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族散曲家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皇族论文,明代论文,家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11)01-0076-06
根据谢伯阳先生《全明散曲》辑录，明代有散曲存世的皇族散曲作家有四位：朱权、朱有燉、朱瞻基和朱载堉。其中朱权和朱有燉生活于明初，都有一定数量的散曲存世；朱瞻基作为一代帝王，仅仅在位10年，便结束了自己37岁的生命，散曲方面只留下两首写景的小令；朱载堉则生活于大明王朝行将覆灭的明末，散曲方面有《醒世词》存世，可谓明代曲坛殿军。他们处于明代散曲发展的不同阶段，散曲创作成就不等，留存作品数量有别。本文试图通过对他们创作个案的考察，来加深对散曲一体更加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13岁时被封为宁王，两年后就藩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巨镇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1]一方面可见父皇对他的器重，另一方面从封地的重要、实力的雄厚、才干的卓越可预见他必将是皇室权力之争中的焦点人物，是诸王防备的主要对手。事实正是如此，终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他一直受到挟制或猜疑，郁郁不得志，才干被彻底埋没，在文章学术中消磨了自己苦闷的一生。朱棣夺得皇位后，连他请求就封苏、杭的要求也没答应。“已而人告权巫蛊诽谤事，密探无验，得已。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1]3592洪熙朝上书仁宗请求改封而不得，宣德时因论宗室不应定品级而招致帝怒，于是惶恐地上书谢过。到了正统朝，他已垂垂老矣，早年的志向已在现实的屡屡打击中消磨殆尽。总之，骨肉相残的严酷现实，彻底粉碎了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梦想；在学术、曲坛舞文弄墨，一方面是他保全自己的韬晦之计，另一方面却歪打正着地成就了他的文学史地位。
与朱权同龄但低一辈的朱有燉(1379-1439)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长子，虽然他46岁父死后才袭藩位，但袭藩前后的遭遇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皇族子孙在宗室权力之争中的危殆处境。其父朱橚在洪武十一年被封为周王，三年后就藩开封，但后来因擅离封地而触怒父皇，命世子朱有燉理藩事。又因为朱橚与燕王朱棣为同母所生，颇受建文猜疑。朱橚有异谋，次子有爋告发，被禁锢在南京。朱棣夺得皇位，朱橚复爵加禄，本该安于藩王的逍遥自在生活，但他竟然又生谋反之意，被人告发，所幸朱棣念及一奶之情，不复问责。洪熙元年(1425)，朱橚去世，朱有燉总算可以不再因父亲的不安分而担惊受怕招致灾难了，然而对他袭藩心存芥蒂的弟弟有爋却攻讦诋毁，使他心绪无有片刻的安宁。正统四年(1439)，朱有燉终于在诚惶诚恐中走完自己60年的人生历程，带着“无后”的遗憾离开让他担惊受怕的烦恼人世。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是仁宗朱高炽长子，深得乃祖朱棣器重。在位10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2]削强藩，定边陲，文治武略，堪称一代明君。可惜英年早逝，“仁宣之治”只是昙花一现。
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长子。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载堉10岁时被封“世子”，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但时隔五年，其父因上疏直谏，“请帝修德讲学……以神仙、土木为规谏，语切直”[3]3627，龙颜震怒；又因皇族内讧而被诬告叛逆，后虽或辨明，但依然被削去爵位，横遭囚禁19年，被废为庶人，直到穆宗隆庆元年才复爵位，时朱载堉已经34岁。《明史》载：“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3]3628朱厚烷病逝，载堉再再上书，固辞王位，自称道人，迁居怀庆府，潜心著述以终。
从朱权到朱载堉，四位皇族成员经历了大明王朝三分之二的岁月，见证了皇朝盛衰的历史过程。虽然都秉承着朱氏王朝的高贵血统，但萧墙内权利争夺的刀光剑影却使他们饱受其害，离心离德；原本的一丝政治锐气在骨肉相残的严酷现实中严重受挫，消磨殆尽。从文学的发展来讲，明代文学在明初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之后，接着便是百年左右的沉寂消歇，再以后才迎来了后期的辉煌。而就几位皇室成员的散曲创作来说，朱权与朱有燉生活于明初，朱载堉生活于晚明，他们的成就同步于明代文学初期的繁荣与晚明的辉煌，印证着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步履。他们的作品既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体现着明显的时代色彩，同时也昭示着散曲一体的发展与新变。
