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宗教的冲突及调和——西方哲学家对人的理解的一个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人论文,哲学家论文,困境论文,理性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认为，西方哲学家在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时呈现出了理性与宗教的冲突及调和的特点。自古希腊开始直至德国古典哲学，西方人的学说始终与宗教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家们使人实现自由的两个途径——理性和宗教信仰殊途同归。说明了西方理性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
人的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主要课题，对人的哲学理解贯穿于数千年的西方哲学发展之中。西方哲学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的自由。在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时，西方人学呈现出理性与宗教的冲突及调和的特点。而研究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把握西方哲学思考方式，探讨西方哲学家如何解决人的自由这一中心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一
西方哲学家都站在不同的支点上审视人的生存状况，寻求人自身永恒的确定性，试图通过认识自身来实现自身，实现人类的终级目标——自由。要想认识人、理解人，就必须溯源到世界，“因为人是一个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这是唯有人才具有的特性”①；而要真正了解世界，又必须去理解人。因此，哲学家就面临着如何思考、解决人与世界（自然）矛盾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一贯穿世界一切方面的现实本质的矛盾，使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那么，解决人与世界这一矛盾的途径是什么？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是人的理性。
西方许多哲学家认识到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是有能动性的。人之所以有能动性，在于人有理性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使人能够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它能使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人之所以与世界相对立，就在于人有能动性，人的出现使自然作为至上唯一的主宰的地位产生了动摇。他们坚信人的理性力量，理性成了人的根本和立足点。他们认为，用理性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对世界绝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而且理性统治世界，成为人的主宰，会给人带来自由。这样就使西方传统的人的学说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从西方哲学的发祥地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就开始寻求人的确定性。人的确定性是以世界的确定性为基础的。他们把获得对世界（包括人）的终极知识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要想认识世界，认识人自身，只有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通过直观和逻辑论证才能达到。柏拉图认为，凡是由人的理性所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高举理性大旗，反对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推崇理性，重视科学知识，提倡理性思维。因此，就有了培根所发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然而西方哲学家所崇尚的理性、科学并没有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反而使人的自由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造成的。
西方哲学家们对世界（包括人）的解释采取心物二元的思维模式，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支配地位。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西方哲学家把人的自由归于必然性。他们要么把人与世界（自然）统一于世界（自然），把人自然化了；要么把人与世界（自然）统一于人（精神），把自然人化了。旧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前者，把人看作是自然人，用科学思维方式说明人，曾经是批判宗教神学、反对禁欲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但旧唯物主义哲学企图寻找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看不到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人的自由在于无条件地遵循大自然和理性的规律，结果把必然性绝对化了，人成了机器。作为后者的唯心主义哲学也试图寻找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把人看作理性人，认为理性、精神是人的本质。这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宣扬人的自由发展方面，比旧唯物主义哲学高明的多。但唯心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的能动性是抽象的，是片面夸大了的；自由的主体实际是绝对精神，而不是现实的人。由于理性被夸大到可以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它构成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世界也就成了一个理性的存在物，它是有机的、合逻辑、合必然性的和谐统一整体。在这个理性结构的整体中，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有其恰当的、合理的和不可移动的位置。这样，理性就成了绝对理性、绝对必然。在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理性本身就是自然法，一切都要符合理性这一必然性，人无自由可言。
