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定义狭义化的人文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狭义论文,人文论文,定义论文,意义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什么是文化定义的狭义化？让我们从“文化”这个词的实际运用说起。
联合国有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这一名称将文化与教育、科学并列，没有用文化来涵盖教育与科学。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中，主管“文化”的部门一般都不管教育及科学事宜，更不管物质资料的生产。在有关文献中，这一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中共十五大文献，就明确提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意即文化是与经济、政治不同的特殊范畴；又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里文化又成为与理想、道德、纪律不同的东西，与知识、智力的含意较为接近。由此可见，人们在实际运用文化一词时，一般只把它看成观念形态、精神文明，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定义的狭义化。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学者们在为文化下定义时，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要比这宽广得多，据说从1871年到1951年就有161 种文化定义，但这众多的定义还是有共性存在的。下面姑举几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原始文化》，1871年英文版，第1页）。 美国学者奥格本（W.F.Ogburn）称，“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产品的积累，包括物质对象的使用、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日本学者岩崎允胤说：“文化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将自己对象化于客体，从而将现实作为我的东西来占有的这种活动，同时也是活动的成果；而且，是包含着这种活动成果的过程。”（《文化和人类活动的辩证法》，《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专稿）。
上述定义共同地将文化看成人类创造活动与创造成果的总和，只是包括而没有等同于信仰、知识、宗教、艺术、习俗等观念形态，因此，人们的实际运用是狭义化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文化的广义没有错，人们为什么只是狭义地运用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文化的广义与狭义之间的联系，弄清楚这一联系的各个方面，将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定义的狭义化具有积极的人文意义。这里所说的人文，取韩国学者赵永植之立意：“否定单纯追求物质的、制度的、还有科学的、技术的世界，即依存或单纯追求外在于人的世界，而要寻找回以人我为中心，依于自我的，为着人本身的人类世界，即人本主义世界。”（见《重建人类社会》，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二
为什么狭义文化具有人文意义呢？这首先是由于狭义文化是以广义文化为基础的。从广义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的基本规定在于：文化只是人类的行为而已，研究文化即是对人的研究，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A.White）的话来说， “‘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文化对人的标志性意义是在人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人类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作为自然物之一部分，人类一方面只能顺乎自然（生命的自然过程根本性地制约着人类），另一方面则又逐渐地超越自然，对自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从而将这一关系变成文化史。对于人来说，与人有关的自然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例如，人类如同所有的动物一样，都有栖息的问题。倘若人只能被动地以天然洞穴为居留之所，那就谈不上文化。当人类对自然物进行了改造，建造成形式、质地各异的房屋，使之既能舒适、安全地居住，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这就把一个自然问题变成了文化问题。因此，文化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人性化改造。在文化的过程中，自然越来越符合人的要求，而人也越来越提高了自己的本性，使自己与动物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奥格本认为，“现在，人类本质一词大多不是指人的先天本质，而是人类先天本质的文化表现形式，正是文化才使人的本质取代了动物的本质。”（《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第75页）
关于文化对人的本质的意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直接论及（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论著中较少使用“文化”一词，较多使用了“文明”一词。必须注意到，德文的“文化”〔Kultur〕一词带有宗教的色彩，而“文明”〔Civilization〕则与政治法律生活密切有关），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还是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主要见之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劳动实践出发，研究了人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上述引文清楚地表明，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但他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既适用于对广义文化的揭示，也适用于对狭义文化的揭示。应该说，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并未超出马克思的这一见解。
因此，只要广义文化保留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内涵，狭义文化就能自行获得基本层次的人文意义，即成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方式之一（同上书，第82页）。
三
为什么更高层次的人文意义不能在广义文化中获得，只能在狭义文化中获得呢？文化的狭义化过程克服了广义文化中的什么因素，才使自身具有新的意义呢？这涉及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嬗变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总的说来，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是不断升级的，呈现出进步的趋势，广义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反映这一关系的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内涵的转移，以适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文化定义狭义化的必然原因。
事实上，广义的文化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由一个比较单纯的概念随人类活动的升级而演化出来的。
在西方，文化概念可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Culture ）一词的语言形式是Cultura，来自拉丁语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 在德语、英语、法语中，“文化”一词都兼有培植、栽种之意。同时，在远古时代，农耕活动受自然的限制大，人们将自然现象当作神的意志来对待，为了农事的顺利，人们通过祭祀活动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文化”这个词与巫术宗教也密切相关。
以农耕、培植、农事祭祀为内涵的“文化”概念为什么不够用了呢？这是由于人的活动本身在扩大和升级。在文明史上，人类从最初的共同从事采集、耕种、狩猎到分别从事陶冶、制作……，在活动性质上出现体力劳动、管理活动、精神活动之分，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而这远不是耕耘、培植活动所能涵盖得了的。法国学者路易·多洛（Louis Dolloe）指出：“Culture 从农作的意义扩展到它的转义，就日常用语的暗喻与明喻而言，这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二元性：人作用于自身（包括体格与智力）的活动，以及人在外界进行的即作用于他周围世界的活动。”（《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这里的二元性，也就是文化分化的基本路线。