人们生存于世，除了基本的食色之需，都会有自己的人生设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追求。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就本文所论几位宗室成员来讲，他们秉承皇族高贵的血统，接受良好的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自然会有不凡的理想与抱负。同时，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经过了汉儒的整合与过滤之后，成为维护历代封建王朝的理论基石，被人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圭臬，也内化为知识者流的行为准则，成为封建文人著书立说所表现共同主题。元末的兵燹战火，激发了豪杰们包括朱家子孙逐鹿中原的凌云壮志；而伴随着大明王朝根基的稳固，对维护皇权具有重大意义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程朱理学，被朱元璋阉割后当做了治国之本。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宋濂等大儒诗文中对封建伦理的由衷宣扬，突出表现忠孝节义伦理的《琵琶记》被极度重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对变了味的忠义等道德的极力推崇等等。这种表现功业理想与宣扬忠义主旨的创作意趣，在朱权与朱有燉的散曲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佐证。
作为太祖赏识的皇子，朱权备受父皇器重的经历与卓越的才干，坚定了他一生意欲有所成就的自信，对功业的向往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追求，也自然成为他散曲的重要内容之一：
贤圣明图，勤向窗前读古书。旦夕寻章觅句，温故知新，着力工夫。时来一旦步云衢，凌烟阁上标名誉，彩色光辉。那时方表男儿志。([南中吕·驻马听]《书》)
尽管富贵不求而有，作为王爷的他当然用不着像一般有着衣食之虞的书生那样去博得一第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从而改变窘困的经济状况，但“凌烟阁”、“男儿志”云云，无疑包蕴着他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欲有作为的人生志向。他不愿做一个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珠环翠绕的亲王，而是希冀在治国理民方面有所建树。如果说一般读书人的寒窗苦读是为了求得一第改换门庭荣宗耀祖的话，朱权的功业之念则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将自己的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施展治国牧民的怀抱，名标史册，享誉万世。因此，朱权在曲中表达的功业之念，是有着特定内涵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政治上本应韬晦的亲王，朱权借助于感情表达以直露见长的散曲，在作品中直述抱负，坦露心声，自然说明他对散曲抒情功用的最大程度的认可，也可以隐约看到父皇武威在他身上的折射与重现。根据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它大致作于朱权早年，一方面反映他的年轻气盛，充满自信，另一方面也可想见他所要冒的政治风险。
相比来说，朱有燉一生是在诚惶诚恐中度过的。父亲的不安本分，屡遭罪愆；胞弟的忤逆不孝，萁豆相煎，使他似乎很难燃起什么政治热情。在曲坛上舞文弄墨，不过是借以慰藉心灵打发无聊的时日罢了。
“前七子”盟主李梦阳有诗云：“中山孺子倚新装，郑女燕妓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4]“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52《说部·艺苑卮言附录一》中也说周宪王“晓音律，所作杂剧凡三十余种，散曲百余。虽才情未至，而音调颇谐，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献吉‘汴中元宵’绝句云：‘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上月如霜’，盖实录也”。从两位正统文坛巨擘的由衷称许，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作为通俗文学的散曲在当时受到人们推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诚斋乐府的巨大影响力。
