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战争战略指导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 赵韦博
摘要：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武装干涉，列宁始终立足于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的紧密联系制定战争指导方略，详细甄别苏俄政权周边各种政治势力进而采取有的放矢的军事策略，坚持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并不断修正战争指导路线，依据战场形势变化科学运筹主要战略方向和主要作战方向，善于集中精兵强将和理顺指挥关系以强化战争战略指导的组织领导，最终成功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巩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
关键词： 列宁 苏俄 国内战争 战略指导
Lenin’s Guiding Thoughts on War Strategy in the Soviet Russia Civil War and Their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不仅在十月革命中缔造了苏维埃俄国政权，更是在捍卫这一革命政权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屡次展示出自身高超的战争战略指导能力，成为平定反革命暴乱和叛乱，击败14国武装干涉的最高统帅，全党全军公认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关于战争指导的重大战略思想和伟大军事实践，不仅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于当下全面深刻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深刻洞悉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和趋向，立足于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的紧密联系制定战争指导方略
列宁身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主题下爆发的各种性质的战争，通常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使是发生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战争，也往往脱离不了国际政治的干系。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赢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依然注重把国内战争放在国际政治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核心思想为“退却”“防御”和“进攻”的战争指导方略。
在列宁眼中，国际政治斗争和由此导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同苏俄国内战争“汇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他进而判断，“这就是目前产生各种困难的主要根源”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2页。 。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完整链条，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体仇视和遏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困难和危急的，因为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最切身的根本利益促使帝国主义不仅力图对俄国实行军事进攻，而且力图达成瓜分俄国和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协议。”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7页。 这股国际干涉力量很快勾结国内反动势力，从四面八方对新生政权形成了包围态势，力求将其扼杀在摇篮里。面对国内战争的危局，列宁不仅认识到“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3页。 ，而且充分评估敌我力量的对比，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鉴于苏俄立国之初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不堪，列宁强调以“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继续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准备工作（作战的准备工作——笔者注）”为总口号，力避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为此，苏俄于1918年3月主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力求赢得宝贵的“和平喘息”。时局发展到1919年初，德国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倒下，英法等国内无产阶级运动亦此起彼伏。且随着一支数量高达150万人、颇具战斗力的正规红军的建立，苏俄的战争指导愈发凸显“积极防御”的特点。红军在西线相继解放了德国侵略军铁蹄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在北线，红军和红海军粉碎了尤登尼奇白匪军对彼得格勒的围攻，以及来自海上的英国舰队的武装干涉。这一时期的战争指导正是建立在列宁如下的基本判断之上：“正当我们在19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初，用一块基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红军奠定基础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却由于内部分崩离析和反抗日益强烈而损伤了元气，愈来愈虚弱了。”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8页。 1920年春，西方解除了对苏俄的封锁，同时苏俄通过与爱沙尼亚缔结和约，在争取睦邻友好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此时列宁开始更多考虑革命的“世界性任务”。正如他所指出的，“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军事形势来开始进攻战。”④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3页。 苏俄很快发起了针对波兰的反击行动，试图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影响西欧的革命形势。虽然由于复杂的政治军事原因这场战争最终失败了，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在考虑国内战争问题时，总是善于将其与国际政治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保证了战争的战略指导总体适应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赢得了国内战争的接连胜利。
二、详细甄别苏俄政权周边各种政治势力，进而采取“分而治之”、有的放矢的政治策略和与之相应的军事策略
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之初，苏俄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俄国国内政治—军事派系林立，英、法、美等国际帝国主义态度由暧昧转向敌对，周边邻国政权更迭极为频繁、政治属性复杂。显然，孰敌孰友成为战争指导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清醒，十分敏锐地辨识周边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性质和相互差别，进而准确地制定针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态度和策略，并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军事策略。
