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爱玲[1]2001年在《徐州城市历史地理浅论》文中认为徐州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淮海经济区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它的形成、发展及兴衰演变过程和其他城市并不相同，有着独特的发展演变轨迹。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徐州城市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规律。对徐州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能加深我们对徐州市历史发展过程的再认识，同时也能为徐州市自身建设和再发展提供借鉴，全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对徐州市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基础及其演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透彻理解徐州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基础。徐州地区的地形地貌，在史前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而且在历史时期深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最终形成今天的地形地貌特征；其气候变迁与全国气候变迁的总趋势基本一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寒冷期，但由于徐州市地处我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气候方面的过渡性特点较为显着；同样，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季节变化都比较大；其河流的流量、流程、河道等都发生过某些变化，这些是徐州城市选址与兴衰变化的重要因素。自春秋战国至唐前期，徐州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徐州地区最具优势的人文条件是其便利的水陆交通，这使徐州自先秦以来就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战略要地，并进一步奠定了其作为王国都城的重要基础。 第二部分，作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借助文献与考古资料，从徐州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推测与论证了历史时期徐州城市的规模，分析和复原了资料较为丰富的两汉和明清时期的城市平面布局。两汉时期是徐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鼎盛时期，由于大量历史遗迹仍多深埋于地下，在以往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作者根据考古发掘，汉墓的分布特点椎测两汉时期徐州城市的范围大致应在古汴水、泗水、云龙山与楚王山之间。对于位置不明的西墙，根据卧牛山、韩山汉墓的位置，提出其应在卧牛山以东，今西叁环附近。这样两汉徐州城的面积要比明清徐州城大近1倍。此外，本部分对明清时期徐州城“迭城”现象的形成、城市形状、城市功能分区及街道布局特点等方面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论述。 第叁部分，根据地形、地势及政治、经济、交通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分析、论证了 一 二 一历史时期徐州城市发展的特性及其规律。得出结论：市区周围的山I！I走势限制着城区的空间拓展；城市政治地位的下降是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历史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导致本区经济衰落的直接根源，而经济滑坡则是左右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河湖密布、水陆交通便捷是先秦、两汉时期徐州形成和发展的契机，但隋唐之后交通状况的改变，影响了城市的建设。 第四部分，建国后徐州城市的逐步恢复与发展，一方面为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又给城市建设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针对我国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作者指出了徐州城市末来发展的优势，并就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重点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中新城建设与老城改造之间的关系；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与建设的关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旅游业的地位问题。
吴欢[2]2017年在《交通发展对徐州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认为徐州处于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众多国道环绕城周,又有黄河故道穿城而过,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交通既是基础设施,又是交通产业,交通发展对于城市的空间演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文章从叁个尺度层面探究了交通发展对徐州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宏观层面,通过文本分析和地理图谱的解读,探究了交通变迁对徐州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中观层面,通过计算出行半径,对比交通线路扩展与城市用地扩张之间的相关性,探讨交通发展对城市规模、城市扩展以及城市形态的影响;微观层面,提取1984-2013年徐州商业、居住、工业用地以及水路、铁路、公路交通干线,运用缓冲区分析法,探讨叁类交通对城市功能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1)徐州交通主轴线不断演变,从汴泗二水为主轴,到大运河为主轴,到津浦、陇海铁路为主轴,再到多元交通综合发展,交通干线沿线城镇不断发展,吸引人口、经济、产业在此集聚。(2)交通方式更新加快了人们的出行速度,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交通线路的牵引使得徐州城市发展重心由西南转向南又转向东,道路网络不断完善,使得城市扩张速度加快;通过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分形维数和紧凑度的计算,对比城市道路网布局,可以看出徐州城市用地经历着“扩展-填充-再扩展-再填充”的过程。(3)整体而言,不同交通方式对不同功能用地影响不同。城市中60%-70%的功能用地都分布在交通干线周边。建国以来,徐州作为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铁路对工业用地的吸引力最大;1990年代以来,城市开始转型,公路和水路的影响力增强,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对公路、水路的依赖性较大;近年来,城市转型加速,商业和居住用地发展迅速,公路对城市功能用地的影响突出。最后,针对徐州城市空间发展中交通干线的阻隔、公共交通滞后、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和观音国际机场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城市内部沟通、构建高效公共交通系统、优化功能空间和完善综合交通网络等相关优化措施。
