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与展望_公共政策论文

2015年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成果都日渐丰富，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优质发展的兴盛时期，以“公共政策”为主题的期刊类文献，从2000年的300多篇跳跃式增长到2014年的4500余篇；而2015年基本保持了2014年的研究热度，文献数量将近4400篇①。这些已有文献为今后学术界公共政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上一年度的研究成果，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下一年度的公共政策研究提供选题、观点、方法和资料上的借鉴与启示。本文选取在公共管理领域较为权威的四本期刊——《公共管理学报》、《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下文简称“四刊”)，以其中刊登的公共政策类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探讨2015年度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走向作出展望，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思路和参考。

      一、2015年度“四刊”公共政策论文概况

      (一)论文来源及其数量统计

      参考各刊物所设置的栏目，以“政策”为主题进行查找筛选，得到2015年度“四刊”中以公共政策为主题的论文总计105篇，其中《中国行政管理》66篇，《公共管理学报》18篇，《政治学研究》3篇，其余18篇则来自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

      被《公共行政》全文转载的公共政策类论文，来源相当广泛，共计有16种期刊，其中转载自《行政论坛》和《中国行政管理》的篇目为2篇，其他均为1篇，呈现出不偏不倚、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第一作者及其单位分析

      从第一作者所刊登论文数量上看，公共政策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5篇公共政策论文的第一作者共有100位，即仅有5位学者各有2篇文章被“四刊”刊录。

      就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来看，高校在论文发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105篇公共政策论文中，有102篇的作者来自高校，比例高达97.1%。而在所涉及的67所高校中，清华大学以6篇论文发表量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位居第二，江西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列第三。表1列出了发表公共政策类文章2篇以上的高校单位。

      表1 2015年度“四刊”公共政策论文刊登量2篇以上之高校排名

      

      (三)论文下载与被引用频次

      由于2015年度发表的文章较新，论文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故总体来看，论文的下载量和被引量目前还较低，其均值分别为307.76、0.52。进一步看，论文的下载量存在显著差异，最高下载量为1908次，最低的仅33次；已被引用的文章有24篇，其中最高被引频次为8次。

      二、2015年度公共政策研究现状的定量统计

      (一)理论范式

      一般来说，政策研究的开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论文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热点。因此，我们对这105篇文献的理论范式进行了定量统计，以期发掘当前理论范式的热点和重点。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或由于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尚缺乏成熟的理论，或由于论文结构原因未提及其理论基础，或由于是文献综述研究而没有核心范式，故经过筛选分析，仅得到60篇有效样本；其涉及的理论既有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也有公共管理学中的理论，还包括从其他学科迁移来的理论。表2即列举了论文中提及的这些理论范式。

      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政策过程理论作为一种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理论范式，包含如政策议程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倡导联盟理论、多源流理论、政策网络理论、政策工具理论等等在内的诸多理论框架，在目前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其中，政策网络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等最为常见。

      表2 公共政策论文理论范式

      

      (二)研究方法

      对研究方法的分析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方法论，按照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分类，一般将其划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第二个层次是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分析方法，包括思辨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第三个层次是资料收集方法，是指收集、整理资料和数据的方法，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处理的技术等，包括文献资料研究法、实地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研究方法系统[1]。通过对我们选择的105篇文献进行梳理，得到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法论层次上看，定性研究共计81篇，占论文总数的77.14%；定量研究24篇，占22.86%。从分析方法层次上看，采用思辨分析的论文最多，有53篇，占总量的50.48%；其次是案例分析法，为25篇；采用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文献相当少。从资料收集方式层次上看，80%的论文主要使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如已有文献研究、相关报道、二手数据等等；田野调查等实地研究法出现在11篇论文中，占10.48%；而其余9篇使用了包括访谈、问卷等在内的调查研究法，1篇使用了调查实验的方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公共政策研究处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阐述与实证调查比例失衡的状态，如历史分析、实验研究法等还未得到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

      表3 公共政策论文研究方法

      

      (三)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了方便文献索引而从报告、论文中提取出来，用以概括全文主题内容的若干单词或术语，对于论文来说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可以把握当前研究的主题及热点。

      借助文献计量法，我们对105篇论文的所有有效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了关键词的频次统计，表4展示了频次大于1的关键词列表。

      结合表4可得，“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网络”、“政策过程”等是相对高频的关键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这与我们之前对理论范式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但关键词之间的聚合程度不高，分布相当散乱，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略少导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和研究问题的多样性。

      表4 公共政策论文关键词频次统计

      

