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大连会议#183;“中间人物”#183;《刘志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连论文,人物论文,会议论文,刘志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知识分子似有受宠若惊之感。
一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赞扬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礼贤下士，倾听那个自称高阳酒徒的狂生郦食其的谏言。他特别说“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可见主席对知识分子安邦治国重要性的高度估价。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四月下旬他又在二届人代三次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四月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垂涕而道”，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知识分子脱掉了压在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戴上了“王者之冠”。
四月，几经曲折的“文艺八条”终于加上了红头，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文艺界有人提出立碑为志。随后，电影、戏剧等各文艺门类都订了各自的条文。影响较大的是电影“三十二条”。
五月，“全民文艺”社论出台。
后来才知道，关于经济形势、国内阶级矛盾、知识分子问题中央高层领导中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广大干部（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当时是沉浸在脱帽加冕，气候温暖的喜悦之中 。
从六月份开始，文艺界领导人周扬、齐燕铭、林默涵、何其芳等积极地分别抓文艺方面的政策调整、机构整顿，落实广州会议精神，贯彻“文艺八条”。
七月初，文化部召集省市文化局长会议，齐燕铭主持。会议重点是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整顿文化团体，同时贯彻“文艺八条”，抓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齐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团体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盲目发展，造成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将三十三万多人，精简十二万人。他特别提到出版社发展过快，编辑人员不足。后来由中宣部发通知将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原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齐燕铭在谈到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一、质量数量问题。大跃进中有的三天出一本书，争放卫星，比数量不注意质量。决定发通知强调质量第一，文化产品是以质量取胜。二、普及与提高问题。有的地方认为讲提高是资产阶级。三、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政治挂帅挂到业务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文革”前夕《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认为政治挂帅应该挂到业务上。《解放军报》马上发表社论批判《人民日报》的观点）。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问题。齐燕铭介绍了文艺干部工资太低，稿酬、工资制度不合理的情况。青年演员最低工资十八元，像白淑湘这样的尖子演员工资才六十五元。根本谈不上按劳取酬。
齐燕铭还提出文化团体的改制问题，即国营、集体、个体经营三者并存。如书店有的可以个人经营等等。周恩来曾提出可以考虑办个别的私人出版社作为辅助。这些有益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设想未能实现。
齐在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点指示：一、存在分散主义。中央各部门分散主义严重。好的是外事、军事。其次是宣传、农村。其他部门在做什么，有什么想法？不晓得。作个规定，每月底向中央写个报告，三、四千字。半年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写两千字。有的随时反映。二、甄别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一风吹。
毛泽东在讲到国内国际形势时，引了《孟子·告子下》中的一段话。他说：孟子在告子篇中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毛主席在国家还处于忧患时，就提醒大家，不要只思安乐而忘记外有帝修，内有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不能忘记。但在当时好像许多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林默涵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八条”的专题讲话。
与此同时，周扬、何其芳抓文学研究所的五年研究规划。并在中宣部专门开了一次会议。何其芳、余冠英、唐韬、钱钟书、卞之琳、罗大冈、季羡林、戈宝权、邵荃麟、刘导生等领导和专家发了言。部内到会发言的有许立群、于光远。
何其芳汇报了所里研究的情况。他说：在整风以前（指一九五七年整风），文学所方针还算明确的。即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理论；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注意培养青年。只是对现状研究不够。整风反右以后，认为过去是资产阶级道路，现在看来，批评得太过火了。一九五九年文化工作大跃进，照搬周扬同志的报告。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文学遗产，集体写书，强调快。二十天要写一本学术著作，太简单化。何还介绍了五年规划的要点。
其他专家发言中对反右、大跃进以后出现的问题都谈了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加强基础理论的建设，系统地研究问题。
就在这期间，作家协会也反复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改进方案。其中一个具体项目就是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原拟分南、北两个地方分别召开，先在北方开，会址选在大连。这就是“文革”中大批特批的“大连黑会”。林彪、江青的《纪要》中“黑八论”，两论出自这次会议。
（二）
