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人传记主体意识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传记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意识形态规范，新中国前二十七年文人传记写作受到极大约束。需要改造和忏悔的知识分子基本丧失了为自己或他人“树碑立传”的权力。写也只能写主流意识肯定的作家如鲁迅，能发表的也是“革命回忆录”之类如郭沫若《洪波曲》（即《抗战回忆录》，修订改名后在1958年第7期至12期《人民文学》连载）。直到新时期，文人传记写作才开始兴盛。
这里所说文人传记分为两类：一是规范传记，即以长篇形式展示了传主较长人生阶段。如李辉《文坛悲歌》、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羡林《留德十年》、蓝翎《龙卷风》、贾植芳《狱里狱外》和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二是具有传记性的回忆散文。它们多为零碎回忆，记载了传主人生片断，可称为“亚传记”。如刘海粟《傅雷二三事》、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梅志《记吕荧与胡风》、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和柯灵《遥寄张爱玲》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四本（《我的朋友胡适之》、《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在家和尚周作人》和《贵族才女张爱玲》），青岛出版社出版的《思想者说往事》、《思想者说感动》和《思想者说命运》三本，收的都是这类散文。
1933年胡适为《四十自述》作了篇自序，内中说道：因深感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他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而“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①。无论规范传记还是亚传记，都有胡适所说的价值，但前提须是“赤裸裸的叙述”。换言之传记写作必须真实，也就是中国史传传统的“信”。作为修史的良知与原则，“信”体现的是客观性，但恪守客观绝非易事。如《史记》，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被视为史传典范，但钱基博却以为：“太史公的《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还认为“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②。钱先生的评价可视为一家言，但认为写史须“持中记事”则显然在理。传记写作虽然不像修史严格，但同为非虚构历史叙述，要求真实客观则是一致。
尽管历史叙述应该尊重事实，但实际没有纯客观可言。叙述主体必然有价值取向，主体意识必然有倾向性。要求恪守客观又难免主观倾向，这是历史写作的根本难题，也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元矛盾”。只能说多些“求真”意识，多些“持中记事”，就能更接近历史事实。反之则会偏离甚至扭曲历史真相。作为个体言说，文人传记的主体倾向往往更为明显。
针对传记写作存在的随波逐流现象，有人认为应该坚持主体意识。这对主体意识还是一种简单理解。随波逐流甚至见风使舵也是主体意识表现。不管什么原因，这种“识时务”最终还是主体自己的选择，是其意识中原本存在的“劣质”。主体意识是包括思想立场、文化素养、欣赏趣味和人格性情的一种复杂集合体，又非一成不变。我们不能对主体意识进行先入为主的“本质”确认，认为坚持了就万事大吉。主体意识是错的，不随波逐流也仍是错的。李辉曾谈到夏衍的一个回忆：1975年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了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写完，要在狱中多待几天，结果晚一周出狱。李辉认为：“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③ 周扬这种崇拜，除折服领袖思想和毛泽东的个人魅力，还包括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权力意识。因此无论理解与否，周扬对毛泽东指示都是不折不扣执行。对于周扬，这种领袖崇拜已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主体意识。坚守这种主体意识当然有问题。
对于传记写作的客观性，不随波逐流固然应该，但坚守什么主体意识更为重要。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当代文人传记写作中主体意识的一些普遍问题。
一、缺乏自审意识
应该说新时期文人传记写作普遍带有“还原历史”的愿望，即意在呈现曾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真相。但我们对作者能否无所顾忌的恪守客观还是难免存有疑问。其中，缺乏自审意识和公正立场的主体意识或者说主体倾向，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程光炜曾谈到回忆录和传记史料中呈现的“八十年代”文学状况，指出：2002年后，随着《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周扬与冯雪峰》等一批回忆录和传记作品的出版，不仅使相关文学史写作出现了“掌故化”现象，也导致“八十年代”文学状况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历史叙述。并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传记作品“可能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更带有作者本人那种价值上的‘倾向性’或者某种‘辩护’色彩”。④ 我认为，“掌故化”历史叙述“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倒没关系，而且还是有特色的历史叙述。关键在于“倾向性”和“辩护”色彩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如果价值评判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考虑更多的是自我“辩护”，那么即使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叙述也是“片面真实”。不仅难言客观，甚至会混淆视听。“为我所用”正是缺乏自审的个体倾向，显然也是非公正立场。
