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1]2001年在《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导师 谢安邦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原理 答辩时间 2 0 0 1年 4月大学是一个具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的独特组织 ,目前面对来自环境的种种压力 ,作为它自身文化个性与品格体现的传统大学精神与理念、组织的结构与制度化特征等 ,都成为人们所责难
阎光才[2]2001年在《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组织文化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人们之所以对其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与浓厚的研究兴趣，个中缘由在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研究线路与理性的逻辑推演，在涉及到对组织内部人的行为、组织的基本运作状态、以及组织发展与变革活力等方面的解释上，越来越显露其解释力的苍白与理论逻辑“精致”的荒诞。为此，一些人试图另辟蹊径，从组织自身的文化个性，文化因素对组织人的行为、心理和思维习惯等的影响角度，来解释组织的日常运作过程与状态、发展与变革活力的内在文化动因。大学是一个具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的独特组织，目前面对来自环境的种种压力，如政府的强力干预、财政的日益拮据、纳税人的不断抱怨等，作为它自身文化个性与品格体现的传统大学精神与理念、组织的结构与制度化特征等，都成为人们所责难和质疑的对象。以效益与效率为指向的工具理性也的确在不断地僭越价值理性--大学对非功利性知识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而使人类社会现存的、或许也是唯一的还有可能超越现实的正式组织机构，大学这座思想、精神与知识圣殿，一步步沦落为纯粹世俗意义的场所．如此，作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精神本义--大学组织的文化个性，在功利主义的氛围中也难免被磨平、打光，以至于流于一片灰色的平庸之中。然而，丧失了自己所独有的文化个性，大学存在的理由又在哪里?人们在赋予现代大学组织以各种如大学的产业化操作、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经营等新的理念同时，是否意识到大学与一般组织间在本质上的不同?更何况，在如今产业界中广泛流行的各种新的理念，如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体现分权特征的扁平化结构、组织整体运作的个性化意识和全球理念等等，几乎在传统的大学组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先天上就从来不缺乏上述种种所谓的现代组织理念。而这些现代组织理念又无一不与大学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禁不住要问，在如今理性设计、科学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露、产业部门纷纷把组织文化的营造作为组织创新突破口的背景之下，大学是否也应该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变革冲动?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必要时刻反省的是，大学组织变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单单为了效率和近期、局部的利益，还是把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人类福祉作为自己价值追求?在上述问题背后，其实都隐含着或者涉及到我们对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是什么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带有文化意义的追问。论文即设想带着由这一追问而引发的问题意识，试图从组织文化的视角，采取“识读”的策略，来认识、领会和理解大学作为组织而存在的理由、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大学所独具的文化内涵。希 冀惜助组织文化的视角，在人们所习惯的大学职能与功能的分析维度之外．形败—个文化 分析维度或者文化的分析框架，米理解大学作为一个裕神性实体组织的本质属性。 由此，论文将不得不过问自中世纪以来，大学所自奉的并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印 因为只有把握组织的使命感或使命意识，我们才有可能埋解组织内部各种箱神理念、社会1 责任生成的原发机埋、历史脉络及其内在的箱神实质；而组织的精神实质的外显形式是制t 度化，它深深地嵌刻于具体的组织结构之中，并赋予大学以特有的制度文化内涵来潜在地3 影响人们的价位迫求、对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理解和圾维习惯等等；大学内部日常的各种冲Z 口 突以及它与环境间的频发的危机，地具体反映了上述影响的存在，从中，我们还可以领会 组织发展与交迁的文化意义，进而，可以解释和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模式多样化存在的理由 及其合理性。 以上便是论文几个主耍章节，“组织的精神传统与文化个性”、“组织构成文化意义的 原始要终”、“文化的冲灾与融合”、“大学的组织文化模式”相互间逻辑关系构成的缘山。 最后，论文结合所谓的后现代时代大学面临的困境和价值危机，对大学传统精神与制皮文j 化内涵的合法性及其续存意义进行专章阐释。 总体上，论文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研究 的目的并非指向问题的澄溶，而足缘于问题意识展开的带有逻辑性和领悟性双重意义思索． 因此，毋宁说该研究的目的更倾向于向人们提供一种可供相互交流与启发的文本，它伴随 研究者的思维轨迹贯穿于行文过程之中，而没有轻易给出武断的结论。我认为，这也是文 化研究的内在属性使然。也惟其如此，人们才能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之中，也带着自我经验、 感受和意识与研究者共同来理解研究对象的精神意义所在，并达致视界的融合，而不会囚
陈何芳[3]2005年在《大学学术生产力引论》文中研究说明提高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基本心态。人们不断呼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产业的生产力、企业及员工的生产力,等等,并且出现了“生产力经济学”这种专门的学科。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和人类社会的“动力站”,也必然要关注自身的生产力状况。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学者与学术资源相结合,通过知识的授受、创造与应用而形成的培养专业人才、发展知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它是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得以存在的能量基础,是大学整体学术实力和学术资本的象征。只有提高大学学术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大学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大学也正是通过学术生产力的发展来赢得社会的支持,并由此获得发展的条件。