最近看到一篇关于大连会议的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宣部文艺处派人参加了会议”。这人就是我。中宣部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大多是被派的，这次例外，是我自愿投奔的。
对大连我有特殊的感情。它同我的家乡龙口隔海相望。山东人“死逼梁山下关东”，第一口岸就是大连。乘破旧的小火轮不到一夜的路程。父辈们去东北谋生，就是从龙口上船，到大连登岸（也有到营口的）。他们带着淘金梦过海，但极少见衣锦还乡者。在那里死后能买个木匣子装着运回故土就算混得不错了。我童年经常看到两个骡子架着一个木棺，从村头走过，后面跟着带重孝的亲人。我父亲在关东闯了一辈子，熬瞎了眼睛，潦倒还乡。两个舅父一去杳无音信。我曾写过一首诗《我未到过的故乡》，表达我心目中对这个神秘莫测城市的心情。当我得知在大连开会，就给侯金镜（他在操办会议事宜）打电话，表示愿去听听。他说，你怎么这么客气，去就是了。他告诉我开会日期和他们离京的时间，我同处领导打了个招呼，订了车票。
我是同邵荃麟、周立波、侯金镜、陈笑雨、胡采、李满天、康濯同车到达的。马加、方冰、韶华由沈阳去。李束为、西戎由省里直接去。大连市文化局长沈西禾也参加会议。原定有刘澍德听说因身体不好未到。茅盾在大连休养，会议就由他同荃麟主持。当时听说茅公有点不愉快，好像因为他同外宾讲了点“大跃进”中的问题。内部刊物登了，还找他谈了话。不过，同作家们一起开会活动，倒很高兴，记得他是每会必到，并带着全家同大家一起到海边游泳、休息。
会议成立了个临时领导小组，邵负责，侯金镜、陈笑雨是成员，因为我是中宣部的，让我也参加。这个小组不过碰了几次头。“文革”中我因此而被加重了批判，自然是始料不及的。
与会人员住大连宾馆，这是个俄日混合式建筑，同样标准的房间，有大有小。大的不仅房间高大，面盆、澡盆也都特大，大概是俄式的。小的一切都小，可能是后来日本人改造的。我和李准住一间，像是俄式。李准不仅与我同姓，且是同年，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引起争论时，我是个保《不》派，中南作协曾把保《不》座谈会记录寄全国作协党组，引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虽然他名气大，架子不大，相处很好。会议期间，我和他还有作协的会计小杨，她是女性，“半边天”是舞会的组织者、宣传者，还是示范者。我跳的不行，却受到那些不会跳舞的长辈们的称赞。
会议的安排比较宽松。上午开会，下午休息、参观游览、游泳。我游泳也是个半吊子。不过还潜水捞出一只大海参，用海水养在瓶子里，可惜未养活。晚上大都有舞会。市委书记是个舞会的支持者，经常光临。
在这个知名作家的群体中，我最早认识的是陈笑雨。
一九四七年冬，我们随军南下，新闻大队在武大郎的家乡阳谷“三查三整”。虽都是新闻干部，但一切依军队作风，每天早上要出操。有一天上早操，队列里增加了四个人，两男，两女。男的一个是李后，当时是山东《大众日报》名记者，他的作品被选入一九五一年周扬主编的《人民文艺丛书》内。但后来是以港澳办负责人为大家所熟知。另一位男士就是陈笑雨，我知道他是新华社的名记者，笔名司马龙。两位年青活泼的姑娘，一是程竞明，她同李后是一对儿。另一位是习平，她也是到新区开辟工作并去找男友前线记者季音（谷斯范之弟，曾同冯雪峰一起关在上饶集中营）。后来，前者成为新华社的名记者，后者成为人民日报的名记者。后者不幸早逝，朋友们都非常怀念她。
到河南登封后，成立新华社中原总分社，陈克寒任社长。陈笑雨、李普、张铁夫分别主管编辑、采（访）通（联）部。那时都干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只有一件趣事记得清楚。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襄阳、樊城，全歼守城两万多蒋军，活捉在枯井里藏身的司令康泽。陈笑雨、李普等人随刘伯承、陈毅司令员去看康。回来后他们作为趣事讲了这敌对的两军高级将领会面的故事。并非剑拔弩张的审问，而是叙旧。刘、陈司令员和战犯康泽都是四川人。康是黄埔军校毕业，陈老总是武汉分校学员，也算得上同学。在前两次国共合作中都有过来往。所以刘、陈司令员谈笑风生地问起一些老熟人。我当时听了他们转述，觉得奇怪而有趣。给我认识近、当代史斗争的复杂性，增添了感性知识。
陈笑雨涉陷文坛，恐怕应该从五十年代初他们搞“三家村”——马铁丁开始。他当时是新华社中南分社社长，住在《长江日报》对面，我奉命催稿取稿都很方便。他这个“马”的稿子不少是我到他办公室去取的。他什么时候回到新华总社，又编了一阵《新观察》，怎样从新闻单位在一九五六年调到《文艺报》任副主编的细节记不清了。他到《文艺报》不久就是大鸣大放、反右，工作颇为不易。后来又调到《人民日报》任副刊部主任、编委。
陈是长辈，比我大十一岁。但他视我们为同辈，言谈随便。有时还爱开玩笑。在大连有一次他貌似认真地对我说：“黎之，我羡慕你。”我问：“羡慕什么？”他笑着说：“你又会跳舞，又会游泳。”我说：“噢，你羡慕我不务正业啊！”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得颇有感染力。他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很忧虑。在个别交谈中这方面的事谈得较多，同时也谈起一些当年随军南下的故事。在会上他很少发言，在我的笔记本上没记下他的任何意见。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可是到了“文革”，他作为文艺黑线人物早早就被揪出来了。参加“大连黑会”自然成了一条重要“罪行”。一天晚上，开了他的批斗会，在回家的路上投河自尽。那是一九六六年秋。后来听说，他是把石头捆在身上投水的。他那么爽朗的性格，就这样含冤而去。他是我的熟人中“文革”期间第一个自杀的人，当时我也在“牛棚”，未能去看看他的家属。
李满天是在武汉认识的。他好像是同梁斌等由河北南下。梁曾担任过《新武汉报》社长。李曾是湖北省文化局的负责人。他用林漫的名字在《长江日报》副刊发表过作品。我不知满天和林漫哪个是他的本名。他回河北后发表作品即用李满天，他的短篇小说《力原》曾得到茅盾的好评。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原来流传在河北民间，李写成材料送到延安，歌剧是在那个原故事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成的，此事不知是否准确。
满天发言不多，却言简意赅，有幽默感。在会议小结时，他风趣地说：这次参加会是学习、休息、欢喜。学得多，休息得好，回去后鼓足干劲，好好写点东西。他没有想到回去不久，就开始批判“大连会议”，“中间人物”。“文革”中这就成了他的一条重大“罪行”。“文革”后我去石家庄组稿，与满天又见了面。劫后相逢，分外高兴。他特地请我和刑菁子到家里吃饭。虽身居大城市，仍是在院子里小矮桌上摆宴，三个人坐着小木凳欢聚，保持老八路的作风。没想到这也就是我与这位作家最后一次见面。三个同桌共餐的人，两个已离我远去。
其他一些与会者，大都是我在北京开会时经常见到的。所以似无开会的紧张感，倒有置身于师友之间的轻松感。
（三）
会议八月二日开始（后来才知道，就在一周前，即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隔海相望的北戴河召开。已开始大抓阶级斗争，狠批“利用小说反党”了）。
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神仙会”。（有位名人说过“神仙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思想政治运动）。既无主席台、首长席，也无开幕式。十六、七位知名作家，依自己的习惯用舒适的姿式，在沙发上就坐。赵树理有两点“特殊化”，一是他爱坐木板椅，在中宣部开会时，有一次我特地为他找过一次。这次他好像有时也随意坐坐沙发。二是要吃粗面馒头，在这种高级宾馆也只能特意做几个了。
