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口实绩与经济增长——取自跨省分析的证据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跨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对出口的增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与其他的各种经济改革措施相结合，对外开放政策似乎在加快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也成绩斐然。本文使用一种已广为接受的出口扩张总生产函数(anexport-angmente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模型，即将出口作为除劳动、资本外的另一生产要素，试图确定中国的不同省份分别从它们的出口中获益多少。研究的结果表明，在1985～1990年期间，出口的增长对中国各省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作用。
前言
在论述贸易与发展关系的文献中，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一直是被广泛争论和检验的题目。大体上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所持的观点认为，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认为，贸易阻碍经济的发展。采用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中的哪一种，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前一种观点，因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激励作用，所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采取适当的促进出口的外向型政策，而不应采用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政策。
个案研究与多项国际间比较研究都提供了支持出口促进假说的经验数据。此外，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似乎也是因采取了促进出口的发展战略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选择出口促进政策作为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规做法。然而，对出口促进政策的支持也非众口一词，存在许多的反对意见。近年来似乎日渐恶化的全球经济、政策环境造成“出口悲观主义”的蔓延，这种悲观主义使许多人对所有欠发达国家均采取出口促进发展战略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特别是，最近的一些关于欠发达国家出口与产出增长的因果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反面的结论，这对出口促进政策优越论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表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均无条件地采用出口导向型的开放型政策也许是不合适的。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都很成功。中国已变成一个主要出口国，现在出口量居世界第十四位②，在亚太地区，也成为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和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竞争对手。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改革措施的实行，似乎也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也加快了经济增长。本文对以前的关于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加以扩充，目的是为了确定中国出口的巨大增长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了多大的作用。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分析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目的、进程以及成效：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关于欠发达国家采用出口促进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利弊影响方面的一些理论争论和经验证据；第三部分建立回归模型，以分析中国各省的出口实绩与其收入增长的关系；第四部分列出并讨论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探讨中国采取出口促进战略的经验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导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影响
也许中国改革运动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是不再坚持那种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转而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外贸、外资和外国技术。这便意味着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开放型政策取代了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强硬路线。这一改革的主要目标是：(1)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储蓄缺口；(2)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3)扩大出口及外汇收入；(4)提高工农业生产率。
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首先在1978年对外贸和外资部门实行了开放政策。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企业实际上与世界相分离。它们所需的进、出口产品数量均由政府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加以确定。外国直接投资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国营外贸公司有权与外国企业交往。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十二个国营外贸公司的垄断权被下放至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也可建立自己的外贸公司。之后，这些国营外贸公司又得到经营自主权和财务独立核算等更多的权力。一些私营企业也被允许直接经营外贸。并且准许这些参予外贸的地方外贸公司和私营企业保留25%的外汇收入。对于那些“关键性”出口产业和拥有经济特区的省份，留成比例还可超过25%。③
1979年，为了鼓励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也为了使经济特区具有吸引外商建厂并生产出口产品的种种诱惑力，颁布了一部合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了经济特区。此后，在1981年，海南岛被指定为第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中国沿海北起辽宁南至广西的14个城市也宣布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1985年，又进一步开放了太平洋沿岸几条大河（江）的三角洲。至此，中国几乎已开放了整个太平洋沿岸以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
这些开放政策措施的实行，对于中国发展贸易、引进外资和吸收国外贷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1978～1990年间，中国的出口总额几乎以每年18%的速度从88亿美元猛增至609亿美元，进口总额也从1978年的98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23亿美元，而贸易总额（进出口总额）则在12年里增加了5倍，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1132亿美元。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1990至1993年间，中国的出口额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的重点在沿海省份，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出口都有所增长。从1985年到1990年，只有5个省份的出口增长率少于10%。以1990年各省、市、自治区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计，广东省占22%，居第一位，辽宁和上海分别以12%和11%列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三个省、市各自代表了南部、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
通过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85年到1990年间，中国共签订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额300亿美元，其中已实际覆行的有150亿美元。在90年代初，外国投资出现更快的增长。1993年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就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外资额为260亿美元。