在朱有燉今存散曲中，充斥着嘲风弄月、怜花惜时、颂圣贺吊、友情闺怨、咏美题情、酒色财气之类传统的题材。这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位王爷在面对权力激烈争夺时不得不韬光养晦的无病呻吟，但又不能说他的曲作都是言不由衷，正如他所表白的，“诗余亦多制北曲，以寄傲于情兴，游戏于音律耳”。[5]“游戏于音律”的同时，也确实有不少“寄傲于情兴”之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激赏贞烈盛赞忠义的作品：“贞烈似王凝妻性格，清标如卓氏女情怀，他比那蒋兰英死的又明白，与您众柔儿出色。这孩儿一生不欠烟花债，一心不惹风尘态，一身不到雨云台，落一个妇名儿也喝采！([北正宫·醉太平]《赏乐工家伶女刘聘春贞烈自尽》这是对一个名叫刘聘春的伶女贞烈自尽的褒扬。倡言节烈，激赏忠孝，既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就必然内化为作为皇室成员的朱有燉的伦理自觉与创作旨归。又如[北南吕·一枝花]：
恰三阳渐暖辰，逢初度新春日，喜桑榆延晚景，幸康健乐雍熙，忝在宗室。藩屏中原地，忠良守社稷，志诚心理国尊朝，端谨道齐家正己。
[梁州]感圣主洪恩大德，托天朝英武神威，芳名保守无他异。立身呵谦恭是务，拊心呵本分为期，醉来呵诗学李杜，醒时节字习繇羲。将仁义立定根基，方寸地端的是平夷。只因我心宽和懒饰边幅，意旷达不亲琐碎，性疏狂慵整冠
，从头识尾，论风流堪作个名书会，和寿词向丹陛，唱一曲高歌饮数杯，听您那祝寿声齐。
[尾声]我念着劬劳罔极恩非细，因此上厚惠相酬礼，待的迟葵藿羹墙忆先世，乐升平共喜。仰君亲厚德，我将这忠孝持心亿千纪。
——[北南吕·一枝花]《得庆寿词南吕宫一阕予就赓其韵以酬之》
“忠良”“至诚”“忠孝”，“齐家正己”，“谦恭”“拊心”，是自己立身行迹的流露；感皇恩托天威，是自己拥护皇权忠心不二的称述；醉学李杜醒习繇羲，心宽和意旷达性疏狂，既是自己生活习性的写照，也是力图让执牛耳者放心的潜在表白。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已经看不到乃祖乃父的凛凛虎威与功业霸气，而是一个锐气在现实的权利争斗中消磨殆尽的失意者的无奈表白。
如果说朱权胸怀天下、志在拿云的霸气到朱有燉变成了对王权惟命是从的谦恭表白、大唱赞歌的话，到了朱载堉的笔下，这种对皇权或真诚或违心的坦露拥戴已经难觅踪影了。从中不难看出，朱氏子孙的英豪之气在逐渐消磨，而与朝廷的离心力则日渐滋长。
寄身渔樵，是元代曲家沉郁下僚时的无奈选择；歌颂隐逸，是大元乐府的主旋律。明代曲坛承继了这一传统，但几位宗室弟子的此类作品却有着不同的内涵。
当一腔政治热情被残酷的现实浇灭，当心在拿云的抱负在皇室权利之争中碰得头破血流，尽管皇族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不肯遽然割舍，但林泉渔樵的悠游闲适更是他们放松身心寻找到的灵魂避难所。面对时间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宇宙的无限与个人的渺小，再加上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皇族名利之争中的身名不保之虞，这些宗室子孙不由得就会幻想在林泉寻找乐趣，泯灭是非名利之心，发出看透一切的愤激之音。如朱权[北小石调·天上谣]唱道：
日月走东西，乌兔搬昏昼，把光阴撺断的疾。转回首物换星移，叹人生何苦驱驰。算来名利，穷通得失，有甚希奇？只不如拂却是非心，收拾园中计。
内涵简直与前引表达志向的曲子判若霄壤，这里表露的是他在残酷的权位争夺中屈志失意、抱负成空的激愤与无奈。时光如梭，壮志成空，他只好在风花雪月、吟赏烟霞以及乐道逍遥中打发时光。其数量众多的吟咏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的小令及留存的唯一一首套曲[南北双调合套]《乐道》就是这种生活与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朱有燉的散曲中，我们看到了同类咏叹：
[喜江南]将这拈花手，摆脱了旧交游，禁闭谈天说地口，深藏露颖出尖头，看的这世事若浮沤。
[净瓶儿]名利事都参透，风月话尽相投。清音聒耳，丽色凝眸，忘忧沉醉后，抵多少一盏能消万古愁，管甚么酒湿泥金袖，爱风流的老也爱风流。
——[北大石调·六国朝]《初秋登览晚宴天香阁嘴中述怀》
心安分，身不贫，笑谈中美恶皆随顺。也不夸好人，也不骂歹人，也不笑他人，管甚世间名，一任高人论。
妆些坌，撒会村，半生狂花酒相亲近。学一个古人，是一个老人，做一个愚人，管甚世间名，一任高人论。
——[北双调·庆东原]《自况》
从中可见一个参透世事、美恶随顺、缄口是非、不计名分、借酒忘忧消愁的失意者的形象，并由此看破红尘，滋生隐居之念：
