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传统理论与四重证据法实践
——国际比较文学第22届年会文学人类学圆桌会综述
秦崇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 文学人类学孕育发展于比较文学学科，在21世纪形成以文化文本及其符号编码原理为核心，以文史哲不分并包容宗教、艺术等学科的“神话历史”为认识目标，以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为新方法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成功范例，并且日渐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成为我国文科创新发展较成熟的动力。本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文学人类学圆桌讨论，围绕“文化大小传统”“四重证据法”两个主题展开对话与交流，推进文学人类学的中国理论话语之对外传播。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文化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
2019年7月25日至27日在深圳大学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时举行一次比较文学高层论坛；7月28日至2019年8月2日继续在澳门大学举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22届年会。本次会议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澳门大学(UM)、圣若瑟大学(USJ)、深圳大学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协办。会议主题为“世界各地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未来”，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与会者，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较文学学者参加本次盛会。在圆桌讨论即平行分论坛“文学人类学专场”，由上海交大叶舒宪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文化大小传统”“四重证据法”两大主题进行主题发言和成果汇报，并就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文学人类学：大传统的认知深度
在本次大会的文学人类学圆桌专场，如下几篇文章从不同层面对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当代特色为何，展开生动的案例诠释，凸显的是大传统理论的认知深度。
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的《烟与酒（鸿蒙的激活）：印第安与华夏创世鸟神及萨满幻象原型》，作者以“象”言“象”，其中的“象”比甲骨文早2000年甚至3000年之久，所言之“象”，并非是文献中的，而是长三角史前文化的“象”，良渚文化鸟人合体神徽和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图像。以此作大传统的神话图像，剖析甲骨文象形字“鸿”的编码原型。神话原型背后是人们的信仰传统。文章指出，吸烟是美洲印第安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饮酒则是更为世界化的多元起源的文化现象。宗教学表明，烟和酒能引起精神超常兴奋状态，都起源于史前萨满教的致幻仪式行为。烟和酒作用催生萨满幻象，有“黎明创世鸟”的神话观念（以旭日东升作光明开辟混沌的原型，将太阳与飞鸟构成天体神话关联物），由此构成宇宙发生论模型。比较美洲印第安和中国远古的创世鸟神话，重建以《山海经》帝鸿（鸿蒙）为原型的混沌开辟神话，并发挥四重证据法的特长，追溯华夏创世鸟的史前萨满幻象起源，对照吸烟致幻和饮酒致幻的不同物理手段及史前仪式基础，解析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良渚文化“一神教”神徽即鸟人合体幻象的观念蕴含，兼及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图像，以大传统理论建构，回应国际学界有关环太平洋文化圈及其萨满信仰基础问题，彰显大传统新视野的历史认知深度。
上海交通大学胡建升副教授的论文《人文肇元：史前彩陶图像与华夏精神》，通过史前彩陶图像与典型的阴阳太极图之对照，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思想，解说华夏的人文精神之根到底从哪里来？图像文本与文字文本之间的交叉关系，是文学人类学近期倡导的一种全新的视野，即如何利用早期的大传统文化来解释华夏文明的小传统。作者认为，从考古出土的彩陶图像中，我们能够提炼出考察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的社会群体之精神。类似太极图的思想意识早在汉字产生之前很久就已出现了。如今已有很多学者意识到关注华夏文明以前的史前文化，认为那才是滋生文化基因的地方。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被发现，这些实物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大传统理论的引领意义将实际地改变这种现状。作者认为史前彩陶乃至史前玉器群（以南方良渚文化玉器、北方红山文化玉器为杰出代表）等这些实物资料的系统化，将会构成文学人类学所说的一种全新的文本，即大传统文化文本。