      三、2015年度公共政策研究现状的定性分析

      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对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构建，其二则是对当前公共政策实践和案例的探讨与反思；后者又可细化为政策过程研究、政策工具研究、政策价值研究、政策创新研究、政策变迁研究等等。因此，对于当前公共政策研究的定性分析，也将从这几方面展开。

      (一)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探讨

      2000年以来，源于全球化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治理理念的转变，各国政策实践都发生了变化，政策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范式也在不断创新，以提升对公共政策实践的回应性。

      就理论范式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及时跟进与引介西方政策理论的进展，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发现，单纯套用西方现有理论和模型有时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策现象、解决我国的政策问题，探索适用于中国公共政策的本土理论与模型，也逐渐成为了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

      1.西方政策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

      政策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范式。一般认为，政策网络是独立的政策行动者围绕政策问题和政策行动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日趋多元，更多的私营机构、非营利性机构、中介组织、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等都将加入到政策过程中来。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将政策网络理论引介到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当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方兴未艾，除了将该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某些政策现象之外，也不乏对政策网络理论本身的再探讨、深挖掘。如李玫回顾分析了西方政策网络研究发展和变迁的三个阶段，指出当前复杂性理论已经逐步渗透到政策网络研究中，使之朝向“基于行动个体建模”的政策仿真模型构建发展[2]；王宇颖翻译了R.A.W.罗茨的最新研究进展，重申了政策网络的概念界定，探讨了政策网络成败的影响因素和相应的管理戒律[3]。

      此外，多源流理论作为当今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炙手可热的理论模型之一，关于其对中国本土政策问题的解释力和适用性的探讨从未停止。文宏等人结合我国独特的决策情境，提出了多源流决策模型在我国的四种优化路径，即三股源流的混合化、政治源流的核心化、焦点事件的独立化以及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拍板[4]。

      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了包括政策网络、多源流等框架在内的政策过程理论研究面临的挑战，无论是化繁就简地简化对政策过程的观察逻辑，还是试图考虑复杂性问题辨明某种因果链条都有其弊端，需要认真思考其未来发展方向[5]。

      2.中国本土理论思考与构建

      鉴于西方某些政策理论和模型自身存在缺陷，且不可能完全套用于中国政策实践，一些学者尝试进行相关理论的再造和创新。

      政策过程理论作为政策研究中历久弥新的理论范式，关注热度有增无减。在宏观层面上，有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前政策过程研究中的简化逻辑，提出将复杂性理论引入到政策执行研究当中，以形成能回应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新范式[6]。在中观层面上，任鹏考察了政策冲突这一特殊的政策执行情境，阐释了三种冲突下我国地方政府选择策略，完善了政府行为逻辑解释框架[7]；曲纵翔则讨论了作为政策终结环节的政策评价，提出了包含两类标准共五个维度的评价体系[8]，为政策终结提供了重要依据。

      政策话语研究作为相对而言的“新生事物”，近两年也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理论研究的焦点。张海柱基于后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话语建构下的产物，并构建了一个围绕政策话语的“场域—联盟—竞争”理论模型以解释政策过程[9]。

      就方法范式来说，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转换的鲜明表现，而这与政策分析学科产生身份危机的内在逻辑和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环境变迁的外部动因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变迁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10]。

      政策文献量化是公共政策量化分析的一个方面，是将内容分析、文献计量、网络分析、图论、知识图谱等相关方法结合政策文献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特性，实现政策文本内容语义的编码分析或对大样本、半结构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与质化研究相辅相成，可进行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关联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11]。2015年有两种比较突出的政策文献量化研究范式。一是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李江等人详细阐述了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指出政策文献计量不仅仅是文献计量方法在政策文献中的迁移，同时也有诸如参照分析、分布规律、知识扩散等方法上的创新，可用于研究政策分布特征、主题变迁等一系列问题[12]。二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安卫华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并以美国参议员联合新闻发布会为例演示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13]；龚虹波则试图利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关系”现象，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探索[14]。

      (二)公共政策过程研究

      公共政策阶段论范式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常见范式，即将复杂的政策过程分为若干阶段，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研究就是针对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展开，研究本身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在本文所筛选出的105篇论文中，该方面的研究近60篇，主题涉及决策模式、执行机制、效果评估等各个政策阶段。

      1.政策制定：决策主体与决策技术

      政策议程构建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关键节点。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宽带移动通信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策议程构建的传统格局被打破[15]；加之风险社会的概念深入人心，政策风险因素进入决策视野，多元主体采用多种方法参与公共决策成为必然。如有学者明确指出，重大公共政策中存在风险较高的关键因素[16]，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健全包括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17]。因此，对于决策主体和决策技术的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学者的重要课题之一。