这里不妨以丁玲一篇回忆文章为例来说明这种主体意识倾向。
1982年3月8日丁玲写了篇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与作者1942年“赶写于三八节清晨”的《‘三八’节有感》，整整过去了四十年。文章讲述了首次批判《‘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情况，共有八人发言，毛泽东作总结。毛这样区别两者：“《“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⑤ 作为与《野百合花》齐名的被批判作品，《“三八”节有感》从延安妇女生活状况出发，为延安妇女缺乏独立处境鸣不平，体现了丁玲的个性解放思想。该文结尾还有个“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这种文字在当时延安环境，无疑非常尖锐。但不知毛怎么理解《“三八”节有感》的“建议”。事实上《野百合花》也有建议，批评本身就含有建议。《野百合花》“前记”中，王实味明确说明自己写作此文是痛感李芬事件（李芬是北大1926年级的文学院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被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被枪决前李芬特意穿了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的可怕，担心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传染到革命生活⑥，王也意识到“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写《野百合花》这种文字肯定会有所冒犯。但由于希望延安是“圣洁的”地方，因此就看不惯延安生活也存在言行不一、官僚主义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现象。这种批评怎么没有“建议”呢？这暂且不说。关键是毛认为丁是同志，而王是托派。这种定性非同小可：王被处决虽是康生指使，但不能说和毛的定性无关。毛的保护使丁玲得以过关，也使她对领袖的保护终生难忘：“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⑦
从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思想运动，但看不到政治斗争的严酷和历史的悲剧，只见到丁玲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感激。有研究者指出：“丁玲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经历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伤害，值得人们同情。但另一方面，丁玲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揭发了王实味，后来又揭发了萧军、萧也牧、胡风”⑧ 对这种“反戈一击”，丁玲更只字不提。丁对毛的感激当然有其他原因。延安时期毛和丁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丁玲1936年11月到达陕北保安时，毛亲自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欢迎会。随后丁玲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写词相赠，赞扬“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见欣赏。此词先以电报发往红一方面军转丁玲，后在延安手书相赠。又可见毛对丁的细心。这虽然可以说是领袖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显然有私人意味的情谊。1979年丁玲为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篇前言，谈到当年写这部长篇小说时身体不好，腰痛得厉害，但并不觉苦，“因为那时我总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⑨ 寥寥数语，感恩之情跃然纸上。
政治斗争当然也存在个人空间，从人性角度看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面对历史时只从个人情谊出发，历史评判也采取自我“辩护”立场，其历史叙述当然缺乏公正立场。在这种倾向中，且不说“持中记事”，基本历史状况也会弄得含混不清。事实上，这种个人感激不仅影响了丁玲创作，也严重制约了她对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客观评价。
文人传记写作和文人现实生活中，缺乏自审现象并非鲜见。张中行有篇回忆梁漱溟的文章，内中指出：老北大同仁并非都文如其人，倒常有人格与文品的矛盾，而梁漱溟则“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而梁先生“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压力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⑩。张中行对梁漱溟的评价是否很客观姑且不论，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缺乏自审意识的现象更为普遍。正因如此，晚年巴金的忏悔才振聋发聩。《随想录》不仅提出了“全民族忏悔”的重要话题，很多自我忏悔文字也感动了大家。如《怀念胡风》中，巴金对自己当年参加批判胡风的历史有如此表白：我“感到耻辱，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后人原谅我”。这些绝不原谅自己的话相当朴素，却体现了严厉自审的态度。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不少人认为钱的“精神自传”，实际贯穿了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与学术史的思考，显示了作者对知识界种种困境的深刻反思。反思集体当然必要，但我更看重的是作者从自我反省开始的写作立场。如作者认为在不少历史罪恶中，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而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由此袒露了自己的思想局限、人格缺陷和种种错误，从而强调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悔恨”和“知耻”的廉耻意识。
