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对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影响及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论文

·论 著 Article ·

情绪智力对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影响及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徐浙宁1,赵佳林2*,蔡 丹3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上海 200020);2.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学系(中国上海 200234);3.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心理系(中国上海 200234)

[摘要 ]目的 探索情绪智力中的自我情绪感知、他人情绪感知、情绪调控、应用能力对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作用及亲社会行为的中介角色。方法 对上海市1 042名初中预备年级学生进行1年的跟踪调查,采用情绪智力量表、感知社会能力量表及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量表进行评价。结果 情绪调控和应用能力能够显著减少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感知他人情绪能够通过增加学生的亲社会行为,间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结论 情绪智力能够减少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亲社会行为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 情绪智力; 抑郁焦虑; 亲社会行为; 小学升初中过渡期; 青少年

小学升初中过渡阶段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期[1-2]。伴随升学导致的学校环境、课程内容、人际网络改变,过渡期青少年往往会出现抑郁焦虑情绪[3-5]。如果这些负面情绪得不到有效处理,可能会引发情绪障碍,影响青少年未来发展[6-7]。过往文献[5-6]主要从环境和制度角度探讨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近年研究[8-10]则指出,青少年自身的情绪智力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情绪智力是个体感知、理解、调控和应用情绪的综合能力[11],其与特定大脑区域有关[12-13]; 情绪智力高的人在应对情绪问题时,大脑唤起水平更低,效率更高[14]。此外,情绪智力可以通过提升个人亲社会行为,来影响情绪健康[15-17];而人际交往问题恰恰是过渡期青少年的主要压力源[1]。因此,本文基于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11,18],考察自我情绪感知、他人情绪感知、情绪调控和情绪应用四种能力对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及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跟踪设计以更有效验证情绪智力的长期作用。

情绪智力模型分为能力模型和混合模型两类[19]。能力模型遵循Mayer等[11]提出的概念,基于人对于情绪的认知加工过程,将情绪智力严格界定为一系列认知能力。混合模型则将人格特质和动机等其他因素也作为情绪智力的部分[20]。由于混合模型与已有人格理论(如大五人格)在内容和结构上有较大重叠,其独特性和理论根基仍然存疑[19]。因此,本研究采用能力模型来界定情绪智力。

抑郁焦虑情绪往往同时出现,前者包括消极悲观、躁狂易怒、缺乏兴趣,后者则表现为紧张、烦躁、担忧[21]。首先,自我情绪感知能力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并提供情绪的相关信息,从而为理性判断和有效调控提供基础[22]。其次,他人情绪感知能够帮助人准确感受和理解周围的情绪状况,以及他人情绪状态,为管理和调控他人情绪提供支持,从而有效预防和缓解人际焦虑[23]。再次,情绪调控能力能够提供丰富的情绪调节策略,使人在面对压力和负面情绪时更加从容而有效应对[24]。情绪调控能力强的青少年也采用更多的问题解决导向策略来应对学业问题[25]。最后,情绪应用能力可以帮助人合理地使用情绪进行自我激励,提高学业表现,从而降低他们的焦虑和抑郁[10]。因此,我们假设:

综上所述,为提高孕妇的生活质量,提高母亲和胎儿的身心健康水平,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议如下:①逐步把口腔检查纳入孕前检查范畴,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②妇幼保健机构要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孕期口腔保健知识,并让孕妇了解孕期口腔疾病应尽早就诊,减轻痛苦;③使所有相关科室的医生能够给予孕妇口腔疾病正确合理的指导意见,让全社会的口腔医生广泛开展孕期口腔治疗,而不必怕担责任而拒绝治疗导致病情恶化;④医疗机构应备有孕妇专用诊室,接诊的医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及良好的素质,真正为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做出贡献。

H 1:情绪智力,包括自我情绪感知(H 1a )、他人情绪感知(H 1b )、情绪调控(H 1c )和情绪应用能力(H 1d ),能够降低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

