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研究——对1978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中论文,视角论文,政府工作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2)05-0081-08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发生了一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大变革。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用“自生自发”的秩序作为对市场经济起源与正当性的证明。而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则在其著作《大转型》中，通过对经济史的回顾和思考，阐释了市场经济既非“自生”，也非“自发”，其出现和扩展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时刻处在政府的干预之中。自19世纪以来，自由市场飞速突进，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迅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也被迫进入了市场交换的关系之中，社会和自然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防范保护措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实施社会保障措施也就成为必然。但是上述任何措施都会与市场的自发调节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内在的紧张关系，直到因此而颠覆社会组织本身。
我国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33年了，中国30余年的经济改革推动中国实现了30余年持续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探讨和争论。然而我国目前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共存，政治稳定和政府工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关注改革意识的发展，深化对于改革意识的认知，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本文拟对1978年至2012年的由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假设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集中体现了政府当年度的政府意识，则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来测量政府自1978年到2012年的意识形态的波动和演变规律，并借此预测政府未来的意识趋势。本文将着重于分析阐释政府改革意识的演进状况，以及其在演进过程中遇到的造成重大变动的事实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何种方式上影响政府改革意识的转变，政府的改革意识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政府意识转型的前景预测、政府引导和深化改革意识，并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意见。
一、政府改革及政府改革意识的理论
(一)何谓政府意识
政府意识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研究是目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也是当代的哲学主题。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和观念。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关于“意识形态”的含义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四重含义，包括：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作为虚假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和作为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1](P17)我们所说的政府意识，首先是一种上层建筑，同时也显而易见的是属于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范畴。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P98)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这一表述阐明了意识形态是构成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维护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灭。”[2](P292-293)正因为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所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差别和对立，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被消灭。这是马克思做出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即意识形态是每一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思想。
戴维·伊斯顿将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意识层次、政治典则意识层次和政治共同体意识层次。政府意识层次是负责规划和管理社会中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意识；政治典则意识层次则是用来确认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变化，采纳和管理决策、规则和行为准则的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层次是试图通过共同的社会组织来建构成员之间政治认同的集合体的意识。[3](P233-234)本文所涉及的属政府意识形态范畴。政府意识形态属于伊斯顿意识形态三层次的第一种，但也部分反映了政府和社会的规则意识以及整个共同体意识。
政府意识形态是用来解释政府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府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服务于哪些目的。一般说来，政府意识形态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信仰层面，即关于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和主张；二是认识层面，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策略层面，包括如何生产(制造概念、提出思想、引领话题)、如何营销(论证、解释和灌输)、如何管理(调控舆论、意见、民意)以及如何评估等方面。[4]
政府意识形态也是一个运行正常的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任何一个社会如果缺少主流意识形态，就很难达成社会共识，如果缺少共识，就必将发生暴力和冲突，这样的社会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良性运行的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就是政府规制的结果。政府意识形态在信仰层面、认识层面以及策略层面的功能，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判断，赋予政府和现存制度合法性，并可以增强社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
(二)政府改革及政府改革意识的有关理论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席卷全球的变革就是现代化，各国纷纷摆脱传统的高度束缚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转轨方式：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改革，循序渐进的走向市场经济；二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改革，采取“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拢。两者孰优孰劣，一直引起学界的争论。
渐进式改革又称“中国式道路”，它是指在保持原有根本制度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转换，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
一般来说，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领域进行，给予市场经济一个试验空间；二是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三是双轨制改革，单项突破性改革和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并存；四是倾斜式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口；五是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就是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较低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
激进式改革又称为“休克疗法”或“俄罗斯道路”，它是指在较短时间内按总体改革蓝图，推倒原有制度重新建立自由市场制度的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是选择了这种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激进式改革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重建上选择自由化策略，尤其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即包括价格、贸易和汇率的自由。二是在经济利益结构重建上选择私有化策略，其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主体。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稳定化策略。俄罗斯选择的激进式改革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经济体制的中断，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改革给出了三个层面的理论解释，包括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首先是经济层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根本的。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会促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相应变革。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P141-142)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并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变革的根本制约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核心线索。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终极意义上，强调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在强调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其他因素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政治层面上，众所周知，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经济是社会变革的根源、基础和前提，没有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变革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经济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关系都已经政治化，因此，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变革的实现，还有赖于政治的推动，即有赖于政治变革。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变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保障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时对政治因素给予了特别关注。恩格斯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5](P701)具体到政府改革上，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如果国家政权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如果国家政权逆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在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政府改革的意识对于确保改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改革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改革意识的指导，尤其离不开正确的政府改革意识的指导。在20世纪的中国，指导中国社会变革成功的科学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因。恰如邓小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6](P63)