在列宁的眼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大体上可以分为对俄国苏维埃政权不利的、有利的两大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类别中又有着进一步的区分。帝国主义干涉集团及其军队，俄国资本家和富农及其支持下的国内白匪军，以及诸如波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受国际帝国主义拉拢和控制的周边邻国及其军队，多属于前者。乌克兰、匈牙利和阿塞拜疆等新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则属于后者。对于前者，列宁从它们的自身政治属性出发又加以分析和区分，有的放矢地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争策略”。帝国主义干涉集团及其军队，是抱着“瓜分俄国和扼杀苏维埃政权”⑤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7页。 的卑劣政治目的参与苏俄国内战争的，它们主要是以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间接出钱出枪支持国内白匪军武装叛乱、怂恿周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三种方式，企图消灭苏俄“这个对全世界有着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策源地”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3页。 。这股反动势力具有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因地理上远离俄国和自身在国内的政治困难主要采取后两种干涉方式。对此，列宁一方面呼吁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尽力避免同帝国主义打仗”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3页。 。一方面要求“全面加强我们的作战准备”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特别是要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用以坚决回击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俄国资本家和富农及其支持下的国内白匪军，在列宁眼中无疑是最具有直接军事威胁性的反动力量。在十月革命中丧失金钱和权力的俄国资本家和富农，极力支持一批忠实维护旧俄国统治阶级利益，并对国家政权深怀野心的原沙皇将军们，以一系列的军事进攻企图颠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种军事斗争无疑是一场你死我活、全力以赴的存亡之战。为此，列宁在国内进行了最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动员，要求彻底打垮和消灭国内各路白匪军，“使这样的进犯不再重演”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50页。 ；波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周边小国，因与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援助关系，易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指使，列宁认为这些国家属于国际政治力量中的“动摇者”。因而，“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3页。 ，通过主动缔结和约争取睦邻信任和友好，是苏俄的“世界性任务”⑥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3页。 。然而，诸如波兰这种极端仇视苏俄并对其抱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在努力争取与和解失败的前提下，则应当坚决予以军事反击，直至同其缔结和约为止。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有的放矢的“战争策略”发挥了重要功效，根本扭转了苏维埃政权的危急局面，打退了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白匪军以及周边敌对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根本奠定了苏俄国家开展和平建设的良好局面。
三、坚决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政治思潮作斗争，不断纠正由此必然导致和已经导致的错误的战争指导路线
选拔任用长于作战指挥的军事能手，保证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指挥。国内战争爆发初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巨大军事压力，红军指挥人才匮乏成为当时的最大困难之一，特别是具有领导集团军规模以上战略战役行动的指挥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历史证明，列宁在实施战争战略指导中采取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坚决信任和使用军事上的领导骨干，主要是那些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将才。信任和重用斯大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当时已经显出非凡才干的军事指挥干部，曾经在协助列宁进行军事领导方而起了重大的作用。哪条战线情况危急，哪里形势严重，哪里需要加强上级领导，列宁就把斯大林派到那里去，多次执行特殊的使命。总的说来，应该肯定，斯大林当时确曾突出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对保卫察里津所作的贡献，已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事实。信用伏龙芝也是一个例子。早在1906年，列宁第一次见到伏龙芝的时候，就曾鼓励他钻研军事。年轻的伏龙芝没有辜负列宁的期望。他在西线沙皇军队中开展革命工作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红军建设初期，他做了大量的建军组织工作。后来，他又被党派到军队，在几条战线上担任了指挥作战的重任，成为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对于各条战线上的指挥人员，包括许多具有非凡军事才能且已经转到苏维埃方面来的旧军事专家，列宁一贯地忠诚信任，大胆使用，委以重任，用而不疑，坚决依靠他们去担负建军作战的重大责任。他还坚决而彻底地同党内敌视旧军事专家的“军事反对派”进行斗争。在列宁的保护、举荐和培养下，一大批前沙俄军官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四位均成为苏联元帅等，均在国内战争的不同战线发挥了了不起的新型军事领袖人物的作用。可以说，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战争成功的战争战略指导，根本离不开他对于这些军事能手的知人善用，保证了党和列宁的指挥意志和决心、战略意图和目标得到强有力地贯彻施行。
现用曲粉碎后与酒醅混匀入池发酵，经过发酵和蒸馏后，曲自身的香味会带入酒体，与酒体中的其他香味物质结合，形成了白酒中绵厚怡人的复合香气。所以，大曲的曲香味也是衡量大曲感官质量的重要指标。现用曲与出房曲相比，曲香味有着明显的差别。刚出房的大曲香气浓郁，但香味较杂，混有粮食味；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通风排潮后，现用曲中的杂味逐渐消失，曲香更加纯正、浓郁。但受霉变和虫害影响，有的曲块可能存在霉味、馊味和虫屎味等。现用曲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储存管理不当，未做好通风排潮工作导致。所以现用曲香味指标的评价应增加对以上异杂味的管控。我们根据分析形成表1现用曲香味评价标准。
四、敏锐辨识战场形势及其发生的瞬息变化，充分关照主要战略方向和科学运筹主要作战方向