中国的开放政策，与其他各种改革措施相配合，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也加快了经济的增长。1985到199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90年代初GNP的年增长率更增加至11%。人均产量也不断提高，1985年至1990年期间，人均GNP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
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理论与证据
出口促进经济发展，因而应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政策，在经济文献中，有很多赞同这一观点的论证。首先，扩大对外国市场的出口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提高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其次，对于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出口创汇量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增加出口创汇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的外汇约束，增强国内生产过程所需的材料，特别是资本品的进口能力；第三，出口也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专业分工能带来资源的更优配置。这当然是新古典学派赞同自由贸易的最有力论据之一。第四，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为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提供了更强的激励机制，而技术的进步与管理的改善将外溢至其他的非出口部门，进而有利于整个经济中总体生产率的提高。
支持出口促进政策的实证研究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单个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对比出口促进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举例来说，在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nal Burean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一项重要研究中，韩国和巴西被认定为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它们分别于60年代初和1968年由执行进口替代政策转为采取积极的出口促进发展战略。研究的结论是，由于采取了出口促进政策，两国的经济状况均有显著改善。
第二类研究包括多项国际间比较研究，它们对许多欠发达国家进行长期比较分析，以寻找出口增长与总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试图通过集中探讨一个或几个理论争论中所涉及到的领域来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通过衡量出口增长对以下指标的影响来衡量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均收入；出口以外的产量增长；GNP的增长率、抵制国外冲击的能力；规模经济、外在经济；区域间资源分配、外在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所有这些研究都支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那些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出口平均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产出量的平均增长也较快。
最近的几项研究运用了更长时期内的数据，集中对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假说中的以下这些具体问题做了探讨，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是减弱还是增强；是否存在一个出口导向与经济发展的最低限度，位于这一限度上下的各国或一国的不同时期，其产出量对出口增长的反应也会显著不同。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不能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假说的各个方面提供确凿的证据。另一方面，一些在出口与GDP增长因果关系问题上的较新实证研究，对出口促进政策的功效性和适用性都提出了疑问。
Jung 和 Marshall(1985)对37个欠发达国运用各自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出口与产出增长之间的超前和滞后时间模式；只在其中的几例中，他们发现是出口明显地导致了产量的增长。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那些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新兴工业国，象韩国、台湾和巴西，它们的数据也不能给出口促进论提供任何强有力的支持。chow(1987)对出口和制造业产量相互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在他作为样本的8个新兴工业国中，6个国家的数据显现出可逆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之间是互利互惠、相互加强的”。因为制造业产量增加导致出口增长的因果过程暗示着制造产业的发展可能是欠发达国家扩大出口的前提之一，这样，单凭出口促进政策也许不能保证取得所期望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又为chen和Tang进一步证实，他们1990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至少对于台湾的制造产业来说，“当产业规模一定时，出口增长对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这些研究证明，在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无条件地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政策，也许是不恰当的，还有必要对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加以进一步的补充。
本文即旨在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我们考察了一个国家，同时也对一段时期这个国家中各地区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这篇关于中国的案例分析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能够得到的80年代中期以后的各省数据，使我们可以考察出口增长对一国内各省份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例，为验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命题的大国约束假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模型建立与数据
依照以前几项关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我们使用标准生产函数模型，在此模型中，把出口作为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投入相似的因素对待。于是，开放经济的总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1)Y=F[L,K,X]
其中，Y是实际产出，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X表示出口。X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投入，它是用以反映那些能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但却不能在劳动和资本投入量中表现出来的国际因素。
对式子两边同时取全微分，得下式：
式(2)中，F[,L]，F[,K]和F[,X]分别是Y对L，K，X的偏导数。(2)式两端同除以Y，整理得：
其中Y，L，K和X分别是产出、劳动、资本和出口的增长率，而e[,L]，e[,K]和e[,X]则分别是产出对劳动、资本和出口投入量的弹性。可以使用的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a[,0]是常数，b[,1]，b[,2]，b[,3]是将要计算的回归系数，u是随机干扰量。因为K（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值不象L（劳动力的增长率）那样可以获得，而各省内总投资量I通常都可得到，所以我们将(4)式中的K用dK/y替代，而dK/y近似等于投资一产出比率I/Y，于是得到：
其中b[*,2]是资本的边际物质产量。在式(4)中假设各省份产出对资本投入量的弹性为常数，而在(5)中则是各省份资本的边际物质产量为常数。最后求得的回归系数b[,1]，b[,2]，b[,3]应为正数。
公式(5)是以简单生产函数为基础得出的，其中出口可以作为另一新的投入要素，所以这一模型可以任意地推广至包含其他的产出增长要素。但是，这一模型有一重要缺陷，它不能具体表明出口增长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Feder在1983年提出的理论框架则可以说明影响的途径，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δ是部门地区间，即出口产业与非出口产业的相对要素生产率的差别，F[,x]代表出口行业产量对经济中非出口产业的边际外部影响。在这个模型中，出口可通过两个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率：出口行业较高的相对要素生产率（δ＞0）和出口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正向的外溢效果（F[,x]＞0）。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出口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相对要素生产率差别，即δ＝0，也不存在出口行业的外溢效果，F[,x]＝0，则X（X/Y）这一项即变为0，式(6)也即变为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式。增加一个常数和一个随机干扰量，即得到下列要求解的回归方程：