(三)文本分析的数据采集及处理
在研究的方法上，本文将利用目前较为先进的分析软件Nvivo和SPSS，以1978-2012年总共34份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样本，对每一份报告进行词频分析、意识形态话语对比分析、词频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了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改革意识形态话语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在时间历程上，观察这些变化，以此测量政府自1978年到2012年的改革意识的波动和演变规律，并借此预测改革意识的转型进程。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定量分析和非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理论概括与实践应用结合起来，并汲取西方有关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方法，使之可为政府提供一套客观的、准确的、现实的判断标准和定量依据，这对于改善我国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绩效水平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本文的政府改革意识涵盖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改革意识、经济改革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即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改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合理的地方，使之更加合理完善。
具体到数据采集方面，本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改革”一词代表政府的改革意识，通过对“改革”的词频分析阐释政府改革意识的现状和变迁。同时，由于《政府工作报告》篇幅不尽相同，长短不一，为使数据衡量标准化，本文引入了“覆盖率”的概念。“覆盖率”这一概念来源于本文所选取的分析软件Nvivo，即材料来源在节点处编码的百分比，其原理是词频与文章长度的比值。Nvivo可自动生成词频的覆盖率数据。具体词频及覆盖率数据如表1所示。
二、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历时分析
(一)政府改革意识文本分析数据结果
自1978年至2012年，“改革”一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了2468次。这些“改革”也涵盖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方方面面，譬如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科教文卫体改革、军队改革等等。
本文根据Nvivo软件所采集的“改革”词频覆盖率的数据统计分析，并根据SPSS软件作图，可见1978年到2012年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呈现如下图1的波动变化。
由图可见，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自1978年之后开始曲折地上升，到1990年升至顶峰。1990年之后又趋于下降，但整体上是波动幅度明显的。具体的数据分析描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在所采集的35份中国政府稳定意识的“移动平均值”中，最大值为1.37，最小值为0.04，均值为0.710，标准差为0.291，方差为0.084。
中国政府改革意识最弱的时间为1978年。邓小平执政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在197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改革”的意识尚处于酝酿之中，蛰伏于未来的政策导向和意识形态发展，因而尚不明显。
中国政府改革意识最强的时间为1985年，为1.37。这说明，中国共产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经过几年的宣传、发动、推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到1985年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已非常强烈和坚定。
(二)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平均
由上文“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改革意识波动图”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是在不断波动的。同样的，为了除去随机波动的因素，将政府意识随时间规律性波动显露出来，更好地了解政府意识随时间变迁的本质特征，笔者引入了“移动平均值”这一概念。下面是1978年至2012年的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平均值数据统计分析表(表3)及移动平均值分析表(表4)。①
在所采集的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平均值”中，最大值为0.970，出现在1989年，也就是1985年至1989年的均值；最小值为0.040，出现在1978年，也就是1974年至1978年的均值。②均值为0.676，标准差为0.269，方差为0.072。
由上表可见，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增长，增长至1989年到达顶峰，这说明1974年到1989年每连续五年的均值一直处于快速的增长和加强的过程中。这段时期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并认真推进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之后，虽然中国政府对改革意识的加强不及80年代，但也基本围绕0.800进行上下幅度很小的波动，可见在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对于改革意识是从未懈怠的。
三、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展望
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探讨政府改革意识的发展变化，有别于其他领域对改革的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进程都有其独特的偏向、节奏和次序，而对政府意识进行研究就可以把握这种偏向、节奏和次序，更好地理解社会关系、权利关系和体制变革。本文对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旨在从实际上理解和把握中国政府对于社会改革的认知、态度以及反应的状况，从而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197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工作秩序在1978年恢复正常，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阔别许久终于正常举行，更是因为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3年。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连续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崩溃论”、“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批评，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从来没有间断过，甚至西方的经济学家简单地将中国的转型发展理解为“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越”。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势不可挡，不仅没有崩溃，也没有按照华盛顿思路走向完全私有化，而是创造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竞相发展的中国奇迹。并且，自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有了更多的频率、更新的发展、更广的内涵。我们可以说，1978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也是中国政府意识形态转型的开始。
3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改革”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不变的主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理解和诠释，也是中国政府把握社会局势、执政理念不断增强、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集中体现。从对1978年到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政府改革意识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当社会矛盾凸显、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调整时，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会明显增强；当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又趋于缓和。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但由于深层次矛盾的不断显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又成为了一个中心议题。未来中国的改革，不仅仅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必将提到重要位置。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功也有失去的危险。”
图2 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分析图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作者的知识水平和学术能力，以及特殊原因造成的数据失真，导致论文对一些数据的分析还很不到位，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还很不成熟，对一些现象的解释还不够有力。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政府及政治进行研究，还有很多可待挖掘的空间。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供之后的研究者参考。
注释：
①在此引入1974年至1977年的改革覆盖率数据。由于一些年份的特殊情况，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致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正常举行，使得1974年、1976年和197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缺失。为处理缺失值，本文将离缺失值最近的年份所采集的数据值相加取其平均作为缺失值的代替，得到如下结果：1974年0.04，1975年0.04，1976年0.04，1977年0.04。
②这段时间有部分数据缺失，可能导致数据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