茅盾一早就从他的住地来到大连宾馆。最近看到韦韬、陈小曼的《茅盾的晚年生活》才知道，他们夫妇同孩子们随茅公一起去的。我同韦、陈先后曾是同事。韦在解放初期在《长江日报》工作，时间很短，没有什么接触，陈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她在外文部，接触也不多。会外活动茅公是一大家子人，但当时不知道有韦、陈在。前几年碰见陈楚夫妇，他们问我韦、陈的情况，我讲了点小曼的事，对韦则一无所知。
会议开始茅公讲了几句开头语，我在笔记本上未记下内容，只记了一句“茅盾：讲开会意义。”韦、陈文中曾提到“记得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爸爸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裁军大会回来不久，心情不好”。这同我前面提到的某领导对茅公某次外事活动讲话有些非议有关。是不是就是去莫斯科这次活动，我记不清了。不过，在大连会议期间，我看茅公的心情是很好的，他在会上谈笑风生，不时插话。也许这是由于同这些作家们相处，比当沈部长更自如，更亲切些。
邵荃麟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他从“五四”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谈到今天农村题材创作的意义。二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他讲了五点：
一、怎样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二、人物创造问题。他在肯定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创造同时，提“中间人物”创造注意的不够。举了《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等中间状态人物的创造。并提出如何全面理解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问题。
三、题材的广阔性和战斗性的关系问题。
四、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
五、艺术形式、技巧问题。
会议期间，邵荃麟在八月七日为了引导讨论深入，作了一次发言，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农村中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认为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茅盾插话说：我们有一种错觉，把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了。农民提高思想觉悟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农民反对封建时很勇敢。他们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看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想不是一年就可以改变的。）二、作家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用什么方法反映（联系创作方法问题）。三、作家在认识、反映内部矛盾时，如何掌握政策，理解现实。要达到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四、怎样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出教育农民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显示出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树立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五、怎样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与修正主义暴露黑暗的区别。六、通过复杂性、艰苦性的描写，创造多种多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形象。克服人物创造上的单纯化、简单化。七、关于文艺批评和对报刊的意见。
八月十四日荃麟作了会议总结发言。讲了关于农村形势、短篇小说创作、人民内部矛盾、艺术风格、人物创作等问题。
我当时的印象是，邵讲得比较全面、严谨、平稳。没有特别发挥“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论点。
会上，侯金镜、康濯作了有准备的、全面系统的发言。介绍了几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其他与会者发言比较随意、分散。谈得较多的是农村形势问题。他们大都刚从农村来，带着泥土气息和对农村形势的困惑和问题。讲了不少“大跃进”以来农村形势的日趋恶化。八月五日赵树理很激动地讲了一些农村情况后，说：六○年简直是天聋地哑。《二小放牛郎》的作者诗人方冰插了一句：天怒人怨！这两句尖端的话，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大连会议的典型材料，到处被引用，被批判，被定罪。
另外会上谈得较多的是文学的真实性、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等问题。大家对前一个时期浮夸的浪漫主义提了不少意见。当时有个笑话说，冬瓜画在地球上是现实主义，地球画在冬瓜上才是革命浪漫主义。会上对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老定额》等扎扎实实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先进人物。同时也谈到西戎的《赖大嫂》，认为写的贴近生活真实，风格清新（后来就被批判为写“中间人物”的典型）。还谈到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认为应该写“老坚决”那样的顶五风的人物（我也插话支持这个观点，“文革”中说我提倡“反党人物”，比“中间人物”还反动）。讨论中自然有人谈到现实主义、“中间人物”等，但并未展开，也没给我留下印象。只是有一位评论家会上同我随便谈起，应该集中谈一下“两革结合的问题，不要造成不谈革命浪漫主义的印象。但是，作家们对理论兴趣不太大，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
周扬在“八条”由中央批转，“全民社论”发表以后，挺高兴，选定到东北转转。八月八日由沈阳来到大连，住棒槌岛东山宾馆。棒槌岛是个休养的好地方。在那里建造了七幢漂亮舒适的住所。据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后，不少省市都为毛建造住处。棒槌岛为毛建的是平房，尚有六幢小楼为常委们准备。但是，毛泽东好像从未来过大连，住处自然空着。其他几幢也就成为高级干部来时的住所。周扬住二号楼。他到大连当天，邵荃麟向他简要的汇报了会议情况。也没谈到什么“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之类的问题。当晚市委还为周举行了欢迎舞会。周扬的舞跳得不错。邵荃麟笑着对我说：“在上海时，周扬同志常买票去跳舞，我们还挺有意见哪。”
八月九日，周扬作了发言。讲到农村形势，他讲了农村形势的严重困难。说“不能认为包产到户一定是单干”。他称赞赵树理对农村情况的熟悉，肯定赵向中央写书面意见的正确。主张要有点自留地、自由市场。谈到创作，他反复讲要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不一定什么都写党的领导。“胡风片面强调自发斗争，但不能得出结论，自发斗争就不能写。”要把农村题材放宽。批评和歌颂不能分开。不要不痛不痒的批评。谈到近期出现的优秀作品时，他称赞了《刘志丹》。