当q=1,2,3,...,l时,设第q组样本输入x q=[x 1q,x 2q,x 3q,...,x nq],期 望 输 出 d q=[d 1q,d 2q,d 3q,...,d mq],则节点i在第q组样本输入时的网络实际输出y iq见式(2)。

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中的情绪调控和应用能力对于过渡期青少年情绪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情绪调控能力强的个体可以通过有效的策略来调节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减少自身的抑郁焦虑情绪[24]。通过合理的应用情绪进行自我激励,过渡期青少年也能够有动力去应对挑战和挫折。但与假设相反,他人情绪感知能力会增加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这可能是由于感知他人情绪,共情他人也能使人产生焦虑[32]。但这种他人带来的焦虑也可能会促进助人行为。

1.2.1 情绪智力 采用Wong等[18]开发的情绪智力量表。该量表基于能力模型[11]编制,包括16题,分为四个维度:① 自我情绪感知,即对于自我情绪感知和理解能力;② 他人情绪感知,即对于周围人情绪识别和认知能力;③ 情绪调控,即调控情绪的能力;④ 情绪应用,即应用情绪来激发行为和提高表现的能力。被试者需要基于7点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来自评情绪能力。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均在0.75以上。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着医改深入,取消大医院普通门诊、开药门诊,逐渐成为业界强烈呼声。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2017年11月,宁波一院也走出这一步,取消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大内科普通门诊。

1.2 研究工具

H 2:亲社会行为能够部分中介情绪智力的作用,包括自我情绪感知(H 2a )、他人情绪感知(H 2b )、情绪调控(H 2c )和情绪应用能力(H 2d )对于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降低作用。

1.2.2 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采用Anderson-Butcher等[28]编制的感知社会能力量表,该量表主要测量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和积极人际关系。量表由4题组成,采用自评的形式,青少年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的选项(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量表的中文版由本文作者翻译,并通过回译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alpha为0.85。

1.2.3 抑郁焦虑情绪 由于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所表现出的情绪问题以抑郁和焦虑为主,我们结合该年级的学生特点,编制了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量表(共8题),青少年需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某个状况/行为发生的频率(从1“没有”到4“经常”),例如:“不想上学或到学校就烦恼”“易怒、烦躁、容易发脾气”“情绪低落、容易哭泣或想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0.88。

1.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从青少年的个人和家庭背景信息选取,包括:① 性别(1“男”,2“女”);② 年龄(岁);③ 是否上海生源(1“外地”,2“上海”); ④ 是否和父母同住(0“没有和父母同住”,1“与父母一方同住”,2“与父母同住”); ⑤ 家庭月收入(从1“3 000元以下”到8“50 000元以上”)。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单变量描述和双变量相关分析,使用AMOS 17.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情绪智力与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直接关联、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2 结果

2.1 描述统计

单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学生在刚升入预备年级时的平均年龄为(11.12±0.38)岁,其中上海本地生源791人(75.9%),外地生源251人(24.1%)。没有和父母同住的33人(3.2%),与父母一方同住的93人(8.9%),与父母同住的916人(87.9%)。家庭月收入的众数为4“8 001~10 000元”(219人,占21.0%)。

2.2 相关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见图1。研究模型和数据有较好的拟合度。情绪调控能力对抑郁焦虑情绪有显著的减弱作用(β =-0.24,P <0.001),情绪应用能力同样能够减少抑郁焦虑情绪(β =-0.10,P <0.01)。然而,与假设相反,他人情绪感知反而增加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β =0.17,P <0.001)。自我情绪感知能力对于抑郁焦虑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β =-0.02,P > 0.05)。因此,H 1得到了部分验证,其中H 1c 和H 1d 得到了支持。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相关结果 (N =1 042)