3.3.5强化典型示范 学习借鉴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组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活动，及时总结推广一批先进典型，通过试点示范不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德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军队成为苏俄政权的致命威胁。此时，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布哈林等为核心人物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他们公开反对与德国的和平谈判，主张向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托洛斯基则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方案。列宁清醒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主张对德媾和并进行了艰苦的党内斡旋，最终赢得党内大多数的支持并与德国缔结和约，使得苏俄得以成功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还带领全党坚决抵制“军事取消主义”错误思潮，维护了党的战争指导路线的正确性。1918年3月对德和约缔结后，恢复国内生产生活、展开和平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生活的主要任务。此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包括一部分党内领袖，都产生了“军事取消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些人高声呼喊“解散或者复员军队”。列宁深刻认识到这种在武装帝国主义面前自卸盔甲的极端危险性。他指出“和平喘息”有可能是短暂的，因为帝国主义一直力图瓜分和扼杀苏维埃政权，只是“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加剧，以及日本和美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竞争，牵制了或制止了这种企图，不过这也只能是部分的，只能在一段时间，而且可能是短暂的。”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7页。 因此，“加强国防力量，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7页。 刻不容缓。在俄共（布）八大会议上，列宁的这一思想得到普遍认可和集体通过，统一和坚定了全党继续全力以赴做好战争准备的共识。1920年初，党领导红军打退邓尼金在南方战线的军事进攻后，协约国鉴于苏俄政权的巩固宣布暂时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和平曙光再次显现，“军事取消主义”也再次甚嚣尘上。列宁再次站了出来，强调指出“不管形势对我们怎么有利，还是应该指出，危险，甚至来自外部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3～214页。 因此，“我们在采取和平步骤的同时，也应当全面加强我们的作战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要完成好在日益疲惫的情况下把和与战结合起来这一任务。”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5页。 很快帝国主义干涉战争又起，再次证明了列宁战争指导思想无比正确。列宁还善于及时发现并纠正党关于战争战略指导上已出现的决策偏差，从而挽救革命和战争于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最突出的一次是针对苏波战争的战争战略指导。1920年夏，波兰向苏俄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苏俄做出了反击波兰并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影响德国甚至西欧的“输出革命”战争战略。然而战场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原本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溃退数百公里。此时，是否同波兰继续展开军事斗争，即进行“冬季战役”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列宁在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承认党在政略和战略上的失误，指出应当主动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努力同波兰签订和约，即“无论这些让步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沉重，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避免进行冬季战役，我们可以在和平建设的领域内站稳脚跟”⑤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1页。 ，同时，“我们在军事方面得到的好处是有把握迅速战胜弗兰格尔。这样的好处足够了”⑥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1页。 。根据列宁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向波兰提议停战的声明。很快苏波双方签订了停战的初步条约。之后，红军才得以集中兵力击溃南线的弗兰格尔白匪军。至此，外国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列宁正是基于在党内外思想战线的持续斗争，根本维护了党对战争与和平、战争准备等战争与战略基本问题上的统一认识，实现了党的正确战争指导路线。
战争战略指导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军事活动，战争决心和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根本离不开贯穿其中的艰苦繁琐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形势极端严峻的苏维埃俄国初创时期，列宁始终以高度的领导力和组织力，紧紧扭住并强力立起党、国家和军队组织领导工作的指挥棒，通过坚决信任和使用军事上的领导骨干，不断创新和完善党和军队的组织领导体制，有力实现了战争战略指导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高效执行力。
依据战场形势已然或即将出现的变化，灵活调整主要作战方向和兵力预置。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另一大军事特点就是，在协约国干涉集团的直接和间接军事支持下，国内白卫军从多个方向进行了多个波次的军事进攻，其中较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9年3月到1919年底的进攻，协约国把主要精力用在武装傀儡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身上。高尔察克率领由协约国武装起来的25万白卫军，在西伯利亚长达2000公里的东方战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并很快占领了乌法，逼近喀山和辛彼尔斯克，直取莫斯科。4月1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征召工人、农民加入红军的法令。同日，列宁起草了《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消除高尔察克灾祸”的号召。紧接着列宁起草的《俄共（布）关于东方局势的提纲》在党的会议上得以通过，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红军建设、支援东方战线的重要措施。很快，1.5万名共产党员、3000多名共青团员和36万名工人补充到了前线。红军在东线由防御转入反攻。然而，正当高尔察克陷入溃败之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上将的白匪军又奉协约国之令向彼得格勒发起攻击，企图牵引东线红军的力量，并很快突破红军的防线，兵临彼得格勒城下。千钧一发之际，列宁又亲自督促、调兵支援彼得格勒。