八月十二日周又约请周立波、赵树理、胡采、李准、李束为、西戎、康濯等人漫谈。周对会议很肯定，一再鼓励作家们大胆写作。从周扬的情绪上看，他当时还不知道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大抓阶级斗争，大批“黑暗风”、“单干风”了。后来我听说，周在会议上的讲话从会议记录中抽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此事。现在出版的《周扬文集》（四）中选了他的那篇讲话。
八月十二日茅盾讲话。他讲了题材、人物创造、艺术形式三个问题。
关于人物创造茅公讲得较多。他首先肯定了近几年短篇小说创造人物方面比较好，有个性。工农兵的形象表现的多了，这是好现象。在工农兵形象中写先进和落后两头的多些。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较少，有人认为中间状态的人物写不出典型，这是不对的。他鼓励大家要写出时代的典型，如罗亭、巴扎罗夫、母亲、阿Q、朱老忠等。
在谈到要写出典型人物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时，他举了两个历史人物的例子。一是崇祯，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刚愎自用，不相信任何人，当朝期间换了十五个宰相。一是林则徐，他是英雄，爱国主义者，但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在新疆写的日记中有大量的迷信思想。这两个例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文革”中有的大事记上说他：“别有用心地宣扬‘亡国之君’崇祯的故事，说什么他‘认不清自己的缺点’，‘刚愎自用’。矛头所向，十分恶毒！”
茅公还具体分析了《老坚决外传》、《赖大嫂》、《四年不改》三个短篇小说，对作家们颇有启发。
最后邵荃麟作总结发言时，特别慎重，发言前曾找侯金镜、陈笑雨和我先讲一下他要讲话的要点。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但这次却有些例外，他显得特别高兴。在闲谈中他经常讲起自己过去有趣的经历。有一次竟然讲起笑话。他讲了个皇帝怕老婆的故事。他说，有个皇帝怕老婆，有一次他想试一下大臣们是不是都像他一样。他对大臣们说：怕老婆的都站到左边去。他话一出口，群臣们一下子拥到左边，只有一个大臣站在右边未动。皇上很奇怪，问：你不怕老婆？那个大臣说：启奏皇上，我离家时，老婆告诉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个故事过去我听说过，那是郭老讲的，他到古巴访问，与古巴总统各讲一个故事，郭老就讲了上面的故事。古巴总统也讲了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去看病，医生问他：你是不是吸烟。青年答：从不吸烟。又问：是不是爱喝酒。答：滴酒不沾。再问：你是不是爱同女人接近？答：我从不接近女人。医生说：好吧，你不用看病了。青年不解。医生说：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荃麟讲的故事是否一个来源，不得而知。不过出之他这位一向严肃的前辈口中，我觉得很高兴。他不爱跳舞，但在大连他每场必到表示支持，可以看出他心情很好。
会议结束时，到旅顺参观。
旅顺是近百年来饱受战乱之灾的城市，英勇不屈的城市。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一部苏联很有影响的长篇《旅顺口》。是写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的，苏联评论认为该书既表现了沙皇政府的腐败，贵族军官的无能、堕落、叛变，也表现了俄士兵的英雄精神。当时我读了也觉得挺好。但是，周恩来总理读后，非常不满，他说，写俄国人都是英雄，而书中的中国人都是愚昧无知，留长辫子，吸大烟，当走狗。让周扬用适当方式向苏方转达他的意见。这使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讲到他在东京时看日俄战争时写到中国人被杀、受辱的悲愤心情。又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在旅顺我们参观了黄金山炮台和日俄战争、甲午海战旧址，在当年俄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的夫人命名日举行舞会的地方吃了饭。我们祖国神圣的土地竟成了帝国主义者争夺、享乐的地方，心里不是滋味。特别令我激动而难过的是瞻仰万忠墓。甲午海战时，旅顺海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作战，重挫日军，终因兵单势孤而失败。日军血洗全城，这万忠墓就是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亡军民的。据说，全城只剩下三十六个被迫掩埋受害者尸体的青年，最后，这三十六个人用铁锹同日军厮杀，被迫退到海边悬崖上，跳海自尽。我为此写了一首诗《三十六个人》，由袁鹰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革”中被批为：渲染战争残酷。“四人帮”垮台前，我随李季到二七车辆厂搞“三结合”，有位好心工友拿了那首诗的剪报问：这是不是你写的。我点了点头，当时我不知是应该检讨还是高兴。
（四）
大连会议八月十六日结束，我回京后立即（八月二十一日）向处里汇报。我兴高采烈地讲了会议开得如何及时，内容丰富、形式活跃。但由于我对“中间人物”等问题印象不深，未谈及这类问题。过了两天（八月二十三日），林默涵问我，听说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问题。我说荃麟发言中谈到，会上没展开讨论。他说：他听周立波给他讲，会议开得好，提出写“中间人物”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八月二十六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九月五日林默涵让我把大连会议的情况写个材料，把关于“中间人物”、现实主义问题写一下，并让我把茅、周、邵的讲话拿来，我写了个简要的材料。内容是：一、关于对形势的看法。二、关于“中间人物”。三、关于现实主义。材料中引了我笔记上邵荃麟的讲话。林阅后批给周扬，周在他的名字上圈了圈，退给我。
这时北戴河会议精神已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我也有所闻。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期间，周、林让袁水拍布置文艺处搜集文艺方面阶级斗争的动向。检查文艺刊物，但找不出什么有问题的材料。东拼西凑，整理了一个比较空洞的材料。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从上海《文艺月报》上找了一篇邵燕祥写的《小闹闹》。这篇小说是写他刚得贵子，闹得厉害，取名“小闹闹”。这算是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不良倾向”。林看了材料后也觉得实在勉强，他对周扬说：看来，经过多次运动，文艺情况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为了贯彻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十中全会预备会进行期间，正在参加会的周扬让林默涵召集有关单位吹吹风。九月二十二日林召集在京文艺报刊和各大报副刊负责人开会，讲了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的精神，布置检查。会上作为问题他点了“中间人物”。