注:P <0.05,P <0.01;T1为第一次调查结果,T2为第二次调查结果

2.3 假设检验

研究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结果见表1。情绪智力各维度的相关数值介于0.5~0.6,表明这些维度既相互关联,同时也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自我情绪感知与亲社会行为及抑郁焦虑情绪的相关分别为0.29(P <0.01)和-0.21(P <0.01);他人情绪感知与两者的相关分别为0.28(P <0.01)和-0.10(P <0.01);情绪调控与两者的相关分别为0.33(P <0.01)和-0.32(P <0.01);情绪应用与两者的相关分别为0.38(P <0.01)和-0.29(P <0.01)。因此,情绪智力高的青少年,在经历小学升初中过渡阶段之后,会出现更多亲社会行为,且抑郁焦虑情绪更少。

图1 过渡期青少年情绪智力与亲社会行为、抑郁焦虑情绪的路径模型
注:P <0.05,P <0.01,P <0.001;T1为第一次调查结果,T2为第二次调查结果

孤东油田一号联合站共有3台污水外调泵(离心泵),日外调污水量达到20 000 m3以上。2018年1月对该站1#泵和2#泵实施节能技术改造,1#泵和2#泵电动机型号均为YBX3-280S-2,2台电动机额定功率均为75 kW。表1为2台污水外调泵应用口油井永磁联轴器技术措施前后效果统计对比表。

3 讨论

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自发帮助他人,与人合作、分享的行为[26-28]。通过帮助他人,青少年也可以建立和拓展人际关系,形成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29]。情绪智力通过增加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从而间接减少他们的焦虑抑郁情绪。情绪调控能力能够提供调控和管理他人情绪的知识和策略,帮助青少年避免人际冲突,减少同伴侵害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改善朋辈关系[30-31]。通过合理的应用情绪,他人的焦虑和不安也可能转化为助人的动力,激励人更多去帮助别人。因此,我们假设:

亲社会行为在情绪智力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通过有效地调控他人情绪,避免人际冲突,并将他人的负面情绪转换成助人的动力,过渡期青少年完善其社会网络,并减少他们的抑郁焦虑情绪[31]。此外,他人情绪感知能力也可以通过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地降低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如果个体能够准确感知别人的情绪,并愿意提供帮助,那么对于其形成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可能有积极作用,最终会降低自身的负面情绪。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他人情绪感知能够增加过渡期青少年亲社会行为(β =0.08,P <0.05),情绪调控也与亲社会行为有正向关联(β =0.11,P <0.01),情绪应用也可以显著增加亲社会行为(β =0.24,P <0.001),而自我情绪感知的作用并不显著(β =0.05,P >0.05)。同时,亲社会行为和抑郁焦虑情绪呈负相关(β =-0.27,P <0.001)。进一步采用自助法(bootstrapping)(5 000样本)检验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他人情绪感知对于抑郁焦虑情绪有显著的负面间接作用(作用系数= -0.02;95%置信区间为-0.00~-0.04)。情绪调控和情绪应用能力对于抑郁焦虑情绪也有显著的负面间接作用,作用系数分别为-0.03和-0.07,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1~-0.06和-0.04~-0.10。因此,H 2基本得到了支持,表明情绪智力能够通过提升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接降低他们的抑郁焦虑情绪。

本研究采用配额取样选取上海市8所学校作为样本,包括2所民办初中和6所公办初中(公办学校中有2所区排名较后,2所区排名中游,2所区排名前五)。研究对象为预备年级学生,他们刚从小学升入初中时(2016年10月)接受了第一次问卷调查(T1),内容包括情绪智力和背景信息,在预备年级学年结束时(2017年6月)接受了第二次问卷调查(T2),内容包括亲社会行为和抑郁焦虑情绪。学生参与调查为完全自愿,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问卷在心理课完成。有93.4%的学生参与了两次调查,最终样本包括1 042名学生(男生533名,女生509名)。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具体探讨了情绪智力各维度对于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不同作用。其次,本研究验证了情绪智力的作用机制,即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最后,本研究采用跟踪设计,更有效验证了情绪智力的长期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可以通过加入情绪智力的相关课程,提升青少年应对情绪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情绪调控和应用能力,帮助他们顺利渡过小学升初中过渡期。此外,应该注意那些对他人情绪敏感的个体,引导他们将负面情绪转化成助人动力,最终改善其情绪状况。