大学学术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从要素上讲,它由大学学者的生产力和学科知识的生产力两个方面决定; 从过程上讲,它可以分解为学术活动的生产力、学术体制的生产力和学术文化的生产力; 从结果上讲,大学学术生产力又直接表现为大学的教学生产力、科研生产力和社会服务生产力。以上叁组八个维度的“生产力”,都可以分析它们的特性、生成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大学学者是大学学术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他们既有生物性、能动性、社会性等一般劳动者的共性; 也有知识性、专业性、教育性、超越性这些职业特性。大学学者通常面临学科与院校的冲突,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叁种活动之间的冲突,以及业务角色与政治角色的冲突等。他们的自我定位、自律自主、不断创新、自我更新,直接影响其学术生产率。因此,要促进大学学术队伍群体力量的最大化,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培育大学学者的奉献、探索、求实、批判与合作精神。学科知识是大学学术生产的基本材料。对人类知识总体的借鉴与发展能力,是大学学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学中的知识是分学科的,学科的发展为大学及其学者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沃土; 大学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大学学者头脑中,学者的脑力劳动成为一种灵动的“知识工具”和“知识产品”; 大学知识的疆界是游移的,根据大学学者与“科学共同体”之间联系的紧密与松散、广度与频率而定。大学学术活动是大学学术生产的根本途径。大学的知识传播、科学研究和知识应用活动,构成了大学学者学术劳动的叁个中心; 大学学者工作与生活高度关联的特性,以及他们对于学术职业的深刻认同,使得大学学者的“学术化生存”得以可能。要实现大学学术活动的优化,就要克服大学学者专门化、学术组织割据等弊端,在“无形
李华兵[4]2017年在《多模态的意义潜势与多元识读能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多模态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20世纪90年代年以来语言学、传播学、认知科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人类交际常常涉及到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模态的综合运用。单模态和多模态从古到今一直存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单一模态越来越向多元模态演变。因此,多模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秉持社会符号观,将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都看作人类的意义潜势,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往往根据当前话语的情景语境及社会文化语境,综合运用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人际交流,从而形成多模态语篇。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在多模态研究中,综合运用语篇分析、语料库检索、电脑模拟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表意资源进行综合研究,描写和分析多模态语篇中的各种符号与行为体系,旨在揭示其复杂的表意机制。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指导,针对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图像和文字并重,综合运用图像与文字的表意功能及其互动关系来呈现英语语言知识,传授英语语言技能,成为该类语篇的一个显着特点。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教材进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注意传授英语语言知识,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同时还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学会综合解读图像与文字的表意功能及其互动关系。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采用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着重分析其中的图文关系及其意义潜势,并探讨其对于培养学生多元识读能力的启示,旨在回答以下叁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像包括哪些类型,有何分布特征?这些图像和文本之间有何关系?(2)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像有哪些意义潜势(功能)?这些图像如何与文本结合,体现新课标的教学理念,实现教材的教学功能?(3)正确解读和阐释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文关系及其意义潜势对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有何启示?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多模态话语分析法、观察法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梳理相关文献资料,构建多模态视域下的图文关系与多元识读能力分析框架;接着从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收集具体材料,分析各类图像及其意义潜势、图文关系及其功能,探讨图文关系对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的启示;最后总结归纳,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文关系主要包括详述、修饰、投射、排版、固有、组织和延展等类型,其中详述类图文关系分布最为广泛,涵盖整套教材各单元板块和复习部分,尤其体现在英语词汇学习上;修饰类图文关系也较为常见,涉及教材的各个板块,尤其体现在各单元的主题图;投射类图文关系(含话语泡和思想泡)覆盖了教材的多数板块,尤其体现在各单元的主题图和对话部分。(2)图像符号的使用贯穿了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各册、各单元及各板块,既体现了一致性,也体现了多样性。在构图意义方面,这些图像主要体现为文先图后和图先文后两种方式;在图像和文本内容方面,更多表现为图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文衍于图,少部分表现为图衍于文。在互动意义方面,这些图像更多表现为索取关系而不是提供关系;社会距离主要表现为亲近,图像中人物体现了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概念功能方面,它们主要体现为反应过程,尤其是let’stalk板块中。此外,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像充满了中国元素,符合新课标的课程要求。(3)正确解读和阐释我国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文关系及其意义潜势,有助于在传授英语语音、词汇和语法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同时,结合教材中的多模态语篇,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看到,新课标小学英语教材中的图像极为丰富,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能够较好地阐释教材中图像的功能,揭示图文关系的意义潜势,对培养小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多模态语篇分析和语言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今后有必要结合包括小学英语教材在内的各种教育语篇,针对图像和文本意义潜势以及多元识读能力培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构建一套完整而兼容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并通过大量个案研究,聚焦多模态话语实践,为其提供充分的实证支持。