九月二十七日十中全会结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毛说：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毛还点了一个叫胡开明的领导，说他名虽叫开明，可是个胡开明，只讲黑暗，不讲光明（胡当时是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曾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建议）。毛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作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他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他只揭露黑暗。毛还点名批判了《刘志丹》。
会上批判了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邓子恢等人的“单干风”。
十月十九日周扬召集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负责人研究如何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检查工作。当时有的文教单位传达时说：刘少奇在全会讲话中指出：文艺单位烂了。周扬为此作了纠正，他说：我反复查对了记录，少奇同志没有讲那句话。
这期间，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根据大连会议精神写的随笔《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自然成了问题。有一次林默涵同张光年谈事，同时也提到这篇文章。林说：恐怕《文艺报》要再写篇文章，表明态度。张光年指着我说：“让黎之也写篇随笔，与作者商榷。”这个与沐阳商榷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就赶写了一篇题为《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提到这篇文章时说：“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商榷，而且也承认‘文学艺术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肯定‘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为了典型创造多开蹊径放宽路子。’”这段叙述，是符合我当时的思想情况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一些读者的反映，有同意的，有不赞成的。《文艺报》编辑部整理了一份材料，列举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算是交待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引起自称文艺战线流动哨兵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注意。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时准备大举讨伐。在六三年四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上海组反复提出对“中间人物”的批评。六三年底和六四年七月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后，江青下令让写出批判“中间人物”论的有分量的文章。
关于如何点名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反复研究过。在此以前制定“文艺十条”过程中，周恩来和有关的负责人反复提出过，写批判文章要根据被批判者正式发表的言论为准，不要把人家会上的发言断章取义。而邵荃麟从未正式发表过关于“中间人物”的言论，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原始记录，并未经作者过目。为此，周扬、林默涵和作协负责人反复研究，只好由《文艺报》编辑部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和大连会议记录，断章取义，拼凑了一个《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组织了个写作班子写了一篇《“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点名批判邵荃麟。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八、九期合刊的《文艺报》上。
江青对这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仍极为不满。多次催逼有关领导人，组织更有分量的批判文章。一九六四年年底，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周总理政府报告期间，在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阅过定稿后，江青又找起草人闹着要加上批判“中间人物”的内容。六六年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纪要》时，又专门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领导人打电话，用极严厉的口气，责令再深入批判“中间人物”。随后，发动工农群众批判“中间人物”，报刊上发表大量读者来信，批判邵荃麟。
随着“文艺整风”的深入，作协党组只得开会“帮助”邵荃麟。我清楚地感到这种“帮助”是十分勉强的，会议开得很沉闷。这期间，侯金镜同我有几次长谈。我们两人都是“大连会议”的参加者，应是知情人（“文革”中文艺处的同志让我交代问题时，曾告诉我侯金镜“日记”中记了我同他的一些谈话。我不知道侯是否有“日记”，更不知侯记的什么，我只能就我记忆交代）。我们都非常同情邵的处境，也不理解这种批判。
邵荃麟二十岁就参加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他是建党五年之后的一九二六年入党）。长期担任宣传、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全国解放前，他在上海、重庆、香港从事文艺工作，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长，国务院文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五十年代初期即到作家协会负责全面工作。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他是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努力把党的文艺事业办好。他同文艺界的上下级关系也很好，合作也默契。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的批判他，是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记得侯金镜沉思了半天，说：他同他们（指文艺领导人）合作得很好。他得罪了谁？侯金镜能同我推心置腹地谈这些，我心里明白，也心怀感激。但我也找不出答案。
