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西方版图辽阔，远逾前代，兴衰替代，并无一定之规，流派纷纭，不容独家擅场。其理论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存在时间虽短，但影响绵延不绝，其余绪可见于新批评、布拉格学派、现象学批评、芝加哥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这些流派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在19世纪盛极一时的社会历史批评，虽处劣势，但依旧顽强存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其主力之一。西马文论素以视野广阔、精于思辨、立足现实而著称，其精神主旨暗合二战后新左派的文化政治诉求。近三十年来，一切带有激进政治色彩的理论与批评，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论、文化研究以及同性恋批评，均从西马文论中获取思想灵感，影响弥足深远。
纵观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它多以其他理论流派的对话者身份出现。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它从事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纠偏极端，弥补缺失，迫使对手做出有益的更正。正如论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当读者反应批评专注于读者共性（common reader）之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却发现了读者之间的阶级差异；当形式主义纠缠于文体风格之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却质问起这些形式化策略背后的意识形态用意；精神分析批评旨在发掘作者或人物的个人心理意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则要考察社会力量与社会深层心理结构的关系；解构主义批评家孜孜不倦地探讨那些破坏了中心主题的修辞策略，马克思主义批评则顺势指出，该作品内部潜伏着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用以羁縻和收编读者。
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既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评策略，欧美学者多有总结，① 但都不够全面，原因在于，西马文论历史长久，支脉繁复，人物众多，主张不一，夸张点说，有多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多少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其丰赡内容决非短短数条所能涵盖。相对而言，英国学者彼得·巴里的归纳总结还算完整：
1.区分一部文学作品的“显现”（表面）内容与“隐含”（内在）内容（这与精神分析批评的做法类似），再将该作品的隐含题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联系起来，例如阶级斗争，或者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演变，例如，从封建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样一来，《李尔王》中的矛盾冲突即可被解读为，“真实”体现了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之间的冲突。
2.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将一部作品的语境与作者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经常去推断（这也类似于精神分析批评的做法），作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文本中所说和所揭示的东西。
3.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种方法是，根据某一文学体裁从中产生的社会历史时代来探讨该文学体裁的整体性质。例如，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将18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与当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联系起来。长篇小说发出了这个阶级的“心声”，正如悲剧为君主制和贵族“代言”，民谣是城乡结合之处的“劳动阶级”的代言一样。
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四种实践是，将文学作品与“消费”该作品的时代的社会见解联系在一起，这种策略尤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后来的变种——文化唯物论当中。
5.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五种做法是“文学形式的政治化”，这种做法宣称，文学形式本身是由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例如，在某些批评家看来，文学现实主义暗中认可了保守的社会结构，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十四行诗和抑扬格五音部讲求形式与韵律的严整，对应着社会稳定、端庄和秩序。②
巴里所归纳出的这五条，大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这里面既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阶级视角、政治视角、历史视角，又体现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新成果，例如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和文类研究的看法。第一条令读者想到列宁对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分析和批评，第二条令读者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评论，第三条令人想到乔治·卢卡奇对于资产阶级时代的史诗——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第四条对应的是英国文化唯物论批评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第五条则令人想到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对于英国诗歌的分析，以及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一书中所实践的批评路数：诗歌的语言及形式与现实政治的内在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于欧洲大陆，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家都来自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化圈，它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非常晚近，还是五十年代末新左派运动崛起之后的事情。