作者以出土的距今6000年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彝族的“阴阳鱼”为例进行论证。通过陶器图像的分析，对双鱼的环抱形状做出新的解读。认为这个图像展示仰韶居民意识中很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阴阳分化意识。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太极图就已经出现，但可推测这种意识在此类图像中已经开始孕育。通过彩陶文化中的“阴阳环抱”图像，并通过这一文化文本，试图建立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联，并论及不同的史前期地域文化之间深层文化交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李川副研究员的论文《立象以尽意：华夏思想的原始逻辑》，立象以尽意来自《易经》，作者用语言讲“象”，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探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的“失语”成为一个常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可以说被西方的思维方式所“置换”，现在我们看问题写文章基本上都是沿用的西方话语，其背后就是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思维方式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到索绪尔，都是围绕其展开的。德里达《论文字学》开始批判，从西方文化内部去反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世界文化大背景出发，把中国文化，甚至印度文化等，都纳入思考的范畴。中国文化思维方式源于易经的思维，不同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与秘索思的二分思维，二者在希腊传统文化里都有重要地位，称之为“秘-逻”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解读西方文化传统上具有可行性，但是不适宜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考察。如果从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去理解的话，从创世之初就不是分析式的文化思维方式。如《易经》所谈“立象以尽意”，通常说的“言不尽意”。“象”并不是简单理解为“形象”，而有很多延伸的观念，如“象、法、形、诗”等。“象”本身注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注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分裂性。从这角度看，“象”代表一种思维。还需要考虑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西方在表达方式上是“言文一致”的，具有希腊语、罗马语的古典传统，这种传统之中“言”和“文”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分；而中国文化传统从开始以来就是“言”“文”分离的，从甲骨文时代，金文时代，它就是一个经验的传统，是一个书面的传统。所以，“言”和“文”之间的一致与“言”和“文”之间的分离导致了对思维方式的一种模塑，一种根本上的分歧。把这种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单就引入“言文”问题来看，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言文”的分离，这恰恰会导致“立象”的传统。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唐启翠副教授宣读论文《从文饰到文心：佩璜之礼与早期中国文学观——兼论〈文心雕龙〉命名匠心的文化大传统》,文章以问题“如何从礼乐-器物维度探究文评话语之源头”切入，通过大量的出土文献、实物图像以及文字文献进行层层论证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文心何以需雕龙？从《文心雕龙》书名的解读入手，透视从玉雕龙的五千年实践，到文章雕琢的隐喻变迁。二、雕龙驰响，如彼珩佩：玉匠之雕琢与文人为“文”之喻；三、雕龙、珩璜与文饰：揭示一个延续七千年的文化大传统；四、佩璜、礼仪与文学：升天、备德与人文化成。文章的结语，认为文饰、文心与雕龙都是“道”之显现。道源于史前的神话思维，可突出表现为龙的形象。整体上看，唐启翠文章从中国的文化大传统出发，回答了“雕龙”与“文心”之间的内在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李永平教授的论文《纵出与横出：文化文本对文学研究的革新——兼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创新》，指出文化文本概念是后理论时代的产物，后理论意味着理论出现危机了。20世纪中期以来，理论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然后这些理论出了问题。伊格尔顿等学者都认为理论过时了，其黄金时代结束了，该淡出学术研究的视野了！对理论本身，特别是文化理论本身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走出后殖民枷锁。研究案例往往比理论更形象生动，以《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为例，作者称它就像一个魔方，它的每一个格子都散布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各个角落，然后在明中叶被编订起来，连缀在一起。把《西游记》看成一个整体，一下打散的话，它的每一部分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举一个弼马温的例子，弼马温是当时玉皇大帝听了太白金星的话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封的官。作者在做田野时发现陕西凤翔有叫“槽头猴”的，槽头猴实际上就是弼马温，这三个字就包含了弼马温的文化文本，也就是底片——它的底片很实在。文学是虚构的，而生活是非虚构的，从生活中捡拾而来的“槽头猴”，成就了弼马温：就是猴能让马避开瘟疫。为什么《西游记》里边的太白金星让孙悟空去养马？《西游记》后边专门有一段描述，显得非常生僻，意思就是马养的膘肥体壮，如鱼得水，如牛得草。孙悟空和马就特别匹配，养马养的特别好，因为猴子能让马不生瘟疫。这个观念如果往前追，在中国就追到汉代，从汉代一直到明代中叶，一下子过去了一千多年。换句话说，这种观念进入到《西游记》之前，已经存在，只是到了明朝时写进《西游记》。那其它地方写不写？也写，因为古代个别典籍里也提到这种观念，但是没有《西游记》写得这么生动。