物产，绮丽的山河，不仅给了汉人安逸生活和新鲜的眼界，更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豪及对新奇世界的神往。对现实的肯定，使汉赋家乐于形之于笔端，而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系列文化措施，正迎合、促进了这种要求，赋家们腾踊笔墨，讴歌帝国的声威与壮美，展想新奇的世界，以“美文”赞“美世”，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需要。
（五）汉帝国的雄强富庶则为汉赋的“尚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史记·平准书》的记载充分反映了汉武之世的富足：仓廪皆满，库余财货，钱取之不尽，粟食之不竭。但物质的极大丰富，及汉人对未来的充满自信，又势必造成享乐主义的盛行。《三辅黄图》称汉的宫殿“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青琐丹墀，左磩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又记商人“衣必文采，食以粱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可见西汉社会自上而下的奢侈；东汉也是如此，张衡作《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传》）。侈靡的世风自然要影响到汉赋上：丰富颖奇的物产，精彩纷呈的娱乐方式，穷奢极欲的欢娱场面，都为汉赋提供了充实的内容，而对更靡丽美好的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又为汉赋的联想、夸饰准备了宽裕的空间。刘永济先生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论汉赋风格时说：“于时天下殷实，人物丰阜，中于人心，自然闳肆而侈丽”，正说明了富庶的物质生活导致了汉赋的“尚美”倾向。
（六）汉赋体式的模式化和讽谕内容的单一，也使得赋家向“尚美”方向倾斜。由于汉赋的发展到司马相如而成熟，后来赋家的创作多为对相如赋的模拟，就形成了汉赋作品采用人物问答，先“劝百”后“讽一”的模式；又因为汉赋作品进献的对象是君王，作家多是一些脱离社会实践的宫廷文人，它的讽谕内容就总是集中在“戒奢侈，倡节俭”上，脱不出儒家老生常谈的论调，这客观上就迫使赋家把创作精力转到文辞及所写对象的“闳衍巨丽”上。这方面扬雄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创作都明白地说明了讽谕的意图，也自称“少好相如之赋”，并常“拟以为式”的，从他的《甘泉赋》看，与相如赋的格式及讽谕内容并无大异，想来不至太费神。但桓谭《新论》载：子云亦言，成帝时……与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足见其于文辞上费心之苦。
总之，汉赋的“尚美”倾向具有必然性。而“尚美”在创作中不外是追求文辞和所写内容两方面的壮美、华丽。但矛盾出来了，从讽谕的意图来看，对事物、场景的极力夸饰铺陈是要突出其奢靡，为讽谕作好铺垫，这就要求作家对所描绘的持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但汉赋正产生、定型于汉帝国最盛隆之时，其铺陈的一切正反映汉赋家们的心态，即对帝王功绩的赞美，对帝国声威和富庶的自豪和对新奇世界和美好未来的神往。这是一种对现实认同、赞赏的态度，而这必然地决定了讽谕意图的软弱无力：自己都赞同的又如 何能劝服别人反对它呢？同时在铺陈之中，赋家们为追求文辞之美，极尽想象、夸饰和堆砌之能，务求无所不集，无所不丽，为之殚精竭虑。然而“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文心雕心·夸饰》）过分追求辞藻美客观上将冲淡汉赋讽谕的意图。又因为汉赋作品讽谕的方式和内容的单一化，评价赋作优劣与否的标准便主要依靠作品是否“恢廓”、“靡丽”，这又促使赋家有意识向“尚美”的方向发展，而忽视汉赋的讽谕意图，使讽谕意图成为作品的点缀，汉赋便进一步表现出“逞辞”的面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