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科学怀疑精神与科学信任——论现代专家信任系统的建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主义论文,精神论文,基础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信任超越了传统社会的人格信任，发展成建立在系统信任基础之上的制度信任。其中货币系统、专家系统是最重要的两个信任系统。专家信任系统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专业和专家并不直接等同于科学与科学家，但是它们毕竟在不同程度上以科学为基础。正因为如此， 对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怀疑，对科学家人格品质可靠性的置疑，成为了瓦解现代信任系统的两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科学界的不规范行为，特别是科学腐败已经使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及科学对信任的制度保障作用产生怀疑，从而对现代信任系统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认识论的怀疑主义、科学怀疑精神与信任的关系如何？到底如何重建科学信任？这是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专家信任系统的基础
现代社会，人们必须超越传统社会的人格信任，在直接或间接的意义上依赖专家系统。吉登斯说，现代化是一条不归之路。的确如此，不仅那些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是那些还未跨进现代社会门坎的人，已经无法靠过去的方式生活。 甚至在发达国家的人民看来远不完备的分工和专业化，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法像过去那样靠自己和朋友去生活，而在很多情况中都必须直接、间接地依赖专家信任系统。
专家信任系统是一种基于非当面——在场的制度性的抽象承诺。传统社会的当面——在场承诺是一种个人承诺，其支撑的力量来自于对交际对象人格的信任。但随着人类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当面——在场承诺转向非当面——在场承诺，指向制度所作出的抽象承诺。 其结果是，个体在现代性社会中不能不转向希望通过制度实现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有效控制。抽象性系统，无论是符号系统还是专家系统，置于社会结构体系中，都承担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的正常发挥维护社会整体的秩序与功能。抽象性系统所表达的实质上是社会结构本身通过其功能对这个社会中所有成员所作出的承诺。非制度性个人承诺以个人人格为担保，以对他者的经验感觉了解为依据，具有主观不确定性，而制度性承诺则以非人格的制度构架及其客观运作机制为保证，具有客观确定性。现代性社会固然不应当否定非制度性个人承诺及其效用，但最重要的则是确立有效的制度性承诺以及在有效制度性承诺基础之上的制度性信任。
制度性承诺使得生活在现代性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个人获得某种可以依赖的客观性依据，行为具有可预期性，进而拥有安全感。现代性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信任，深深植根于这种现代制度性承诺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任性中。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任性， 与个人承诺及个人承诺的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
虽然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为日常的可信赖性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它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那么，我们不禁需要进一步追问，在现代性社会中，为什么人们会对非当面——在场承诺予以信任？凭何信任？
巴伯在《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一书中说，我们对信任的期望在于，对技术能力的期望和对信用义务和责任的一些期望。前者指对有技术能力的角色行为的期望。由于在我们这类社会中，存在着知识和技术专长这种积累，所以人们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期望是非常普遍的。 被人们所期望的有能力行为可能包括专门知识、技术能力或日常习惯的行为。后者是指，人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来特别关心其他人的利益，而且甚于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一种双重信任：对专家系统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信任和对专家系统品质方面的信任。
二、对专家系统信任的基础的怀疑
虽然大众希望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只新的坚固的方舟，如同他们希望货币系统稳定可靠一样，他们希望专家系统是值得信赖的，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专家系统，在被推举为扮演着系统信任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怀疑甚至是破坏信任的因素。
从定义上看，怀疑与信任体现的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它们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心理倾向上的不同。一般地说，信任了就不应有怀疑，一旦有了怀疑，信任也就开始动摇了。所谓怀疑，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一种反复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状态”， “是一种与确认相对立的思想——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未决”[1](P120,110)，有“寻求”和“探究”之意。信任则显然与此不同，它是指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其本质是信任感。但一旦深究其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我们将发现， 非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理因素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因素，是导致这两种不同心理和精神状态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是以对抽象体系本身的信任为前提的。它与个体之间的直接交往中产生的人格信任不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感性经验本身也具有欺骗性，但在场的感性确定性毕竟给人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可靠感。当人们以缺场的方式通过符号系统进行交往活动时， 虽然获得了无限活动空间与时间之可能，但这种符号系统本身的非直接现实性却同时又给人带来某种疑虑：它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可信？对专家系统的怀疑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从信任的技术能力角度思考，在认识论的怀疑主义的冲击下，专家系统的科学知识还能产生让现代公众信任的确定性吗？另一方面，从信任的信任责任角度看，专家系统专家的品质是否真的具有高于常人的可靠性？
