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历史学论文,视角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3-0073-06
近年来，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已经成了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互通十分引人注目：出现了人类学者对于历史学中“时间”的关注，同时也出现了历史学者对于人类学中“结构”的重视。“人类学家日渐认识到‘时间’的不可或缺，而历史学家也意识到‘文化’等概念的阐释力度。”[1] 212关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挑战和对话等话题，已经出现了若干理论研究以及实际研究成果。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就形成了在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历史学该怎样应对这种学科发展的趋势？历史学家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又如何运用人类学方法形成“人类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呢？
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站在编史学的角度，对于“历史学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理念的借鉴和应用”做一项理论上的初步探讨，重点分析论述人类学方法、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指出这一编史学研究本身的意义之所在。
一、人类学的引入：历史学应取的态度
勒高夫在论述“今天的新史学”中提到，历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他提出“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2] 36。
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出版于1911年的著作《新史学》中写道：“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3] 20
在“史学的新同盟军”一章中，鲁滨孙提出，历史研究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这些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他们“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3] 59
在两位新史学家的论述中，体现了历史学学科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从社会科学中借鉴其概念、方法等，从而促进历史学的更好发展。在如今各个学科广泛交叉、对话的情况之下，历史学以及历史学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历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状况。具体到人类学，鲁滨孙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现在有许多历史学家还不明白人类学对于他们可提供的帮助。这一则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类发展的全部问题，本来就漠不关心；二则是因为他们多少怀有合理的怀疑心理，他们怀疑如果按照我们企图用人类学上的原理和讲解来解释过去的事实和状况，恐怕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3] 63
历史学家的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例如有的历史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者认为这类方法的引入影响到学科的独立性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愚蠢而不知道某种工具的用途就加以排斥，这是一回事；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而不让这种工具来伤害我们，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即使是最顽固和自满的历史学家，除非他穿上了上帝的胄甲来保卫历史的疆界，也一定会肯定研究人类学的价值。因为人类学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见解，尤其是在对一切有关宗教、宗教习惯或保守精神的潜势力等问题，特别有帮助，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所常常遇到的问题”[3] 63。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及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至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是否会影响到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这一问题，似乎也无需过度担心。因为一个学科一旦形成——尤其是历史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也就“有了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话语系统、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4]。人类学可以看作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途径，历史学家不一定要成为人类学家才能利用人类学的发现和学说，对于这一学科中能给历史学研究所提供的见解，历史学家可以反对，却不能够漠不关心或者置之不理。因为这些理论和学说所提供的新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许多陈腐观点”，“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3] 70
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史学界都在进行着一场“新史学”的革命，中国自梁公启超至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在积极探讨着史学的发展之路。新史学首先应当是倡导史学观念改变：当我们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关注历史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态度和立场的问题，就是一种愿意和其它学科进行对话，对其它学科进行借鉴的观念问题。
二、意义之一：概念和方法的引入和借鉴
如果说鲁滨孙已经意识到利用社会科学，其中尤其是人类学的学说和解释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的话，他还没有提出对话和借鉴的具体途径。近年来，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已经从各个方面体现了对于人类学的借鉴以及这种借鉴的意义，本文试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进行说明。
第一、概念的借鉴和引入。有学者这样认为，我国历史学研究之所以还没有与其他社会科学形成良好的沟通状态，部分原因就在于，“历史学者在就一般概念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展开全面而充分的讨论这一方面，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1] 207
“结构”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长久以来，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历史学中“过程”概念的对立面，而这种对结构和时间的二分，甚至成了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的障碍。倡导新史学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主张“把注意力从独特性不可言喻的事物引向研究限制和制约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构和事态，引向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这比我们习以为常的表面上熠熠发光的东西还要科学得多”[5] 66。由于历史学表述具有零碎的细节性的特征，如果没有概念性的综合，这些分散的、零碎的事实将是无意义的，它们所提供的理解通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如果没有一些潜在的理论线索，这些描述也变得难以把握，连续性的历史事件背后，是有一些结构性的框架可以遵循的[6] 70～72。“结构”概念的引入能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能力和方法，并使历史学家的研究从中得益。
随着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双方的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借鉴对方的必要性，有的历史学者提出了“结构过程”(stucturing)的概念，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引入了结构分析。在一项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历史所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从宗族、户籍、神明崇拜与族群问题等方面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史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结构的分析，该研究发现了新的历史问题，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比如对宗族的考察，在传统的社会史研究中，宗族问题是作为血缘组织的历史来讨论的，但是研究者在考察中却意识到，宗族还是一种文化资源，他把这种资源称为“祖先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下文化权力运用的方式。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明清宗族的血缘性被理解成为一种文化的表达，“可以放在特定的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讨论，并从中读出其历史和文化意义。”[7] 正是这种观念，使得他对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考察能够回答一些传统历史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也揭示了对于人类学核心概念进行借鉴和应用的意义与价值。历史学者本身也应该注意并重视这种概念借鉴的重要性，“如果说人类学家已经把社会文化结构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清楚，一旦用一些固定化的概念去表述变动中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影响人们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和历史的陈述”，“如果说，在对话中，人类学已经在结构(strcture)这个字后面加了过程(ing)，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7]
