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和区域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4-0149-11
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其生成和发展机制已成为众多学术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数据资料的客观限制，从实证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依然为数甚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制约下，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并非呈现一个均衡的状态，而是受到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现有教育规模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凸显出明显的地域“个性”。为了从深层把握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本研究试图把区域个性纳入研究视角，通过对现状的分析，从中提炼和抽取民办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模式。
基于以上的研究目的，本文将首先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从中汲取观点，并结合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构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其区域发展模式展开分析；最后，对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进行思考。
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的构建
迄今为止，对于高等教育的数量规模的扩大究竟取决于什么外部因素这一经典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大量的解答与说明。因为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再作逐一说明。但若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核心因素：第一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取向；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以及个人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能力，即所谓的社会经济性牵引性因素(pull factor)；第三则是个人的升学需求，即推动性因素(push factor)。而对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因，詹姆斯(E.James)提出了过度需求(excess demand)和差异需求(differentiated demand)两个发展模型。[1]前者是指在公办教育的数量供给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升学需求的情况下出现的私立教育的成长；而后者则是由于公办教育的教育方式或内容无法满足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需求而导致的私立教育的成长。詹姆斯强调正是前者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中私立部门的扩大。与此类似，利维(D.Levy)在对拉美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罗杰·盖格(R.Geiger)在对一些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都强调了该因素的重要性。[2,3]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称为过度需求型，而发达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则主要表现为差异需求型。
然而，以上所述的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象的说明和解释？是否需要根据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特色，对该框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改？
作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围绕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4～7]这些研究指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对社会力量办学形式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后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人才需求的高涨以及民众对高等教育需求大大超越了现有公办高等教育的规模等影响要素密切相关。其中阎凤桥利用目前掌握的数据资源，对我国各省各级民办教育规模在同级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统计分析。[8]研究发现民办教育在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例与人均GDP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概括地说，大量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过度需求的产生这三个角度阐述了民办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框架持相同观点。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探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时，必须沿用传统的发展理论框架。其原因在于这里忽略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的研究表明：许多民办院校的办学者是曾就职于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或管理人员；在创业初期，民办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公办院校的教学设施和设备；来自于公办院校的兼职教师成为构成当前众多民办院校的师资力量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对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依赖性与共享性已成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构建如下的分析框架（见图1），即影响和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可以基本划分为：(1)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2)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3)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4)由于公立部门供给规模有限所产生的过度需求。本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是利用现阶段可掌握的客观数据，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综合地考察上述因素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图1 民办高等教育与四要因间的关系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框架的重要前提是各地区民办高等教育基本处于同质性发展状态，也就是说，把中国整体作为一个单一的模型来进行考察。显而易见，这样的前提设计忽略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区域个性的存在。基于目前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在对民办教育管理工作中，中央政府的影响逐渐淡化，而地方政府的权限趋于强化，即地方分权倾向逐渐明显化等现状，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理论性假设：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地域为基本单位，它的发展与该地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等各因素紧密联系，呈现出地域间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忽略这一点，则无法客观而准确地勾画和描述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世界。