二、缺乏独立品格
关于主体意识的复杂性，前面说到两点：一是随波逐流也是主体意识表现；二是错误的主体意识不随波逐流也仍是错误的。随波逐流不必多言，显然是种可悲选择。而不随波逐流坚持错误主张（多是价值取向问题），尽管从思想意识看需要改变，但就能够坚守个人立场而言，则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独立品格。这里听说缺乏独立品格主要针对随波逐流现象。
随波逐流体现的思想品格，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屈服压力而放弃原本立场。简单说就是明知事情这样，由于压力而说成那样。这种“识时务”隐含的是明哲保身、怕担风险。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收有作者对夏衍、萧乾、张光年、李之琏、林默涵、袁鹰等十多人的采访，各人对周扬的评价颇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如袁鹰认为周扬“文革”后的忏悔是发自内心，态度真诚；李之琏则认为并不真诚，且周扬有“会过关”的本领。评价不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人思想有异，自然对周扬感觉不同；二是周扬性格有多重性，对人并非一视同仁。文人关系复杂，存在远近亲疏、恩恩怨怨。评价周扬，唐达成有个看法值得注意：“我觉得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指胡乔木——引者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11) 这种政治压力下表里不一的现象在中国当代文人中普遍存在，只是握有话语权者更易显示。由此公共形象并不可信，往往带有虚假性。而这种“通病”正是缺乏独立品格的典型表现。
二是随大流的思维习惯。随大流当然缺乏独立品格，不过与屈服压力有所不同，随大流通常具有集体无意识特征。换言之，即使没有明显压力也习惯于人云亦云，已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巴金《随想录》中反复谈到的服从“长官意志”与“放在心里”的现象就是如此。钱谷融《曹禺先生追思》中有段文字：“大家只要回想一下，解放初他曾亲自动笔修改过《雷雨》，把一部名作修改得简直令人无法卒读，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酷爱美、对美有着十分敏锐和细腻的感觉的艺术家怎么会做出这种大煞风景的事来呢？他这样做了以后，心头是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的。然而他毕竟这样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从此以后，他为什么就再也没有写过堪与《雷雨》等早年作品相匹敌的剧本了呢？”(12) 答案显而易见：就是如同当时很多文人，曹禺也是随了大流。这种随大流在新时期依然存在。如不少回忆文革和悼念死难者的回忆录，都重在批判极“左”思潮甚至完全归咎“四人帮”，一味渲染“好人受气”、“忠良受难”。文人传记写作中这种有意无意回避个人责任的“集体记忆”，同样是种随大流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抗拒压力与随大流意识，在文人政治生活中往往交织一体，并且直接影响到文人传记写作。这里来看一部颇为特殊的具有自传性的作品。
《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是由郭小川子女编选的。对于小川子女，这种编选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意义：即突破“尊者讳”而替父亲自审。编选父亲“进行精神自戕的语言酷刑”的检讨书时，小川次女郭晓惠有如此说明：“在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的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踌躇的。公开披露，似乎有损于父亲在人们心中已有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今天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种回忆，对于生者是有特殊教益的。”(13) 从历史看，郭小川这些“另类文字”可以视为一种“特殊自传”，不仅记载了他在特殊环境中的思想经历和生活情况，而且涉及很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人事情况。我们读郭小川“进行精神自戕的语言酷刑”的检讨书时，不仅能够看到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人际关系的紧张，也看到了这位著名诗人是如何在尽量迎合时代政治潮流，如何在消解个人立场，如何在进行“精神自戕”。这当然是一种时代悲剧，但也是一种个人悲剧。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始终复杂，也导致文人关系充满纠葛。一旦进入政治运动，文人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很多人都谈到过“受虐者施虐”现象，这种“自戕”和“他戕”最能表现独立品格的瓦解。这从胡风当年遭遇中能清楚看到。不言“胡风集团”外人士的批判，也不说舒芜的反戈一击，当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后，不管出于醒悟和忏悔，还是听从胡风劝告以求过关，胡风朋友们也纷纷表态加入批判队伍。正如李辉所说：“在沛然而至的政治压力面前，在历史摆出的严峻的选择面前，他们无法回避，不可能闭上眼睛，保持沉默。”(14) 包括胡风自己也难以超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部“三十万言书”，如同郭小川“另类文字”，也可以视为胡风的“特殊自传”。其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自我检查的同时也指责了周扬们的宗派主义。