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理论发展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二次会议于1998年10月18日～23日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河南省部分干部和企业家共16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总结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讨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推进经济理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和对策。现将大会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的回顾及评价
与会学者对20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高明华博士对改革开放20年所带来的经济体制转换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评估，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1.3%，其中，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对市场的适应程度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分别为67.71%、36.57%、51%、36.6%和21.3%。这一方面表明20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表明传统体制的作用力仍然存在，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艰巨。胡钧教授认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较快地纠正了原来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结构不协调状况。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得到了超速发展，为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改变了“短缺经济”状态。宋德勇副教授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描述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对改革开放20年中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作了一种解释，认为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出现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宋涛教授提出，改革开放20年的得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遵从经济规律的改革开放措施就能取得成效，否则就会出现失误。
与会学者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改革方式及改革理论演进过程的特点。张宇博士认为，与东欧、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的相对成功与中国改革所采用的渐进方式有直接的相关性。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形成除了是由一系列不同因素决定之外，主要是由在改革的起始阶段所确定的改革性质决定的。如果改革是以改变原有的“宪法秩序”进而建立新的“宪法秩序”为目标，就必需是“爆发式”、激进式的改革，以避免改革出现反复和逆转；若选择的是保持原有“宪法秩序”的改革，那么，就需在稳定和发展中求改革，就必需是渐进方式。卫兴华教授论证了中国在改革目标的确定上尤其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渐进性特征。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目标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因而，对于改革理论认识过程的回顾，要以当时的背景和当时人们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为基础进行总结，而不能撇开这个演进过程以今天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孤立地评判某一阶段的某一理论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更不宜将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以某一标准形而上学地进行不是属“左”，就是属“右”的简单排队和划分。事实上中国改革过程的渐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目标的渐进性和思想认识过程的渐进性所决定的。黄少安教授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通过对中国20年改革过程的实证分析，认为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利益主体对于改革的态度及在改革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随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化在发生着转换，而不同主体在改革过程中的角色转换是构成制度变迁具有阶段性、渐进性的主要因素。朱延福教授认为，改革启动之前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运行都处在“行政信息依赖”状态，渐进改革之所以显得相对有效是因为它没有在一开始就打破这一信息系统而是借以推动改革，避免了社会震荡；激进式的改革则一开始就中断了这一系统，而新的信息系统不可能立即形成，使得整个经济运行处于信息真空状态，因而激进改革必然无效。
二、目前和未来的中长期经济增长
与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8%以上的高增长水平，这是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基本物质条件。那么，当一系列条件发生转化之后，能否保持这种高速增长态势？学者们分析了决定和制约我国目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
胡代光教授强调，一定要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提高真实经济增长率，并且要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增长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强化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促进经济效益的上升至关重要。黄桂田博士认为，通过一些相关指标的实证分析，中国已从卖方市场形态转向买方市场形态，由资源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这一方面意味着20年的改革开放已从总体上产生实效，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及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面对与过去不同的经济条件和一系列新问题。虽然中国还存在数千万的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人员，人均GDP只有750美元左右的水平，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的强烈程度很高，但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有限”需求而言，过早进入买方市场大门，在现实购买力紧约束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如何确保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问题，哪一年的经济增长能否达到某一目标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当经济转型后未来的中长期经济增长能否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高速增长水平上。宋冬林教授认为，一方面人们对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很强烈，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带动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增长乏力，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循环系统存在问题，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消费总规模的增长速度就会滞缓，中国的最终消费需求规模主要取决于大众消费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臧旭恒教授在对我国消费需求走势分析后认为，近年来导致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是多元的，包括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幅的减缓和预期收入值的下降、结构性供需矛盾、流通渠道不畅、消费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落后等对消费的制约作用。韦伟教授认为，不能仅仅将中国的消费需求依托在大城市中，而要密切关注9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状况。目前所确定的一些新经济增长点，例如住房、汽车等，最终取决于人们的购买力和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配套条件的具备。在地区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不平衡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普遍存在的消费热点？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能仅局限在某几个产业领域，而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面对的系列问题。林木西教授提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目前的现实经济增长问题的对策研究很活跃，尽管很重要，但更应深入研究经济增长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基本理论层次研究中所引申出的政策含义比就事论事层次上所提出的对策更具有可靠性的说服力。在当前，扩大需求*
