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4)03-0071-06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大学的“哈姆雷特难题”——To be,or notto be,this is a question.对整个教育而言，人与文化的问题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的大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大问题，才能更好地为“科教兴国”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从文化的视角来透视和诊断当代大学通识教育，就会发现存在如下三大方面的严重问题：
一、全球化的“两重性”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两难处境
人们在揭示全球化的“两重性”时，将全球化形容为是一把机遇与陷阱并存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世界文化的融合、交流、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在同时，推动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价值主体是西方世界，在文化领导权方面，以西方为主导，突出西方文化中心，西方话语体系和文化霸权构成了对第三世界文化殖民的危险，有人将其概括为“霸权对主权”的尖锐的文化矛盾与冲突。
全球化的“两重性”使得大学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时面临一种两难处境：全球化给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创新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文化创新规律中关于“文化的杂糅性与世界性”也要求我们必须学习、消化、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以此作为创新本民族文化的新鲜成份和活力要素。高等教育自身也需要面向世界培养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与各国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不仅通晓国内而且通晓国际“游戏规则”（尤其是按照涂又光先生的“文明三分法”所讲的物质生活领域和部分社会生活领域方面的“游戏规则”）、在国内和国际上均有一定竞争力的创造性人才有关。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高等学校就必须参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已经突破了国家疆域的限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相信，要在未来的就业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国际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要适应时代的要求，高等学校就必须以新的观念和姿态，向全球范围的国际化方向发展，培养具有世界文化眼光、广闻博见的人才，培养具有全球意识、较高文化品位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然而在学习异质文化方面，大学通识教育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专业教育领域充斥着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专业之外，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其实知之甚少，在广闻博见方面文化基础很差，“睁眼看世界”其实看的只是“专业世界”，这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以及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国际化趋势是相距甚远的。
而从全球化的另一重属性，也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来看，它首先突出的是西方语言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注：李维武.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J].高等教育研究，2000,(3):7.）存在着“霸权对主权”、“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文化殖民与文化安全”的尖锐矛盾。当今的很多文化殖民现象都是在“与国际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堂而皇之进行的。随着全面计算机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到来，西方文化正借助着语言优势，在全世界实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使非西方国家的公众无意识地甚至积极主动地对西方秩序和文化逻辑给予认同，而忘记了这个过程中根深蒂固的利益、种族、文化歧视与偏见，以及贯穿始终的经济与话语上的不平等，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具体到大学教育领域，项贤明教授认为“大学之道与文化殖民”之间有着不可开脱也无法开脱的牵连。著名比较教育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在《教育与殖民历程》(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一书中曾经直截了当地说“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注：Philip G.Altbach & Cail P.Kelly.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Transaction Books,Inc,New Brunswick,1984,237.），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文化殖民过程。项贤明认为，如今的中国其实几乎没有了或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学，有的只是属于西方世界的“University”，一种“universal university”，这里的“universal”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有了“普世主义”的微妙扩展和复杂转换。与这种扩展和转换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在我们的大学乃至在整个精英文化层面上的绝对权威地位的确立。在这种大学里，最受推崇的文化是西方的而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就其语言符号而言，英语比国语具有更高的“表述权威”。不仅大学，中小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从内部进行自我殖民的一种文化机构，因为从中小学的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到基本的教育理念，西方的文化霸权无不得到充分体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教育制度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打入殖民地国家文化传统中的一枚永久的楔子（注：项贤明.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J].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2,(4):5-7.）。通过这枚楔子，西方世界成功地介入并主宰了整个第三世界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系的权力结构，使得文化的殖民在政治、经济的殖民失败以后可以让人浑然不觉地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和感受到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过程在我们教育中的普遍存在。试看我们当代的大学教育充斥着西方的理论、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西方的学术标准，大学教材开始直接用外文原版，发表文章和著作缺少西方的理论作支撑就“底气不足、档次不高”，在某些领域有严重的“集体失语”现象——不能用自己的民族话语体系来发言，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学的学术界是普遍存在的，流风所及，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我国的大学教育也在历史经验教训中看到了通过“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的重要性。大学教育中或者割裂文化整体性的“纯粹教物质之律”的专业化主义，或者割断历史的“文化从零开始、重新建立”的文化虚无主义，或者是“梦里不知身是客，误把他乡作故乡”的后殖民主义，都是文化自觉问题上的悲剧。文化自觉的建立，针对的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上的无根心态，或文化上的忧患意识。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在提升民族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弘扬民族、国家的观念上仍然任重而道远。一些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坦然宣称，民族、国家与自己无关，那都是些空洞的概念。涂又光先生深刻地指出大学人文教育的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要救国！要救我们的民族！”。
