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类别论文,目录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5-0011-06
史志目录，是指我国古代正史、国史及典志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也 包括清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数十种补史艺文志。这类书目一般不独立成书，而是作为史书 的一个组成部分，“附丽于史籍以行”。[1](P199)自从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 以来，史志目录不断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长期以来，人 们虽然对史志目录的产生发展过程有所介绍，对《汉志》、《隋志》等也作了专题探讨 ，但却很少对史志目录进行宏观研究和理论总结。笔者不揣固陋，拟专就史志目录的类 别及特点作些初步探讨，祈望方家指正。
一、史志目录的类别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编纂的书目数量繁多，且著录的内容范围和体制结构各不相同 ，形成不同的流派和类别。近几十年来，治目录学史者时常有人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 古代书目进行分类，但对其中的史志目录却极少再进行类别划分。程千帆、徐有富在其 《校雠广义·目录编》中提出史志目录可细分为三类：一是正史里原有的《艺文志》或 《经籍志》；二是正史原书本无，后人补撰的，及原书虽有，后人补编的《艺文志》或 《经籍志》；三是其它史籍里的目录。[2](P167-182)严格地讲，这不是为史志目录分 类，而是根据史书的体裁划分史志目录的不同范围。事实上，同类史书的目录其性质和 体例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别很大。例如，同样是正史艺文志，有的纪一代藏书，有的 纪一代著述；有的有小序，有的只简单地著录书名。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同属政书目录，但前者只记书名、作者，后者则书名、小序、 提要俱全。相反，不同类型的史书其目录的体例有时又惊人的相似。如《旧唐志》、《 新唐志》与《通志·艺文略》的著录形式就基本一致，而有些补史艺文志在书名之下博 采文献，间下按语，采用的则是《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冯浩菲《中国古籍 整理体式研究》一书根据书目的分类体系，把史志目录区分为七略体、四部体和杂类体 三种。所谓七略体史志，即沿用《七略》六分法分类体系的史志，此类史志实际上只有 《汉书·艺文志》一种。四部体史志，是指《隋书·经籍志》等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史志 。杂类体史志，即不用传统的七分法和四分法，自行分类，较为驳杂的史志，如郑樵《 通志·艺文略》即属此类。[3](P275-293)图书分类的确是综合性目录的一大要素，但 仅此一端尚不能决定目录的本质特征。况且，就史志目录而言，《隋志》的四部分类法 是对《汉志》分类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自《隋志》确立四部分类法后，历代国史艺文志 、正史艺文志及补史艺文志几乎都遵循四部分类法的成规，因而单凭分类体系很难合理 区分史志目录的不同类别。鉴于此，笔者认为对史志目录进行分类，必须着眼于目录的 著录内容与体制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史志目录的不同特点。从著录内容范围 来看，史志目录可分为以下三类：
1、纪一代藏书的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2、纪一代著述 的目录。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及各种补史艺文志等。3、通录古今有无之书的目录。如《通志·艺文略》、《续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 》、《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如果从目录的体制结构来看，史志目录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四类：
1、书名、提要、小序俱全的目录。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四部《国史艺文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等。2、有书名及小序而无提要的目录。如《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这类目录虽无提要，但书名下往往有附注，或注作者，或注亡缺，或注真伪，多少可以弥补缺少提要的不足。3、有书名及提要而无小序的目录。如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姚 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黄任恒《补辽 史艺文志》等。4、既无小序又无提要，只著录书名的目录。如《旧唐志》、《新唐志 》、《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
如上所述，史志目录的体制结构有偏有全，有繁有简。编目、提要、序是构成目录的 几大要素，其中书目或篇目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舍此便不成其为目录了。因此，凡史 志目录必然著录书名，只是有些史志的书名项只有书名、卷数，有些还包括著者、真伪 、存佚等等。提要又称叙录或解题，其内容主要是概要介绍一书的大旨、内容、价值及 作者的学术和生平事略，有时也叙述受授源流，辨驳异说，考订讹误。王欣夫先生说“ 提要之作，最有用，也最不易”。[4](P30)序分总序、大序和小序。总序冠于史志之首 ，是全志的纲领。大序是介绍目录中各部(大类)的说明性文字，小序则是介绍目录中每 部之下各小类的说明性文字。大序和小序的内容主要是概要介绍各部类典籍的性质、源 流、演变以及分部分类的原则等等。余嘉锡先生认为：“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 序则尤难之难者”。[5](P62)目录的体制结构不同，其社会功用和参考价值也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书名、提要和小序俱全的目录其著录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文献价值和学 术价值最高。有小序而无提要，或有提要而无小序的目录次之。只简单著录书名、作者 、卷数的目录又次之。至于著录内容是纪一代藏书还是纪一代著述，各有各的价值和作 用，而且正史目录由汉唐纪一代藏书发展到明清纪一代著述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 ，因而不应有优劣高下之分。