其中a[,3]＝〔F[,x]＋δ／（1＋δ）〕。回归系数a[,3]的估计值，即反映了出口通过上面讨论的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作用。
收集的数据包括1985年至1990年26个省份的数据，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三个直辖市和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在中国，这种各省份的数据直到最近才予以公开，因此8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省份的有关资料均缺乏。（在区间分析中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以及所使用的变量的含义，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计算与结果
式(5)和式(7)是美国对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省份间分析的基础。进行跨省份分析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包括1985～1990年各样本省份的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Y或GDPCH），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L或LFPCH），以及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X或EXPCH）。资本总量的增长率(K)，用各省GDP中省内总投资额所占的比率（I/Y，或INVGDP）来代替。对出口部门，还使用了另外两个替代变量：一个是GDP中的出口份额（X/Y，或EXSHARE）；另一个是出口的变化量占GDP的比例（△X/Y，或DELTAXY），也即用X(X/Y)来表示Feder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的出口部门（见上面式(6)与式(7)）。
1.中国各省的出口与收入增长
表1列出了1985～1990年26个省份的回归结果。表1中列出的表示出口部门的三种替代变量分别所对应的回归系数表明，1985～1990期间，出口的增长似乎对中国各省份的收入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使用Feder的增长模型（表1中的回归方程(3)），回归的结果最佳，此时估算的X(X/Y)也即DELTAXY的回归系数高达62.334，表明GDPCH与DELTAXY有很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在中国，出口对产出存在两种明显的正相关作用。如前所述，出口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途径有二：一是出口部门较高的相对要素生产率，二是出口产业对其他经济部门正向的外溢效果。这样，出口通过这两种机制所产生的总体效果加上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从1985年至1990年间中国各省份收入增长中的50%。
表1 1985～1990中国出口与各省份收入增长
（因变量＝GDPCH，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t检验值）
注：GDPCH＝各省名义GDP变化率的对数；
LFPCH＝各省劳动力变化率的对数；
INVGDP＝各省GDP中投资所占比例；
EXPCH＝各省出口总值变化率的对数；
EXSHARE＝各省GDP中出口所占平均比例；
DELTAXY＝各省出口额的平均增长占其GDP的比例。
同样地，当使用出口增长率（X或EXPCH）和出口部门所占比例（X/Y或EXSHARE）作为衡量“开放度”的指标时，也存在出口与产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比较Feder模型中使用X(X/Y)作为“开放度”指标所得的结果，这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线性相关性程度较低。
2.出口与收入增长关系的沿海与内陆省份比较
因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都设立在沿海省份，相应地，外国直接投资也多集中于这些省份，所以人们会认为出口增长对沿海省份的收入影响更显著。然而，这种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只局限于沿海省份的观点，没有充足的论据，至少就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时期而言，是这样的。（详见表2所示的沿海与内陆省份出口与收入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2 1985～1990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的出口与收入增长
（因变量＝GOPCH，GDP年增长率；括号中为t检验值）
注：CIDUM＝虚拟变量，对出口份额列全国前十三位的省份取值1，对其余的十三个省份取值0。
其中使用的出口份额为1985～1990年间的平均份额(EXSHARE)。出口份额较高的省份主要是沿海省份，而其余的多为内陆省份。其他变量的含义，见表1注。
同样使用前面表1中的三组回归方程，只是增加了用以辨别出口增长可能对中国不同省份造成的不同影响的虚拟变量CIDUM。对于Feder模型（使用DELTAXY作为“开放度”指标），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很小，与GDPCH无明显相关性。而且，地区虚拟变量的引入实际上对省份间分析中的所有回归系数的大小几乎均无影响（比较表1与表2）。只有在使用出口增长率作为“开放度”指标的情况下，虚拟变量与GDPCH的相关显著性达到5%。虽然这些结果都是初步的，还不能作为结论性的意见，但是却可以做出以下的推断：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在采用出口促进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不一定会遇到所谓的“大国约束”的阻碍。
在论述贸易与发展关系的文献中，经济学家们认为在贸易份额和国家大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越大，贸易份额越小，而贸易份额（特别指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越小，则意味着当一国向外贸、外资和技术转移开放时，从国外产生的竞争压力越小。这样，竞争压力所带来的效果很可能在中国就要比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要小得多。举例来说，即使是在对外开放以后，中国的出口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也只有7%，相当于韩国1975年出口份额的
。然而，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即使存在竞争压力的缺乏，中国的出口增长也未因之而减慢。并且，有证据表明，出口增长的总体效果已外溢至各个省份，对各省收入增长的影响也几无差别。因此，至少对中国来说，数据证明“大国约束”没有削弱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
总结与论断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出口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增长，并不仅限于开放政策重点实施的沿海省份。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之一，在亚太地区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对手。对外开放政策，与其他各种经济改革措施相结合，似乎也明显地加快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一个广为接受的出口扩展总生产函数来考察中国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更加具体地试图确定中国的各个省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分别从出口中获得多少。
研究的成果表明，在1985～1990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对各省的收入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Feder的增长模型方程估算的结果反映出，出口的增长一方面带来了出口部门较高的相对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对非出口产业具有正向的外溢效果。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限于沿海地区。因而，对于中国这个例子来说，没有证据说明“大国约束”削弱了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们对于中国出口和增长的跨省份研究，支持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同时反驳了出口促进作用的“大国约束”假说。但因这些结果是在1985～1990年这段较短时期内的有限数据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在根据此项研究得出政策结果的过程中应该慎重。④（龙小宁摘译）
注释：
①This paper is to be published in November in the 1994 Proceedingsof the Association for Global Business，and is permitted to be publisbedin this journal by the authors.
②据最新统计资料，1993年我国出口额已居世界第十一位。
③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双重汇率并轨，即单一汇率制，同时，外汇留成制度取消。
④作者的参考书目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