另外，作者认为观念形成一种民俗，描绘相关内容的版画专门贴在牲畜的槽头上，所以这个版画就叫“槽头猴”，民众认为有辟邪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石雕，给马身上专门要雕个猴——石马身上有石猴，骑个石猴，到明清的时候演绎成另外一个吉祥语，叫马上封侯。这可以从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看出端倪：一个女孩子在两国交战的过程中走失，路上求助好多人都被放弃了，只有这个神猴大叔不离不弃，为啥叫神猴大叔？在印度，猴是医疗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就会明白弼马温的源头还是进口的，而非土产的，随着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汉代不光是佛经进来了，翻译进来了，寺庙和塑像进来了，更重要的是印度的许多神话观念也都进来了。如果局限在文学作品里，就不能把《西游记》读明白。同时，作者还列举了另外两个例子即“百鸟朝凤”和《水浒传》，分别对文化文本这个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人类学特有概念进行阐释。作者强调，文化文本是中国性的学术建构，源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与西方有所差异，整个文化文本理论包含了整体性、连续性、动力性（隐蔽秩序）。
二、图文互证：四重证据法与文化大传统的勾连
中国人民大学梁坤教授的论文《俄蒙树木崇拜的精神底色》，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与树木崇拜进行文化溯源，结合文学作品和西伯利亚民间萨满教信仰，对历史时空中的文化底层进行发掘，对俄、蒙宗教文化传统的特征进行剖析，兼及我国东北与北亚文化传统的关联性问题。文章还对俄罗斯学者萨维斯基和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理论命题做出评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王宪昭教授的《论神话母题的比较理论建构》通过对民族神话的内涵、共性与个性、积淀、流变进行研究和理论建构，认为民族神话母题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甚至会深入到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我国56个民族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和谐、民族凝聚力以及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融洽关系。作者同时强调，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文化，在发展到现代化日趋普及的当下，其生存与发展遇到了瓶颈，希望通过数据库建设即建立“中国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索引，并能够在知识付费的当下社会，免费对外开放。给我国多民族的神话学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并促进各民族神话资源的创造性现代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许诗怡的《“玉教“何以可能——以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理论为参照》，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玉教是否是宗教；二是玉教何以可能；三是对中国玉石之路与实证主义研究之反思。文学人类学强调学术的传承性与创造性，注重通过传统知识的研究创新，引领大文科的发展。通过史前考古的大批新材料，重建玉文化传承的万年线索，在此基础上还原出“玉教”信仰的真实面貌。与此同时，作者就此提出疑问，当我们面对一些材料时，如何保证材料的客观性，以及研究者如何坚持一种客观的立场来看待所遇到的考古材料？受张光直先生研究的启发，作者还提出为什么国内学者对文明起源的探讨多局限在中国文明是什么的角度去思考，而不去思考文明起源的内部动力问题？学术研究如何从对总体的的理论思考入手，建立在文化系统观基础上的问题意识，在文化与器物的探讨过程中去发掘中华文明的内部机制？涂尔干的宗教学理论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涂尔干认为当研究者开始研究一种新的对象时，由于感知先于理性，在研究者脑中早已对这种研究现象形成了模糊的概念，人们只是寻找符合自己头脑中概念特征的事物来用以验证他们思想的正确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次史学革命，不管是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在方法上突出表现为把历史学和科学联系起来，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强调证据中的“实物”的价值，顾颉刚的疑伪求真，王国维的古史实证，已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实证化和科学化的追求。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的普遍做法是：从上古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对应的考古学新线索，从而求证是一种相对统一性的信仰，在暗中驱动着华夏文明发生。还原早已经在历史上失传的玉教信仰的真实原貌，用科学实证的方式开拓玉石之路的田野调研，使我们延申到中国文明的纵深度，也是这种实证主义的延续。我们要做的也许并不是仅停留在信或疑的角度上进行反复的批驳与互证，而要在更广阔的领域去关照文明发展的整体形态。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把握多维视角的综合性理论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建构出为社会现实和研究实践提供合理的解释与指导性的社会理论。这就意味在玉石文化的研究中，不仅要借助科学实证手段，在史料的鉴别与考证上力求真确；更要在对史实的阐释与逻辑的疏通上，建立起整体系统的视野，深入到更本源的文明起源“情境”中去，聚焦文明发生内在机制的探讨，把文明源头的更加复杂化、全息化的生成场景展现出来。充分发掘被文字叙事所遮蔽和遗忘的深远传统，在“文”与“器”的结合与阐释中探究中华文明奥秘。作者借鉴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来思考“玉教”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是将西方理论联系中国对象与国情的新尝试。