除了加强政府对投资的刺激外，还要着力研究如何将私人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李建平教授提出，平均主义、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都存在，科教兴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首先要使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先富起来，使他们成为中产阶层，切实形成知识创造财富的机制。黄家骅教授提出，随着多元化经济主体的形成，居民投资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而，如何加强居民投资，加强与居民投资活动相关的制度建设，是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存度仍然很高，目前投资主体投资意愿不足，投资增长乏力，是因为在物价水平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名义利率下降而实际利率攀升，形成内生性的通货紧缩效应，导致金融性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上升，实物性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下降，致使企业有资金也主要用于拥有金融资产，而不是进行实物性投资。在此情况下，利用资本市场吸引投资资本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国有企业需要深化改革
白永秀教授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深层次矛盾概括成20个方面，认为“定位不清”、“年龄过大”是造成国有企业系列矛盾和困难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抓重放轻”的改革思路，即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标准，一分为二，对于垄断性行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政府仍然要抓住不放，这就是“抓重”；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这就是“放轻”。张维达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仅改企业，而不改政府，政府职能不转变，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到位；不解决政资不分，就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于良春教授认为，还是首先要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和进入的行业进行定位，只有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和进入的产业定位清楚了，才能根据它的目标和行业性质设计改革思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吴栋教授认为，公有产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产生的，主要是办私有产权不能的事，私有产权也是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两种产权共存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公有产权存在的根本功能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为此，公有资本应进入到一切盈利性领域。
对于国有资本重组，洪银兴教授认为，竞争形成的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性费用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费用，企业间竞争多于合作，甚至只有竞争没有合作，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促使竞争费用上升，不仅加大了企业成本，而且导致资源浪费。因而要通过资本重组实现由市场竞争转化成企业内部合作，降低部分费用。强调在资本重组中要以优势企业作为重组的主体，保障资本集中的效益；依据管理能力和管理成本确定企业规模扩张的度；硬化企业扩张的财务约束，抑制非理性盲目扩张；注重企业重组绩效，强化并购后的投入。林汉川教授揭示了在资本重组与产权交易中存在的四大问题（法规不健全，产权交易主体不规范，产权交易中行政干预严重，中介机构不规范等）和面对的四大难题（包括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和化解难题的对策建议。
四、如何看待知识经济
尹世杰教授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知识产业的发展对就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按劳分配是否能够发挥作用？是否会出现新的分配方式？贫富差别是否会扩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纪玉山教授论述了知识经济的十大特征，强调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嬗变之后，现在正向一个崭新的社会过渡。颜鹏飞教授论述了知识经济的由来、内涵和特征，认为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就科学地预见和阐述了关于最可靠、最发达的生产力就是知识形成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未来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多次强调的“知识形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观念的财富”等就是指知识经济。谢地博士认为，当前将知识经济炒作得十分火热，实际上存在许多误区，知识经济是否是一种独立的产业形态或独立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是值得怀疑的。知识、信息等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一样，都是属于生产要素，都是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紧密溶合在一起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五、20年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
谷书堂教授论述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认为近年来重建中国的经济学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却尚未得到真正解决。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在主体上仍受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的束缚，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尚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秘”，或者说，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因而，解决基础理论“缺位”问题迫在眉睫，谷书堂教授还就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说明。刘诗白教授提出了构建新的社会主义产权经济学的动议，认为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在理论上不能照抄西方书本，在方式上不能照搬它国模式，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一条社会主义产权改革之路。进行产权改革的最大困难，是产权理论的研究薄弱，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产权范畴，更缺乏对产权的理论阐述。由于产权理论研究的薄弱，致使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在要不要进行产权改革、如何进行产权改革等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产生一系列模糊认识。吴宣恭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西方现代产权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新古典的框架，依然存在许多缺陷，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虽然它的许多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启迪和借鉴的积极意义，却不可能作为我国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实际上包含着系统的、科学的产权理论，吴宣恭教授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与会学者还对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及农村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问题、分配理论等进行了广泛研讨。
（黄桂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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