      就决策主体而言，公民参与仍然是该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这是因为，公民参与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体现形式，可以推动善治目标的实现和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18]。而从实际参与效果来看，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不容乐观，在公共服务[19]、社会保障[20]、民生政策[21]、财政政策[22]、环保政策23等诸多政策领域中都暴露出参与次数少、参与层次低、参与效果差、政府回应不足、互动程度不够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民参与呈现出了一些新规律和新特征，为公民参与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李丁等人以PX项目选址为例，从网络舆论中的公共意识和意见领袖两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肯定了公众网络参与的积极效应[24]；费久浩总结了在网络社会里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网民触发模式，指出其基本要素包括焦点事件的引爆、共同体验的激活、意见领袖的动员、传统媒体的跟进和决策当局的认同[25]；杨嵘均则探究了网络空间中草根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作用，认为草根民众的网络造势与政府回应具有互逆作用，即网络民众通过网络言论造势给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迫使政府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置，这已经对政策制定等产生了重大影响[26]。针对当前的参与形式和参与效果，学者们提出了提升公民参与水平和参与质量的相关建议，如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参与平台[27]，建设基于政策网络的参与机制[28]，营造基于信息公开的参与环境[29]，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制度安排[30]等。当然，除普通公众外，一些研究也专注于府际关系[31]、媒体[32]、智库[33]等公共决策中的其他重要因素。

      就决策技术而言，大数据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中的应用已受到广泛关注。黄璜等学者对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进而讨论了大数据兴起对公共政策的影响[34]；张楠则从公共衍生大数据的概念入手，回顾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发展和信息时代政府决策过程的嬗变，提出未来研究应聚焦公共衍生大数据如何重构政府决策过程，从而驱动政府决策科学化[35]；刘筱勤详细讨论了大数据技术对廉政制度创新带来的可能性，建议以财产监控为基础构建廉政大数据平台[36]。

      2.政策执行：执行机制与实践问题

      正如查尔斯·沃尔夫所指出的，政策经常在执行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对政策执行的研究必不可缺。政策执行遵循什么样的机理，又存在哪些偏差和问题，是当前执行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针对执行模式及机制的研究。在我们选定的样本中，对政策执行机制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西方理论的机制研究。如陈佳等人以W县退耕还林为例，描述和分析了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对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生态治理行动中行为选择的影响，发现政治激励形成行政压力，对地方政府起到强激励作用，而中央财政补贴的经济激励则对退耕农户产生强激励但对地方政府失效[37]；杨宏山则进一步在激励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学习理论，认为在创制性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的学习机制发挥了根本性作用[38]；还有学者以中国社会化养老政策为例，利用并修正了“模糊冲突模型”，阐明了模糊政策的执行逻辑[39]。其二则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机制探索。如邓顺平以党群关系和群众路线为逻辑，指出我国政策执行的机制包括先锋队、摸石头、动员令、锦标赛和回头看[40]。

      其次是对政策执行偏差及问题的探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执行不力、执行阻滞甚至偏离决策目标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由于政策目标、方案、手段、工具等可能存在问题，更与背后的央地关系紧密相关。如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就牵涉到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体制核心与边缘三组关系，对我国计生改革产生了阻碍[41]。从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讲，有学者认为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存在地方性差异，国家要想通过政策实现治理目标就必须正视这种由于“地方性知识”存在而带来的差异性[42]。

      3.政策评估：评价反思与政策终结

      对于政策评估的研究多从某一个政策或某一类政策出发，探究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陷入的困境、优化的路径与改善的建议，包括土地政策、财税政策、城镇化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及涵盖养老、医疗、低保等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中，财税政策因其与其他政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是该类研究中的热点，如李涛等人基于土地收益与供求的分析，研究了土地税收对城市用地扩张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优化建议[43]；王曙光等使用定量模型对城镇化发展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44]，杨得前等则定性分析了当前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中的财政政策效果[45]；李亚青运用保险精算方法对社会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展开了探究[46]，等等。另一个热点则集中在养老领域，这可能与当前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有关。如王增文对宗族网络和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认同进行了经验分析，提出了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改进方向[47]；李珍等利用全国时序和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是否会挤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48]；胡春艳等从问责的角度出发，探究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49]等。

      政策终结，作为政策科学研究中忽视已久的问题，近年来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刘伟伟运用了多源流分析框架，以收容遣送制度为案例，阐明了政策终结的逻辑机理[50]。