四川大学李菲副教授的《从边缘活出文学:民族文学生活研究的理论缺场与路径重构》，通过对写文化理论的反思，探讨如下四个问题：一、文学世界“生活”转向的思想脉络。当代“文学生活”研究的理论取向；首先必须重新检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民族文学生活”不是以“文本—作家—作品”为中心来划定一个圈，将围绕此中心展开的其他生活内容“拔擢”入这个圈内，扩大边界的策略使其他生活内容分享“文学”的神圣光晕。民族文学生活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本质促使我们真正在文本之外重新思考“文学”的可能。二、打捞还是拯救？警惕“诗意”与“异化”的双重陷阱。面对当代“文学生活”研究的内在矛盾——究竟是呼吁“诗意的在世栖居”，还是处置“现实的生存状况”，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研究更需要警惕两种学术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一方面，“诗意的在世栖居”，往往与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前现代”“传统”的浪漫他者想象形成共谋，遮蔽了其内在的历史多元性、现实权力关系和冲突；另一方面“现实的生存状况”又容易过分贴近“现代”、“后现代”乃至“异化”的生产—消费话语，使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的深厚文化内涵、信仰内核、地方历史脉络沦为全球语境中地方“平面化”和“均质化”的注脚，稀释了地方传统的独特性。三、“文学生活”何在？文学社会学的实证调查与反思；四、民族文学生活与民族文学志：文学人类学的新视野等。结论是从边缘活出文学。如何做到？以民族文学生活的活态事件为例，从实践主体和地方经验为主线来展开田野深描：栖居生境——时间与空间的环形世界；身为嘉绒——在田野中遇见生命故事；活出文学——地方、历史与家园的主体意义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吴晓东研究员论文是《〈莫一大王〉与日食月食神话》，继续他尝试的对神话母题进行语源学与结构分析的研究思路。将壮族的莫一大王神话放在《山海经》与汉语文献所建构的断头神话的系谱中去考察，充分展现中国多民族文化资源彼此之间的互动互阐空间。
以上述参数设置为基础，用阶跃函数ε(t)表示信号各分段之间的相位调制值跳变，则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信号等价于脉压雷达信号与一复合函数的乘积：
刘可越等[4]指出，垂柳叶中化合物1、4、21能够促进去甲肾上腺素（NE）分解脂肪，抑制小肠吸收脂肪酸，其中化合物4活性最强。Lee等[49]研究发现，化合物70～74可通过下调增强因子结合蛋白/α（C/EBP）mRNA的表达，抑制固醇调节元件几何蛋白1（SREBP1）及其靶基因脂肪酸合成酶（FAS）、硬脂酰辅酶A脱氢酶（SCD-1）、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的表达，显著减少脂质积累，抑制前脂肪细胞3T3-L1分化。
西安石油大学郭明军副教授的论文《作为“文化文本”的盲人说书》认为，盲人说书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文本”个案，其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附近区域。在世界范围内，盲人与音乐、盲人与有韵体叙事文学都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中国上古时期的瞽矇传统谈起，历数盲人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身份变迁，及其与上到中国礼制、音乐、章回体小说，下到民间音乐、民间叙事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本人在陕北地区的乡村考察实践，还对瞽盲文化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盲人与宗教祭祀礼乐传统的关系；巫史传统与民间信仰的当代传承，盲人与文学艺术，如史诗，故事，小说，诗歌等。说书是迄今为止研究成果最薄弱的一环，从盲人说书的现状，可以透视出盲人身份在当代文化变迁中的呈现。
从图2来看，沙湾特色旅游小镇的自我就业者的收入与经营情况可观，收入挺好维持现状的商家高达79.17%，另外还有6.25%的商家还打算扩大经营，由此可见特色小镇的发展给了自我就业者就业的机会和较大的收益。但由6.25%的另谋职业的与8.33%的放弃回家去别的地方寻机会的自我就业者可知，获益群体仅仅针对本地的自我就业者。究其一个原因是62.5%的商家是拥有相关的技术自我就业的，如自家制作当地美食“姜埋奶”、当地人制作的手工艺品，相反，当地非技术类型商家收入并不多甚至想另谋机会。
中医药传承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中医师承源远流长，但受时空的局限，广大的中医药爱好者或中医药人才不能接受优质的国医馆、名老中医学术带头人的教诲。“互联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通过APP平台储存名老中医的授课，利用数据库对专家的临床诊疗进行大数据分析并总结其经验，提供图书、影像资源。目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尝试通过“互联网+”模式为“名医传承计划”提供首都国医大师经验谈、专家授课、中医药适宜技术演示等，推动“互联网+”新模式教育教学。也有学者认为利用互联网可以变革中医药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建设新型互联网模式下智慧图书馆[2] 。
