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土的艰难远行——解读阎连科的创作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艰难论文,道路论文,阎连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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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阎连科《年月日》的发表，注定要成为该年度中国文坛的重要事件之一。这部五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在《收获》发表后，《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国内几乎所有选刊，都用头条选载。进入九十年代后，刊物对同一部作品能有如此一致评价的情况并不多见。现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涉及《年月日》，大都用过盖棺定论式的语句。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当属洪水首发于《中华文学选刊》97年四期的《头条批评》。该文写到：“作者阎连科是写苦难的高手。中国老一代作家都比较擅长写苦难，这比较像俄罗斯的作家，但是《年月日》可以说是拿了苦难文学的金牌。”文学批评的标准可否借用体育竞技的标准，可以商榷，但这种比法充分表达了批评家面对《年月日》这种好小说时的兴奋心情。
在我们看来，《年月日》在1997年出现并获得几乎众口一辞的好评，标志着十余年来，盲目引进、借鉴、摹仿、抄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果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可以说，近十年来，再没有第二部作品能象《年月日》这样，把本土文学主要特征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重要特征同样表现到了完美的境地。一方面，它是一则中国方式写成的中国人的生存寓言；另一方面，它又是能与西方文学本世纪中心话语平等对话的近乎于完美的文本。
阎连科能写出《年月日》这样的作品，决非偶然。可以说，《年月日》是阎连科长达十年艰难曲折创作道路必然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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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阎连科的创作实绩是必要的。
1986年，二十六岁的阎连科在《昆仑》上发表中篇处女作《小村小河》。经过十年时间，阎连科夺得了活着的中国当代作家四方面的第一。中篇小说公开发表量第一，共发表四十九部，总字数逾两百万。文学中心期刊刊行中篇小说量第一，在《十月》、《当代》、《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昆仑》等期刊上发表中篇小说二十六部，其中《收获》、《昆仑》两家刊物，都先后登载过八部，这二十六部作品，头条占十六部。文学选刊选载量和选载率第一，《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国文学》等七种选刊，共选载二十四部三十一次，其中《年月日》创下同时被六家选刊选载的纪录。
然而，可以说创造了近十年来的一个文学神话的天生的作家阎连科，在文坛的影响力和文坛显学意义对他的评价，实在太不相称了。有的论家把文坛这界那界长时间对阎连科进行冷处理，善意地归为阎连科的文运不佳。这是有一些道理的。阎连科创作持久喷发开始时，全国的中篇小说评奖已经停止。虽然他曾获过《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华文学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上海文艺创作奖等较高层次的奖项，但除了上海文艺奖是由地方政府参与主办外，余下基本都被视作刊物奖。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来看，阎连科的重要似乎还不如一个当年只写过一篇小说却撞大运获了全国奖的作家，甚至不如一位获了解放军一年一度新作品奖的作者。按照这个标准，正史似乎应该把阎连科定位在一个电视剧作家上，因为他任编剧的三部电视剧，都获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一年一度的电视剧飞天奖。若真的正史作如是记载，恐怕对作者、对喜爱阎连科小说的广大读者，都是啼笑皆非的。
阎连科的小说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因为他一直和十余年里“城头互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文学造神运动保持距离。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生代、新历史等思潮中，出现的一个个长长的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躲避崇高，人文精神、抵抗主义运动等大旗下面，也从未看见过他的身影。唯一一个例外，他的名字出现在新乡土实力派作家的名单之中。但又因为这类作品内容的差异太大，新乡土的概括力远不如上述其它几个新，其名头当然也就不十分响亮了。显而易见，阎连科不是为肤浅的大众传媒存在的。虽然诺贝尔奖金没能颁列夫·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并没从根本上使人怀疑这个文学奖的权威性，但为这样的类似的疏漏表示极大的不满和遗憾，也同样是出自于人类良知和公平公正原则的正音。