关于文化的分化，德国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 ）是这样认为的，“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从文化的人类学本性说，这几个“不同”都取决于一个“同一”，即人自身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与自然物的对应关系。就是说，人是同一，但人的差异及其与不同对象的关系，势必产生不同的价值要求，从而使文化发生分化。马克思实际上论证了这个“同一”与“不同”的关系，他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里，“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可以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等“个体的一切器官”，“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此处加了一个注：“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80、81页）沿着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随着人的各种能力的先后提高，文化便沿着不同方向发生体系性的分化。
我认为，文化分化的展开，可以用文化结构的理论来加以说明。在文化学领域中，不少学者（如L.A.怀特、R.林顿、余英时、 庞朴等）将文化结构分为物质技术层、制度行为层、心理观念层，实际上，这几个层次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存在的，而是逐渐地形成的，是从一个浑沌的统一状态分化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领域的，这就是文化分化的表现。
我们可以设想，当某个原始部落在集体从事简单的农耕、祭祀时，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将物质技术、制度、观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其核心则是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直接解决食物的问题。然后，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种类衍生、固定化，社会秩序的维系成为突出的问题，于是制度文化开始凸显，这种文化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其实质在于保证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制度文化本身就是以一定的观念为依据的，只是，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观念的生产只能是附带的行为。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上人的思维领域的开拓，精神需求的扩大，观念形态的生产便从附带的行为上升为专业性的行为，有专门学术思想、艺术活动、民俗活动，这就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无疑，这种文化反映了物质技术文化和制度文化，并对它们产生反作用。
如果说，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观念形态文化，属于文化形态的分化，那么，在每一形态中，还进行着文化种类的分化。每一形态中的种类，又分化为亚种类，如艺术分化为戏剧、绘画、音乐、文学，等等，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在分化过程中，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然环境为人文环境所取代，或者说，人文环境不知不觉地被感受为先天的自然环境。这样，不同的文化形式在体现人的本质力量这一点上，开始出现了感受上的差异。
具体说来，第一形态的文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同上书，第84页），但是，由于它与人的自然需求，与物质世界结合过于紧密，因而人们在有了丰富的精神需求及其对象化形式之后，就不那么感受到其人性内涵了。比如房屋，其文化意义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凝结了人的技术力量、想象力、审美观、宗教观等等。但由于它在本质上只是满足人的栖息这一自然需求，因而人们在感受上容易把它视为自然物之一部分（充其量是其延伸），其文化意义被忽略不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形态文化产品，越是与人的自然需求紧密相连的，越是淡化了其人性内涵，逐渐与自然物在观念上同化了。
而第三形态的文化则不同，它较大程度地超越了人的自然需求，它的产品形式与自然物有着明显的区别，为人类所特有。比如宗教，人们用它来解释大千世界，寄托自己的灵魂，与物质生产没有直接联系；再如艺术，借助于这种形式，人们可以无所约束地表现自我和反映现实，可以克服一切限制去追求心灵的自由，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发挥到极至。德国哲学家谢林称颂艺术“不仅完全与真正的野蛮人向艺术所渴求的一切单纯感官享受的东西断绝了关系，与唯有那个使人类精神对经济发明作出最大努力的时代才能向艺术索求的实用有益的东西断绝了关系，而且也与一切属于道德风尚的东西断绝了关系，甚至把那种在毫不利己方面最靠近艺术的科学也远远地置于自己的地位之下，这纯粹因为科学总是涉及自身以外的某种目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1页），尽管谢林的说法不无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色彩， 但还是恰当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的自由天性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岩崎允胤认为，原始文化“首先具有为生活所必需的意义”，而“在今天，文化已经超出了这种生活价值而在本质上同人类的自由、真正的和平的理念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更高的、更丰富的价值”。（《文化和人类活动的辩证法》）
由于文化分化中存在的实际趋势，使得人们在使用文化概念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狭义化，就是说，只将那种容易感受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的东西称为“文化”，而将那种与自然物交织紧密，难以体现人的特殊本性的东西逐渐排除在“文化”范围之外。这表明，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文化定义的狭义化获得了充分的人文意义。
四
20世纪是人类创造力突飞猛进的时代，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接着是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
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所谓文化危机或文化矛盾主要有如下表现：知识分子危机，即知识分子价值与地位下降；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参阅李小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第15—17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这种状况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
狭义文化的文化内涵是怎么丧失的呢？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这样，无论是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第47页）。
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这样，在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电脑、小汽车、飞机、高速公路、高保真音响等等）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欲达此目的，不惜千方百计地损害他人的利益，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假如动物也有宗教的话，它们的上帝也是物欲）。文化含义中的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最终将失去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入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
必须看到，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