当然，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已开始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证性考察。其中，通过对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从理论角度，郭建如提出应以地域环境为原点，以社会维度、市场维度和教育维度为轴线，把握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空间的必要性。[9]同时，一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开始利用民办院校机构数的指标，尝试对民办教育区域发展水平展开分析。[10,11]但从我国民办院校间的规模差异悬殊①这一现状来看，机构数指标在衡量各地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长期以来人们无法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域分布状况进行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本研究的第二个课题是试图考察民办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状况，旨在探索隐藏在分布状况之后的各区域民办高等教育的成长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尝试了将侧重结构分析的定量研究与注重个性分析的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基础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绿皮书”。由于现阶段可掌握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只限于2001年，在选取其他数据指标时，将数据基年均统一在该年度。而定性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所作的访谈调查及搜集的相关文献资料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探讨的是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普通民办高等院校，并不包括独立学院、学历考试试点学校以及非学历教育机构。
二、分析
以下将利用目前所掌握的客观数据资料，从地区发展（空间演进）的角度，考察民办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格局、生成机制和区域发展模式。
1.从区域的视点把握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
图2是2001年各地区公办高等院校和民办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两维指际散点图。考虑到现阶段公办与民办规模悬殊的特征，我们把两个指标数据都转换为z得分③(z-scores)，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我们就能在任一标准上对每个地区进行定位，并与其他地区比较。通过该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图2 各地公办与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分布的散点图（Z值变换）
注：目前《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教育机构的在校生人数中包含了公办院校及具有学历文凭颁发资格的民办院校两个部分。为了更明确地加以区分，本研究将各地区普通院校在校生人数减去当地民办院校的在校生人数后的数据作为公办院校在校生人数。
可将图2划分为（Ⅰ）高公办·高民办、（Ⅱ）高公办·低民办、（Ⅲ）低公办·低民办、（Ⅳ）低公办·高民办四个象限。该图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民办高等教育的地区间规模差异明显。与规模较大的广东、陕西等地区相比，贵州、青海等地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水准落后，大大低于平均基准（Z值为0）。第二，民办高等教育和公办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非协调性。通过单回归模型，我们发现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公办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然而从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分布在第Ⅱ和Ⅳ象限的现象来看，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单纯地被当地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所左右。相反，分析结果暗示了民办高等教育具有与公办高等教育截然不同的生成机制的可能性。这也是即将在下一部分展开探讨的课题。
2.民办高等教育生成机制的探索
沈鸿敏利用各地区大学报考率的指标，考察了社会经济因素（GDP、失业率）和制度性因素（即各省新生来源计划）对公办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作用。[12]分析结果发现，公立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与社会经济指标与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却与制度性因素显著相关。如果说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制度性框架的牵制，那么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与公办高等教育相比，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的特征是什么？
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参见图1）中，作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除了“政策”之外，假设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和“过度需求”三个因素的存在。在进入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指标的选择上，作些简要的说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经过多次尝试，最终选择了人均GDP作为代用指标，将各地区公办高校的专职教师人数作为可依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代用指标。至于“过度需求”这一因素，作为詹姆斯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至今尚未得到实证性检验。虽然很难采用非常严密的手法将该概念转化为量化指标，但是根据其定义，本研究中尝试了以“大学报考人数和公办高等院校的招生数的差值”作为该因素的代用指标。此外，由于公办专职教师人数与人口规模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从分析模型的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在这里并没有将人口规模的影响纳入我们的分析范围。
以上3个因素指标将作为自变量代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考察各因素和民办高等教育规模间的相互关系。
表1显示了该模型的分析结果（不包括直辖市④）。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具有正的影响作用。与此相同，公办高校的专职教师人数，即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也对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具有正的显著作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过度需求的系数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了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局限于那些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无法吸纳社会升学需求的地区。以上分析显示，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与发展不仅与其周边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度密切相关，和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准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度性因素牵制的公办高等教育不同，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更能灵活地反映社会经济的需求，其生成机制呈现出一定的市场主导型的特征。
表1 民办高等教育规模的多元线形回归分析结果（2001年）
自变量 BS.E β
社会·经济发展水准：人均GDP0.483* .247 .321
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公办专职教师人数 .207** .100 .423
过度需求：（报考者人数－公办院校的招生数） .013 .017 .136
调整后的R[2].467
F值 8.602**
注：****P＜.001、****P＜.005、**P＜.05、*P＜.1（因变量＝各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学生数）
但是，回归分析模型提供的只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模式。从分析结果（调整后的R[2]）可以发现，依然存在着该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地区。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该问题，需要转换研究视角，尝试从区域个性的视点去把握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3.民办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以上的回归分析方式在考察民办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个性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却为民办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性的坐标参照系。在这里，将在上述回归分析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两个指标，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准和可依附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分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阶段⑤的基础上，进行交互分类，以双向联标的方式将结果列在表2。这也是本研究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划分描绘的基本图像。