直言之，我们觉得对阎连科所创造出的庞大的文学世界浅尝辄止、甚至熟视无睹，已经让当代批评界相当尴尬了，特别是有识之士已痛感十余年里，文学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唯一权威参照系的革命利弊参半的时候，如果硬要再把晚生代，私人写作当作当代中国文学的正音，进行歇斯底里般的举荐与推销，另一方面则忽略对阎连科这种作家创作道路得与失的研究，文学批评，哪怕是专栏层次的浅直批评，恐怕就要面临贻笑大方的危险了。批评家难道面前只留一条以造“新”字牌，“后”字牌、“代”字牌等战车导入不朽和羊肠小道吗？事实已雄辨地证明，除新写实尚有《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风景》等作品给予有力支撑外，其它牌子，作品生命力已迅速衰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在，我们再深入一层看看阎连科的文学实绩。
1989年前，阎连科的创作显得有点杂。计有以军队切入乡土情的《小村小河》、《祠堂》，有从政治、社会、宗法宗族切入乡土中国的《两程故里》，有以东京九流人物切入民俗风情的《横活》、《斗鸡》等七八部中篇小说。这一时期，从创作心理上来看，阎连科的创作处于一种自发的、怡然自得的状态。作品中，显示出了作者的眼光、识力和文学志向。操作上的老到成熟，根本不像一个刚刚杀入文坛的新手。
1990年到1991年，阎连科的主要文学成就体现在“瑶沟系列”中篇小说上。这批作品质量高影响大，但受新写实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视点下沉，生活的原生状态浮到了作品的表层。应该说，这些后来组成一部名叫《情感狱》长篇小说的一组作品，是新写实文学思潮衰微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它的显得重要，倒不是因为它把新写实主义表现都市底层生活已收到良好效果的手段引入了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去，而更重要地在于它成功地描绘出了缀满着生存、苦难、希冀音符的、体现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精神主体的中国农村生活画卷。它的主人公坚实厚重的土地背景，与路遥的名篇《人生》所依托的东西是一致的，主人公连科与高加林的心灵与行动风暴，呈现出的也是同一类型的风景。后人如果想认识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农村，捧读《人生》、“瑶沟系列中篇小说”，绝对会比读历史教科书，来得印象深刻。这一时期，阎连科的创作心理可以说是自发自觉参半，虽然显得形而上的理性超拔不够，但它们以结实的生活质感，中国化的叙事方略，注定会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这一段创作对阎连科的创作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基本上完成了作者的乡土人情主题歌者的形象草图。
1991年到1994年，阎连科的创作呈现出表面上看来复杂多极的景象。一方面，他写出了一批描写底层农民军人生存境况的中篇小说，象《夏日落》、《和平雪》、《和平战》、《和平殇》、《在和平的日子里》等。这一批作品，目前一般只被看作军事文学的文本，赞赏和批评，一般也只在军事文学范围内进行。赞赏者惊叹于它们为军事文学提供了一群能体现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这一军队本质特征的底层军人的鲜活生动的形象；批评者则指责作品中的人物干脆只能算作农民。不能说这样分析阎连科这组作品，就是一种误读，因为作品中的人物确实有了军人这一身份。如果宽泛一些看，这批作品，当看作阎连科对乡土人情主题的独特拓展与深化，军队是锤炼农民身心的典型环境。这批作品和刘震云的《新兵连》，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一起，使乡土文学在表达七、八十年代中国时，多了几抹前所未有的颜色，并使有些主题有了深一步的掘进，象《夏日落》、《自由落体祭》中的尖锐、犀利，以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从创作道路来审视，这一组作品当视作受惯性驱动的产物，其内在精神品格，是与“瑶沟系列中篇”一脉相承的。第二方面的作品，是尝试用现代主义的诸多表现手段，表现中国式的乡土人情主题的。《黑乌鸦》、《寻找土地》、《耙耧山脉》、《天宫图》，可以称作这一组作品不同阶段的代表。借喻、隐喻、象征、叙述视角这些现代主义手法，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中国的乡土文学作家，能这样全面吸取现代主义营养的，可以说非常少见。新时期以来，在取得突出成就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引入现代主义因素的并不多见，成功者也不多，《爸爸爸》中用了变形和象征，《透明的红萝卜》与《小鲍庄》最突出的现代主义特征是变型的人物视角的叙述。在阎连科这批作品中，现代主义的因素也有个由粘贴到融入血肉的渐进过程，《黑乌鸦》太生硬，《寻找土地》也有伤失，《天宫图》已较为纯熟了。阎连科对乡土文学的重大贡献，最显眼地体现在这一方面。但在这个时期，他对这一点的认识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时期，他还用很大精力写出了大量的另外类型的作品。进入九四年后，阎连科的名字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重要批评家的笔端，但大都把他的名子的醒豁，与他作品中描写对象空间的大小联系在一起评介，一般认为他的作品气象显得阔大，是因为他不再写瑶沟而是写了耙耧山脉。这是很想当然的评价，忽视了阎连科的最强有力的一面。第三方面的作品仿佛也是惯性使然，《老屋》、《玉皎玉皎》、《寨子沟·乱石盘》，无论从哪方面，都属于《两程故里》这一类型，唯独《平平淡淡》较《两程故里》有了超越；《芙蓉》本就是第一个阶段写出，《李师师》算是“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的不能算漂亮的收束。阎连科这种四面开花，不仅仅负责表现他才华的多样化，而且表明了他在选择上的艰难。后面一点，正是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的地方。