理性主义哲学家企图统一人与世界（自然），即统一自由与必然，结果总是使自由统一于必然。正因为理性是永恒的、真实的统一整体，那人的欲望等感性活动都要放在统一的理性熔炉里冶炼，结果人的欲望等感性活动被统一了，本来丰富多样的世界变成了死水一潭。理性、精神成了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统一的理性把人的主观和客观统一于自身，人成了空中楼阁，变成了抽象的人。高高在上的绝对理性主宰一切，人成了哲学的牺牲品。莱布尼茨所设想的人的独立自由最后只得落入前定和谐的宿命中。黑格尔所提出的自由是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演化的结果，是绝对理性的自由，而作为每个个体的人是不自由的，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完全窒息了个体性，人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长河中的工具，无自由可言。在至尊至上的理性面前，人没有自我创造、自我选择，只能听从理性的颁布，自由的实质就是服从绝对理性、绝对必然性。所以理性主义哲学家提出自由是天赋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本来理性、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是反宗教的，结果却成了为宗教论证的工具。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教与理性“合流”的呢？
二
有人把哲学和宗教比喻成孪生兄弟，以此来说明二者关系的密切。西方哲学发展史体现了这一特点。从古希腊开始，哲学便从原始宗教脱离出来，在思维方式上已经胜过神话宗教，但哲学还不能回答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哲学只是现世的智慧。而人的需要即人的欲望要求完满，要求确定性，期望对他所疑虑的问题有一个满意的、令他信服的答案，哲学做不到这一点，只好给宗教留下地盘。人抱着最强烈的愿望到宗教中去寻找绝顶的智慧即全知全能的上帝，解答自己对世界的疑问（其中包括对人的疑问）。
哲学一时回答不了的种种深刻问题，只能让宗教去回答，哲学本身甚至还导致了更高形式的宗教的产生。宗教是一个包含独特含义的领域，它与科学、理性相对立，属于信仰、非理性领域，其特点是比较形象、直观，诉诸情感。宗教给予人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它追求至善状态——绝对自由的人格和生活。它要求信徒：跳出生存三界，超脱因果轮回，彻底摆脱自然羁绊。它采取一种幻想式的超越性思考或体验，让信徒臆构自己的存在：脱离自然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在西方净土过着天使般的生活。因此，费尔巴哈说：“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②
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哲学家对宗教的理解、批判相统一的过程。西方哲学家论述其哲学学说时，都涉及了宗教这一难以回避的领域，他们或者把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交给了上帝或神，以达到自己学说的完整，或者对宗教加以批判。
西方原始宗教神话是西方哲学的母胎和思想由以发生发展的基地。西方哲学从原始神话和自然宗教脱离出来，但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的最终说明是一件使哲学家们最感困难的事情。这也是使人与自然获得统一，解决人的自由问题的基础。因为如果不能用事物自身的矛盾或否定性来说明，最后就不得不求助于外在的能动的东西来推动万物。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产生，表现了人类对宗教神话及各种谜信思想的科学认识的觉醒与超越，为欧洲哲学奠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基础。古希腊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世界的结构和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企图建立一个解释世界的知识系统。但由于古希腊罗马哲学诞生和成长于把宗教作为维护统治秩序有效手段的奴隶社会，加上宗教文化的遗传、思维水平的限制等，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没有完全挣脱神学的羁绊。
从神学浓雾之中诞生的古希腊哲学处在奴隶制阶段，奴隶主阶级把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有效手段，甚至不惜用残酷的刑法来维护神的尊严。苏格拉底被处死之罪状就是不敬神。而处在东方文明发祥地中国的哲学则不同，中国哲学一诞生，就基本剪断了与神学联结的脐带，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政治和人文伦理，形成了重政治、重伦理、重人事、重现实的哲学传统。中国古代建立了足以防止任何宗教迷狂的世俗的、现实的、理性的而又严密的伦理哲学，这种哲学对宗教人格神采取了排斥而不是认同的态度。古希腊罗马哲学就很难与神划清界限，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为了自圆其说，最后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用神来调和和解决矛盾。当时所产生的任何思想体系都难免与神牵连，没有一个哲学家完全否定神灵的存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学术团体，它的成员要接受宗教训练，过宗教生活，是宗教神秘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奇特的结合体，列宁在谈到毕达哥拉斯时说：“注意：科学思维的胚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③古希腊三位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神灵的存在。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用哲学的方式宣传了有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神，其哲学仍然具有神秘主义的成分。
古希腊人喜欢追求自由，思想开放，在伦理道德上，也呈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特点。到了古希腊罗马后期，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战争不断，人们沉湎于纵情享乐之中，整个社会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时哲学已无回天之力，只有宗教才能使人们得以安慰，获得精神上的寄托。结果，哲学成了神学的工具，为神学的合理性加以论证，基督教就成了哲学的精神支柱。这时的理性规律的普遍必然性就是神学启示的不可侵犯性，理性与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思想笼罩神秘主义的光环。