北方民族大学吕颖教授的论文《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宁夏文学与文艺状况管窥》指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国家从意识形态层面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资源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从互联网线下传统纸媒的发展来看，宁夏文学创作与宁夏文学评论届都有着不菲的成绩，互联网线上的宁夏文学与宁夏文艺尚处于起步阶段，情况不容乐观，通过对“互联网+”时代宁夏文艺发展的一些思考，旨在对未来网络文艺发展的目标和环节进行一些针对性思考。宁夏地区，作为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一块文化地域，能够从西北特殊的地域视角呈现中国文学与文化总图景中的一幅独特的风景。
内蒙古师范大学阿婧斯副教授的论文《〈江格尔〉人物造型与蒙古族宗教图像比较研究》，强调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关系，文章从原始岩画、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绘制在泥版之上的特点，以及希腊瓶画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藏族史诗《格沙尔》与唐卡绘画、《少年江格尔》的动画作品等入手，认为，史诗由于其民间性、集体性，所绘制出的人物图像表面上只是外形描述，但实际上却是民众精神世界的映像，萨满教之神灵看似神秘奇异，却因为缺乏成熟的宗教图像传统而以写实的风格示人，在此影响下的《江格尔》英雄继承了其战神形象和内涵，蟒古斯也除了典型的多头特征外，与萨满教恶神具有近似的古朴原始特点。而东蒙古史诗蟒古斯故事在高度繁荣的佛教造像传统的影响下，具备了发达的蟒古斯外貌程式，并直接体现出鲜明的佛教特点，与《江格尔》差距较大。通过引入萨满教、佛教图像，有助于我们理解艺人在描绘人物形象时所参照的图景，并由此窥见到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核。
三、阶段反思：硕、博论文的汇报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王浩的论文《命名体系与符号象征：贵州西江地名表述沿革研究》指出，地名作为一种人的地理空间表述，命名是人经验地方的一种方式，是把自我写入地方的动态过程。地名的边界性塑造了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如何思考地名与地景的关联？由于命名造就一个“人与地方互通共生而形成的情感性与意义性的空间”，所以命名的过程，既是“人的地方化”也是“地方的人化”。
陕西师范大学秦崇文研究生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信：文学人类学相关研究在研究生学位领域中的应用（2002—2018）——基于192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计量分析》，作者以192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样本，通过对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所涉及的高校在全国的地域分布、院校内的学科设置、论文师承关系、科研基金、文学人类学关键词的网络分布、文献互引、研究对象所属类型等进行统计分析，运用计量可视化方法呈现文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研究生学位领域的应用范围和教学实践状况，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文学人类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未来学术发展趋势。数据表明，文学人类学研究与当代研究生教育形成一种双向互动选择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的良性对话机制，促进新兴学科建设。与此同时，文学人类学学科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推动成为互补的两翼，正在国家文科学术走向世界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文学人类学目前虽然只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体制下的三级学科方向，但其代表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的数量，目前名列整个文史哲学科所有二级学科的最前列。
在当代中国，自1986年出现文学人类学这个命题，并在1996年成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以来，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学术推进与研究积累，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某些高校都陆续开设有文学人类学的专业课程，培养了100多位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从而成为伴随改革开放而勃兴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富有本土特色的一个重要学术亮点。
胡琏一怔，心想这陈总司令，是不是对我不放心，要在我身边放一个眼线。临走时，陈诚的一席话，才打消他的疑虑，让他明白了总司令对战士的一片苦心。
人才培养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应用、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需后继有人。年轻学子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对这个新学科的理论应用和新方法尝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土理论的生命力和学科发展的前景，而学位论文是经过多年学习的成果，体现出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一学习阶段的较高学术水平，也是学术潜能获得释放的极佳试金石。