在英语世界，第一部系统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安德森为英国新左派健将，在六十、七十年代主持《新左派评论》的笔政其间，大力译介欧陆的西马新学。他应新左派同道之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文选》（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一书作序，结果激情迸发，灵感迭出，无法自已，竟写成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首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这本书勾画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概貌。它对西马特征的总结相当全面而准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卢森堡等人，立足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学以致用，寻求破局之道，与之相比，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关注哲学、文化和美学领域的问题，喜作形而上的玄思，无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探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制定新的阶级斗争策略。③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马诸家因无力改变资本主义现实而萌生绝望，同时又痛心疾首于苏式社会主义沦为专制政体，在双重打击之下、踌躇两端之余，干脆潜入书斋，舍弃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探索，转而遁入哲学之境，寻找文化上的抵抗之道，较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更为深刻细致，然而这种深度的获得却是以丧失广度为代价的，其行文论述也因日益专门化而晦涩难解。④ 安德森本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非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他早年曾经私淑流亡英国托洛茨基派史学大家以萨克·多伊切，服膺历史唯物主义，耳濡目染之下，著书为文，每以现实为指归，长于以史笔抒政见，行文恣肆，有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关注时局，擅长归纳全球大问题，放眼未来，喜好预示社会总趋向。他对西马的这番剖析和评价，即便今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算过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部西马思想史问世之后，英语世界始终未能推出一部可与其相媲美的西马文论史，虽说西马文论选集编了不少，其中最常见的有特里·伊格尔顿与人合作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选》（Marxist Literary Theory:A Reader）和弗朗西斯·马尔赫恩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选》（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伊格尔顿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倒是初具西马文论史的雏形，但规模过于局促，正文仅有88页，在这当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又占去不少篇幅。西马文论的领军人物，如卢卡奇、布莱希特、吕西安·戈德曼、皮埃尔·马谢雷以及瓦特·本雅明，书中均有涵盖，但终因篇幅所限，只能点到为止，未能深入研讨其思想渊源、独特地位和后世影响。盖作者的初衷只在于写一本介绍性的小册子，而无意留下一部完整周详的文论史。
不过，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的是，我国学者赵一凡的新作《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⑤ 之所以称为“续篇”，那是因为，本书是作者在2007年出版的《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一书的姊妹篇，二者齐头并置，呈现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全景画面。就总体而言，本书的章节编排基本上以人物为中心，先是论述“西马五大经典作家”：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和阿尔都塞，这几位奠基性人物，构成西马文论的核心，后世的西马理论家和批评家，要么以其为师承源头，要么以其为论战对象，要么兼而有之；中间另辟两章分述西马在英美两国的传播、发展和变异情况，最后则分章述说西马的几位后学：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萨义德与詹明信。
这种编排基本上以代表性人物而非以思想主题为脉络，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特征大有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于19世纪后期，衍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恩固然是眼光独具的经典文学爱好者，但他们本人无暇也无意去归纳、演绎一套文学理论，他们对文学和艺术的评论只是偶尔为之，而且非常零散，在这方面，最常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马克思论古希腊艺术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以及恩格斯论文学创作的信件，至于后世的西马文论诸家，也各有侧重和关注，在思想的核心，往往缺少明显交集，例如，卢卡奇始终钟情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而对现代主义作品大加挞伐，他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大多数西马文论家看来，是斯大林主义的机械教条，葛兰西对文论的突出贡献在于文化霸权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二者对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唯物论批评均有很大的启发。英语世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是各走殊途，例如，威廉斯热衷于探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詹明信擅长揭秘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之间的隐秘联系，特里·伊格尔顿一心挖掘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歧见迭出，各执一词，以代表性人物为组织线索倒不失为稳妥之策。
