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地缘格局变迁与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亚太地区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F19.9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未来半个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又建立在对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在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及经济斗争日益尖锐、国际贸易环境有可能恶化的情况下,要保持并扩展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政府应制定一个较长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并根据总体战略制订和实施相应的策略。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不了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代价是巨大的。近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地缘政策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则是正确的地缘战略的成果。世纪之交,多极格局仍未定型,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是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因素。科索沃战争和我使馆被炸,再次警醒我们:要重新分析国际形势,再研究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亚太是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地区,中国每年对外贸易的3/4是与APEC成员进行的,引进外资的4/5以上来自APEC,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也来自APEC地区。为此,本文在系统分析亚太地皆格局变迁和各国亚太战略变化基础上,探讨21世纪中国实现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1 亚太地区地缘格局的变迁及其可能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的全球对峙支配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下,以美为首的西方根据大陆腹地学说和实际政策,逐渐把苏联视为一个危险的侵略性国家,对其采取遏制战略。美国的势力通过各种联盟延伸到西亚、西欧、东南亚、东亚等。对这种地缘格局的形成,地缘政治学者认为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并认为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便是典型案例。60~70年代,地缘政治观念开始由两大阵营的对立转到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其代表学者是素尔·科恩。他在《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1964)一书中将世界性区域划分为两个地缘战略区(海权国家区和欧亚大陆国家区),余下由许多较小的地缘政治区组成,两大地缘政治战略区之间是中东和东南亚,并称这两个地区为“破碎地带”。他认为全球实现均势的保证来自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因此主张构建以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为四大实力的多中心的全球政治体系。
1989年苏联解体、原东欧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亚太,正在逐渐形成以中、美、日、俄、东盟这样一种四角五方的多元政治格局。新格局的主要特点为:权力中心日趋分散化,形成多重交错的三角关系结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衡力增大。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流的世界形势将不会改变,这将在总体上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我们也需要对一种现实加以注意:70年代初所形成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在90年代的消失,东亚安全因“体制空缺”而又重新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时期。这种脆弱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协调的程度不断下降,大国间新的安全摩擦在增强,潜在的敌意有重新抬头的迹象,而且传统的区域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东亚区域安全的脆弱性,增强了对东亚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作为新的力量中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东亚金融危机后,这一地区的经济进入痛苦的调整期,这对区域安全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在亚太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
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为: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中美国、西欧占据主导地位。战后至50年代,德、意、法、英等国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上两大经济集团区域,即美国和西欧占主体地位的基本格局。50~60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改变了世界经济大国间的格局,形成了美、欧、日三极结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又一次改变世界经济大国的格局,将可能形成世界经济的四极结构,并将改变某些地缘经济的关系,最主要的是中美成为影响很大的贸易伙伴和对手,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对日的联系日益加强。同时,东亚地区内部各国之间的合作正在明显加强,开始出现所谓的“太平洋意识”。总体上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的对抗让位于经济的斗争,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对抗意识越来越支配国家间的关系和政府间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的迅速普及改变了国家间政治的内容,市场竞争超越了领土扩张。这种地缘经济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但同时也增强了各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竞争。
2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亚太战略及其对华政策
美国以“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为基本思路,加大其“两洋战略”中向太平洋方向倾斜力度。这一构想以经济、安全和民主作为“三根支柱”,主要内容包括:(1)以日美伙伴关系为主轴;(2)在亚太地区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3)推进政治民主化;(4)为了支持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并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明确指出以“新太平洋共同体”为亚太经合组织形式。由于这一“构想”出台以来遭到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广泛的批评和抵制,美国在具体策略和做法上也在不断调整,由重视人权、民主等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外交变为追求本国利益的现实外交。安全上将以美国军事存在为前提,以双边同盟关系为基础,加强多边安全关系,确保美国的“领导作用”。就其实质来看,美国的这一亚太战略既是一种多边安全体制,又是一种经济合作体系,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有着明显的中国遏制倾向,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日美安全范围的扩展,焦点是台湾问题;经济合作领域的遏制则突出表现在世贸谈判。