二、史志目录的主要特点
史志目录虽然在著录的内容、范围和体制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与 官藏书目和私家藏书目录等相比较，它又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人编制目录，其目的一是纲纪群书，即将凌乱繁杂的图书 分类部次，使之井然有序，便于保管和考索；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人明了各学 术派别的性质、内容及其渊源流变。汪辟疆先生曾把古代目录学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 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和读书家之目录四派。在他看来，目录之学贵在折衷学术，竟 其流别，而“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换句话说，“所谓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者，本史家志艺文之天职。溺其职者，则非良史”。[6](P4-5)史志目录 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始于《汉书·艺文志》。该志卷首有篇总序，概述经学及诸子的分化 、秦汉图书的聚散及刘向父子的校书和编目情况，是全书的纲领。接下来在著录每类书 目之后皆有一篇小序，每“略”之后又有一篇大序。这些序文从不同的范围和层面，剖析了西汉以前学术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以《六艺略》为例，班固于每篇小序中首先 追溯各经的起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然后叙述其传授系统及衍分的派别，最后叙述古文 经的来历及其与今文经的异同。在《诸子略》各家小序中，班固也是先推言某家学术出 自某王官职掌，其流为某某氏之学，然后总括该学派的主旨，并评其利弊得失。班固如 此重视条辨学术源流，无疑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清人章学诚称赞说：“《汉志》最 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 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7](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张尔田也说：“ 班《志》之部居群籍也，考镜源流，辨章旧闻，不诩诩侈谈卷册，与藏家目录殊，不
评论失得，与官家目录亦异。盖所重在学术流别”。[8](P1697)
《隋书·经籍志》卷首也有一篇三千余字的总序，详细叙述了图书的起源、作用以及 历代典籍的聚散流传情况，可以上继《汉志》之缺。四部之后各有一篇大序，分别概述 经史子集的起源、演变及其利弊得失。部下每小类之后又各有一篇小序，其中经、子两 部的小序所论学术源流大致不出《班志》的范围，史、集两部因新增了十几个类目，作 者也一一补叙其渊源流变。总之，《隋志》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班固“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的传统，对各学术派别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分析得相当简明扼要，有助于人们 了解学术的兴衰变化。王重民先生称赞“魏征仿《七略》的辑略作了《隋书·经籍志》 的总序、大序和小序，为各个部类与学术发展史的关系，各个部类内图书的沿革、内容 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这就把四部分类法的方法和理论又提高了一 步”。[9](P92)张舜徽先生也说：“汉、隋二《志》，可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 为用尤宏，而未可徒以簿录视之也。[10](P38)
此外，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或以细密的分类，或以辑录体提要，或撰写小序，也都在条辨学术 源流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2、分类精密，著录完备。“目录之两大要素，曰分类，曰编目。有书目而不分类，未 得尽书目之用也”。[1](P58)比较而言，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细密，而且善于继承创新， 在目录学发展史上贡献良多，其中尤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郑樵《 通志·艺文略》表现突出。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谨守刘氏《七略》遗法，分群书 为六略38种，分类细密，条理清晰，不仅创立了一个能反映当时学术和图书文献全貌的 书目分类体系，而且对后世的图书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汪辟疆先生所说：“刘《 略》班《志》，乃始有书籍分类，且极精密，后世四部之法，多源于此”。[6](P137)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也一直为人所称道。该志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的成就，在分类上开始正式以经史子集标目，四部之下再细分为40类，又附录道、佛两 家15类，共计55类。这种新的分类体系不仅全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成就，适应 了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的趋势，代表了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最高水平，而 且影响深远。