毛丽丽[3]2011年在《两汉楚彭城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楚彭城国乃两汉重要封国之一,基本上与两汉王朝相始终,因而其兴衰存废与内部发展情况,可以较好地反映汉代诸侯国的存在状况。本文运用与楚彭城国相关的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结合汉代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宏观背景,尽可能地还原两汉楚彭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历史面貌,并揭示地方王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探讨这一时期王国制度的特点、影响与作用。本文由绪论、论文主体与结语叁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意义、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研究思路。论文主体部分分叁章：第一章阐述两汉楚彭城国的历史政治沿革,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两汉楚彭城国的历史地理沿革、行政区域变化等基本情况,界定论题中楚彭城国的具体地域范围,并梳理两汉楚彭城王的王位更迭情况,制定相关表格。第二部分,探究楚彭城王的更替、王国兴废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分析强干弱枝的中央政策及血脉亲疏关系导致汉朝对楚彭城国设置损益的政策变化。第叁部分,探讨楚彭城国对中央朝廷的向心及离心作用,重点探究楚国在两汉时期所参与的叁场叛乱,分析其参与的原因、过程及后果。第二章研究的对象是两汉楚彭城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楚彭城国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主要经济成分在汉代经济大背景下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从天灾与人祸两方面探寻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阻滞因素,及这两种类型的灾难对楚彭城国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叁章阐述楚彭城国的文化发展及宗教信仰传播情况。首先,结合中央王朝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叙述儒学在楚彭城国的荣兴与相对衰弱两个阶段的表现。其次,总结早期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的兴起原因,并探讨两者在楚彭城国的历史轨迹与信仰情况。结语部分的内容是对两汉楚彭城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赵良宇[4]2007年在《环境·经济·社会》文中认为传统的徐州城市是军事重镇和地区政治中心,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徐州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起着主导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动,徐州逐渐由传统军事中心和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变,其经济功能在缓慢增强。近代的徐州城市政治、军事色彩极为浓厚,长期保存着大量的传统因素。交通的变革,是徐州城市近代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区域经济社会的长期落后、城市经济发展的滞后、灾荒战乱不断、教育的变革以及交通工具的嬗变都是影响徐州城市缓慢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变动、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嬗变等方面考察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以探索徐州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缓慢转变的根源所在。本文内容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条件与环境的变动来考察近代徐州城市发展演变的基础和前提。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变动方面来考察近代徐州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传统徐州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为徐州城市的近代社会变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山环水绕的地形地貌奠定了徐州城市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既为近代徐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物质基础,又影响着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第二章着力探讨了徐州近代交通的变革。交通条件的变革是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种重要的推动力。交通变革本身是徐州近代社会变迁的较为突出的表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交通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徐州近代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动,从而引发了徐州城市社会的急剧变动。而近代化的交通体系的形成则得益于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修筑与通车。近代徐州公路的建设相比较苏南地区较晚,而且发展较为落后。尽管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徐州与徐属各地的联系,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徐州同江苏其他地区以及与周边邻省地区如山东、河南、安徽之间交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20年代中期,徐州新式交通枢纽地位才真正形成。因此,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徐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从城市经济角度来考察徐州近代城市社会发展与变迁。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近代徐州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近代徐州城市的发展已不再仅仅以政治和军事需要与否为首要前提,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第叁章阐述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演变,着重分析了近代徐州工业发展的特点以及影响近代徐州城市工业发展的因素。徐州城市的经济工业的转型体现着传统经济结构的胎记。近代徐州工业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无论是手工业,还是近代工业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工业结构明显不合理,数量和规模都是很有限。产品主要是销往所在区域,原料大量是来自于徐州所在的区域。区域经济的落后,社会发展的滞后,不能从资源和市场上为徐州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决定着徐州工业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工业化的缺失,导致徐州城市发展基础薄弱。第四章深入探究了近代徐州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的转变及其特点。近代徐州逐渐朝商业化城市方向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表现在城市商业结构的变动,商业组织的革新,商人地位的提高等。近代徐州商业活动日益频繁,百货公司等新式商业不断兴起,商业范围逐渐扩大,经营形式逐渐走向近代化。而商业组织的革新则是城市社会变动的突出表现,主要就是新式商业组织即商会的成立,并在城市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五章探讨了近代徐州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近代传统金融业,如钱庄、典当等行业长期存在,并在1930年代以前在徐州金融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发挥着调节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重要作用。而新式银行业发展在徐州是缓慢的,直到1930年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强。近代徐州工业不发达,使徐州金融业无法找到较强的工业资本作为坚定的基础,而只能较多地与城市商业资本结合起来,因而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和冒险性。1933年的徐州金融风潮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证。文章的第叁部分是从城市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来探讨近代徐州城市社会变迁及其原因。本文并没有罗列城市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是选择了较好体现近代徐州城市社会文化和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若干主题,如城市教育、城市物质文化(交通工具)、城市社会灾乱及社会救助。这些方面既是近代徐州城市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影响近代徐州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第六章从灾害、城市社会救助角度来说明近代徐州城市社会变迁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灾害、战乱对近代徐州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灾害、战乱连绵不断,使徐州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水涝和兵灾对徐州影响最为严重。