锄瓜畦访邵平，种梅树思和靖，赏夭桃怜禹锡，对黄菊忆渊明，消遣心情。富贵皆前定，清闲老此生。只你这掩衡门炼德修真，不乐如居帅府封侯列鼎。
[梁州]但守着几口儿山妻稚子，便休题半星儿蝇利蜗名。四时野景俱相称，到春来花香日丽，到夏来柳暗风清，到秋来场登黍积，到冬来炕暖窗明。谁似你无忧愁恣意经营，想起那三般儿梦里犹惊。烦的是劳着心理案牍系系萦萦，闷的是拘着身因冠带齐齐整整，怕的是提着胆有言责战战兢兢。自思自省，那般儿快乐安身命。惟隐逸较闲静。每日价饮尽田家老瓦瓶，抵多少画戟簪缨。
——[北南吕·一枝花]《隐居》
只不过，吟唱归吟唱，雅兴归雅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栖身林泉，去做一个真正能够吟赏烟霞的隐者罢了。
而在命途多舛的朱载堉的曲作中，我们便很难寻觅到荣辱皆忘、明月松影、瑶琴幽竹、清泉苍苔之类远离尘俗的优雅意境，也体味不到那种旧酒新醅、渴饮饥餐、山僧野叟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情趣，而是与之相对的世俗情调。朱载堉一生命途坎坷，大起大落。从经济地位上看，虽说他由王子而为庶人之子后不可能沦落到食不果腹的穷困境地，但政治地位的巨变，使他对王朝的现状与未来漠不关心，与当政者离心离德。他关心的更多的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衣食之需。贫富生活的悬殊，加深了他对金钱本质的认知，使他认识到钱能神通，钱决定一切：
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山坡羊·钱是好汉》)
浮生为钱奔竞，金钱的肆虐彻底颠覆了人间的一切，所以他对金钱给予愤怒的诅咒：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黄莺儿·骂钱》
朝廷王法、纲常伦理被金钱败坏，公道不彰、忠良不用，皆是金钱作祟！于是，他发出了将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的呐喊！
其次，朱载堉经历了王子到罪人之子身份地位的巨大变化，在父亲忠而见罪、遭受囚禁的岁月里，他深刻洞察了世态的炎凉，以一个潦倒者的亲身经历，意识到富贵者发迹后感情的冰冷与不可交结，便由骂钱进而斥富骂富：
劝世人休结交有钱富汉，结交他把你下眼来看。口里挪肚里僭，与他送上礼物只当没见；手拉手往下席安，拱了拱手再不打个照面。富汉吃肉他说天生福量，穷汉吃肉他说从来没见。似这般冷淡人心，守本分切不可与他高攀。羞惭，满席飞盅转不到俺跟前；羞惭，你总有钱俺不希罕！
——[南商调·山坡羊]《富不可交》
透过这种形象的描述及逼真生动的细节，我们似乎看到作者与富者结交时的尴尬与铮铮骨气。世人皆想暴富，但一阔就容易丢掉人间最珍贵的真情，所以他在散曲中对幻想暴富、欲壑难填的贪婪之人极尽揶揄嘲弄讽刺挖苦：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思为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
——《山坡羊·十不足》
在父亲被囚的岁月，他免不了四处求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体会到了求人之难：
劝人没钱休投亲，若去投亲贱了身。一般都是人情理，主人偏存两样心。年纪不论大与小，衣衫整齐便为尊。恐君不信席前看，酒来先敬有钱人！
——《七律·叹人敬富》
他骂小人得志：“君子失时不失相，小人得志肚胀。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诵子令]《驴儿样》)指责天地不均：“天不均来地不均，圆帽儿变成方巾，诗云子曰胡斯论。呀，生在马桶前，满口嘬臭文，吃了苍蝇惹恶心。”([六娘子]《天不均》)讽刺说大话者：“我平生好说实话，我养个鹅儿赛过人家马价，我家老鼠大似人家细狗，避鼠猫儿比猛虎还大。头戴一个珍珠大似一个西瓜，贯头簪儿长似一根象牙。我昨日在岳阳楼上饮酒，昭君娘娘与我弹了一曲琵琶。我家下还养了麒麟，十二个麒麟下了二十四匹战马。实话，手拿凤凰与孔雀厮打；实话，喜欢我慌了跰一跰跰到天上摸了摸轰雷几乎把我吓杀！([南商调·山坡羊]《说大话》)感叹人情浇薄：“叹世情其实可笑，交朋友尽都是虚情假套。如今人那有刘备关张，也没有雷陈管鲍。假情怀肺腑相交，酒和肉常吃才好。有钱时今日与张三哥贺喜温居，明日与李四弟祝寿送号。怕只怕运蹇时乖，忘却了小嬉认不得少交。听着：衣残帽破正眼不瞧；听着：与他作揖他便说不劳不劳佯常去了。”([南商调·山坡羊]《交情可叹》)“堪叹世情疏，但得志气儿粗。从前亲友全不顾，穿一领好衣服。动不动(骨赤)着膊，开口便讲谁穷富。真臭物，坐井观天，笑杀俺大丈夫。”([南商调·黄莺儿]《戒得志》)总之，我们从《醒世词》中解读到的不是具有帝胄血统的王子站在维护皇权角度俯视民众时发出的忠孝节义的说教，而是“出一人之心达万人之意，出一人之口发万人之声”[6]的普通民众意识；看到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与普通民众生活隔绝的宗室纨绔弟子，而是一位饱经忧患历经沧桑对人生有着深刻独到感悟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