胡风说：“我从党性要求上进一步分析了我的自由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心之上，我清理出来了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的若干重要方式”，它们包括小领袖主义、破坏团结，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群众甚至归过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胡风由此得出结论：“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15) 胡风的回击固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周扬们咄咄逼人的围攻也使胡风难免激愤，但这种文人内耗确实具有“受虐者施虐”的问题。这固然是时代悲哀，但参与者显然都丧失了个人的独立品格。
文人传记写作的随波逐流中，还有种比较复杂的跟随时代研究风潮的现象。这种“跟风”倒不是说作者就是盲从。其中既有追随“新潮”的意识，也有同气相求、同道相谋的主体偏好。如赞同启蒙主义，通常更关注启蒙主义作家，审视其人其文也会爱屋及乌；欣赏自由主义，通常更关注自由主义文人，爱屋及乌同样存在。
新时期出现的“重说鲁迅”、“损鲁”和“崇胡贬鲁”现象中，就涉及“追潮”和爱屋及乌的倾向问题。如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出版后，郜元宝就对其“崇胡贬鲁”倾向进行了批评，以为属于传记研究的韩著，其特别张扬的“崇胡贬鲁”倾向已严重影响了其客观叙述。指出：韩著主要考证的是鲁迅五四至20年代中期在北京文化界的交游，既对传主生平材料没有全面把握，也没有进一步研究鲁迅著作，“只是实用主义地用鲁迅的笔战文字单向度地证实他在不完全的传记研究中‘发现’的鲁迅现象”。由此还提醒作者要注意作家鲁迅不等于“人间鲁迅”周树人，两者不能混同(16)。姑且不论批评如何，但可以肯定个体倾向无疑会影响传记写作的研究方法、材料取舍和具体评价。
2000年第2期《收获》“走近鲁迅”专栏曾经发表了新旧三篇文章，即王朔《我看鲁迅》、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和林语堂《悼鲁迅》。如果说冯骥才是折中评价，王朔“贬鲁”明显，林语堂则属实话实说。《悼鲁迅》虽然表示了对鲁迅笔战风格的不以为然，但同时表示了作者对鲁迅的敬重和不计前嫌的君子之风：“鲁迅与我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种平和固然体现了林语堂素来的绅士风格，但又不失客观。因此对于今人的“崇胡贬鲁”来说，林语堂的实话实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缺乏批判意识
众所周知，卢梭《忏悔录》是以真诚坦率获得世界声誉，卢梭还曾批评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并对蒙田《随感集》中的自我描述不以为然(17)。但在英国社会批评家保罗·约翰逊眼中，《忏悔录》却被视为充满谎言和心计的自传：“卢梭所讲的话，往往证明只有一半的真实，人们渐渐发现《忏悔录》中的叙述如果没有书外的证据来证明，就不能相信”；而且“他的自我指控使得其后他对敌人的指控更加具有说服力”，如狄德罗就认为“他用令人厌恶的色彩描绘自己，以便给他那些不公而又残酷的非难披上真理的外衣”(18)。在保罗这位“道德侦探”笔下，一批世界文豪如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萨特等都受到了批判。保罗的看法未必客观，但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批判意识。由此审视我们的当代文人传记，多是赞扬甚至成为“表扬稿”的作品，明显还是占据主要，而联系“书外的证据”，显然缺乏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缺乏批判意识对传记写作的客观性无疑有影响，往往导致了历史叙述的偏离和片面。
我们不妨来比较两篇同样是怀念老舍的回忆散文：
先看吴祖光的《怀念老舍先生》。这篇散文不仅通篇颂扬老舍，而且用语慷慨，如言老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才华绝代，义薄云天；善良厚道，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是非分明，勇敢、乐观，劳动人民的忠实朋友。”(19) 这些评价有的有道理，有的则未必。联系老舍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至少“表里如一，是非分明”之说就不妥当。老舍始终很关照吴祖光夫妇，特别是吴祖光遭难期间。正如吴祖光文中所说，他是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惜乎没有机会。这种遗憾心情和感恩心理，显然影响了对人物的客观评价和深入分析。
巴金也有篇《怀念老舍同志》。巴金也说了老舍不少好话，也为老舍不平，但关键问题却不含糊，是非清楚。如对老舍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价值评判有如此感慨：“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写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馆》。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评判语气虽不激烈，但认为老舍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最大“歌德派”的评价，却显然含有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性评价也很客观。