吴国娟[5]2005年在《大学制度创新：组织文化的视角》文中提出大学制度创新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当前学界对大学制度创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但相关论着或强调大学制度创新的意义:或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倡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或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探讨大学制度创新的模式与路径;而就文化因素对大学制度创新的影响和作用缺乏系统的研究。无庸置疑,文化因素是大学制度创新中的重要变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图借鉴文化学和社会学及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从组织文化的视角对大学制度创新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期能为研究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新视角,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所助益。 本文首先界定了大学组织文化与大学制度创新等相关核心概念。然后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探讨大学组织文化和大学制度创新两个变量之间的基本关系,并由此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本文重点探讨了大学组织文化对包括大学组织结构、权力体系、人事制度、教学和科研制度等在内的大学内部制度创新的影响和作用,并就构建何种有利于大学良性发展的新型大学组织文化进行了思考,提出以新型大学组织文化为基础,不断推进大学内部各项制度的创新。 本文认为,只有积极倡导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人文精神,并构建和谐开放的新型大学组织文化才能更有利于大学制度创新的顺利进行。
赵娟[6]2013年在《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之文化阐释与建构》文中研究说明溯源于西方的钢琴,已经是与当今中国音乐形影相随的文化载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间,中国社会音乐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钢琴一直是社会音乐教育中学习人数最多的,普及性最广、对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门乐器,钢琴课程在我国音乐教学中涉及的绝非仅系一种乐器的教学,而更关系到整个国民音乐教育、民族音乐事业的根本。钢琴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钢琴课程,钢琴课程承担着选择、传承与创新音乐文化的天然使命。因此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钢琴教育的根基---钢琴课程。本论文从文化学的视角对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进行审视,针对当今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文化缺失问题进行研究,以文化中的钢琴课程与钢琴课程中的文化两条线索展开论述,主要目的在于阐明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文化本质,探求钢琴课程的文化内涵,对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进行文化重塑。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组织框架如下：第一章,导言：关注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以文化的视角。本章主要陈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相关文献综述；阐述研究的国际课程研究背景、文化学与音乐人类学研究背景及音乐教育哲学理论基础；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提出论文研究的问题,阐明研究思路、视角及方法。第二章,中国钢琴课程的本土化历程。本章主要对钢琴课程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本土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钢琴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分为萌芽与探索阶段(1840年-1949年),发展与停滞阶段(1949年-1978年)与振兴与崛起阶段(1979年至今)。前两个阶段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发展极为缓慢,从第叁个阶段起才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本章以这叁个发展阶段为研究对象,对钢琴课程的教学机构、教学模式、教材与教学方法的特点进行总结与梳理,从中反映出不同的时代文化特征,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今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现状及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第叁章,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文化原理概述。一方面主要依据特定课程理念及相应的课程政策文件(如音乐课程标准等),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对音乐文化以及钢琴课程的关系的认识。首先音乐文化与钢琴课程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音乐与文化、钢琴与音乐文化以及钢琴课程与音乐文化等多维关系来阐述。接着以文化的、审美的、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为理论基础论述钢琴课程的“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文化品性。然后阐述钢琴课程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积淀功能、传承功能、选择功能、创造功能以及文化交往与和谐社会功能。最后论述钢琴课程的文化旨趣所在,即培养具有良好音乐素养与文化修养,具有音乐创造力的“文化人”。