根据列宁的建议，国防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特派员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防卫工作。列宁指示斯大林，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格勒，把彼得格勒作为当时的“首要”战线。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但主要战略方向仍然是南方战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高尔察克在协约国指使下实行的进攻，其目的在于诱使我军离开南线，使南方的白卫军残余和佩特留拉分子能够恢复元气，但他们的这种打算是不会得逞的。我们绝不会从南线抽调一团一连。”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05页。 为此，列宁号召从非农业省份征召新的兵员，而不是抽调南线的兵力或者从南方产粮区征召新兵。同样，列宁虽强调“彼得格勒战线是首要的。调配军队等等应以此为准”，但却要求“从东线撤下一个师，2/3调到彼得格勒，1/3调到南线”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67～368页。 ，也从未削弱南线的军事力量。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大力支援彼得格勒，但丝毫没有削弱南线。派到彼得格勒战线的部队没有一个是从南方抽调过来的，我们将在丝毫不削弱南线的情况下来争取我们已开始实现并将彻底实现的胜利，因为同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的结局决定于南线。结局将在那里，在南线，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④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0页。 事实却是如此，1919年7月到1920年1月，协约国和白匪军把战线重心再次转向南方，向苏俄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邓尼金正是此次14国武装干涉的主角。列宁号召“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亲自参加拟定了南线红军同邓尼金作战的战略计划，并密切关注战争进程，随时发出指示，直至彻底击溃该股反革命力量。整个战争的主要战略方向和一段时期的主要作战方向可能不尽不同，这就需要战争指导者依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加以把握，特别需要具备一种始终聚焦主要战略方向，同时又充分关照主要作战方向的战略把握力，列宁在这方面的战略指导能力堪称典范。
五、高度重视实施战争战略指导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善于集中精兵强将和理顺指挥关系
注重区分不同战略方向的轻重缓急，采取与之相应的军事斗争策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大军事特点就是，苏俄政权常常需要应对两个方向，甚至是多个方向的战役。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实际情况是，北方战线，有英、法、美三国军队对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占领；在东方战线，有日、英、美干涉军从海参崴的登陆，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的叛乱；在南面，有沙俄将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中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中将、康斯坦丁诺维奇·马蒙托夫中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上将的叛乱；在整个西面，有德帝国主义对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掠夺和占领。各种各样的反动政府，如纷纷出笼的“俄国北方政府”，萨马拉白卫政府，鄂木斯克白卫政府，乌克兰的拉达政府等等。⑦ 参见［美］戴维·R.斯通：《俄罗斯军事史》，牛立伟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186～192页。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列宁准确判定，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南俄地区，特别是察里津地区。因为俄国南方是苏维埃政权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燃料的主要产地，察里津更是联结南俄地区与首都莫斯科的水陆交通枢纽。丢掉察里津，就有可能使南线与东线的两股强大敌人联成一体，共同向苏维埃首都莫斯科进攻。而当时苏维埃政权要组建军队，要维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民的生存，也迫切需要南俄一带的粮食和燃料的供应。因此，保卫察里津，打击南方战线的反革命叛乱，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也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正如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一次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我们没有一次不是解决基本的战略问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决定：任何部队都不得从南线调走，不管其他地方受到怎样的威胁。”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2～173页。 列宁还果断决定将斯大林派往察里津担任南俄粮食总监，以及南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南俄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全权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经过多次的反复争夺，终于保住了察里津，击败了大批白匪军的叛乱，并把粮食和燃料源源不断地运到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挽救了革命成果，挽救了苏维埃政权。显然，战争主要战略方向的正确选择攸关战争胜负，卓越的战争指导者就是善于紧紧扭住这一方向，以主要战略方向的聚焦用力确保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战争指导一旦落实到具体战场层面，往往需要应对和克服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战场局面，如若没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战略手腕，是绝难成功实施的。列宁之所以能够指导苏俄打赢国内战争，根本在于他能够清晰辨识若干个不同战争战略方向的彼此内在联系，既防止战争指导上言左右而不顾其他的顾此失彼，又要能够紧紧扭住主要战略方向聚焦用力。这一突出特点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战争战略指导是党的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首先受到党内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的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党外各种政治思潮的冲击。俄共（布）作为领导苏俄全体军民进行军事斗争的核心政治力量，在国内战争的不同时期，多次受到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甚至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是列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同这些错误认识作斗争，从而澄清了对于战争战略指导的模糊和错误认识，说服并争取了党内大多数支持和拥护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最终奠定了赢得国内战争的思想基础。