灾害频繁,持续时间长,危害大。在灾乱救助中,徐州城市的社会救助功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传统救助体系瓦解后,近代社会救助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慈善组织呈现出多样化,参与社会救助的成员更为广泛。地方政府对城市社会救助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但政府的作用还是受到资金和官员腐败等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得以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显示其在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影响力。徐州近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达,其实反映了徐州城市社会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徐州城市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七章讨论了近代徐州城市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城市教育在近代徐州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师范教育的发展较为突出,大学教育相当微弱,而社会教育的发展,则是近代徐州教育的一大亮点,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经费的困乏使得近代徐州教育发展滞后,以至于不能为徐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教育因素是徐州与发达城市之间存在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第八章以交通工具的演变为中心来考察近代徐州城市物质文化嬗变的轨迹及特点,并探讨了交通工具的演变与徐州城市的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近代徐州城里出现过轿子、小车、人力车等交通工具,并且成为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而西洋马车没有出现,其他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如汽车等在徐州古城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始终没有成为徐州市内交通的主力,与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明显存在着差异。交通工具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近代徐州城市发展。近代徐州城市社会的演变是一种多向度的复杂过程,体现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推动着近代徐州城市社会的不断发展。
李梅[5]2011年在《隋唐至明清时期延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轨迹是认识今天城市发展状况的基础。延安市是我国着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自战国建城始,经历了汉、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发展至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延安城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唐宋时期延安作为边陲重地,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反复争夺之地,关系到历代王朝的生死存亡。为此,对其加以研究就更加彰显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再者,就目前的研究角度来看,从历史地理学这一角度对延安城市加以研究的几乎是空白；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对延安城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态环境等方面；就研究的时段而言,主要集中在近现代的研究上。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本文选取隋唐至明清这一历史阶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延安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一方面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填补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延安城市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研究隋唐至明清延安城市的发展演变情况,为今后延安文化名城的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发挥有用于世的作用。具体而言,文章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做阐述：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取这一课题的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延安城在隋朝时兴建的历史地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自然地理基础和人文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两者的综合作用成为其选址的最佳结合点。第叁部分,主要讨论隋唐至明清时期延安城的发展演变,隋朝兴建肤施县并将其作为延州的州治所在,但因水患灾害所致最终将肤施县城迁至府城内,实现了府县合一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明清时期延安城的内部空间布局及其特征,主要从官衙文教、寺庙、观坛、祠祀以及城内街道布局和居民区的分布来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的布局概况及所体现出的布局特色。第五部分,延安宝塔的创建,延安宝塔是延安城的标志性建筑物。本章主要从宝塔山的修建,宝塔的形制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等方面做了探讨。第六部分,主要讨论延安城市的发展对山水的利用,城市的山水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兴建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对山水的利用。本章主要讨论了延安城在发展过程中对其周边山水的利用情况,这主要体现在对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和延河的利用上。本文属于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范畴,学界同仁对古代城市的研究用力颇多。延安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革命的圣地所在,因此研究的人很多、研究的角度也是各有不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隋唐至明清时期的延安城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其做较为全面的研究。