第四章,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文化批判。本章首先重点批判了钢琴课程目标文化的“工艺学模式”,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的遮蔽。随后从课程内容文化层面批判了钢琴课程内容以演奏技能和曲目为中心的片面单一,以及钢琴课程中音乐文化精神的缺失问题。在钢琴教学文化层面则批判了当今社会音乐教育钢琴教学脱离儿童的生活世界以及音乐创造能力的严重萎缩与衰退的问题；在钢琴课程评价文化的层面批判了以钢琴考级为中心的应试教育钢琴课程对“人"的忽视以及导致音乐创造力衰竭的问题；最后提出构建以国家音乐课程标准为指导的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文化的观点。第五章,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理念的文化建构。本章提出建构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主体性”、“综合性”、“创造性"等叁个课程理念。首先提出确立儿童在钢琴课程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主体性”的钢琴教学原则以及钢琴课程的内在价值——激趣及激趣的原则。随后阐释了雷默的“综合性”音乐课程观以及“综合性”钢琴课程文化内涵两个方面内容。最后提出发展钢琴即兴编创能力提升音乐“创造性"的观点以及世界着名音乐教学法的音乐创造教学的启示两方面内容。第六章,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目标、内容与教学的文化建构。本章首先提出钢琴课程的叁维总体目标；具体阐述了“以音乐能力为中心”的钢琴课程目标内容；论述了钢琴课程目标与儿童音乐能力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然后对钢琴课程内容从音乐感受与欣赏、钢琴弹奏技巧与识读乐谱、钢琴即兴编创内容、以及乐曲诠释与多样性音乐文化等四个方面进行全面的阐释和构建。最后从回归儿童“生活世界”的钢琴教学及教学组织原则、“综合性”钢琴教学的实施以及钢琴即兴编创教学策略等叁个方面进行钢琴课程教学文化的构建。结语,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的“人文回归”。本部分阐明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要解决钢琴课程中的文化缺失问题,就要正本清源,使钢琴课程从偏离其文化本质的道路上走向“人文回归”的正轨上来,从而培养具有良好音乐素养和文化修养的创造性人才,建构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的钢琴课程文化。这是21世纪钢琴课程改革和发展的使命和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必定是“人文”引领的钢琴课程。
李卫东[7]2010年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文中指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特点,实行内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对校内某些领域实行优先投入,达到特定组织目标的一种组织行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管理策略,也是一种大学组织行为,主要包括大学的公共建设、学科建设、重点项目建设以及人才建设等。我国大学近十几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组织结构、组织任务、组织文化等日益复杂。大学必须以其有效的绩效回应外界的要求,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大学面临两种看似矛盾的资源环境：一是大学近年来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作用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资源；二是与大学资源不断增加相比,大学组织内部仍然处于资源短缺的状态之中,主要是由于成本上涨和大学组织目标的无限性所造成的,资源约束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资源短缺将会对决策起到支配性作用”。一般来说,大学通常通过内部的调整来适应外部变化,包括调整任务、结构和战略目标。大学需要确定一个任务的优先顺序,保证优先满足那些它认为重要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组织的行为同时还必须符合大学组织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价值追求。因此,大学在发展战略中要确定发展重点,合理配置对大学来说非常紧缺的资源。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自身发展的理性行为,也是大学组织应对外部要求和压力尤其是大学之间竞争的策略之一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层面(学校层面)的大学组织行为,它涉及到大学组织资源的配置,不仅资源数量巨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组织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决策机制,反映了大学组织中组织成员行动的制度环境。这种大学组织行为的主要特点有：其行为主体是大学组织,是学校层面的组织行为；其行为本质属性是大学内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其行为机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行政机制,以顶层设计为起点,以学校的行政力量推动；其行为价值取向是绩效取向；其行为目的是指向大学特定的组织目标。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类型主要有叁种：以大学组织目标为导向的、以知识创新为导向的和以学科发展为导向的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在大学组织内部形成了激励效应、精英效应、重点效应,造成了大学内部的分化,主要是人员分化、学科分化以及权力分化。在实践中,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存在公平问题、效益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制度问题,而要改进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应首先分析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析应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大学组织中的人的维度,即个体、群体和组织；二是从大学组织的结构要素维度,包括组织动力、组织结构、组织决策、组织文化。在组织行为动力方面,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行为动力主要来自于合法性机制,即大学采取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内外部环境的要求,是大学为了取得政治的、社会的和内部的合法性而采取的理性行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另一种动力机制是竞争性机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展开对合法性和人才资源的竞争。在大学组织内部,由于不同群体的角色、需求、地位以及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中的收益不同,对其认知态度各不相同,形成了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动力和阻力。