至于中间两章，分别冠以“西马在英国”和“西马在美国”，与全书整体布局，似有不合，运笔着墨，给人轻重不均之感，其实，这种安排恰恰折射出西马思想在英美两国不甚发达的历史命运。在欧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英美两国左翼力量的社会影响远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左派。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反观英国，自宪章运动之后，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抗争非常罕见，在美国，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也是屈指可数。在上述欧洲大陆国家，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声势浩大，麾下成员动辄以百万计数，而在英国，领导工人运动的是主张中间路线的工党，至于英国共产党，社会地位相当边缘化，其成员数量往往以千计，在美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是相当的微弱。欧洲大陆的西马是一战之后工人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而在同时期的英美，此种革命从未发生。即便在经济困顿、社会革命思潮激荡的30年代，英国统治集团依旧处变不惊，牢牢掌控政权，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更是消弭了社会激进化的可能性，战后经济的繁荣，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管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丧失了社会立足点。正因为社会基础相当薄弱，是故英美既无从产生诸如列宁、卢森堡这样知行合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巨擘，也无从产生诸如卢卡奇和葛兰西这样痛定思痛、另起炉灶的西马思想名手。是故德法意等国多出具有原创性的西马理论家，英美两国多出实践性的西马批评家。后者往往师法或修正前者的理论模式，影响往往仅限于英语世界。换言之，在国际学术分工中，英美的西马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消化、阐释、翻译和推广欧陆西马思想家的成果。即便在当今英美学界享有盛誉的伊格尔顿和詹明信，也是以卓越的批评家著称，而非以原创性理论家名世。伊格尔顿是阿尔杜塞和本雅明的门徒，詹明信则是萨特、阿尔杜塞的后学。一些英国西马学者，面对欧陆的西马理论，总有一种无法释怀的自卑情结，这是英国学术文化传统注重经验分析，不擅长系统提炼而造成的理论“自卑”。伊格尔顿就曾表达过这种自惭形秽的感受，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阿尔都塞主义风靡英国左翼思想界之际，他带着一股激愤的情绪写道：“目前，任何企图建立一门唯物主义美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的缺陷。这不仅因为这个领域牵扯的问题众多，而且还因为，从英国背景入手介入这个领域简直就是自动取消了发言权。英国让人敏锐地感觉到，它缺乏一种传统，是欧洲收容的房客，一位早慧的、但却是寄人篱下的外来人。”⑥
本书作者赵一凡先生，为文革结束后第一届英美文学研究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追随卞之琳、朱虹、董衡巽诸先生研习英美文学，在80年代初，又负笈哈佛，师从著名思想史家丹尼尔·艾伦教授，获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归国之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可谓出入文史之间。他也曾私淑钱钟书，经钱氏耳提面命，沉潜中西典籍，力求打通，尤为服膺钱氏的名言：文学史即思想史。
思想史的写作素来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梳理思想传承与嬗变，辨析理念歧异与纷争，正如西人所言，一部出色的思想史，当为思想的战场，而非供奉亡灵的画廊。对于任何一位思想人物，评价其观念创新、思想业绩、后续影响，需在一个兼顾时空的三维坐标系中进行，具体说来，首先要考查其思想渊源，看他何处承继先辈，何处自出机杼，其次，要以同时代人为比较参照，审视优劣短长，察看他与时贤的异同，最后，还要顾及其思想遗泽、后续影响，由此来确定其思想地位。
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
l），这位阅历甚广的启蒙运动之子，曾说过一句名言，“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起了火焰。”⑦ 任何新思想，经过历史的无情冲洗，通过时间的考验，就会成为社会常识，这一结果不但无损于它的伟大，反倒是其价值永久的明证。一位思想者的实际价值、新颖程度，只有放在时下的思想格局中，放在后续发展的脉络中，才会凸显其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历史主义原则：创造即真知，意思是说，以文本形式传给我们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只有从过去创造者的观点，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⑧ 同理，看待过去人的思想，只有把自己设想成为过去人，仿佛身处当时的思想传统和社会现实当中，再以今人之心映鉴古人之心，才能从中领悟当代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当代意义，历史主义的要义即在于此。
凡此种种，在本书中均有明显体现。且以《卢卡奇：西马之起源》和《西马在英国》两章为例，略作申说。
前一章梳理了卢卡奇与同时代德国思想家之间的师友传承和思想互惠，重点述说经典社会学家乔治·席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对青年卢卡奇的影响。席美尔在《金钱哲学》一书中痛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心灵的戕害，他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客观文化，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榨取人类的潜能，荒废人的其他资质，“客观文化由人类活动的专门化造成，其手段区分得越细，劳动者所表现的人格就越少。”显而易见，席美尔的这番论断实发卢卡奇物化思想之先声，虽说卢卡奇一再申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对他启发尤多。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中对工具理性的论述，在《经济与社会》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这些思想的印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章节《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更是随处可见。狄尔泰对康德本体论的改造，引导卢卡奇转向黑格尔，走向“美学范畴的历史化”。黑格尔坚称，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展现自身，而各个时代的文学，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卢卡奇终生推崇全面反映社会现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与黑格尔主义大有关系。