日本太平洋两岸并举的战略重点东移,其要点是:立足亚太,着眼全球,继续以美日合作作为其“外交基轴”,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发挥亚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促进多边合作、安全与协调;树立“和平国家”形象,以尽快跻身世界政治大国行列。这一战略实在地表达了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上的目标追求,即担当盟主并像美国那样发挥领导作用,要与美国“北美经济圈”和“欧洲圈”鼎足而立。日本的亚太战略,对中国是一种推力更是一种压力。因为,日本战略家总是先把中国的力量视作为对其盟主地位的挑战,前日本防卫厅长官、国会议员中西启介在1994年推出《日本的新国防论》就公开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现实所要求的“亚洲太平洋”也不乏回避或排斥中国的因素,其倡导的“环太合作”构想就不包括中国。更值得重视的是,日本的膨胀势力与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力量”相结合,构成了后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力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战略几经调整,改变了向西方“一边倒”政策,基本确立了既重视欧美又抓住亚太的“双头鹰”战略。其基本政策目标是:政治安全上重新获得在亚太的大国地位和影响,经济上力图扩大和深入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亚太地区的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是俄罗斯主要的战略对象。俄罗斯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侧重于经济领域,双方在投资、易货贸易、能源及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军火贸易成为双方贸易结构的重要方面。中国是俄罗斯的邻邦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美中俄战略三角关系仍是俄罗斯与美欧抗衡的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区安全上,俄中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稳定,有助于缓解潜在的地区冲突。总体来说,这种状态有利于中国的地缘安全,也正因如此,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才发展顺利。
东盟国家的亚太战略一直是相当谨慎的,他们在加大亚太合作进程中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东盟在未来的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二是未来的合作机制必须是松散、开放和非排他性的,不能损害东盟的独立性。其总体目标是:对内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对外维护主体性而提高发言权。经济贸易上加紧区内一体化以提高与外部竞争的经济实力;在政治安全上利用已建起的“三会”(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加强安全和防务上的磋商和协调。在亚太战略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东盟对华政策表现出积极而谨慎的态度。
3 从南斯拉夫战争看世界形势和我国的地缘安全
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分析亚太地区的地缘格局变迁及我国的安全战略,需要用整体观点考察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将与任何一国家、地区性集团之间的关系纳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分析。
北约入侵南斯拉夫不是孤立的事件,是美国全球军事进攻战略实施的开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基本内涵是: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对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进行遏制甚至军事打击,其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和中国等欧亚大陆的一些国家。针对这些国家,美国在西线进行北约东扩和南进,以北约名义抛出“战略新概念”,对南联盟动武,对付俄罗斯;在东线则通过修订美日安保条约,以日美防务合作形式抛出“周边事态”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旨在对付中国。这两个军事同盟的共同特点:一是增加军事功能,实行域外防御;二是以人权为借口,军事干涉他国内政。
既然北约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当关注美国全球战略在亚洲的“战略展开”、“周边事态”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使日美军事职能和防御范围包括了台湾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使我国防不得不面对美国、日本介入的复杂局面。从当今的全球地缘格局来看,如果在大西洋,南斯拉夫是薄弱环节,是西方国家进攻的突破口,那么在太平洋,朝鲜则有可能是薄弱环节和突破口。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进行演化和分化的图谋也可能进一步加剧。诸如策动和支持新疆、西藏民族分离分子叛乱、支持和纵容台独势力进一步分裂中国、策动民运分子制造动乱等,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及其帮凶对我国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手段。总之,美国的亚洲战略利益、日美军事同盟和美国在亚太驻军使美国必然直接与我国发生军事对峙,极有可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介入我国周边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等问题。我国的安全形势不容丝毫忽视,更不容盲目乐观。
4 构建中国面向21世纪地缘完全战略的几点建议
要构建中国面向21世纪的地缘安全是一项十分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了国家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本文仅从地缘格局构建的角度提出四点建议。
4.1 继续大力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构建地缘安全的国际环境
中国亚太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宽松、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并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应起的大国作用。要维护亚太的稳定需要大力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这也符合包括全球的战略利益。总体来说,中国的亚太战略以美、日、俄为优先目标,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亚太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争取中美的稳定发展是我国下一阶段地缘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中美两国积极合作,建立在安全领域的协调机制,才能维护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平衡和稳定。继续奉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发展同俄罗斯、日本以及其他邻国的关系。采取“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交流,建立互信机制,以避免周边国家寻求北约的军事保护。注意处理中国同朝鲜半岛的政治关系,帮助朝鲜民主共和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鼓励其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阻止北约集团通过向韩国、日本扩张而形成对我国的地缘政治包围。