从第一个方面看，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虽然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信任专家系统并不是建立在对专家的“道德品质”或良好动机信任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信赖他们所掌握的那些原理法则基础之上的。专家系统还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情形， 而“理性不及”所表达的是人的现实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既然如此，理性在使人们总是在倾向于信任专家系统的同时，又不能不让人存有某种疑虑。
另一方面，在人格上，专家系统专家的诚实性是否真的可靠？日常生活经验使人们有理由追问：专家系统中的专家是否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毫无保留地讲实话道真情，是否都公正无偏颇？即使我们在总体上说专家系统是可依赖的，但它在个别情况下所采取的隐瞒真情的做法， 又怎能使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此时此刻在这些事情上专家系统真的极为诚实？
由此看来，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成为专家信任系统的基础，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怀疑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确证的冲击；二是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品质的可靠性的置疑。
三、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的怀疑
依照柏拉图的看法，知识是“确证了的真信念”。一个真的命题要成为知识，使人们相信，必须经过确证。在这里，信念是当代西方知识论在“相信”这一认识意义上而非信仰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认识中，信念是表示对某一特定命题相信的“命题态度”。它与“思想”、 “希望”和“怀疑”等心理状态一样，都属于哲学上所称的“命题态度”。一个命题必须经由确证才能成为被相信的知识。
确证是指命题必须有恰当的理由或证据，或者说依据一定的认识规范对信念给予证明。虽然当代知识论者戈德曼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与专门的知识论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对于通常的“知识”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进行什么精细的确证。 人们只需要知道他的信念是通过恰当的方式与一定事实相联系的，从而是真的，就可以了。人们并不需要知道他的信念是如何与那些事实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知识论意义上的“确证”，这并不妨碍他从总体上的所知为“知识”。但是，如果科学知识失去了确定性，缺少确证的基础，那么人们将如何决定他们的命题态度？要知道，在对某一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时，往往会关涉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并相应地产生不同的判断。即，人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决定取舍的关键正是在于何者是更有理由，是明证的，或者说是确证的。只有被确证的才能是被相信的。否则就会产生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情况。例如西蒙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演讲集中说：
“在问题变得争议极大的情况下——当问题被不确定性和冲突的价值所包围时——就极难得到中肯的专家意见了，而且也很难使专家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发现既有持肯定意见的专家，也有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我们不能把这类问题委托给某些特定的专家组去处理。” [2](P217)
每个普通人都会遭遇到他曾企图相信的权威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不是表象。专家系统是以科学知识为其基础的，而怀疑与批判不是科学的表象，而是其方法论，是其本质。现代科学家不像古典的知识占有者那样自诩为权威，他们只是问题癖好者，是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化身。如吉登斯说：在这种情景中，权威不再是一种对疑惑的一种解释。相反，专家是受疑惑本身激发的。这样，现代社会遭遇到一种最深刻的两难。人们曾经企图克服传统权威的专断，当他们使用理性和科学向传统发难时，他们为生活找到了新的信任——一个牢固的基础，而理性、科学和专家所依赖的方法论，即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恰恰在削弱知识的确定性。人们通过证书，通过同行评议，筛选出一个新的知识精英的群体，并深以为：以这种机制建立起来的系统是值得信任的。而这个精英群体从里（方法论）到外（知识精英们在知识上的争论）都不能为人们提供确定性。人类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他在致力于将信任建立在怀疑的原则之上。
如果说，上面的怀疑方法更多的是对普通民众的心理确定性对信任产生冲击的话，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对信任基础的冲击就是从认识确定性上展开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独特而悠久的哲学学说，它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既有认识为反思对象，以哲学思辨和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 是一种怀疑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学说。怀疑论是具有多种形态的。我们所说的怀疑主义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讲的。它怀疑获得知识或真理的可能性。它不同于怀疑本体存在的“本体论的怀疑主义”和把怀疑作为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种工具或方法的“方法论的怀疑主义”。