以后的官簿私录大多遵循《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只是在个别类目上有所 调整损益而已。郑樵在分类法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变传统的七分法和四分 法为十二分法。《艺文略》把古今有无之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 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12大类，这就大幅度增加了大类类目，打破了四部分类法 的樊篱；二是他在大类下分家(82家)，家下分种(442种)，由此开创了三级分类方法， 使图书分类更进一步科学化、细密化。王重民先生评论说：“宋代以前的分类表仅能分 到两位，从郑樵才分到了第三位类，这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9](P149)后 来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因受郑樵影响也特别留意于分类的细节。他在全书最前面设“制书”一卷，后面是经史子集四部。五大类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又分子 目。章学诚虽对《国史经籍志》有所不满，但却称赞其分类“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 亦有可节取者焉”。[7](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精密，而且著录图书数量繁多，范围广泛。中国古代藏书，一直以 官藏为主。“盖一代之兴，必有访书之诏，求书之使。天下之书既集，然后命官校雠， 撰为目录。修史者据为要删，移写入志，故最为完备，非藏书家之书目所可同年而语” 。[5](P167)不仅如此，有些史志目录所依据的不止一部官修目录，而且往往还有新的 补充，因而其著录数量不仅超过私家目录，也往往超过同时期的国家藏书目录。比如， 《七略》是根据汉成帝秘阁藏书编修而成，班固因之作《汉志》，又增补了刘向、扬雄 、杜林3家50篇，著录图书超过了《七略》。《隋志》自称四部著录“通计亡书，合419 1部(据姚振宗考证实际著录4757部)，49467卷”，加上附录道经、佛经2329部，7414卷 ，其数量不仅超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也超过魏晋南北朝任何一部官簿私录。《新 唐志》自称著录开元时藏书53915卷，开元后唐之学者自为之书28469卷(实际收录开元 书目52094卷，开元后唐人著述27127卷)。两者相加，其数量大大超过《群书四部录》 和《古今书录》，吴竞等私家藏书目录更无法与之相比。《宋史·艺文志》取材于两宋 四部《国史艺文志》，著录更为丰富，共计为9819部，119972卷。这个数字不仅超过《 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及《馆阁续书目》，也超过《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 录。《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著述4633种，105970卷，虽然纪藏书与纪著述不具有可 比性，但就著录数字而言，这也不是明代一般官私藏书目录所能比的。更值得一提的是 《通志·艺文略》，该书通纪古今，存亡并录，总共著录10912部，110972卷，748篇， 12章，37图。自有目录书以来，这是收录文献数量最多的一部目录。
著录图书数量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著录范围的广泛。《汉志》的“增入”，《隋志 》的“梁有今亡”，《新唐志》的“不著录”，都是努力扩大著录范围的具体表现。另 外，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图书品种的不断增加，许多史志目录往往通过增设类目以扩 大著录范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郑樵的《通志》。他在《校雠略》中宣称：“ 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 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显然，他不仅要纪“有” ，而且要纪“无”；不仅要纪“今”，而且要纪“古”；不仅要纪“崇文四库”，而且 要纪“民间之藏”。总之，他要“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关于图书的品 种和门类，郑樵很重视图谱文献和金文石刻，因而他便在《艺文略》各大类中兼录图谱 ，又于“文类”之下创设“碑碣”子目，收录《碑集》等17部金石目录。除此之外，郑 樵还于《艺文略》之外，另撰《图谱略》和《金石略》，备载历代图谱表格及金石名目 。这些举措无疑是一个创造，它大大扩展了史志目录的著录范围。
3、前修后续，拾遗补缺，连续性和系统性很强。史志目录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 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前修后续，拾遗补缺，由此形成贯通古今的正史目录和政 书目录两大系统。
正史目录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拾遗补缺。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增补刘 向、扬雄、杜林等人在西汉末季完成的著作。唐修《隋书·经籍志》，鉴于前代史书大 都缺艺文志，所以不仅纪隋代藏书之盛，还要上溯六朝图书流通情况，力求能与《汉书 ·艺文志》和袁山松的《后汉书·艺文志》相衔接。《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官藏目 录编纂而成，对开元以后200年唐人著述没有著录，后来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 ，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补入了开元以后唐人著述2万余卷。尽管如此，正史中有艺文 志的毕竟只有6部，许多朝代的图书情况仍缺乏详细记载。鉴于此，自清代以来许多学 者纷纷为正史补写艺文志，先后出现了黄虞稷、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 、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