新时期文人传记写作常常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作者既想突破忌讳而有所批判，但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又止步不前。蓝翎自传《龙卷风》“后记”中写道：“有些当年真正参与机要的知情人，我却无法从他们那里了解少许真情。有的表示记不得了，有的讳莫如深，有的另眼看人。这也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实在没有办法。”(20) 这些“知情人”的表现，显然就是缺乏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但蓝翎自己也同样有所忌讳。《龙卷风》扉页有段文字可以证明：“我写此稿，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半本书’四十年的遭遇写出来，从文坛的一个角落看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自己是个极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但我经历的却是急风暴雨时代使然。因此，我有意地回避对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的评价，让别人去评说。”历史风雨是“时代使然”，但有意回避评价某些人事，则显然还是有忌讳。涉及敏感人事，“讳莫如深”就易出现，这时就特别需要敢于担当的批判意识。
这种矛盾状况，老鬼《母亲杨沫》也是个例子。一方面，作者在突破忌讳和有所批判方面作了努力，如揭示母亲曾迎合权力意志、虚荣心较重、脾气古怪和对子女用钱抠门等。一定程度上敢于正视母亲思想人格缺陷。但我们不难感到作者对母亲还是歌颂为主，亲情弥漫。不是说颂扬为主就不好，问题在于颂扬中还是潜隐着为尊者讳。即使看到个人缺陷也是归咎社会环境。《母亲杨沫》封面标示了一句话：“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这话本身就有问题。且慢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极左时代的文人普遍唯唯诺诺，覆巢之下无完卵，哪里去找“完美无缺”？况且也没有谁说过杨沫完美无缺。标示此言，无非表明作者是客观描述母亲。但“并非完美无缺”这句话，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褒扬意味。
从中国当代文人传记写作流行的“表扬稿”现象看，有些现代文人传记的坦诚倒值得我们推崇。如郁达夫《自传》(21) 就显示了难得的坦率。郁达夫1934年10月开始写《自传》，除开场白式的《所谓自传也者》，包括《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想，我的青春》、《书塾与学堂》、《孤独者》和《雪夜》等八篇。其中《雪夜》谈论了日本的两性文化观念、自己留学日本时的性苦闷后，还说到作者初次体验男女之欢，是在名古屋开往东京的一个小驿站的妓馆中，男人的“童贞”在“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女”身上失去。郁达夫读过卢梭《忏悔录》，《所谓自传也者》中就提到“夫卢骚（即卢梭——引者注）的那半狂式的己身丑恶暴露”。坦白自己嫖妓，是否有学习卢梭之意，不好说。不过从《雪夜》可以看到当年作者自叙体小说《沉沦》的印迹。因这类作品，苏雪林还曾“向中央哭诉”，指责郁达夫“颓废、下流、恶劣”。无论有否学习卢梭之意，还是对苏雪林的指责不以为然，能将令人难堪的嫖妓事坦白就需要极大勇气。郁达夫是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按照我们的“革命思维”，一个著名文学家，一个抗日志士，怎么可能去嫖妓呢？而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话语环境中来写郁达夫，即使有这种“历史污点”，也肯定绝口不提。
如前所说，叙述主体总是存在主体意识及倾向性，但面对历史必须多些“求真”意识，多些“持中记事”。对于中国当代文人传记写作，多些个人担当意识特别重要。
注释：
① 《胡适代表作》，251—2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4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李辉：《人生扫描》，15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④ 程光炜：《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⑤⑦⑨ 黄一心编：《丁玲写作生涯》，264、266、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⑥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58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⑧ 文学武：《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研究——以丁玲传记为中心》，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⑩(12)(19) 《思想者说Ⅱ·往事》，18、180、45页，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
(11) 李辉：《是是非非说周扬》，见李辉文集《往事苍老》，364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3) 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前言”的有关说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14) 李辉：《文坛悲歌》，234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5) 《胡风三十万言书》，39、4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 郜元宝：《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近年“崇胡贬鲁”之风》，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17) 卢梭：《忏悔录》中译本，黎星译，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8) 转引自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中译本，杨正润等译，1—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 蓝翎：《龙卷风》，24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21) 《郁达夫代表作》，454—5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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