不同层次的模块具有不同的模块粒度,越靠近底层的模块,粒度越细。模块配置完成后,通过映射将抽象模块与Linux操作系统功能一一对应,生成可执行文件,这些可执行文件就是最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采用跟踪研究设计虽然能够考察情绪智力的长期效果,但不能替代实验设计(如干预项目)对于因果关系的验证。其次,亲社会行为和抑郁焦虑情绪均在第二次调查中测量,仍然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最后,本研究虽依据配额取样,但并未采用随机抽样,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对于未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基于实验设计的研究,通过情绪智力干预课程,来检验其对于过渡期青少年的积极作用。此外,可以通过脑神经研究进一步揭示该阶段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发展状况和对应的大脑结构功能变化,从而更有效解释情绪智力对于青少年情绪健康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发现:① 情绪智力,尤其是情绪调控和应用能力能够降低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② 亲社会行为起部分中介作用;③ 感知他人情绪能够增加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接降低他们的抑郁焦虑。因此,通过培养青少年应对情绪的综合能力,可以帮助他们顺利渡过小学升初中过渡期。

1.2.2 2 D水平培养细胞增殖活力检测 OVCAR-8细胞以3×103细胞/孔接种于96孔板,贴壁24 h后更换含不同浓度紫云英苷的培养基100 μL。药物浓度分别为0(对照组)、4、11、33和100 μmol/L,分别于24、48、72 h更换CCK-8检测试剂100 μL(90 μL RMPI 1640培养基 + 10 μL CCK-8液),于5%CO2、37℃培养箱中孵育4 h,用酶标仪在450 nm波长检测各孔的吸光度值(A)。实验重复3次。计算细胞增殖活力:细胞活力(%)=(实验组平均A值/对照组平均A值)× 100%。

致谢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发展基金,生命教育及生涯规划政策研究、培训及实践先导计划项目组及参与学校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Galton M. School transfer and transition[J]. Int J Educ Res, 2000, 33(4): 321-323.

[2] 张向葵, 曲 葳. 小学生升学准备不足: 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141-146.

[3] Chung HH, Elias M, Schneider K. Patterns of individual adjustment changes during middle school transition[J]. J Sch Psychol, 1998, 36(1): 83-101.

[4] 程相震. 关于中小学衔接问题的研究报告[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7(1): 1-7.

[5] 侯冬玲, 时俊卿, 李耀华. “中小衔接”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中小学管理, 2003(9): 31-32.

[6] Anderson LW, Jacobs J, Schramm S, et al. School transitions: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a new beginning[J]. Int J Educ Res, 2000, 33(4): 325-339.

[7] 周 慧, 黄宇霞.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与教育公平政策与实践[J]. 教育生物学杂志, 2017, 5(4): 216-222.

[8] Qualter P, Whiteley HE, Hutchinson JM, et al.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mpetencies to ease the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high school[J]. Educ Psychol Pract, 2007, 23(1): 79-95.

[9] Williams C, Daley D, Burnside E, et al. Ca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emotional ability predict psychopathology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secondary school?[J]. Pers Individ Dif, 2010, 48(2): 161-165.

[10] Vidal Rodeiro CL, Emery JL, Bell J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attainment of British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J]. Educ Stud, 2012, 38(5): 521-539.

[11] Mayer JD, Salovey P. What 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M]//Salovey P, Sluyter 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o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3-31.

[12] Bar-On R, Tranel D, Denburg NL, et al. Exploring the neurological substrat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ntelligence[J]. Brain, 2003, 126(Pt 8): 1790-1800.