《西马在英国》一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多舛命运，其间充斥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与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之间的思想激辩、政治交锋，作者从马克思与卡莱尔之间的思想对决，洋洋洒洒一路写到威廉斯对利维斯的反叛，安德森以葛兰西视角重新审视英国独特的资本主义道路，伊格尔顿移用西马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去颠覆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百年的发展与嬗变，于此清晰可见。西马文论在英国最为强劲的对手是英国本土以利维斯为领军人物的细绎派。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细绎派一直以剑桥大学为大本营和文学批评试验场，这一传统于今已根深蒂固。细绎派素以英国文学研究道统的维护者自命，注重形式分析，反对文学批评过多掺杂历史和社会的考量，他们视经典文学为文化正统，以其为改变世道人心的利器，对于战后兴起的流行文化，则视为文化水准堕落的表征。腐蚀心灵的渊薮，一概予以否认和抹杀，故有文化保守主义之称。在左翼学者眼里，这种文学观背后的文化观不免乡曲狭隘，兼有人文主义的狂妄自大，甚至有意识形态共谋的嫌疑。撇开作品的历史语境，偏离作品背后的观念结构，去揣摩具体段落和语句中的语气和感受，再去微言大义，这种批评方式有其纠偏对象，它就是一战之前英国大学所盛行的一种印象式批评，那种批评往往大讲作家的生活轶事，很少谈作品风格与结构，显得散漫松弛，缺乏谨严，细绎派与此针锋相对，力主回到作品本身，让文学批评摆脱散漫的业余作风，成为一门严谨的、准科学的学科。在当时的背景下，细绎派的主张当然算是有见识和道理的，否则，它也不会大受追捧，迅速跻身于文学批评的正统。可是，过于强调文本，就不免矫枉过正，走入另一个极端。
因为人际关系的缘故，利维斯在他所钟爱的剑桥大学屡遭受排挤，可他的这一套批评方法却成为剑桥英文系的官方传统，深入文学研究者的无意识之中，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如今，人们已不再标明自己是利维斯派，犹如人们已不必再标明自己是哥白尼派：恰如哥白尼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天文学观念一样，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潮流已经流入英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的血管，并且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批评智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对于地球环绕太阳转动这一事实的坚信”。⑨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产阶级出身细绎派在文化思想上既有激进的地方，又有保守的地方。在20年代之前，高据牛津剑桥讲坛的教授多出自社会上层，他们对待文学研究这门行业，往往流露贵族绅士的疏阔态度，轻视之意，细绎派着力批评的就是他们的这种轻浮的业余习性，这就是细绎在文学-学术权力当局面前表现出的激进立场，可是，反过头来，当面对下层社会的文化形式，他们又就摆出一副精英主义的立场，及时与其划清界线。⑩
20世纪西方文论术语过多，为人所诟病，其生涩费解，令观者头痛，即便行家里手，也往往不知其所云。对读者这一苦衷，本书作者深有体会，故于文中多做通俗易懂之解释，令读者时有涣然冰释之感。例如，詹明信的文学“政治无意识”，在原书当中并未给出清晰界定。赵氏则在书中明确指出：前一半political，来自政治经济学，它确认文学的政治经济属性；后一半unconscious，则是心理学术语，它指向被压抑的历史意识、社会差异”；这一概念是针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而提出，阿氏以文学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使其丧失专业性、独立性，而“政治无意识”则为文学保留了半自主的地位，不致完全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庸。
本书语言风格迥异于绝大多数文论著述。作者信笔所至，常能糅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插科打诨、讽刺幽默，一时俱来，让晦涩难解的理论问题，变得妙趣横生，一改当代文论在读者心目中佶屈聱牙的刻板印象。这种涉笔成趣的写法，貌似轻松，实则不易，没有深厚的中西学养，没有对世态人情的深刻体察，万难做到。在行文当中，作者对历史的个人感触、理论对立场的执著体认始终交织在一起，故能笔带深情，颇具魔力。文采飞扬的思想史，中外多有显例，妙趣横生的文论史，实属罕见，至少在中文世界，本书为仅见。
注释：
① Hans Bertens,Literary Theory:The Basics,London:Routledge,2001; 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 Friendly Guide,2[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
② 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2[nd] edi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p.167- 168.
③④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94页。
⑤ 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三联书店，2009年。
⑥ 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New Left Books,1976,p.77.
⑦ 以塞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⑧ 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第106页。
⑨⑩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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