不论怀疑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类型，它们在不同的认识领域对认识的主张提出怀疑，归纳起来，主要是从知识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知识的知识标准这两个方面，对认识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前者主要是通过质疑知识赖以建立的基础以及它所操作的过程来进行的。 我们赖以进行认识的能力不外是感性知觉与理性思维。但知觉是会出现错误的，它们甚至会欺骗我们为我们提供虚假的质料。而思维是不可能超现感觉范围的，否则它缺乏赖以思想的质料，只能陷入空洞的思辨，无法产生真实的知识。由于认识源泉本身的不可靠性，因此怀疑主义质问有关世界的认识主张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必然真的，并且对已经接受的认识基础进行挑战。此外，任何知识的获得都表现为一个过程，例如概念的概括或判断，归纳或演绎。问题在于，是否这样的过程都是可靠的？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有效的联系？假如像归纳那样，前提并不必然蕴含结论，那我们如何保证结论必然为真？而对于后者的怀疑，怀疑主义者主要是质疑知识确证过程。人类通过感性知觉而获得的经验知识，由于感觉本身的不可靠性，或者由于思维对知觉经验判断的可错性，使得人们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来对真实与虚假的经验加以区别。但是，这样的标准本身是需要确证的。什么样的基础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标准？是否它依赖于另一个标准？假如是的话，这后一个标准是否正确？对此问题的追问而陷入一个无限循环。要避免这样的循环，就需要一种基础主义的理论，但问题同样出现，最基础的元论题为什么是正确无误的？假如说它们是自明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点？既使它们是自明正确的，我们又如何保证正确地运用它们？
这样看来，在怀疑主义的冲击下，“知识何以可能”已经成为了令人怀疑的问题，那么人们的制度信任是否就将不复存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人们忘了，普通公众之所以信任科学，不完全是对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的尊崇。专家信任系统之所以值得信任， 对认识的确定性的寻求是一方面。与此同时，民众的心理确定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实怀疑认识的确定性对瓦解民众对科学的信任并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科学的精湛逻辑和民众的认识能力之间，还有一道沟壑。普通大众对专业的科学知识一知半解，是科学的门外汉。科学的精湛逻辑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因而普通公众之所以信任科学的原因，其重心应从普通公众心理，而不是科学本身去寻找。普通人处在对科学懂与不懂之间。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全知意味着确定性，它不再需要信任；无知则无法建立信任。全知与无知之间的状态是产生信任的条件，信任则启动了生存所需要的行动与合作。具体说，普通公众接受过一点科学教育，因而对科学一知半解。在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成就面前，他们在消极的意义上被科学征服了。仅从这一维度看，在全知与无知的状态中，“消极征服”使他们倒向了赞同而不是否定或怀疑科学。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信任是一种介于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2](P19) 科学研究无止境，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正是现代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现代知识论对确证的研究正是对此的回应。我们在这里不想做过多的论证。我们转而所要关注的是，普通公众在信任科学时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对科学家道德品质的信任。
四、对专家科学品德的可靠性的置疑
信任是一种相信。对知识的相信，也就是知识论中的信念。如果是从认识意义上，而不是从信仰意义上来说的，就其本性而言，应当说它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活动。不过，在认识活动的诸要素中，信念是比思维（判断、推理等）更复杂的现象。 这是因为虽然信念与判断、推理等一样，也是理智的产物，但不同之处在于，判断、推理等属于比较单纯的逻辑思维，而信念则会受到一些非思维因素，如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情感对信念的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中不乏有这样的例子：虽然人们得知了某种事实上的证据，但出于对该事实的厌恶，他们宁可不去相信这样的事实；反之，有些事实尽管还不确定，但由于它们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因此宁可相信它们。
意志在信念形成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不难想见，一些需要选择而又难以决定的信念是需要意志介入的。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下需要依据理由来思考、选择与决定。因此，可以把某些信念的获得看作是意志的行为，把“相信”某种命题看作是如同选择性行为一样， 至少有些是受意志控制的，是意志作用的结果。
因此，在信任问题上，普通公众与专业人员的人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情感和意志对他们的信任态度的产生至关重要。
可信任性有两类。一类是建立在彼此很熟悉的个人之间，另一类是基于很长时间了解，从而互相从对方眼中看出可信度证据的个人之间。在某些情况下，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根本就不假定它要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同对其“负责”的个人和团体的相遇。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个人和团体又确实是卷入其中的。非专业的普通公众必须通过与专业人员的相遇，使得他们得以进入抽象体系的入口。也就是说，只有在与专业人员的交往中，普通公众对于抽象符号系统的信任，即专家系统的非当面承诺，才能通过专家们的道德品格转化成了一种具体可感的当面承诺。