“帮助”会开了多次，我看到邵荃麟这位老前辈心情那样沉重，我也感到压抑。我端详着这位前辈，望着他那瘦弱的身躯，一下子想到他翻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好像由英文转译的，我存有一九四三年文光书店版），当时自知这是“不健康的情绪”，未敢深想。有一次，会议结束后，我随他一起出来，陪他站在文联大楼前等他的车子。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黎之同志，你应该帮助我。我听了心头一阵酸楚，几乎流下泪来。我望着这位善良的父辈，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同他站在那里等车。他的车子开过来，我送他上了车，望着车子开远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搭电车回家。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这是诀别，此后我没有再看到过这位老前辈的印象。不久我也被关进“牛棚”。如今，我每次经过原文联大楼，望着那灰色的楼房，仿佛看到邵荃麟老人还站在大门的台阶上。
（五）
我参加大连会议刚回到北京，李季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小说《刘志丹》，写得真不错。我们选了一部分，都排出来了。怎么通知我们不准登？”我刚回到部里，对北戴河会议精神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谁通知的李季。我回答说：“老兄，《刘志丹》我看过。我看也挺好。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发表。我问问。不过，既然通知你，你就千万别用！”
我看过《刘志丹》（第一部）铅印征求意见稿。是个大本子，字很小。是苏一平给我的。不是必读的任务，随便翻翻。刘志丹的名字我当然熟悉。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陕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红军的高级将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陕北起了共产党。头名老刘，二名高岗”，老刘即刘志丹。我听过周恩来总理讲过刘志丹的故事。当时极“左”领导派人逮捕他，去的战士向他问路：刘志丹在哪里？他问有什么事？那人拿出逮捕证给他看。他说：我跟你去！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陕北后，放了刘志丹，恢复了他的领导职务。过黄河东征时光荣牺牲。党中央给他以极高的评价。
因为时间关系《刘志丹》我是断断续续看的，但还是留下深刻印象。有些人物我不知写的是谁，还经常向苏一平请教。记得我对书中有个叫“罗炎”（后来好像改成马罗武）印象很好，我问苏是写的哪个人？苏说：那就是习仲勋。当时周扬和苏灵扬都看了，他们评价很高。周扬告诉作者说：我们全家看了都很感动。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学员，周扬的学生。后来在西工团工作，是苏一平的下级。她好像来找过苏，我见过一面。她的爱人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当年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为李建彤写《刘志丹》自然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不过，李为了写这位英雄，走遍了全国，访问了数以百计的了解刘志丹的人，其中许多是高级将领和高级干部。我当时是怀着对英雄崇敬的心情阅读的，当然想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当李季问我时，也感到突然。
不久，听了十中全会传达，这才大吃一惊。原来，从北戴河会议到十中全会上，针对彭德怀“八万字上书”，批判他的“翻案风”时，康生提出《刘志丹》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他先是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在毛泽东讲话时特意给毛递了个条子。毛就讲了那段大家熟知的讲话：“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志丹》就这样定为“利用小说反党”的典型。康生等人揭发这部小说是习仲勋主持写的。会上就对与这部小说有关的高级干部习仲勋、贾拓夫（书中也提到他）、刘景范进行批判，并打成“反党集团”。会上在作出《关于组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通知》，同时又作了《关于组织“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通知》。
据我所知，康生是从阎红彦那里得知《刘志丹》这部作品的。
阎红彦陕西安定县（后改为子长县）人。同陕北苏区的另一个创建人谢子长是同乡。随谢子长参加了陕北有名的清涧起义。曾在谢子长领导下的陕甘游击队任支队长、总指挥。参与西北红军的创建。一九六二年他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七月来京准备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住在北京饭店。《刘志丹》的作者把征求意见本送他审阅。因为作品中写了他（用虚构的名字）。我在看这部作品时对这个人物形象也很感兴趣，曾问过苏一平写的是谁。他答是阎红彦。阎看了以后，很不满意，报告康生。当时我听说阎的意见是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同时对写到他个人的地方也不满意，因为作品中写那个支队长生活有些随随便便，但打起仗来十分勇敢。
康生是不是细看了全书我存疑，但以他对历史的熟悉和高度的政治敏感，他会知道写陕北那段历史不可能彻底消除高岗的影子，因为高也是陕北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并称刘、高。康生在八月中旬就下令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同时他又给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得知不准各报刊发表时，还不知道内幕，打电话问苏一平，并提出不同意见。苏一平也不知来头，回答说：你给周扬同志写信，他会秉公处理的。作者当即给周扬写了信。这时周扬还在东北，在大连会议期间，他在大会上和闲谈时多次把《刘志丹》列为近期出现的优秀作品。最近有人对我说，我在大连会议期间同胡采谈过周扬称赞《刘志丹》，这事我倒忘了。不知周扬什么时候看到作者的信，怎样回答的。依当时周的活动日程，他收到信时该是十中全会开始了。这封信的全文我是在后来看到的。
十中全会预备会期间，正值阴历八月十五。文艺界在政协礼堂举行联欢晚会。当时我已知道《刘志丹》出了问题，也牵连到习仲勋，但并不了解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晚会上，习仲勋来了，还跳了几场舞，他刚要离开时遇到一位当时中央领导人（我记不清是哪一位，模糊记得就是康生），习双手扬了一下说：你看，这事弄到我头上。对方未及回话，他匆匆离去。回部后，我和别人说：看样子问题并不严重。