卢闪闪[6]2016年在《徐州近现代武术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武术反映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徐州武术有着6000多年的发展史,是中国传统武术发祥地之一。对徐州近现代武术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保护徐州武术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有助于构建徐州武术文化所独有的理论体系,为徐州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保护、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该研究在结合前人对徐州武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徐州武术发展状况,运用实地调查、专家访谈、文献资料、口述史等研究方法对徐州近现代武术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徐州近现代武术文化形成源于古代多重因素的影响。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徐州武术的传播发展,同时丰富了徐州武术文化;彭祖养生文化不仅对徐州养生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促进了徐州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徐州武术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徐州地域武术拳种纷呈。至今仍流传在徐州的武术拳种多达叁十余个,显示出徐州武术文化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智慧。徐州独特的武术拳种流派形成主要原因有军事战争、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从而推动了徐州武术文化的发展。民国时期,徐州武术活动彰显了文化自觉。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兴起,大大的促进了徐州武术的发展。国术馆的成立,促使了徐州武术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民众的武德修养,为徐州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武术竞赛活动的大力开展,促进了徐州与其他地区武术交流与传播,使得徐州武术逐渐走向国际化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了徐州近代武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州武术快速发展。武术教育融入课堂在徐州地区逐渐得到全面实施;在竞技武术发展方面,无论是散打还是套路,徐州选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武术之乡”的创建、“六进”活动的实施、国际武术文化名城的打造以及“舞动汉风”文化品牌的打造,呈现出了徐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另一番景象。
叶丽芳[7]2011年在《明清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是认识今天城市发展的基础,学术界同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研究用力颇多,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研究上,近年来对中小城市研究的关注也使得本文的写作成为必要。安康是汉江走廊地区的一个山水型城市,城市的发展深受山水地形因素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为更好的认识安康城市发展的状况和加快安康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其他中小型城市的研究,尤其是山水型城市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全文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安康城市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主要从历史背景和宏观、微观的地理因素两个方面入手。安康城址的选择最初是考虑周边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而兴起的,但是这种地理环境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出现了城址的屡次迁移,这中间有地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本章主要探讨城市兴起和促使城址变迁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明清以来安康城市大小的变化和原因。明清时期,安康城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顺治四年(1647年)和嘉庆二年(1797年)是两次典型的变化,战争、人口、山水环境是安康城市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第叁章,主要论述城内的军事、行政建置及街巷分布。探讨明清两代安康城内的行政和军事建置的分布,以及街巷的基本情况,最后总结其特点和影响因素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清安康城内的文化设施(学校、祠祀、寺观、会馆以及庙会等类型)的布局,以及布局的特点或规律。第五章,主要论述周边山水形势对安康城市的影响。安康城市自建立以来深受周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城市屡遭水患,并且无法向更宽广的地方拓建,因此本章分别从汉江和周边的山体两个部分论述安康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利用和改造周边的山水地形。第六章,总结安康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现在关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备受各界的关注,安康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我们如何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建设安康,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康城市最初兴起于汉江北岸的中渡台遗址,是基于此处优越的交通条件与地理环境,但是后来城址的变迁尤其是清朝年间的频繁变迁也说明了地理环境的影响深远。第二,城市规模在明清时期有过明显的变化,尤其是顺治四年和嘉庆二年。第叁,城内的街道是以城门为轴线而逐渐发展拓建的,它将城内布局划分的十分明显,城北为行政建置中心,城东南为文化中心而军事建置经历了从最初的旧城迁移到了新城,并分布在新城东南地势较高的地方。第四,学校主要分布在城的东南角,祠庙、寺观在城内外数量很多,且分布范围广,独具安康城市的特色。第五,山水形势影响安康城市的发展,人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发展航运贸易和旅游业,并修筑防洪大堤以及相应的军事设施、植被造林等对山水地形加以改造和利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明清时期的安康城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其做一个全面的研究。本文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安康城市是如何利用自然地理因素兴起城市和影响城市的布局、发展和演变,着重探讨其山水地理形势对安康城市建设的影响,这也是现如今安康城市发展遇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谢耳又[8]2007年在《浅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地域特征》文中提出地域特征，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一个永恒的课题。作为规划与设计的“原点”，其对规划与设计的后续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回顾历史，优秀园林规划与设计作品都是在尊重地域基址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深刻的体现了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社会属性等地域特征。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风景园林建设飞速发展。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下，西方各种现代造园思想不断涌入我国，各种园林风格与样式在中国不断登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了国内风景园林行业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各地建设中也出现了“众景一面”、“千城一面”等忽视本土地域特征所带来的特有现象。一座抹煞了历史的城市，是一座没有根基的城市，一处没有地域精神的场所，是一处没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场所。一方水土一方园林，这句话值得每一个园林工作者的深思。在以上思考下，本论文试图从地域特征的概念和所囊括的对象入手，界定论文的研究范围，同时针对地域特征的形成过程及其相关因素展开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地域特征的认识，得出相关规律性的认知；在这些规律性认知的基础上，以园林作品案例为中心，对地域特征各项因子在规划与设计中如何应用、如何表达的各类手法，进行了剖析与阐述，以求对当今快速发展的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薛雷[9]2008年在《梨园拉魂第一腔》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地方性民间戏曲的生存和发展,是困扰戏曲界及文化艺术主管部门的一大问题,也是众多学人关注并有待研究的一个领域。