比较表中9个单元中的地区分布及各地区的民办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可以发现，分布在表中从左上到右下的对角线上（①⑤⑨单元）地区的民办教育规模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程度基本协调和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区可以理解为以上回归分析模型所解释说明的地区。但是分布在这三个单元中的省、自治区有9个，仅占总体的33%。
如果将视线离开这条对角线，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地区（在校学生规模>7000人），即第②单元的福建、浙江、广东，第④、⑦单元的山东、湖北、河南，以及第⑧单元的陕西均分布在对角线之外。如果将对角线理解为回归直线，那么令人意外的是，反而是那些偏离在回归直线之外的地区成为当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军。
表2 民办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图（直辖市除外）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该地区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学生数。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进了上述地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因素和实现基础是什么？为了剖析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下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利用笔者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民办高校办学者的访谈记录及所收集的资料，考察民办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模式。
(1)市场资源依托型——以浙江省为例
与福建省、广东省相同，浙江省分布在“高经济·中教育”的第②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以往经济发展水平只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的该地区，利用自身的优势，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2001年统计资料显示，除上海、北京、天津之外，该地区的人均GDP已位居全国第4位。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地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大量海外企业的加盟。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明显滞后的状态。这与建国初期，政府从国家安全防卫的角度，将该地区原有的一部分高等院校迁往内地，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对该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采取消极态度密切相关。这种历史的原因导致了现有的公办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与当地民众的升学需求、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但是，也正是这种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为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虽然在以上的回归分析中，“过度需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类地区由于公办高等教育的吸纳能力有限所形成的对高等教育升学的“过度需求”的影响依然具有其有效性。
近年，尽管该地区民办高校的收费水准明显高于我国其他地区，民办高校依然能够确保其生源的稳定性。这一现象反映了家庭收入水准，即家庭的资金筹措能力以及教育服务的购买力也是支撑该地区民办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3]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才需求和家庭的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上升，成为该类地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依托基础，本研究将这类发展模式称为“市场资源依托型”。
(2)教育资源依托型——以湖北省为例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较大的另一个群体分布在第④⑦单元，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相对较低，但拥有丰富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湖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
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是以生产钢铁和汽车等制造业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地区。从建国到19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我国重点建设对象，政府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此同时，该地区的高等教育也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尤其是省政府所在地的武汉市不仅容纳了30所公办高等院校，还集中了省内将近75%的高校教师。而这一丰富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成为该地区民办高等教育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2001年，湖北省有3所具有学历文凭颁发权的民办高校，均分布在武汉市内。其中，武汉时代职业学院是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和武汉市水力电力院两所公办研究机构一起创办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学院周边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等公办重点大学除了为该校输送了大量专职和兼职教师及管理人员之外，同时还提供了利用公办高校教学、实验设施的各种优惠服务。武汉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公办高校合作创办的一所大专教育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在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后，经政府认可获得了学历文凭颁发权。
对周边的公办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的依附和共享，不仅可以减少民办院校的资金投入和经营成本，同时也可以充分借鉴和学习公办高校在长期办学历史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民办院校的教学和管理在短时期内走向正规化。本研究将这种发展模式定义为“教育资源依托型”。
(3)政策推动型——以陕西省为例
作为古代文化与经济的中心，陕西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如今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却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人均GDP位居全国第28位。此外，尽管该地区的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在中部地区位居前列，但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仅处于中等水平。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民办高等教育规模的飞跃式扩大。2001年该地区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占全国总体的14.2%，成为广受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民办高等教育的成长“神话”。
一些民办教育的研究者和管理者认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在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该地区的物价、地价以及劳务费用低，为民办高等院校的创办提供了优良的投资环境。同时，这种低成本结构也为民办院校降低收费水准，更多地吸引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升学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一部分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经营头脑的办学者的参与，也是促成该地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的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民办教育发展，但这些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性扶持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则是该地区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对于这一点，郭建如也指出促成西安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独有的无形资本可能是政策”。