      (三)公共政策工具与价值思考

      公共政策既要讲求工具理性，也要关注价值理性；既要选择合适高效的政策工具，也要遵循公平正义等价值伦理。政策工具是政府将政策意图转变为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是用来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政策意图能否落实、政策目标可否达成，与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密不可分。因此，当前选择运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应当选择运用哪些政策工具，是检验并提升政策效果的重要问题，是目前政策工具研究者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处于网络时代，国家治理对政策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何明升、白淑英认为，网络治理导致了“脱域”现象质的飞跃，网络政策工具因此应具备可通约性和世界禀赋；进一步地，通过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可通约性检视，结合前人研究形成了网络政策工具谱系，并给出了不同网络观指导下的治网逻辑和工具选择策略[51]。

      相对于以上对政策工具“应当是什么”的规范研究，一些学者开展了“是什么”的实证分析。王辉以川北S村互助式养老为个案，将案例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描述并考察了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多元福利有效运转的逻辑[52]；叶选挺等则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的工具类别等进行了分析挖掘[53]。

      张齐武的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了政策工具“效果如何”的问题，采用跨案例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分布于土地管理、公共住房政策、排污排放管制、交通管理、能源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统一纳入可交易许可模式的制度框架内，对可交易许可这种政策工具的效果和应用进行了阐述[54]。

      另一方面，公共性的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有学者指出，在公共政策内部，存在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空间、基于政府利益的政治价值空间和基于决策者利益的个人价值空间；现代民主国家的政策内部价值空间应以社会价值为主导[55]。然而，目前实践中的公共政策有时会偏离公共性的规范轨道，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范问题，即产生了其他价值空间挤压社会价值空间的现象，如何植民指出，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民本性和协同性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政策的公共性有所衰减[56]。为了应对此类政策失范问题，有学者提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集体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建设、构建和完善政府的权力伦理、增强以公平正义和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建立利益冲突协商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57]；还有研究进一步强调要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主体进行伦理建设，增强公务人员的正义感、道德感、责任感等[58]。

      (四)公共政策创新与变迁研究

      在公共政策系统当中，公共政策的主体、客体、环境是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公共政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因此，当公共政策主体的意志、价值取向等，客体的需要、诉求等，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等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公共政策也应当有所变动和调整。从短期来看，体现为政策的创新及其扩散；而从长期来看，通常表现为政策变迁。

      1.政策创新扩散

      政策创新多产生于某一地方政府，是基层结合中央精神和自身现实积极思考和探索的产物。如厦门翔安区制定实施的转产就业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改善民生、转变治理模式具有标本的意义[59]；南通大调解的制度尝试通过整合各种资源、运用多种手段，有利于解决多元化的社会矛盾[60]。

      如同此类的政策创新，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发生传播和扩散，政策学习和再生产就是其中的一种机制。有学者通过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对上海市“城市网格化”、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及重庆市某区“网格化社会防控体系”三种再生产形式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仅仅将政策原型作为起点，再经过选择性吸收改造的组织学习实现公共政策的再生产[61]。

      2.政策演化变迁

      对于我国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对某一政策的变迁历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在定量研究上，黄萃等利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科技创新政策主题聚焦点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呈现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球治理能力日益增加、自主创新在特定时间阶段逐步成为政策热点、科技人才政策日趋全面完善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等演进规律与变迁趋势[62]；李春根等通过比率模型和聚类分析，勾画了我国31个省域五年来农村低保标准的变迁轨迹[63]。在定性研究上，王丽丽等描述了中国城乡一体化转型时期社会政策的变迁、调适和递嬗逻辑[64]。

      第二种研究方向则是着眼于政策变迁背后的过程逻辑，从某一具体的政策出发，探寻其变迁的路径和机制。如田华文等基于倡议联盟理论，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变迁为案例，发现政策论坛是推动政策学习并引发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整个政策变迁过程遵循“政策论坛-政策学习-信念改变-政策变迁”的逻辑路线[65]。

      (五)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与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策研究不应闭门造车，对国际经验的论证和借鉴也就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尚不多，仅有龚虹波对中美水资源管理政策网络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水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两种类型管理政策网络在四个研究区域的网络参数的差异[66]。