周扬传达十中全会时，特别讲了一下《刘志丹》的问题（他知道文艺界不少同志了解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他说：《刘志丹》我也没看出问题，因为缺乏党史知识。我当主席的面作了检讨。我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主席说：认识了就好么。我想习仲勋还有心思去跳舞，周扬认识了就好。这个问题算是过去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部里通知我，让我参加审查习仲勋专案组。这个组专门审理《刘志丹》问题。这个专案委员会是谁负责，这个组谁是组长，我都不知道（也许当时讲过，我现在记不清了）。只知道康生亲自抓，因为经常看到他的批示。部里的这个小组由童大林抓。
（六）
《刘志丹》是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本来可以作为文艺作品展开讨论。设专案“审查”，应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既设专案就成了“案子”，不仅要谈作品，还要内查外调，看有关材料。当时作者交出一大批笔记本。记录了数以万字计的访问记。被访问对象遍及全国，大都是老同志，负责干部，不少将军（当时将军中不少是刘志丹、谢子长部下，阎红彦是上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知是他杀还是自杀。当时小报上曾“炒”了一阵子）。我未被派到外地调查，在京找过哪些人也记不清了。我的主要任务是细读原作，找问题。任务不能说重，但难度极大。前面说过，我看过，也喜欢这部作品，而现在涉及到那段历史，涉及到很多大人物。这对我这样一个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难度就太大了。
刘志丹领导著名的渭华暴动时，我刚出生。关于陕北苏区的知识是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获知的。“决议”中在谈到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有一句“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此句有个详注：“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区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一个报告《荣誉属于谁》提出干部要有革命性、创造性、事业精神。成为广大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前文中我曾提到，根据他这个报告精神拍了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可是影片中的正面人物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总结我国经验，而是学习苏联推广苏的调车法。毛看了这部影片不满意。为此，周扬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这个电影的问题，当时并没有牵连到高岗，只是责备影片制作者歪曲了高岗的意思。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里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正在这个时候（大约是五三年下半年），我在中南局见过一次高岗，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这个“大人物”。从后来揭发的材料看，他是到中南与林彪密谋。但当时我们却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迎接的。特意在中南局礼堂为他举行舞会，据说他是个舞迷。我看到他在舞场上特别活跃。我们年轻时并不“追星”，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确是十分崇敬的。不少女孩子找他跳舞，请他题字。
一九五四年春，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饶的问题。听了传达，当然大吃一惊。传达的全部内容记不清了，有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外出，提出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提出由书记处领导轮流主持。书记处的其他领导表示不赞成轮流。高岗提出“搞轮流好”。散会后，毛泽东问刘少奇：今天看出什么问题吗？刘说：高岗同志有不同看法。毛说：你还没有感冒，鼻子还通。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很佩服毛主席明察秋毫。同时也深感政治斗争之微妙。在“四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影响很大。胡风在向中央递交“三十万言书”给中央的信一开头就说：“在学习四中全会的决议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地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可见，胡风上书言事是受到党的决议的启示。
事情过了八年以后，康生指责《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不是指的一九三五年那个“案”，而是一九五四年这个“案”。《刘志丹》写的正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一段，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定了的那个“案”。这两个跨度很大的“案”，让我这样水平低，历史知识浅薄的人，怎能从书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找作者了解，作者表示书中没有写高岗。除了历史已有定评并已去世的人以外用的全是虚构的名字。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全组人员内查外调，找当事人请教，编出一份人物对照表，把书中主要人物原型的本名和书中人物的名字对照列出一个“对号入座”表。这份对照表当时打印分发有关人员。这个表我丢失了。只记得把书中虚构人物千峰、伟林说是高岗（不知记得是否准确，也不知“文革”后出版的三卷本的《刘志丹》这些人物是怎样处理的）。专案组以此表为据，把书中凡是写千峰、伟林事迹，讲他们好话的，一律作为“为高岗翻案”的例证。康生指示，要查出书中宣扬“陕北救中央”，“高岗是陕北王”，而习仲勋是接班人。记得当时多次整理的材料都被他驳回，说是没有抓住要害。有一次转送工人出版社社长的检查（该社拟出版《刘志丹》），康又作了长长的批语，说，检查不行，没抓住要害，没揭发阴谋等等。
专案组审查的另一个重点是《刘志丹》同习仲勋的关系。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关系自然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一起闹革命，一起创建了陕北苏区，一起受极左路线迫害，被逮入狱，差一点被杀害。据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晚到四天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就被杀害了。《刘志丹》中并没有习仲勋的名字。前面提到，我初读小说时对其中一位叫罗炎的人物感到兴趣，问苏一平，他说是习仲勋（“文革”后出的三卷本《刘志丹》是马罗武，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当时稿本中是叫罗炎）。就只好顺着这条线索“审查”，但那时习仲勋尚无什么“案”要翻，只好找哪些地方“歪曲了历史”，为习仲勋“树碑立传”等等。