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决策过程中,由于资源与权力的双向循环特点,大学中掌握资源较多的单位、群体和个体获得较大权力,而这又加固了他们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中获取大学公共资源的能力。大学重点建设的决策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协商的过程,其中存在讨价还价、游说、寻租等组织政治活动。在组织结构方面,大学组织的管理结构、学术组织结构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产生影响,两种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要求组织行为进行适应。在组织文化方面,大学的组织文化潜在地规定了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而其中管理文化、学术文化以及大学组织的文化内在地存在冲突,大学内部重点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文化因素,进行文化的整合。针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影响因素,其改进策略在原则上一要关注大学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关注大学组织的人的因素,叁是要关注与大学组织行为密切相关的组织决策、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在具体的资源配置策略上,本文提出,大学应守护大学核心价值,建立共同愿景；建立稳定、公开的大学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围绕知识创新配置大学公共资源；引入外部评价,建立“利益无关者”学术评价机制；调整组织结构,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与合作的环境；发挥大学公共资源的保障作用,防止大学内部过度分化。本论文试图通过研究大学的一项具体的组织行为,关注大学组织的结构和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通过对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学组织行为的解析,归纳、总结出了影响大学组织行为的因素,进而提出大学组织行为分析的基本理路,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组织发展中大学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的发展趋向,进而更好地理解大学组织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为大学管理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和视角,促进大学的组织发展。
张红峰[8]2010年在《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文中认为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在知识的传承、创造和应用活动中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特征。古典组织模型在构建完美结构形式的同时,往往将人或者群体当作分离的、甚至孤立的对象,从而导致关系型思维的缺失。本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切入,运用博弈的理论和分析范式,沿着价值、结构、权力政治叁个视角中的动态路径,对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充分把握价值选择层面、组织内部各利益实体、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采取的策略选择,利用理论推演或模型分析求得博弈的均衡所在,并在期望“纳什均衡”的引导下,调整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策略和行动规则,从而为重构大学组织秩序形成思路,也开拓了用博弈理论研究大学组织的崭新领域。大学组织中利益的生成与表达存在着不确定性、被导向性、比较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要素,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利益本身存在着“超越经济理性”的一面。大学组织的利益结构中既有着冲突性和一致性特征,还表现为不同得益之间的共存,所以用博弈论分析大学组织变革中的问题,需要从利益关系、主体策略选择以及均衡出发,形成完整的博弈分析范式。博弈理论思维下的大学组织是需要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的。在价值视角中,围绕着大学组织的价值关系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而其中历史和文化是大学组织价值选择过程形成博弈“聚点”时赖以说明选择行为动机的一种方式。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大学组织体现出“依附”的价值倾向,但是这一倾向必须建立在对学术内涵最大的包容和尊重上、必须要能体现出大学学术人员“心灵的良知”；组织发展中追求卓越的真实内涵应该是建立在对长远公平基础之上的卓越,管理文化中的效率思想也应是对自由和创造性探索充分思考以后的价值选择。大学组织需要对传统的理性观点作重新的思考,在结构视角中,工作权利的分配随着大学组织底层厚重的特质变得更加值得探讨。权利下放是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之间的权衡,同时权利转移的博弈数学模型分析应以基层院系“努力”作为一个协调期望策略,通过模型的数学求解洞察博弈的过程与根源所在。在结构视角的协作环节,论文还分析了院系之间围绕资源配置的“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围绕“优异经验学习”的主题构成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通过协调博弈矩阵和构造动态微分方程,揭示了学科组织学习中的困境；论文也指出科际联合的矩阵结构中许多学术利益和资源利益冲突的成因。组织政治中的利益是分析任何组织情境政治维度的出发点,通过组织中的身份来表达,而权力则是组织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从对大学组织中权力的语义辨析中,认为当前权力研究话语的批判者借助于自我建构的权力体系试图充实、完善大学组织中的权力理论,但消解以后的重构依然是建立在语义不清的基础之上,所以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主语”式的大学组织权力所形成的结构。权力的体现与联盟的形式密切相关,通过对大学教授评议会中夏普利值的测定,看出联盟投票权分配方式导致了参与式民主和授权的幻觉。从大学组织中的各种谈判现象可以发现,无论是价值创造还是价值索取,都可以通过类似于“标杆”或者“可信承诺”的策略,找到彼与此之间的解决办法。论文最后通过个案——P学院组织变革实践中的博弈现象分析,揭示了叁个视角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并且在自然情境下验证了前面所阐述的理论分析。用博弈论对大学组织变革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求解,可以通过：第一,期望均衡下博弈聚点的不断调整；第二,遵循制度化的回应以及合作理性走出“困境”；第叁,亦“此”亦“彼”,利用大学组织变革中协调策略找出彼与此之间相互的关联。最后依据博弈的机理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大学组织秩序。