      较多学者论证了发达国家的政策工具、政策手段，并结合中国现状提出启示和建议。如有研究详细考察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行政审批改革中的制度设计模式和选择的机制工具[67]；游志斌基于“准备”的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突发事件风险防治的背景和政策选择，提出我国应把突发事件准备工作作为国家重要策略，注意加强链式准备政策设计，增强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整体协力和抗逆力，进而促进综合安全治理体系的优化[68]；傅志明回顾了欧盟国家劳动者保障体系的变迁过程，以期我国能吸收其经验教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69]；杨文明、谢宝富、蒋绚等学者分别研究了美国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在机理[70]、新加坡组屋政策[71]、德国科技创新政策[72]等单个国家的政策问题，为我国相应的政策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四、公共政策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法治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重点；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关键。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是当前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应然之举；以法治思维引导改革的深化，是破除利益藩篱的必然之行。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说，政府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行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革。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使得公共政策过程法治化，而重中之重是要实现决策体制法治化、决策程序法治化。

      我国的决策体制具有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性。在中央层次上，中国的决策体制主要由“党”、“政”、“军”、“法”、“民”五个行为主体构成，这五个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核心”和“四种关系”，其中“一个核心”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决策体制中的核心主体，“四种关系”是指“党政关系”、“党军关系”、“执行党与参政党关系”、“党民关系”。这种决策体制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在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推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决策体制法治化，一方面要依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要用法制理顺“四种关系”，规定权力范围，划清权力界限。而在决策程序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意味着我国在决策程序合法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以法治思维引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实践探索，更是一种全新的决策理念和决策思想，需要学者们从理论层面展开研究。因此，如何准确把握法治的内涵和精髓，理顺公共政策与法治的关系，探讨决策体制、决策程序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具体操作和现实效果等，将需要公共政策学者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二)民主化

      20世纪中叶以来，行政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伴随行政改革而来的是政府和公民关系的深刻变化，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全面展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公民参与的思想意识逐渐提升，渠道途径不断拓展，实践案例大量涌现，影响效果日益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围绕公民参与展开的研究也蓬勃发展，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仅2015年一年，以“公民参与”、“公众参与”或“大众参与”为主题的研究就达到3800多篇；而在我们所研究的105篇文献中，就有14篇涉及到了公民参与，比重超过10%。

      尽管现有研究已相当丰富，但民主参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撼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下大众对话语权的掌握只增不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交叉互动，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持续共存，公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有序性尚需动态平衡，各种公众参与的新想法和新形式还将不断涌现，尚未解决的旧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还会长期存在，因此，对于公民参与的研究不可原地踏步，而应继续重点关注，推动我国公共政策民主化的进程。

      (三)科学化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决策咨询制度的法律地位。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改变政府以往的决策惯性，降低决策风险，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智库建设是公共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一环。

      在理论层面，智库是现代政策科学的发源地和成长的摇篮，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最纯粹的组织体现，而政策科学又是智库建设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在实践层面，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智库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如高影响力智库欠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智库建设整体规划缺失、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管理方式亟待创新等等。因此，在实践操作中，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应运而生，为我国智库建设提供了全局性指导；在理论研究上，新型智库建设应如何具体展开、有效实施，如何结合地方政策现状、助力地方决策发展，如何解决现有问题、避免或有问题，应当是今后决策科学化研究的重点内容。

      (四)信息化

      从信息的传播方式上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成熟和普及将人类带人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作为网络信息的传播媒介，既超越电子媒体的广度，又超越印刷媒体的深度，具有高度互动性，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声”的话语平台。这种网络话语表达，包含了公众之间、公众与公共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渗透到政府公共决策的各阶段和各领域，近年来中国政策领域发生的诸多事件已显示出公民网络话语表达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从信息的组织方式上看，大数据技术的异军突起对政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本和数据资源对国家治理、政府决策、公共服务、组织方式和业务流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大数据具有极高的价值，需要政府提升其信息挖掘能力，将其充分应用于政府决策当中，提升公共政策科学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大数据，尤其是公共衍生大数据，必须认真审视其开放程度和保护水平，做好数据管理工作，既要达到信息公开的要求，也要保障关键信息的安全[7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顺应信息化的浪潮、乘着网络化的东风，在新媒体、大数据中避害趋利，从而有效推进我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理应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

      (五)国际化

      现代政策学科及其研究起源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三十余年间，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迅速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西方国家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仍较为落后，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研究方法落后、缺乏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消化与吸收等。因此，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亟待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应当持续关注西方政策理论最新进展和研究动向，将西方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前沿趋势引荐、翻译过来，致力于推动西方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探索与案例分析，总结提炼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科学做法与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实现政策理论和模型的本土化创新，形成政策研究的中国流派、中国范式和中国经验，为全球政策理论研究深入开展和政策实践创新发展作出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应有的贡献。

      ①文献数量源自中国知网搜索结果，虽不完全准确，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数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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