1995年至今，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时期。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出现了。这几年，阎连科只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可他象是才被算作这几年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1995年至1997年，他干脆每年只发一部中篇，可一部《天宫图》、一部《黄金洞》、一部《年月日》，都是谈这几年中国文学不可以遗漏的大风景。自然，这三年阎连科的作品不多，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他正在全力撰写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一是他的腰病一直没能痊愈，但主观原因似乎更重要：他认识到自己的创作该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天宫图》、《黄金洞》、《年月日》中，融入作品血肉的现代主义因素，才是使阎连科一跃成为中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点，他走进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柳青、浩然、刘绍棠、贾平凹、莫言、张炜、陈忠实形成的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中去，并与他们有了个性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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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阎连科三个阶段创作实绩的粗略爬梳，我们可以获得如下重要消息：
第一，阎连科除了依地方志写下了“东京九流人物记”系列中篇外，绝大多数作品都在土地上生长出来。他的主要作品表现出的，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能体现中国主要时代精神的乡土人情主题的各种变奏。从作家本体来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境况和可能性的命运。从作品的整体性上来看，他和莫言、周大新一样，已不再属于现在队伍依然显得庞大的军事文学作家。考察他的作品，必须在非常广阔的空间上展开。尽管他有一大批作品涉及到了军队，但这批作品只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他构想的乡土人情交响乐中的一个声部。看待这样一批具体的作品，立足点应在乡土而不在军营。
第二、阎连科是一个有着全面性文学才情的作家，全能性的选手。他的作品，在反映二十世纪后半叶农民命运的广阔性，深度感等方面，已走到这一类作家的前列，政治、经济、文化的视点系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还没有写出象《古船》、《白鹿原》、《丰乳肥臀》、《商州》这样能全方位表达对乡土人情看法的作品，但在重要的作品中，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他是一个会在乡土文学领域内再有惊人表现的实力派作家。
第三、阎连科是一个特别重传统而又特别重视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家。表面上看，阎连科很象一个近十余年文学革命的追随者，且从未在风口浪尖亮过相，在大众传媒层面很象个倒霉蛋，因为一辆快速成名的车他都没能搭上。新写实落潮时，他写了“瑶沟系列”中篇，并接着写了“和平军营系列”中篇；苏童、余华这些靠先锋成名的作家早放弃了先锋的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弯亲吻传统叙事方略的时候，阎连科开始在作品中大面积种植现代主义之树。实际上，在十年一个单元的时间刚过，阎连科就显示出了他才是十年文学革命大赢家的面目。
我们甚至认为，阎连科所走过的十几年创作道路，较之他的具体作品，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更大更重要的价值。
阎连科的创作道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立足本土文化的艰难远行。他在这远行的十年间所收获的一切，包括失败，基本上包容着这十余年中国文学的所有光荣和悲哀。
作为一个立志终身献给乡土人情的作家，阎连科在八十年代末已面对两大笔遗产。一笔是鲁迅、沈从文、《阿Q正传》、《祝福》、 《边域》、《萧萧》、《丈夫》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乡土文学传统。作为这笔遗产的增值部分，《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小鲍庄》的得与失，也需要阎连科仔细研读。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本来是一个中国文学立足本土作战的绝好时机。可惜的是，它本来就是对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片面承继，只强调了挖民族劣根性的重要，而放弃了疗救的职责，持续未久，便被日新月异的西化浪潮遮掩了。阎连科可能为错过这次立足本土作战的良机而嗟叹过。另一笔遗产，是福克纳为代表的西方乡土作家的作品形成的另一种乡土文学传统。只要眼神不差，嗅觉系统没出问题，很容易看出、闻出《喧哗与骚动》、《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样的乡土人情主题的作品，与中国这类作品的异同。