为推进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在新的形势下,大国之间的协作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科索沃战争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形势客观上要求加强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联合和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协作和协调。中俄应加强协作伙伴关系,应共同推动亚太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以限制以美日为核心的安全体系。此外应该加强南南外交的力度、重视与中亚、中东国家发展关系,使之成为抵御北约军事威胁的前沿阵地。
4.2 进一步推进沿边地区的开放与开发,加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安全的周边环境
中国是一个边疆辽阔的泱泱大国,要实现面向21世纪的地缘安全,迫切需要遏制外部力量煽动下的台湾、西藏、新疆等地少数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
台湾既是大陆海岸线的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的踏脚石,台湾对于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意义怎样评价也不过分。应该借助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机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坚决的立场,继续推进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西藏和新疆处于我国与南亚和中亚地缘关系的敏感部位,边境路线长,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注意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推进国家地缘安全的建设。
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边疆经济发展,是促使边疆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要以地区经济技术合作为切入口,推动“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开发区”、“澜沧江—眉公河流域开发区”、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建设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形成和完善APEC经济技术合作体系;以专业领域合作项目为切入口,形成以科技、环保等优先领域为核心,以信息交流和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具体项目为内容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网络系统;以股份制为切入口,吸引企业参与,尽快建立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资金筹集、技术转让、自负盈亏、利益分配等机制,确保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良性发展。
4.3 构筑合理的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增强国际地缘安全的国内地缘保障
对于国内区域经济的布局,应从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首先,在经济建设的大局下,确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机制。在规划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一并考虑国防需求和增强国防功能,使同一项目和设施在不做改动或略做改动情况下,具有军民两种功能和两种途径。其次,通过国内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全面发展,使我国经济总体实力大幅度提高,从而缩小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
不过,中国沿海地区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心和东亚地区的中心,今后对全球及东亚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沿海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必须保持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要继续加强与港、澳、台的经贸关系,改善投资环境,逐渐形成将以华南为开放重点扩大到以华东为中心,进而辐射到全国各地。此外,要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进程。通过区域化、集团化来发展有关国家、地区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集团内部一般要逐步形成地缘经济枢纽和核心,这个枢纽集中了主要的中心城市、工商业中心、高级管理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
4.4 纵深推进科教兴国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21世纪将以“科技—市场—经济实力”来重构国际体系,科学技术成为发达国家竞争的核心。在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区域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对科技、资本的垄断及其原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位置而构筑其霸权体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有机构成、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分化组合影响:少数发展中国家将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新霸权体系的支持者,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中心—外围”体系的受害者。
中国要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出路在于科教兴国。即加速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增进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要改善我国在亚太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跳出长期以来我国的“雁行模式”的国际分工中所居的殿后位次。迎接挑战的内容可以归纳为:第一,选择和确定具有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部门进行重点扶持,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第二,把投资贸易自由化同经济技术合作结合起来,要求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收稿日期:1999-11-04;修订日期:199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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