本文以流布发展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的民间地方戏曲“拉魂腔”为研究对象,以拉魂腔流布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域——淮海地区,采用淮海区域整体研究与其子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拉魂腔戏曲进行整合性的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区域文化特质的考察与研究,就目前来看,以这种视角对拉魂腔的研究还未曾见,这也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拉魂腔在苏鲁豫皖交界区无可争议的是第一大声腔剧种。笔者意在探寻拉魂腔的渊源、形成、生存、发展等诸方面情状,以及如何与其所处的区域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本选题的研究中,以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田野考察方法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并综合借用相关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最终,以区域文化之视野,洞悉拉魂腔与区域文化之联系。通过该选题的研究笔者认识到:拉魂腔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范围内的一种文化综合的体现。这种区域文化的综合体,不仅指大范畴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而且也具体到方言及习俗等诸方面,这些都对拉魂腔特色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甚至巨大的影响作用。我们也深感拉魂腔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的表现,而且是一种区域文化的表象,并在区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淮海区域文化特色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不难发现,区域文化也因拉魂腔的存在,使其特色更加明显,可见,拉魂腔特色与区域文化特色不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且两者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发展。当下的拉魂腔,在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依然需要区域文化的依托,这一点在对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得以充分地重视,就此,笔者对拉魂腔的生存发展提出了看法、思路和建议。总之,这些连同田野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当可作为民间音乐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证材料和理论依据。笔者在此对拉魂腔区域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实为地方性民间戏曲研究之缩影,故此,其对全国范围内的众多像拉魂腔这样的地方性、区域性的民间戏曲剧种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选点性的研究只是笔者学术研究的真正开始,有意将此类课题研究作为今后之专攻。
梅新林[10]2004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力求达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以及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之目的。 全文由导论和五个章节内容所组成。在导论中，首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支点，然后就“选题缘起与宗旨”、“学科回顾与评价”、“研究理路与方法”叁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鉴于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系统的整体研究与学术体系建构的缺失，本文根据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多元研究的学术理路，紧紧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以文学家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叁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叁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作用与功能。 本文认为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轴线叁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地理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通过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流域轴线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成为中国文学地理版图的“心脏”所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与流域轴线和城市轴心互动相对应的是，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群体始终处于流动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八种方式，四对关系，即授业与求学的同向流动；出仕与隐逸的逆向流动；升擢与流贬的逆向流动；游历与迁居的异向流动。由此分别构成授受、出处、黜陟、动静关系。然后通过这八种方式，四种关系，不断在极化与扩散的两向互动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而言，文人群体犹如其“灵魂”，主要在于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而又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文中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与规律的探讨:归结为八大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运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叁个关键环节的衔接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最终结果。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数据统计、逻辑推绎、时空还原以及交叉综合等方法，以更好地适应与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展开。
参考文献：
[1]. 徐州城市历史地理浅论[D]. 肖爱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交通发展对徐州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机理研究[D]. 吴欢.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3]. 两汉楚彭城国研究[D]. 毛丽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环境·经济·社会[D]. 赵良宇. 山东大学. 2007
[5]. 隋唐至明清时期延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D]. 李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徐州近现代武术文化研究[D]. 卢闪闪. 淮北师范大学. 2016
[7]. 明清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D]. 叶丽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8]. 浅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地域特征[D]. 谢耳又. 北京林业大学. 2007
[9]. 梨园拉魂第一腔[D]. 薛雷. 南京艺术学院. 2008
[10].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D]. 梅新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标签：地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地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徐州城建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武术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明清论文; 徐州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