文章使用“文学人类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样本，勾勒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图景。对涉及期刊、图书、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一个相对完成的数据体系，以便对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进行整体性、全方位的认知。作者研究发现，就硕、博论文而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应用研究居多，理论研究方面明显不足。这也预示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四、结 束
在圆桌会议结束时，叶舒宪教授结合会议主题与各位学者的专题汇报进行总结，认为这是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群体第一次在国际大会上的集体亮相，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本圆桌讨论集中检视了近期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推动了学者们在理论和知识的自我更新方面的卓有成效的进展，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大传统理论提出10年来对具体研究的引领和深化作用。本次圆桌论坛各位发言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词有“文化底牌”、“底片”和“底色”等，这就充分显示出文学人类学对文学与文化的认知水准，如何处在升级换代的阶段。这对于扭转西学东渐以来的崇拜和依赖外国理论与方法的不利局面，重述中国理论自信，推动本国学术的新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在国际会议的交流对照中也同时也发现自己的短板：用外语写作和讲演能力不足，对国际标准的学术表达方式不熟悉。希望本次圆桌的每一位宣读论文能够修订提交，拟在会后编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文集，向国内外一般读者呈现：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和为什么需要文学人类学。
清华大学图书馆2011年推出了“爱上图书馆”系列微电影，由一个个活泼有趣的小故事展开与图书馆相关的故事，这开创了图书馆与微电影紧密接触的先河，并在2012年3月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颁发的“图书馆国际营销奖”，这也是中国图书馆首次获此殊荣。
The Theory of Cultural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A Summary of the Round Table Discussion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at the 22nd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QIN Chongw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19,China)
Abstract: Gest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literary anthropology has become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which taking cultural texts and its symbolic coding principle as its core,the"Mythistory"that included in literature,history,philosophy,religion,arts,and other disciplines as its study goal,the Triple Evidence Method and the 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 as its study methods.It has produced a wide range of influenc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Chinese academic"going out"and striving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rights,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which become a more matu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in China.This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literary anthropolog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pened a dialogue and exchange around the two themes of"cultural little and great traditions"and"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to promote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literary anthropology.
Key words: literary anthropology；cultural great tradition；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22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ference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5-0015-06
收稿日期： 2019-8-15
作者简介： 秦崇文,土家族,湖北恩施人,陕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责任编辑：黄 玲】
标签：文学人类学论文; 文化大传统论文; 四重证据法论文; 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