第二、方法上的借鉴。事实上，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其不同在于研究方法，因此，人类学对于历史学的贡献，也在于此。
“新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5] 63同样跟新史学派的努力相关，历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及其研究方法了”，“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唯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故“思考的中心问题应当集中在研究方法上”[5] 69。因此，有必要从编史学角度，对借鉴于人类学的新方法进行一些讨论。这里以人类学的典型方法“田野工作”为例，讨论历史学者如何把这一方法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中。
田野工作或称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一般是指对一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长期的研究，从而“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8] 63。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讲，历史的田野既可以是文献，也可以是实际的社会生活。
历史学者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可以采用文本分析和现实田野相结合的方式。所谓文本分析，就是对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这是一种文献中的田野。“‘文本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挖掘隐藏于文字后的‘景’。”[9] 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的历史文献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有意识地去发掘文献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意义，发现新的问题，并重现历史的真正面貌。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实际的田野考察，包括在一个地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对当地人进行访谈等，这是传统史学中很少运用到的方法。
这两方面的结合，在一项对于成都的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公共生活的研究中具有充分的体现。由于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关于精英的历史，历史本身也是由社会精英来记录的，即使是关于民众的记录，也大都经过了官方或正统观点的过滤或扭曲。那么这一项关于街头文化、民众生活的历史研究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上无疑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已有的文献，包括官方文本、大众传媒、调查统计等进行新的分析和解读，从而恢复一个地方真正的民众史。例如地方志，“是了解地方史和风俗习惯最丰富的资料之一，然而它们基本上都代表了官方和正统的观点，其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或不屑一顾，或语焉不详，或记录扭曲的信息。”因此，在对待这类资料时，研究者就需要警惕和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和“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同。而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街头文化、民众生活具有多大的价值，则“取决于怎么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即使是非官方的资料，也要采取这种态度，比如当时的一些报刊、专栏，虽然对于下层人民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也不可避免地“都注入了精英的意识，而且毫无疑问精英对下层民众是存在偏见的”。研究者就是根据这样一种态度和理念，在处理和对待文本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文献的表面，而是“力图区别什么是街头文化和什么是由精英或西方人所描述的街头文化，并力图去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10] 422～425。
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搜集和分析的同时，研究者对于成都的街头文化进行了实际的田野考察，这样所获取的资料就不仅仅是死的历史，还能获得珍贵的非文字历史资料。“中国文化重视传承，历史和文化的许多细节从口头一代传给一代，”研究者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在茶馆与老人谈话收集陈年往事，通过走访街巷，观察今天居民的日常生活，探寻历史留下的痕迹，通过收集并利用这些口述材料，非文字资料等来“尽最大的努力抚去历史的尘埃，并与已有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从而对成都的街头文化进行重构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解释”[10] 426～427。
没有这些方法的应用，很难想象研究者的这一尽可能接近真实地重构一个地区的街头文化、民众生活的抱负如何得以实现。这一项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仅仅用传统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不能回答新的历史问题，无法完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新的历史领域。事实上，田野方法的应用，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已有的文献，帮助历史学家走出书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从而扩展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发现并回答新的历史问题。
当然，以上两点仅仅是对“结构”的概念和田野工作的方法所作的探讨，远未穷尽历史学研究对人类学从概念、理论到方法上的借鉴。事实上，人类学自身也在发生着转变，所以历史学对人类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也无需拘泥于某种形式，而是应该把人类学的方法当作认识历史现象的工具，吸收他们的方法、概念来研究历史学家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三、意义之二：对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势必会为历史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帝王将相史，而扩展到对地方性历史的关注，对日常生活史以及边缘民众史的关注等。
第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历史。人类学中民族(ethno)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基于当地意识的基础构成的文化整体观”[8] 63。人类学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承认和重视，“‘地方性知识’是指有意义之世界以及赋予有意义之世界以生命的当地人的观念”，而“地方性历史”则“意指按照历史的模式来研究地方性知识”[11] 74。采用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是对地方性知识，继而对地方性历史之合法性的认识和承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以一种合理或者公正的态度去发现、研究地方性历史的多样性。
在一项对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的考察之中，就提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普遍历史观，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来研究江南经济及其变化的历史。如果按照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以“近代西方发展道路”为标准来看待江南经济，会发现江南经济的变化与我们心目中应该走的道路总是不同，而这个不同通常被认为是“脱离常规”。实际上，这个轨是我们自己预先设定的，是我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当作“常规”，一旦出现和西方发展不同的情况，便认为是异常，而这种观念的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念在一些历史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表现。“按照西方中心论，近代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欧洲的道路。既然江南经济走的不是这条道路，因此必定不能发展。”[12] 464～465这样的研究事实上是预先设定了结论的研究，是把中国历史的真实，塞进西方的发展模式之中。按照这种模式，就会提出这类的历史问题，比如“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等。同样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中国与西方的相似之处，被认为是进步的证据，而相异之处，则被认为是发展的阻碍。当前的共识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性质极其复杂，但这种共识的许多结论却建立在一些非常成问题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具体到对于江南经济及其变化的研究上，这一类的观念所关心的，不是去研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研究“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12] 464历史学的任务是尽可能真地理解和认识过去，如果历史学研究者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用西方所谓的普遍标准来理解中国的过去，势必会影响对过去的真实把握，甚至会带来错误和扭曲。