[13] Greenberg MT, Snell J. The neurological basis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M]//Salovey P, Sluyter 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o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93-119.

[14] Jausovec N, Jausovec K. Differences in induced gamma and upper alpha oscillations in the human brain related to verbal/performanc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Int J Psychophysiol, 2005, 56(3): 223-235.

[15] 耿 亮, 张惠敏, 竺培梁. 重点中学学生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07(5): 55-58.

[16] Kaltwasser L, Hildebrandt A, Wilhelm O, et al. On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al abiliti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J]. Evol Hum Behav, 2017, 38(3): 298-308.

[17] Mavroveli S, Petrides KV, Rieffe C, et al.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eer-rated social competence in adolescence[J]. Br J Dev Psychol, 2007, 25(2): 263-275.

[18] Wong CS, Law KS. The effects of leader and follow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an exploratory study[J]. Leadersh Q, 2002, 13(3): 243-274.

[19] Joseph DL, Newman DA.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 integrative meta-analysis and cascading model[J]. J Appl Psychol, 2010, 95(1): 54-78.

[20] Petrides KV.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ory[J]. Ind Organ Psychol, 2010, 3(2): 136-139.

[2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 5th ed. Arl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22] 邓 欢, 江 琦, 冯淑丹. 让情绪进入觉知之光:情绪意识及相关研究[J]. 教育生物学杂志, 2013, 1(3): 208-213.

[23] Summerfeldt LJ, Kloosterman PH, Antony MM, et al. Social anxie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J]. J Psychopathol Behav Assess, 2006, 28(1): 57-68.

[24] Matthews G, Emo AK, Funke G, et 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task-induced stress[J]. J Exp Psychol Appl, 2006, 12(2): 96-107.

[25] MacCann C, Fogarty GJ, Zeidner M, et al. Copi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 Contemp Educ Psychol, 2011, 36(1): 60-70.

[26] Nantel-Vivier A, Pihl RO, Cté S, et al. Developmental associa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ur with aggress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rom infancy to preadolescence[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4, 55(10): 1135-1144.

[27] 李 丹. 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因素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00, 23(3): 285-288.

[28] Anderson-Butcher D, Iachini AL, Amorose AJ. Initi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erceived social competence scale[J]. Res Soc Work Pract, 2008, 18(1): 47-54.

[29] 王红瑞. 中职生亲社会行为与社会支持网络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1, 27(6): 700-702.

[30] 向碧华, 刘俊升. 儿童中晚期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 希望感和情绪调节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教育生物学杂志, 2017, 5(3): 131-135.

[31] Lopes PN, Nezlek JB, Extremera N, et 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does the ability to evaluate emotional situations and identify effective responses matter?[J]. J Pers, 2011, 79(2): 429-467.

[32] Ciarrochi JV, Deane FP, Anderson 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J]. Pers Individ Dif, 2002, 32(2): 197-209.

Effect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mediating role of prosocial behavior

XU Zhening 1,ZHAO Jialin 2*,CAI Dan 3

1.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China ;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roles of self-emotional perception, others’ emotional perception, regulation of emotion,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adolescent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social behavior. Methods A total of 1 042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Shanghai were investigated for one year. We us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perceived social competence scale, and transitional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ale to assess the effects. Results The abilities of regulation and application reduced the feeling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The ability of emotional perception in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s among the adolescents and reduced thei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directly. Conclusi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reduce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during their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The effect is also partially mediated by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rosocial behavior;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adolescents

doi: 10.3969/j.issn.2095-4301.2019.0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RK009);上海乐成书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资助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赵佳林,博士,讲师;E-mail:zhaojialin@shnu.edu.cn

收稿日期 2018-03-21

标签:;  ;  ;  ;  ;  ;  ;  ;  

情绪智力对小学升初中过渡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影响及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