一宫道为宫，乃天地之道（也是天地之基本规律，天地之德）有八，人必效之、遵之。二至八宫为人道：二宫是人生如何“正为”的八种智慧，即要为正而不为歪邪之事；三宫是人生如何“中为”的八种智慧，即为人做事不偏不依恰到好处；四宫是人生如何“智为”的八种智慧，即不能做胡涂事；五宫是人生如何“作为”的八种智慧，即要做事，做成事；六宫是人生如何“修为”的八种智慧，即不能没有修养，要有良好的修养；七宫是人生如何“当为”的八种智慧，即为所当为，要有做人的责任；八宫是人生如何“适为”的八种智慧，即与时俱进，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该进则进，该退则退。
有力搭建高层战略指挥和前线战争指导机关，实现战争指导的集中和统一。军事领导指挥体制能否始终保持集中统一、科学运行，事关战争战略指导能否自上而下、一以贯之高效执行，事关战局发展和战争胜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俄高层负责军事的只是一个部，称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会。鉴于俄军当时的习惯，又任命了一个最高总司令的职务。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设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由其负责领导国防事务和协调陆军和海军主管部门的工作。1918年4月成立全俄政治委员局，统一领导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1918年5月成立全俄总司令部，领导军队的组建、部署和训练。1918年夏，为应对四面八方的火线包围，以实施对作战部队和国家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下辖全俄总司令部、中央供应部、最高军事总监部及其他军事指挥机关。在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设置了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总司令同时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军事领导体制可以说是多头分散、重叠冲突。直至1918年11月，苏俄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作为苏俄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一切人力、武力、财力保卫国家的全权，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安排并指导中央和地方军事和民政机关的活动，保证把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为统一的军营。自此，十月革命以来在军事领导体系方面的多头分散、重叠冲突的状态才得以根本改变，终于有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1918年12月1日到1920年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0多次会议，除两次会议外，其他会议均由列宁主持。① 参见季正矩：《列宁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第352页。 列宁不仅对领导指挥体制的高层设置十分重视，对某一个战略方向的作战指挥机关也极为重视。以南方战线指挥机关为例，列宁对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与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斯涅撒列夫中将，以及后任新组建的南方面军司令的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帕维尔·巴甫洛维奇·瑟京少将之间，发生的相互不信任和多次直接冲突高度重视，通过派出专门委员会调查，调整前线司令部的人员组成等办法，有力保证了前线指挥机关的集中统一、高效运行，从而为夺取南方战线的胜利奠定了指挥基础。② 参见［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修订版），何宏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2页。
董氏还十分强调君子、小人之辩，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嘉靖五年(1526)他主考会试时，就以之作为选拔举子的标准。他在《会试录后序》中说：
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交往的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紧密，这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西方大国依旧深抱冷战思维，甚至在国际上搅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于世界诸多热点地区频频挑起冲突和战争。中国作为一支倡议和平、欣欣向荣的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愈是强势崛起，愈发为霸权主义所打压。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当前个别霸权主义国家正在利用自身的军事技术优势加紧在中国周边战略布势，并且意欲利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制造新的紧张和冲突，甚至挑唆战争。列宁战争战略指导思想启发我们，一是必须要用国际政治的眼光审视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和我国周边的地缘局势的相互联系，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战略定力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保证集聚应对战争的势能和动能。二是要对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特别是要对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利害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远近亲疏心中有底，才能知彼知己地发展同他国在政治经贸甚至是军事领域的合作，稳固我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态势，抵消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的消极影响。三是要同国内特别是军中的和平麻痹思想作坚决斗争，时刻警醒党政军机关不忘战争危险，军队更是要彻底根治和平积习，以真抓实备的精神大幅提升实战能力。四是要时刻紧盯周边地缘态势的最新变化，以及西方霸权主义于我周边军事布势的最新调整，在扭住主要战略方向抓紧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础上，充分关照其它可能发展成为主要作战方向的战略方向，提前做好预置兵力，做到有备无患。五是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强化军事斗争准备的新征程中，特别要关注军队领导指挥能力的全新构建，注重遴选和培养深谋打仗、长于指挥的高级指挥员，同时注重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的不断调整完善，确保一旦有战事，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决策能够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地顺利贯彻，从始至终、不打折扣地强力落实，全体军民团结一心、用力一处，彻底打败任何妄图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崛起步伐的霸权主义国家和各种敌对力量的反动联合！
中图分类号： E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5-0104-07
［作者简介］ 赵韦博，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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