明初朱权、朱有燉与晚明朱载堉散曲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思想情趣，既与他们的生平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也与明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走向基本吻合。明初文坛，虽然不乏刘基、高启等作家直面现实的佳作，但朱元璋大倡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文学界对宣扬忠孝节义的《琵琶记》等作品的大力追捧，使得文坛出现了大量宣扬封建伦理的作品，诸如《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戏曲，歌颂忠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朱权与朱有燉生活于兹，在散曲创作方面自然会去迎合这种主流意识。而朱载堉生活于城市经济繁荣、王学左派兴起的晚明，市民阶层活跃，新的社会思潮涌动，歌颂人情人欲成为时尚。故而他在作品中对市井百态的描述，对市民意识的表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散曲一体，乘词衰落而兴，开始只不过是都市歌女伶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另辟蹊径时发现的一种新的演唱资料与谋生技艺，“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圣门者”[7]，或为下里巴人咏其食歌其事畅其意的即兴之辞，或为歌女伶工取悦贵胄士夫宴饮之欢佐酒助兴的缠绵之音，与修齐治平沾不上边，士人不屑壮夫不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所言：“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后来文人染指，但内容也大多不脱嘲风弄月、林泉渔樵、富贵寿禄、别情闺怨、怀古叹世等传统窠臼，至于涉及经国治世、民生社稷、功业抱负等深刻主题的作品则凤毛麟角。这充分说明，散曲所承载的主要是娱乐消遣功能，与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有着不同的属性与严格的分工。
散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其“一代文学”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说并非是就其内容的丰富深刻、反映生活之广泛全面诸方面考量而给予的定评，而是就其与词相比的新变与曲体之完备基础上的价值评估。正如周德清所云：“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8]亦如李开先所说的是因“词(按指散曲)肇于金而盛于元”[9]。就今保存的元代散曲文献，“以内容言，则几乎千篇一律：吊古也、厌世也、警悟也、散诞逍遥也，林泉逸兴，风月柔情，摇笔即来，触目皆是。”[10]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广度一方面不能与同时期的杂剧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也不能与同期的诗文相颉颃。
延至朱明，绍武元人，作家作品数量大增。但从明代散曲的整体发展情况而言，由于明王朝建立之初崇尚理学，科举取士，大批士子奔竞场屋，致使散曲创作处于低落时期。而朱权尤其是朱有燉以藩王的特殊身份，通过数量众多的散曲作品，延续着元人散曲的文脉，后经由陈铎、王磐等人的努力，最终迎来了散曲的复兴与繁盛。尽管他们创作的初衷有养晦曲坛、借以逃避皇族纷争之嫌，然而，在明初百年萧条的曲坛，他们辛勤耕耘，作品又广为传唱，无论对于文坛的影响还是对于曲体的传播，实在是功不可没。在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他们以皇胄的身份从事创作，才改变了人们对曲之一体的偏见，这对于晚明诸如顾宪成、陈继儒、袁宗道等名儒硕彦染指曲坛，不以曲卑的观念的形成，都有导夫先路之功。同时，由于他们曲作的广泛社会影响，才激励士子们不以作曲为耻，纷纷涉足曲坛，最终迎来了明代散曲的辉煌。