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和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等三、四十种。如果把这些补史艺文志与原有的六部正史艺文志相配，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就可以构成一个前后相连，古今贯通的正史艺文志系列。
政书目录也存在续补问题。郑樵《通志·艺文略》“纪百代之有无”，其下限当在两 宋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据汉、隋、唐、宋四朝史志成书，其下限至南宋 嘉定。清乾隆十二年，大学士嵇璜等奉敕编修《续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两书 都有《经籍考》。其中，《续通考·经籍考》上承马氏《经籍考》，著录宋宁宗至明末 的典籍。《清通考·经籍考》则著录清初至乾隆初年的著作。后来，刘锦藻又撰《续文 献通考·经籍考》，补录乾隆至清末的著作。乾隆三十二年，嵇璜等又奉敕编纂《续通 志》和《清通志》，两书都有《艺文略》，其著录内容与郑氏《艺文略》相互衔接。通 过清代续修《三通》的工作，政书目录也前后相连，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政书目录系统 。
无论是正史目录还是政书目录，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如此重视前修后续，拾遗补缺，使 其著录内容相互衔接，贯通古今，由此构成一部完整的综合目录。这种现象在其它类型 的目录中是极少看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
4、重视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探讨和目录学发展史的总结。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目录 学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但一些史志目录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对某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很注意总结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得失。以《隋书·经籍志》 为例，该志的序文涉及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首先，志序开篇就谈到经籍的作用和起源 ，认为经籍出自史官。后来簿录类序又提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体制堙灭，不可复知”。这种目录学源于史学的论断影响深远，至今仍在讨论。其次， 该志明确提出目录学具有“弘道设教”、“为治之具”的政治功用，并极力强调古圣先 哲著作的重要性，将儒家经典置于首要位置，而将“无益教理”的道经佛典屏弃于四部 之外，附在目录之末。其三，该志首次提出著录图书要“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即把 内容“疏远”的图书分门别类，“近密”的图书则归于一类或相近类目。在著录每类图 书时，先著录隋唐实有的图书，然后再将同一体例或同一内容的齐梁尚存而隋代已亡的 图书附录于下。这种著录原则和方法也被后来不少目录沿用。另外，该志还历述了汉隋 之间目录学发展过程，又设“簿录类”著录其书，对有些目录也略有评点。
郑樵《通志·校雠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求书 、类例、著录和提要等问题。关于求书，郑樵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求 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 代以求。关于类例，郑樵撰有《编次必谨类例论》，其主旨是图书分类要严谨细密，“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过分类达到“存书”和“明学”的目的。此外，郑樵还论述 了“一类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和“见名见书”、“看前看后”的归类方法。关于 著录，郑樵主张通录古今，不遗亡佚，全面记有，兼录图谱金石。他特别强调记录亡阙 书的重要性，为此还专门写了《编次必记亡书论》和《书有名亡实不亡论》。关于提要 ，郑樵认为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为此他专门写了《泛释无义论》、《书有不 应释论》和《书有应释论》，主张“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并批评《 唐志》“一概不释”而《崇文总目》又“一概释之”。除此之外，郑樵还阐述了“不类 书而类人”的标目原则及“校雠之官必久其任”的编录人选思想。
明人焦竑私淑郑樵学风，撰《国史经籍志》。他也强调类例要严明，其“簿 录类”序云：“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分则书亡。向、歆剖判百家，条纲粗立。自是 以往，书名徒具而流别莫分，官滕私楮，丧脱几尽，无足怪者。”该志最后附《纠缪》 一卷，对汉、隋、唐、宋各正史艺文志，及唐《四库书目》、宋《崇文总目》、《通志 ·艺文略》、晁氏《读书志》、马端临《经籍考》等在归类上的谬误分别予以辩驳纠正 。对此，昌彼得、潘美月给予了很高评价：“自西汉哀帝时刘歆编《七略》，我国有了 目录书，也可以说初步建立了目录学。而要到一千一百多年后，郑樵撰《校雠略》，才 有探讨目录学的专著。但此后却暗然无闻。焦氏《经籍志》所附之《纠缪》，探讨前代 诸目部次的缺失，虽不足以方驾《校雠略》，但尚有其历史的意义。《纠缪》上距《校 雠略》之完成，达四百五十年。下距章学诚撰《校雠通义》逾一百八十年，章氏《通义 》第二卷实仿焦氏而作。这些都是焦氏《经籍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11](P 191)
以上四个方面，既是史志目录的特点，又是其优点。正因为如此，史志目录才能在众 多的书目中独树一帜，成为古典目录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至今仍受学人推重。
收稿日期：2003-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