过去我对习仲勋这段光荣历史一无所知。我对这位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批示中称赞他的讲话开始的。他到中央后，曾担任过中宣部部长，那时我在中南局宣传部听了传达他的指示。印象较深的是他《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以《对于电影工作的意见》为题，刊登在《电影剧作通讯》和《作家通讯》上供文艺工作者学习。与此同时全国文协正组织学习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作家通讯》上连续两期介绍了这个学习的情况。记得我在中南局文艺处学习时，一位老同志对两个人的讲话读得仔细。他说：部长（指习）和副部长（指胡）的讲话精神并不一致。我粗枝大叶没看出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好像是胡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唯一原则，而习则讲得灵活些。到北京后，我偶然见到几次习仲勋是过年过节他去看望老部下时。现在审查他，实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在预备会议（指“十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上册）。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主张是对的，习仲勋同志指出不要写高岗。”
当时我看到习仲勋同作者谈话的打印稿。好像谈话时同座还有几个人，记不清了，好像是马锡五。就我的记忆与薄讲的差不多。当时习劝作者最好不要发表和出版，先征求征求意见再说。或者只选片断拿得稳的发表。不要写成大部头著作。习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书中也未出现高岗的名字，习仲勋特别提醒作者不要写高岗，是泛指的。因为书中刘志丹身边的人不知哪一位是高岗，也就不易找到“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一个问题上主张是对的”。当时习仲勋一再表示他并未细读全书，只是一般地谈谈意见。说他是《刘志丹》的“主持者”，甚至说“第一作者”是毫无根据的。
康生为了扩大“战果”，下令检查其他革命回忆录。他说：有些人借写回忆录为自己树碑立传，歪曲历史，美化错误路线。当时他举了几本回忆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篇当时很有影响的回忆录叫《望梅止渴》，写的是打入陕西国民党部队内部一位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写得惊心动魄。那位党员面临种种考验，坚持党的工作，其中有个情节，敌人让他严刑审问一个被捕的同志，这位英雄忍受着内心的痛苦，装着若无其事。我读后受到极大的震动。康生说，那是假的。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当时我管这方面的工作（指他任社会部长），这能骗得我。为这篇回忆录又有不少人受到审查。记得连累了一位编辑，这位编辑的爱人在中宣部工作，康生得知后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宣部工作，只好把她调走了。同时，连累到柯仲平正在进行创作写陕北斗争的长诗。说他第一、二稿中出现了高岗，后来虽改名为唐澍，也属为高岗翻案性质，受到审查批判。
后来，康生、江青一起，把更多的作品（特别是电影、戏剧）打成歪曲历史，歌颂错误路线，为某些人树碑立传的“毒草”。如他们认为《万水千山》是写分裂主义。《革命家庭》歌颂王明路线。《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烈火中永生》为叛徒翻案。《红河激浪》为高岗、习仲勋翻案。《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独立大队》描写土匪。《铁道游击队》歌颂毛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红日》违背了毛主席作战的指示。《狼牙山五壮士》丑化军队。《星星之火》（写“五卅”惨案的）宣扬“立三主义”。《人民巨掌》歪曲肃反政策。总之一句话，凡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未经他们认可的，一律加以可怕的罪名。
江青骂起这些作品，显得那样自傲，那样自信，好像她既懂历史，又懂政治和艺术，其实却暴露了她的专横和无知。且不说她根本不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事实与虚构的区别。连一些起码的历史事实都弄错了，连作品的内容都没看懂。像个骂街的婆娘，大放厥词。
这个专案组的工作我没做完，林默涵让我回文艺处参加另一次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就是关于“大写十三年”而引起大争论的那个会）和批判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筹组工作，我征得童大林的同意就退出专案组了，后来怎样进行“审查”的我不太清楚。至于《刘志丹》的命运和习仲勋后来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的了。
“文革”中我主要反复交代文艺黑线问题，《刘志丹》一事我没有交代过。只是有时外调的人提审我，问及当时涉及到某些高干的事，我也没有什么好提供的材料。有一次来找我调查当时的铁道兵政委崔田民中将与《刘志丹》的牵连。我只知道他一九三五年曾担任过陕北省苏维埃副主席，李建彤访问过他，别的材料也无法提供。外调的走后，同棚的“棚友”是铁道兵来的，他奇怪地问：你怎么认识他（指崔田民）？我说：我怎么会认识他，还不是《刘志丹》那个事。不知这位将军为《刘志丹》一案吃了什么苦头。
“文革”中有一次开周扬的批斗大会。中宣部的“黑帮”也都拉去了。有意思的是这次会由熊复主持。我侧坐在座位上，准备随时被唤。当批他关于《刘志丹》一事时，我倒觉得这事不会喊我，该不会说我也能包庇习仲勋吧。不料，发言人介绍情况时，先讲康老如何发现问题，组织专案，接着说专案组童大林负责，群众高喊：童大林站出来。童自然上台，站到周扬左侧。发言人（他也是《刘》专案组成员）一宣读专案组成员，有××同志、×××同志，会场一片安静。发言者念到我的大名时拉高了声调说：还有×××！场上暴发了喊声：×××站起来。我很快站起来，跑到台上站到童大林左侧，总算同“阎王”平起平站了。发言者让周扬交待，周又讲了他如何没看出问题，向主席作了检讨。又问童大林怎样包庇周扬的。为什么专案组没有看到有关周扬及其他文艺界的材料？（这也正是我不明白的问题）。童大林说：当时陆定一交待，有关周扬的事，你们不用管。这倒使我知道了点内幕。发言者当然知道我和他知道的一样多，就不问我。我只好一动不动地低头侍立。这时比我年青得多的朋友，他是机关“红卫兵”，负责台前保卫的。他轻轻地踢了我一脚，大喝一声：“滚！”我如获诏赦，很快地溜回原座，继续侧身而坐。这位朋友的这一声“滚”，我至今记着，他的好意我永远也忘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志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我至今未及细读。听说后来又停止发行了。详情我毫无所知。不过以我幼稚的想法，一本书只要不害国害民，还是让它发行，有什么不同意见展开争论，也许对历史、对文艺、对读者都会有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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