鲁洁老师也认为大学和大学师生比社会其他机构和阶层人士所受的文化殖民程度更深、更严重，而且还存在大学精英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西化或自我殖民化以维护和巩固其在本土社会精神贵族地位的现象。联系到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所说的那句广泛流传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是否可做多种阐释与解读呢？可否认为毛主席根据他本人的成长经验而充分意识到西方的大学只适合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而完全不适合人文与社会学科人才的培养呢？在西式的大学里谈“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是否完全构成悖论？
大学及其文化精英的殖民化进而带动了民族文化的殖民化，于是“大学成为文化殖民的机构”，此论断虽有偏颇之处，但确实发人深省。在全球化“普世性误导”下，人们错以为全球化中真的存在某种普世共识或文明主流，与之接轨才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这样做的危险性在于使人们自愿把自己纳入到强势文化中，从“被殖民化”到“自殖民化”。从而丧失了文化上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民族独特文化被解构，引发民族生存的危机。面对民族文化被解构、被放逐的危险，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注：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7-29.）。应当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走向世界必须同时注意两个方面，既要树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普遍增强其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又需要认清全球化进程的机遇与陷阱，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要注意“大学之道与文化殖民”的牵连与潜在的危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注意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非完全与国际接轨。现代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有这两方面的文化觉醒意识。
二、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困境
民族文化应该由两大方面构成：代表民族文化过去成就的传统文化和代表当代民族文化新成就的本土文化。分析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困境就从这两个维度着手。
首先，从大学自身的文化状态来看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困境。
大学通识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现代大学的文化状况太不如人意了，分析大学通识教育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离不开对大学自身的文化困境的分析，当我们聚焦于这一方面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大学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既远离传统又未能步入现代的无枝可依的文化状态。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是在中国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而是自西方引进的，并且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它的建立一方面出于国人对于“富国强兵”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结果。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大学和大学文化是后发外生型的，这使得中国大学先天上就失去了文化上的根和内在依据（注：涂又光.论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1996,(5):6-8.）。
不仅如此，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华人文教育传统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中华民族有着横贯几千年的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人文教育是中华传统人文教育的主流，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只是进入近世，国门大开，欧风美雨纷至沓来，使得这一传统饱受冲击，几至断裂。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的发展，难以汲取原有丰富的自身资源。
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以及对于“什么是大学”问题的认识偏差淡化了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导致了对传统文化处理上的简单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大学文化意识形态化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和行为，使中国大学刚刚趋于成熟的大学文化精神流失殆尽，大学文化基本上被政治文化所异化，传统文化被批判、糟蹋、横扫，濒于绝灭，沦为垃圾的命运是在劫难逃。不仅如此，我国高等教育的那种单一而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得以形成和发展，一个文化认识上的原因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种误解以为：一种新的文化可以在一片空白的土壤中产生。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一度采取了过分批判甚至是排斥的态度，从而淡化了大学的文化氛围。“所谓传统文化，一般指经过世世代代的选择、批判、更新而流传至今的文化，是文化中的瑰宝。这一文化瑰宝是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而在自己的土壤中生存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全盘否定前人的文化成果而完全另起炉灶，必须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惟其如此，文化才能繁荣昌盛。我们知道，任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乃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作为传递高级文化、探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教育更是如此。它应当有最博大的胸怀，接受世界上的和本民族的一切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经过整理、选择、传递、更新、创造，用以培养新一代的学子。这种文化也当然包括专业教育内容，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高雅的文化氛围、广泛的文化熏陶，对一个大学生的成长是不可少的，然而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误解却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加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使人们的注意力较集中地放在了科学教育上，人文教育的削弱便成了一种带共同性的倾向”（注：文辅相.我国大学的专业教育模式及其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0,(2):7.）。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学文化从恢复到建设的历程并不平坦，一方面由于文化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原因是“边界条件”中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这导致中国大学从总体上说既远离了传统，又未能步入现代，呈现一种“无枝可依的状态”。为此，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文化需要汲取传统的大学精神，力求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的本真含义。杨启亮老师则从文化与大学的角度出发，就“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提出质疑。著名学者涂又光先生在《文化的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深刻揭示了“中国的大学”与“在中国的大学”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坚持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关系是第一层意思，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应是第二层意思。否则就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China)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AUniversityofChina)（注：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1998,(6):7.）。走出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困境必须要改变现代大学无枝可依的文化状态。