姜雪[9]2015年在《大学文化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其研究更多倾向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探讨,相关理论研究或相对集中或较为浅显。因此,对大学文化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其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我国目前高校文化建设提供路径和方法指导。正确理解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源起,明晰其形成的动力及机制,将会为大学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建构思路及建设路径,对帮助高等教育管理者厘清思路,认识到大学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环节,实现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出于大学文化研究自身理论范式缺乏的原因,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尝试从实践论和组织文化理论双重视角对大学文化的形成进行探索,以大学人的主体性为主线,对大学文化内涵、形成本质、形成动力、形成过程、形成机理与机制等内容进行探讨,提出大学文化形成的两种基本机制。本文认为文化形成本质是人作为主体对外部环境进行实践的积极性成果。大学文化的形成是大学人在对高深知识创造、理解、传播、保存、加工和创新的实践过程中,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内部的过程中习得的“共性”。大学实践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大学人、高深知识、外部环境成为形成大学文化的叁动力因素。其中,大学人决定了大学文化形成的必然性,高深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大学文化形成的独特性,外部环境决定了大学文化形成的特定性,大学文化是在叁动力因素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被多数成员接受、认同、共享、传承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大学文化的形成就是大学人对自身的“遗传”文化进行选择、整合、建模,最终达成共识,形成一个新的范式的过程；是“目标、信仰、价值观、神话、仪式等”一系列不完整元素产生和趋向完整,最终形成一幅较完整的学校文化地图的过程。共生、共识和共享是大学文化形成的关键。依据大学人的主体定位,本文将大学文化形成机制进一步分为主导型(GENTAC模型)和自发型(SENTAC模型)两种基本形成机制。主导型大学文化的形成强调的是大学文化主要源于学校领导者的主导与引导。自发型大学文化形成强调的是大学文化源于学校教师的自我养成和演化,是大学教师在大学日常运行过程中经过磨合和相互协商与妥协的结果。但无论是主导型还是自发型,领导者或教师都是以群体形式出现。同时,每所学校文化的产生并非只由一种模式形成,实际上往往是几种形成机制同时存在,只是在某一时期内某一种机制起主导作用而已。
唐振平[10]2006年在《当代中国大学自治管理体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文献分析、例证、对比和调查的方法，从大学的要义出发，以论证中国大学自治的合理性。在分析中国大学百年演进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基于自治的中国现代大学外部管理体制设想，并构思了合大学内在逻辑和普遍精神的大学内部管理制度。 全文共六章。第一章是导论，阐述了选题和研究的依据、对象和方法，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结论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人文精神等大学经久不衰的传统具有普遍性，可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与此同时，还对大学自治的得失进行了分析。第二章分别从法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寻觅了我国大学自治的理据，提出了大学自治的社会学依据。第叁章根据我国大学的发展轨迹和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指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存在的问题，预见了大学经营时代的到来，阐述了大学改革的动向和发展趋势。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的多元主体趋势和影响大学发展的关联因素，阐明了大学的沟通机制，构建了政府、大学、社会之间关联互动的大学外部管理体制。此外，还重点对大学校长的质素要求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模式设想。在分析大学权力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究了我国大学新的权力结构系统和组织扁平化问题，并重新勾勒与改进了我国大学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及大学管理运营人才的培养，着力讨论了我国大学文化和伦理建设问题。第六章为本文的末章，主要结合前面五章的研究，前瞻了中国大学未来和新时期中国大学的多重使命，阐述了历史给中国大学人的昭示。研究表明，中国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其常青常新的根据依然是世界大学普遍的精神和价值追求，我国大学的发展必须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结合。中国大学和大学人，只有始终与祖国共命运，与民族共忧患，与人民齐奋斗，与时代同步伐，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圆满完成历史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J]. 阎光才.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D].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3]. 大学学术生产力引论[D]. 陈何芳.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4]. 多模态的意义潜势与多元识读能力研究[D]. 李华兵. 西南大学. 2017
[5]. 大学制度创新：组织文化的视角[D]. 吴国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05
[6].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之文化阐释与建构[D]. 赵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7]. 大学内部重点建设[D]. 李卫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8]. 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D]. 张红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大学文化形成机制研究[D]. 姜雪.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10]. 当代中国大学自治管理体制研究[D]. 唐振平. 中南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