一个乡土作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最佳姿态，毫无疑问是将上述遗产认真加以整合。莫言、韩少功、王安忆等优秀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放出的耀眼光芒，正是这种整合力量的一次显示。对阎连科来说，幸运的是，过了不久，这些作家都把这种整合当成炫技的竞赛了，一项巨大的工程只举行个奠基礼，偌大的工地便空空如也了。本来，韩少功和王安忆就是仰仗过人才情依照短暂的知青生活，客串一次乡土作家的，走了也不可惜，唯独莫言偏离本土而过份强调在国际上的知音，才是这项工程的重大损失。
阎连科继续这项工程，又推迟了两年，因为作为军艺文学系这一届学员，要承受发作品的巨大压力。那时正刮新写实之风，阎连科也就这样操作了。“瑶沟系列”在阎连科创作道路上的作用，还在于为他一两年后把现代主义手段广泛引入乡土文学，赢来了自由的心态，因为六部“瑶沟系列”等作品，使他成了知名的青年作家。阎连科把这项工程的基点，仍看作是如何表现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他眼里，乡土人情主题是永恒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怎样表现这一主题，应该说是作家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仅学习中国前辈乡土文学大师是不够的，仅向西方学习也是不行的。阎连科自92年到现在，倾尽心力去做的，仍是解决体用关系。他表现出先锋的姿态在92年以后，而且越发引人注目。到了95年后，放眼文坛，阎连科无疑成了最先锋的一个作家了。而这个时候传媒层面的文坛，谈得最多的又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了。
可以在97年为不少作家算一算十年革命风暴过后的得失了。最早一批主将，曾经表现过乡土人情主题的，很难在作品中再进一步揭示人与土地的深层关系了，最典型的文本是《马桥词典》。除去《马桥词典》引发的尚未定论的官司不谈，这部作品中缺少了《爸爸爸》中那种浓烈的中国人的情感则是用不着讨论的。87年借先锋之名的革命主将，苏童，余华近年的貌似中国化的叙事方略里，竟也看不出多少中国式的情感了。在当年先锋的歧路上走得更远的现在被圈内的人仍视作现代派的晚生代作家和几个私人写作旗号下的女作家，作品中充斥的是已被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摈弃的无病呻吟和暴露个人隐私时表现出的勇敢，作品的意义只能与日记划等号了。这一批作家的作品中，属于正常人类的情感更是寡淡。另一类漠视现代主义的作家，近年来聚集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异常地活跃。然而，这种现实主义旗号下产生的作品，竟让我们总是产生和《金光大道》之类三突出作品划约等于号的冲动，甚至觉得有等而下的感觉。这类作品缺少的，不是胆识的，不是鲜明的艺术形象，不是真正的语言，而是属于人类的真情。
文坛几路人马，门派各异，作品中真情感却都缺失了。就在这种大势下，阎连科的作品中一贯透出的，对于大地的发自常人的深情却更加浓郁芬芳起来。最近两年，读者和圈内人公认的好小说家，也就是仍然用心灵和对大多数人的爱支撑作品的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恐怕只剩下阎连科和迟子建两人了。这么说是太过激烈了一点，甚至有显而易见的情绪，但我们不想修正。作品中到底用没用真情，是用心还是用脑写作，作家们自己比谁都清楚。
阎连科作为一个乡土作家在文学革命的大潮过后能水落石出，靠的不是小聪明，不是过人的文学天份，而是从鲁迅、沈从文那里学到的对乡土的深爱和从福克纳等西人那里认真学来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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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伟大作家，都有表现人类本质生存境况的独特入点。阎连科对此似颇有心得。纵观他十几年的创作，不管表现形式出现了多少根本上的差异，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紧紧围绕生存境况与欲望展开的。虽然他的文学世界中还没能表现出伟大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那种那怕遭遇了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也会强有力存在着的、恒定不变的深刻的哲学观念；组成这个世界的每个部分间尚存在着显然的不和谐，但这个世界的丰富、活力甚至激情，毫无疑问是文学正音。
阎连科和王安忆在标本的层面上，可有一比。阎是被动，王是主动进入角色的。阎是个带功的修炼者，讲的是改良家的风度；王是无师自通各路拳脚的才子，具备革命家的气魄。阎的价值在于显示作家心理嬗变过程的痛若而坚韧，王的意义在于表达具体作品更替的轻松而迅即。
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批评的功能应该充分体现在个案研究上而不是在单篇文章解析上。要改变理论滞后创作的状况，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成果是主力军。本文对阎连科的创作道路的解析，远称不上全面透辟，写下这些文字，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不久能看到关于阎连科创作道路可作入史定评的发言，那时，这篇文章的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化成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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