2000年，陕西省政府出台了“有关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决定”，明确了地方政府将在土地利用、教师招聘和资格晋升等方面为民办院校提供一系列优惠。该地区对民办教育给予政策性扶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首先，支持民办院校扩大生源市场，允许院校面向省外招生。其结果是，目前陕西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中，来自周边省份的学生达到了60%。其次，在对民办院校的申办问题上，政府放宽设置基准，采用事后评估等手段监督和提高民办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为民办院校赋予了最初的生存权。此外，针对经营不善的民办院校，政府还扮演中介机构的角色，促进民办院校间的合并与重组。
本研究将这种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地区，由地方政府发挥市场替代的职能，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重要引导作用的发展模式称做“政策推动型”。
三、总结与启示
以上，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机制及区域发展模式，从分析结果可以引出以下的一些基本结论和思考：
第一，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和发展与公办高等教育资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这种对公办部门资源的依赖和共享发展模式成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民办院校实现经营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也推动了公办院校资金筹措渠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增加公办院校的收入，最终促进院校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的改善。但是，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种特征的背后也隐含了未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因为，对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依赖与共享可能导致民办院校在教学内容等方面出现与公办高等院校趋同的现象，从而限制民办高等教育特色的形成，最终降低民办部门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准之间形成了连动关系。如果说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依然带有一定的政府主导色彩的话，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机制中已呈现出“市场主导”的倾向。作为在市场机制中产生的高等教育机构，民办院校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其灵活性和对社会经济需求的对应性。但是对于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而言，单纯地依托市场主导模式并不意味着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舞台中政府身影的消失，相反，它需要的是政府改变以往采用行政性强制手段介入高等教育的运作管理的行为方式，转换角色，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间接地促进和监控民办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间的协调发展。
第三，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处在非均衡状态，部分民办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办高等教育发展两者均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与发展是极为困难的（例如表2中的第⑨单元）。这意味着在改善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状况，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方面，民办高等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但是在民办高等教育发达地区中，我们发现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度，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积累状态以及人文、政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了多样化区域发展格局。在经济发展地区，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和居民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的上升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资源依托型”。在公办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存在着与公办院校保持紧密关系，通过对公办高等教育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依附，实现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资源依托型”。同时，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公办高等教育资源优势也并不明显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由地方政府发挥市场替代、补位职能，从政策层面，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政策推动型”。
当然，以上的分析结果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在研究教育发展问题时，必须充分关注各区域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地区间差异显著，在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趋加强的背景下，充分把握各地区的行动模式，从“区域的集合体”的角度把握中国问题，将会有效地加强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考察只是对民办高等教育生成机制和区域发展模式研究的一种探索。其观察范围只限于具有学历文凭颁发权的民办高等院校，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影响机制的观察中，分析焦点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可依附性和过度需求的作用，同时也停留在单一时点的横截面分析。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加强数据的收集和积累，从纵向（时序列研究）和横向（多方面影响因素的考察）两个方向加强研究的深度将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机制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6-02-10
注释：
①根据《中国民办教育绿皮书》中公开的数据进行推算，2001年民办高等院校（具有学历证书授予权）的平均在校生规模最大的是浙江省（5655人／校），而最低的是重庆市（60人／校）。
②有关浙江省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01年和2003年在浙江省教育厅及当地民办院校所作的访谈调查记录。湖北省的资料来源于湖北省教育厅HP（http://www.hbe.gov.cn,2003年11月最终检索）、湖北长江职业技术学院HP（http:// www.whtu.com.cn,2003年11月最终检索）、武汉时代职业技术学院HP（http://www.whtu.com.cn,2003年11月最终检索）、武汉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HP（http:// www.whsw.net,2003年11月最终检索）。至于陕西省的资料来源于：笔者与陕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负责人的交谈记录（2003年，北京）、李维民《陕西民办高校现象剖析》（载《西外民办教育研究杂志》2002年第1期，西安外事学院）、全国人大教科卫委员会教育室《对陕西省民办教育情况的调查》（载《民办教育研究与立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363页）。
③Z得分的定义为，从平均数为μ，标准差为σ的总体中抽出一个变量值x，Z得分表示的是此变量大于或小于平均数几个标准差。计算公式为Z=(X-μ)/σ。
④考虑到四大直辖市中尤其是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GDP及公办高校的专职教师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些奇异值的存在将对整个分析带来很大影响。在本研究中，将直辖市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⑤根据两指标的度数分布从低到高的排序，分别将“100%～75%”定义为“高阶段”，“74%～25%”定义为“中阶段”，“24%～0%”定义为“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