就散曲题材而言，明人尽管还在承袭着元人旧路，但他们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可贵的开拓。散曲至明而“境界始宽，堂庑始大，体制内容，乃臻完备”[10]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散曲内容至明而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则是不争的事实。以朱有燉农事散曲为例，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王爷，他对农事的艰辛与农民的劳苦深有体会，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矫情做作地去作田园牧歌式的礼赞，而是饱含同情，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滚绣球]雨如倾半月余，云如堆满太虚，雨淋漓不曾停住。看桑田变作江湖，低田横潦汙，高田泥泞淤，麦和粟总伤阴雨，遍乡村感叹嗟吁。看场头蛾出田飞鹭，听灶底蛙鸣井跃鱼，水满郊墟。
[尾声]看了这人生可怜惟务农，蚕麦相兼每岁须，养得蚕成箱内虚，种得粮多仓里无。冬暖儿号衣不敷，岁稔妻啼食不足。……他是那深叹息为农的最辛苦。——[北正宫·端正好]《苦雨有感悯农制正宫一曲有引》
其[北双调·水仙子]：“粉团儿刮做了土团儿，花朵儿吹成了泥朵儿，锦堆儿埋做了沙堆子。便有那俊庞儿憔悴死。想当日曾陪在帝辇京师，闹穰穰风流行市，齐整整莺花担儿，几曾见灰老鼠般包手帕的人儿。”(曲前小序：今岁汴中，大风数次，扬尘播土，街市园圃，咫尺不辨。偶值席上，戏佐樽之伶者，且感旧云。)([北双调·水仙子])描述明代汴京遭受风沙侵袭，也具认识意义。而朱载堉在作品中对市井生活全方位的反映，所表达的都市意识，在元代散曲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对市井生活的反映而言，受自身视野的限制，元代仕宦作家的作品中自然难得一见，即如与市井社会联系密切的关汉卿、白朴、乔吉、王和卿辈，也无非“胖妓”、“秃指甲”、“脸上黑痣”等无聊庸俗的篇什。即如名震一时的勾栏作家王和卿而言，在其现存的20多篇散曲中，诸如《胖妻夫》、《胖妓》、《偷情为获》、《王大姐浴房内吃打》、《咏秃》等无聊篇什，《长毛小狗》、《绿毛龟》等滑稽之作，大多流于一种文字游戏，很难说有什么积极意义。曾瑞的《嘲妓家》、《村夫走院》、《风情》、《妓怨》、《老风情》、《劝娼》、《赠老妓》等，内容也多不可取。元代散曲对市井生活的表现，多立足于表面现象乃至于庸俗事物的描摹，难以深入到人物内心，即使能够再现市井百态，也很难做到为市民“写心”。这种情况到了朱载堉的散曲中却发生了质变。作为沦落市井的一员，其曲作有着自身的切身体验。他对金钱的诅咒，是基于晚明商品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商贾既多，土田不种……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11]、人间真情被肆虐的金钱所扭曲的现实；他对富者的怒骂，对势利小人的痛斥，饱含着他为庶人子的19年中求告无门、饱受白眼、尝尽世态炎凉的岁月的辛酸与泪水；他对撒谎者、行骗者、吹牛者、吝啬者、痴心妄想者等的嘲讽讥刺，可说是基于他真切的现实感受；他对交情的感叹，对世人的谆谆劝诫，是他真实体验市井社会生活基础上的肺腑之言。总之，作为散曲大宗的“叹世”题材，元人往往囿于官场仕途，怀才不遇，立足于一己之荣辱得失；而朱载堉为这类作品注入的新的内涵，不仅仅在于他全方位地反映了市民情绪，更在于他对于现实人生、世相百态的深刻感悟，代表了市民心声，反映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市民情结，具有典型意义。从散曲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标志着明代散曲由表现山林隐逸之趣、模山范水之情、情场悲欢之得失、仕途穷通之愤懑牢骚、羁旅行役之悲凉凄楚，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生机勃勃的市井人情，它标志着散曲一体内容的广泛与深化，是散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几位王爷对散曲题材的深化与开拓，也是应该给予大书特书的。可以说，通过几位宗室弟子的曲作，我们看到了明代散曲题材的新变，以及散曲在新时代条件下所焕发的旺盛生命力。
另外，从几位宗室弟子散曲的曲调来看，处于明初的朱权虽然存曲不多，但在14首小令中，就有12首南曲；《诚斋乐府》中也有29首南曲小令，而朱载堉也是南北兼作。关于南曲在明代盛行的具体时间，“结合明人的散曲创作、演唱以及有关记载来看，应在‘正德’(1506-1521)时期”[12]。而朱权、朱有燉皆生活于正德之前，可见，他们对南曲的实践与推重，在一定程度上说，对于扭转元人尊北曲而轻南曲的倾向，显然起到了补偏救弊的重要作用。因为有元一代，南曲“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既无统治者的支持，又无理论家的倡导，文人染指者不多，作品保存亦少”[13]。就作品来说，《全元散曲》仅录关汉卿、高文秀、珠帘秀等人的一、二南曲，曲调也仅仅10余种。而这几位宗室作家的南曲创作实践，昭示着明代散曲创作的一种新的走向，必为士林所注目，对于曲坛不啻一种导向，必将吸引更多的文士参加南曲的创作，其深刻影响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