其次，来看本土文化的传播发展与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文化代表着本民族文化在过去的成就，那么本土文化则更多地意味和指称着本民族文化在当代的新发展、新成就。当大学教育移植西方模式、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成果、充斥西方话语中心的时候，在西方文化的霸权扩张面前，本土文化的传播发展在大学通识教育中几乎没有合法的席位和存身之地。
石中英教授在谈论“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时指出，一代又一代的本土青少年从学校中学习的不仅是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有对自己本土知识以及其所建构的整个本土文化的自卑和蔑视。伴随着这种本土知识被压迫的过程，就是本土人民心灵的殖民化过程和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因此，本土知识的重新合法化在相当程度上要解除这种心灵的殖民化，重建本土知识传统。
在西方知识霸权以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的名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学校也被这种外来的打着普遍性旗号的西方知识所控制，成为推行西方知识霸权、压迫和解构本土知识的工具。学校尽管还是位于本土的学校，但已经不是“本土的学校”了，已经被某种外来的知识权力异化了，不再能够承担起本土社会知识与文化传统的使命了。学生进入到这样的学校，一方面不能学习到系统的本土知识，另一方面会对自己的本土知识传统感到自卑，因为它们不符合学校里所传递的知识标准，不是“真正的知识”，也就不愿意从身心回归本土社会，更谈不上能够承担起发展本土知识、建设本土社会的重任。学校也不能满足本土社会延续和发展的知识需要，不能培养从感情上、理智上认同、接纳、思考和献身于本土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是学校教育与本土社会关系的“异化”：本土学校传递本土知识、满足本土社会延续和发展知识需求的基本职能落空了，学校转而成为控制和压制本土知识、解构本土社会的合法化、永久化的工具。克服这种异化现象，“重建本土社会、促进内在发展”，应当成为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使命（注：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10-115.）。
为防止自觉不自觉地滑入到片面维护和实施西方知识和文化霸权的行列中去，教育自然应该承担本土知识的保存、传递和发展的重任，教育目的、内容方法乃至教师的素质等也都应该从本土知识的视角加以重新认识或阐述。大学通识教育应在本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上发挥作用，这也是大学教育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的一种重要体现。
三、大学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困境——如何会通、超胜与创新
应该说，前些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素质教育思想大讨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我国对大学专业教育模式的反省、改革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当越过了对专业教育的局限与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两者关系的“认识阶段”而进入到“行动阶段”之后，又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核心就是如何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融合贯通，并达到在会通基础上的超胜与创新。
关于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文化及创新问题，早已不是要不要对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了，对此，高教界通过对过去高度专门化的大学专业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早已达成高度的共识，普遍认为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存在以下问题：在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过弱的人文陶冶”；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普通教育目标淡化”等等。换句话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界早已越过对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这一类问题的认识阶段，而进入到如何进行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行动阶段了。例如华中科技大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举措在全国都很有名气，迄今为止，人文素质教育讲座已经举办了七百多期，平均每个星期举办一到三场，场场火爆。此外面向全校学生、不分文科理科的自然科学讲座也隔三差五举办一场，声势也不输于人文讲座的气势。院士论坛、大学校长论坛、博士论坛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校园文化氛围的浓郁在学校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其他的举措还有：要求理工科博士生考《大学语文》，要求研究生学习中外经典名著，例如机械学院的博士生必须学习老子的《道德经》、教育学院的研究生必须学习孔子的《论语》等等。然而，在这种种“热闹现象”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进行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们都有过这样的困惑，“校方要求我们学习《论语》、《老子》、《道德经》，可是这些几千年前的传统道德教条与今天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更多时候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很多又与中国的国情不相符合，无法直接迁移。”这就给大学提出了“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如何引导学生通晓古今、学贯中西？在现如今的大科学时代如何让学生文理会通”等文化建设与创新方面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会通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当代民族文化，以此来培养高素质高文化品位的创新型人才。
综合上述，对大学通识教育中存在的诸多文化问题，我们不能不反思。随着21世纪人们对知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的批判和解构，在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毫无疑问地掌握、记忆、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是否导致了“偏见”的产生？并依靠教育的力量使这种偏见合法化？教育所追求的个体发展是否是迫使青年一代不断遗忘本土知识和整个传统文化的过程？教育追求的社会发展是否导致了本土社会隶属于一个不断扩张的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注：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16-120.）？现代教育的“乌托邦”已经破产，我们必须追寻教育的新曙光，必须立足于文化，立足于人与教育的内在关系，探求大学进行通识教育在学习西方文化和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方面的新的路径、方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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