主张对江南农业经济进行重新认识的这一项研究，提出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那种形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形式的发展，并主张把中国的经济史放到中国的实际之中去考察。该项研究通过比较近代以前江南和西方农业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提出从西欧经验之中得出的农业发展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江南。研究者分析了江南农业经济自身发展的模式，以及出现这种发展的地方性根源，从而得出江南农业经济独特的近代化道路。这也是对于地方性历史的一种倡导和实践。
无疑，对地方性知识和历史的认识和重视，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也可看作人类学观念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之一。历史学家如何采取人类学的这一立场，把握地方性历史，考察那些处于西方普遍观念之外的历史，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第二、对于日常生活史和边缘、民众史的关注。中国传统的史学是只有国家而没有民众，历史上记载的大都是帝王将相、王朝更替等。“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历史学后来都成了国王的记录，国王被看作神，或神的子孙后代，或近于神。历史学成了某种形式的宣传”，“换言之，这样的历史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于保持现存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尽可能地抹煞和掩盖‘分裂、分歧、紧张和变异这样一些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连续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特征’，从而制造出某种自我形象。”[5] 150～151年鉴学派所提出的新史学首先便是对这种政治史的攻击和批判，“年鉴学派方面，他们在推行着一种群众主义：除显要人物的历史外也应给小百姓历史一个地位”，“年鉴学派观念的更为深刻之处，是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种从多种范围研究社会现实的观念之上，社会现实的每一个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层次，都既表现着其特定的历史，同时也通过一种联接模式而与其他层次相结合，从而显示了一个社会的运动”[13] 235～236。
这些主张显示了对于民众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的提倡。按照一位国外学者的观点来说，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把“历史学从元叙述中解放出来，这种元叙述是指把过去的现象按照重要性加以排列，夸大一些事实(和事件的类型)并且给它们以优先权”，人类学是有用的，因为这门学科使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四个特征：“对生动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解释符号行为的有趣方式；关于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何相互适应的建议；以及从文化中得出的与历史学家所习惯的研究内容极其不同的材料”[14] 786。
在这种观念之下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史又不同于传统的日常生活史，即使同样是以生活领域为研究对象，但是传统的对于日常生活史的描述只是把这些研究当作重大历史的装饰来看的，只是政治史的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已。而这种新的日常生活史却是要说明，这些历史本身，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政治史的补充。
举例来说，同样是研究饮食史，传统的研究可能就是对史料的罗列或者累积，只是“主流”历史的无关紧要的补充或点缀。而引入人类学的研究，却能够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比如通过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表现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3] 239，从而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演进的轨迹。
对于少数人群历史的重视包括对女性、边缘人、以及“无声”民众的关注。比如上述对于街头文化的考察，便是对于民众史的关注。通过在历史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从而去发掘在传统历史学中被“遗漏”、“忽视”，甚至是被有意识删去的部分，从而使历史书写最大限度的恢复一个生动真实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政治事件、王朝更迭的罗列。
第三、对于无文字民族或具有很少文字资料的民族的历史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曾经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自然也就被排除在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然而人类学者的工作却使历史学家看到，这些民族具有自己的历史，而且存在着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可能性。“如果这些没有文字也没有‘文物’的民族有其自己的历史，而这一历史能说明它们的文明的话，那么人们就应当在它们的穿着方式、饮食方式中，在他们家庭生活组织中，在他们两性关系中，在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仪式中才能找到这一历史。”[13] 232
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非洲史的研究就大体上具有上面所说的特点。由于非洲的历史传统绝大多数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在非洲历史的研究中口述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在非洲史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如何看待已有研究的问题，“的确，非洲史的史料并不像有时所认为的那么匮乏，”“但是，问题仍然是，这些史料无论是伊斯兰的还是欧洲人的，除极少例外，都是反映非洲以外的人的利益和观点，只会歪曲非洲人的行为和态度”。这也再次表明了在对非洲史研究中，如同对于美洲土著民族的历史研究一样，搜集和记载口述传统史料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是站在非洲内部的立场上，犹如非洲人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样”[5] 177～180，而这种努力，又是和“地方性历史”的主张和实践相互关联的。
四、结语
本文从观念、概念和方法上分析了人类学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文中的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均说明了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和交流，并以此所形成的新的编史方法，能够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改变研究范式，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从别的学科中引入视角方法，并非是对传统历史的摒弃，而旨在探讨一种基于新的史学观念之上的历史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历史学研究更好地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在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中，历史学家只有坚持历史学的取向、问题意识，才可能与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真正的对话。
历史学界已经展开了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历史学家也越来越重视史学理论的思考和对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学理论的发展，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的对话，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对于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方法的研究，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了若干的理论和实际研究成果，笔者仍然希望通过本文的初步探讨，能够促进历史学工作者，包括各个专门史的研究中，比如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内，能够做出更多此类研究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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