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把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变成神本主义。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义中，上帝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人与自然都是上帝的产物，人与自然互不相干。宗教神学用人隶属于上帝代替了古希腊哲学的人隶属自然的思想。在《圣经》中，上帝不是把人和动物一起创造出来，而是在创造人的日子里创造了人，人不是动物王国中的一成员，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种。但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之果而犯了渎圣罪，上帝就要宣布对人加以惩罚。于是以后出生的每一个人都要为祖先分担这个原罪。人类祖先犯罪的原因在于人的肉欲。所以，在宗教神学看来，人的肉体、感官、情欲是罪恶之源，“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中，并且既然由于肉欲受胎，就都带有原罪”④。肉体产生情欲和兽性，应予诅咒和抛弃。这样，人被宗教神学分裂为灵魂和肉体、神性和兽性两个对立的方面，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恩格斯曾指出：“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⑤在灵魂和肉体的对立中，肉体被看作是一个通向自然、引人进入尘世生活的肮脏的、罪恶的“臭皮囊”，应予以抛弃。这样人的自然属性被抛弃了，成了人的异己的力量。宗教把人的肉体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非本质的、反本质的，而把人的灵魂说成是通向天国、引人走向彼岸世界的永恒的、不死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在基督教看来，人只有弃绝自己的自然欲望，才能赎掉自己的罪恶，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灵魂被宗教神学从肉体中分离出来，对象化为一个超个体、超自然的虚幻的实体——上帝。人的本质就异化为神的本质。恩格斯对此明确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象。……这个神所反映的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象的形象。”⑥
宗教和哲学在中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是人被贬低、被否定的时代。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虽然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个人自由、摆脱神的奴役，但他们并不是反对神和宗教，甚至还打着宗教的旗帜，把人与神并列起来。他们主要是反对封建教会的绝对权威，认为信神不等于绝对服从教会。近代人本主义以人的理性、科学作为反对宗教神学的有力思想武器，出现了战斗的无神论者。然而，心物二元的思维方式使得哲学家们或者把人变成机器，或者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世界。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大厦的基石是他所说的人人皆有、毋庸置疑的天赋观念。他从自己的“普遍怀疑”出发，论证上帝的存在。他用上帝来肯定物质世界的存在。莱布尼茨要人们笃信上帝，他用单子论论证上帝创始说。他说：“只有上帝是原始的统一或最初的单纯实体，一切创造出来的或派生的单子都是它的产物。”⑦所以，上帝创造宇宙，而宇宙的秩序也是上帝安排好了的，这样，莱布尼茨的客观唯心主义就同宗教神学合流了。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没有割断自己的哲学与宗教的联系。康德通过对人的理性的考察，在从属于自然律的现象界，把上帝驱赶出去，又在人的道德生活的领域，把上帝请回来，重新在人的道德领域树立起上帝的塑像。他说：“我一定要否弃知识，为的是给信仰赢得地盘。”⑧康德把道德法变成宗教教义，即把道德宗教化。谢林提出“绝对同一”命题，导致他晚年变成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公开宣扬“天启哲学”，鼓吹信仰高于理性。黑格尔把人的理性客观化，使之成为主宰一切、高高在上的绝对理性，认为世界万物是“绝对精神”演变的产物，他的“绝对精神”与上帝是同一语。结果，其思辨哲学变成了神学。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者费尔巴哈把批判宗教神学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然而最后竟提出以“爱的宗教”来代替信仰上帝的宗教，希望建立以“爱”为基础，没有上帝的新人本主义宗教。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的学说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传统人的学说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神学。由于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世界的结构和本质，企图建立一个解释世界的知识系统，而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无法达到解释世界的程度。因此，哲学家最后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西方传统哲学这种以获得对世界的终极知识为己任的特点，使哲学家对人的理解打上神的烙印，把神看成人的最后庇护者。因而，西方哲学家在论述现世智慧——哲学时，常常去作精神之梦，使其哲学中有宗教，又使宗教融入哲学。理性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的实现只能交给宗教信仰，在宗教幻梦中、在彼岸世界实现。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必然颠倒地表现其对人的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把人实现自由的两个途径——理性和宗教信仰同流合污，殊途同归：坚信理性的力量能获得自由，结果导致绝对的必然；信仰宗教追求绝对自由，结果也导致绝对必然性——上帝出现。这种结局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必然归宿，反映了其特点和历史的局限性。
注释：
①高清海：《人是哲学的奥秘》，《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页。
③《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1页。
④转引自《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75页。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版，第491页。
⑧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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