在抽象体系的交汇口，连接非专业人士与信任关系的当面承诺，通常表现出明白无误的可信任性与诚实性，并伴随着一种“习以为常”或镇定自若的态度。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信任储藏于抽象体系中的而非存在特定情境中代表信任的个人身上，但交汇口本身仍然提醒我们， 信任的操作者正是有血有肉的（难免也是有错误的）人。当面承诺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体系之代理人或操作者的品行。法官计策的审慎，医生严肃的职业道德，空中小姐固有的笑容，都可以归于这一类品行。所有的当事人都知道，他们要求获得双重保证：既有特写的专业人士在品德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而其中，专业人士在品德方面的可靠性显然具有更多的可感知性。
可以这样说，交汇口是“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它们既是抽象体系的薄弱环节，又是信任得以维系或建立的交叉点。”[3](P77)
但是，今天科学界在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下，一些人为着个人的名和利，违背科学道德，牺牲诚信原则，在科学研究中不经过自己动手，虚报实验数据；有些人在申报科研成果时，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还有些人利用承担国家科研课题的便利，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或装入私人腰包。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科学的声誉，长此以往，对科学事业和专家信任系统的危害极大。
因此，加强科学规范的制约和科学家品德的培养再次成为重建现代专家信任体系的关键。
五、有组织的怀疑精神是沟通专家信任系统和普通公众的桥梁
有组织的怀疑精神是默顿提出的四项科学精神中的一种。默顿在1942年的成名作《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一文中，对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展开研究。他指出，所谓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是指科学家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工作都不要轻信，而应该持一种有根据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他认为， 这一条既是科学规范方法论的要求，也是科学体制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默顿曾于2000年3月对有组织的怀疑精神做过这样的解释：“有组织的怀疑精神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心理过程，它包括对那些批评性地评价公共知识观点（以及自己的知识观点）的行为提供鼓励和奖赏制度性机制……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形成的对期刊和科学专著进行评价的制度化的同行评议方式，它极不同于简单的个人性的怀疑主义方式。而且，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有规范限定的认知警惕系统。”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看，它是“一种早已形成的对期刊和科学专著进行评价的制度化的同行评议方式”[4]；从科学家道德品质方面看，它又是科学规范的内化和自律。
通过同行评议制度对科学工作和成果进行有组织的怀疑，这样的科学怀疑精神无疑将缓解精湛的科学逻辑与普通公众的认识能力不足的矛盾。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当科学发展滞后于某些新出现的问题或现象，当科学家也难免会犯错，或当人类理性不及时， 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科学怀疑是一种解决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方式。
所谓同行评议，博登教授主持的《同行评议》的报告认为，“‘同行评议’可严格地定义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机制。”[2](P208) 与政治经济评价方式不同，专家系统因远离偏好、价值观和利益，并以科学为基础， 获得了一种单一的理性尺度；又因这尺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专家系统依赖于同行评议。
经过同行评议之后，科学结论再通过科学而严谨的科技成果信息的发布制度对外发布，这对普通公众信任科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信任总是与特定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当风险实际出现，基于科学研究的相对滞后性，科学信息的发布过程中的规范相当重要。 根据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要求，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成就，必须是在被同行认可之后，才能进入社会，并被社会上其他各种体系所认可。按照这一价值认可，科研人员在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后，首先应当寻求科技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只有获得同行的评议和认可，才能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如果违反这一规范就会造成混乱，导致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同时，有组织的怀疑精神也将使科学专家个人免于由于个体认识的非至上性和有限性所导致的不必要的失误。
专家也是掌握了人类已有知识的常人。人类认识特别是个体认识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更何况科学认识还有一个滞后问题。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科学必须如默顿所说，以普遍主义、公有主义、超功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做为约束科学家的科学行为。 不论是认定科学真理性的学说，要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标准的普遍主义，科学成果应当向全人类开放的公有主义，还是把扩展被证实的知识，超越对个人私利的追逐视为一种倡导性规范的超功利主义，都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有一定的关系。有组织的怀疑精神使得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在评价体系上产生质的差别，科学家比起其他群体更有可能超越单纯的利益需求，在求真的同时，臻善达美，从而对社会信任的基础产生支撑作用。
科学的逻辑和科学共同体是超越国界的，它将经其整体的力量帮助和促进每个专家从专家系统中找回同行语言中的公正。同时，科学共同体会不断地对其以往语言中的肤浅、偏狭、不公正作出纠正，从而为当下的、一个子系统中的每个评议人构成压力。这是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为其他领域不具有科学共同体所拥有的那种同一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