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人为本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07）06—0083—03
所谓“以人为本”，是指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坚持从普通群众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既注重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提高，同时又现实地关注作为人民群众个体的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利益需求，把“人”作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和目标，并以“人”的利益和生存状态作为检验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标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内涵着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且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图从邓小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分析邓小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一、邓小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价值观
从人学的视角来看，邓小平理论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对人民的关注，处处闪耀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辉。邓小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有二，一是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邓小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是对两者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点上。邓小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民是真正主体。马克思说过，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而要实现现代化，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在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热情支持、积极参与下才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人民是真正主体，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在人”。他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快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 “关键在人”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强调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的，“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就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石，在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中，人民群众成为了真正的主体。
人民是根本目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言”[3] 小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又总结了历史上长期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教训，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说：“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同时，邓小平还确立了“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寻求实现最终共同富裕的途径。邓小平认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对发展生产力目的的规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最终落脚点，是搞社会主义的总目的所在。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
人民是最高标准。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具体体现在他提出的“人民利益标准”之中。邓小平曾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 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则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立足于人民群众这个主体，“一切从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出发，而不是从管理者的愿望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马克思曾说：“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但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却片面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单纯理解为“精神崇高”，而讳谈物质利益，认为物质利益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其结果是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对以“精神崇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质疑，从根本上破除了“精神崇高”的认识局限，确立了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最高价值判断标准。
二、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价值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具体来说，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包括以下内容：
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站在人才建国、人才兴国的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最早提到要把我国由人口大国变成人才资源大国，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建设国家，既要培养大量的人才，更要重视和发现、使用人才，邓小平对此多次进行强调。“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没有开出来，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6]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7]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管理思想成为邓小平“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核心。
强调必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人民群众的素质主要指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的状况，以及这三个方面素质的综合作用的发挥。其中，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作用的发挥是人民群众素质的主导因素。因此，邓小平在提出全党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制定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时，特别把发展教育和科学列为战略重点之一，而且认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8] 。继而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9]“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0] “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11] 邓小平反复强调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注重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具备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标志着邓小平把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放到了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位置。
强调改善和提高领导者的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领导者，应当是具有时代所要求的高素质的领导者。邓小平认为，当领导首要的一条是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12]。因此，邓小平说领导干部“度量要大一点。能容人，能听得见反对意见。要以平常心的态度待人，要能谦虚谨慎。等等。”[13] 其二，邓小平认为，作为领导者，还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这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他认为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14] 其三，邓小平认为，作为领导者，还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坚决反对思想僵化。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 而要解放思想，必须“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强调以人为本的制度化、法制化。邓小平主张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及其他民主权利等，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不是把制度当成一种手段，而是强调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把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及其他民主权利，有步骤地用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邓小平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强调改革不合理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更快更好地进入领导阶层。邓小平的以人为本思想与制度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制度建设的高度上思考以人为本的问题，对以人为本、走向民主与法治社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
所谓“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就是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步走”发展战略、“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中。首先，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看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一重大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整体来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的入手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落脚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后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前者则是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两者互为规定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鲜明地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如果从中任意抽取某一点，片面地加以强调，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涵义，而且还会使游离出来的个别方面变成与其在原“整体”中含义不同甚至相背离的东西。邓小平坚决摒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搞的“穷过渡”，确认“致富不是罪过”，坚持“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最终价值。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充分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
其次，从“三步走”发展战略看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邓小平在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地构思和设计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消灭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和富强指明了方向。“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发展目的上具有浓厚的人民性。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中的所谓“温饱型”、“小康型”、“比较富裕型”等经典性的表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就纠正了过去那种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中脱离国情、只谈各种产品产量达到什么指标，而忽视提高人民相应生活水平，挫伤了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做法。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
再次，从“三个有利于”标准看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他多年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判断改革实践及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要求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并以此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评价主体。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评价标准。总之，邓小平发展价值观的着眼点是人民，正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才使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看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谋求发展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邓小平著作中，虽然没有可持续发展一词，但作为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过程，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最终将损害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邓小平从来没有脱离人类的利益和目的，脱离人类社会去理解中国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持续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必须处理好资源的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关系。他要求在经济工作中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生产，而且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为了保护环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环境，造福后代”。[15] 根据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我国于1992年签署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两个国际公约，并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制订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种从全人类利益和目的出发的发展观正是他“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的最高体现。
收稿日期：2006—09—26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立项课题（06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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