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兼论政府的作用发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中国论文,贸易壁垒论文,作用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中国的出口商品存在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的特点，不可避免地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侵扰。贸易伙伴国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导致中国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难度和进入成本增大；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非关税壁垒要求，使得企业运营中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大幅增加，出口数量随之受到影响。出口贸易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竞争效应”及“出口中学习”对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促进其出口产品的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利于企业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在当前出口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来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壁垒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能否影响到出口贸易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的发挥？
贸易伙伴国通过贸易壁垒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目前已有学者就贸易壁垒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问题展开研究：关税壁垒阻碍出口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使得企业“出口中学习”的机会相应减少，不利于出口国的技术进步。Morita（2012）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考查关税的降低（贸易自由化）与成本降低型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关税率的下降从两个方面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首先，关税的下降意味着进行研发的边际成本降低，企业会倾向于研发投入；其次，关税降低带来的产量，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相对工资，这会引起研发投资边际成本的增加，从而降低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关税还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商品定价决策及其利润（Larry和Edwin，2004），也有一些学者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考察出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用机制包括改进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国际技术溢出等（Grossman和Helpman，1991）。Shin和Lee（2012）运用韩国制造业数据研究贸易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贸易保护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资源的分配，但贸易保护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出口份额和显示性比较优势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
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主要部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生存构成压力时，出口企业可能会选择创新来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黄伣丽、王晓红（2006）指出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对企业技术创新各个阶段都起到引导作用，可以为企业提供R&D的思路，从而增强研发动力。谢娟娟、梁虎诚（2008）分析了TBT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短期恶化效应以及中长期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提出从根本上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途径是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国内外学者认为技术标准和技术创新的研究两者存在互动关系（Jordan，1994；潘海波、金雪军，2003），但是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比如进口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苛刻程度、出口国企业初始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企业定价能力（巫强，2007）、企业的特征（Swann，2005）等。Liebman和Reynolds（2013）使用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贸易保护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临时性的关税增加和配额保护两种类型的贸易保护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具有正负差异。另外，绿色壁垒也是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它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出新的挑战，要跨过绿色壁垒对出口发展形成的障碍，必须加强技术创新。
由以上分析可见关于贸易壁垒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并无定论，而且国内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研究还较少，但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通过扩展Haaland和Kind（2004）的理论模型进行推导，得出贸易壁垒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关键性命题，并用中国各行业2000—2010年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文章还进一步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以期为制定和调整相关贸易政策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二、理论模型及研究命题
（一）基本框架
假定两个对称的国家i国和j国分别拥有两家代表性企业，两家企业生产异质性产品，两国消费者效用函数为①：
考虑两国之间发生贸易的情形，由于市场规模扩大带来更大的获利空间将驱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边际成本和消费价格的下降使得出口量和本国销售量随之增加，并进一步地引致政府研发补贴。贸易伙伴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导致贸易成本的上升，也将影响到企业的研发投资，因此本文遵循异质性产品Bertrand竞争模型的思路，将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变量（如政府政策变量等）纳入理论模型，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市场均衡
由（6）式、（7）式可以看出在研发投资一定的情况下，本国产品销售量与出口贸易成本呈正相关的关系；而与国内市场需求相比，出口贸易成本的上升使得国外市场需求因面临更为激烈的外国竞争而减少，但i国企业总销售量将随着贸易成本的上升而减少③。联立（5）——（7）式，可得以下（8）式：
根据上述推导，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提高使得企业减少自身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对而言较低的贸易成本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命题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补贴成正比，随着研发补贴的增加企业创新投入将有所增加。
三、贸易壁垒影响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出口贸易以企业为载体得以实现，企业的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的规模是企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本节基于实证理论保持一致性的考虑，将贸易壁垒、出口国政府创新补贴政策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转化为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用中国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目的在于为如何应对贸易壁垒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相关的宏观政策促进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方法选择
本文选取2000—2010年36个行业④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为避免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引起估计有偏，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做解释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考察贸易壁垒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相应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rd代表中国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为贸易过程中的关税壁垒tc以及非关税壁垒ntc，X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市场需求（dm）、技术推动（te）、市场竞争（cmpe）、政府创新补贴（sub）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变量；
为残差项。由于模型中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为解决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学术界在对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时，系统GMM方法被广泛采用，将模型（9）进行对数变形后构建本文的基准模型，选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同时，本文同时选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被解释变量，考察各因素对创新水平的直接影响，具体的回归模型变为：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研发投入（rd）
本文用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内部支出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rd）。
2.创新水平（Inno）
本文以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在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R&D投入和专利数据等测度技术创新的变量中，专利数更着重于技术创新而非一般的技术溢出，是技术创新水平最为直接的衡量指标，可避免专利授权量受到政府专利机构等人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3.关税壁垒（tc）
4.非关税壁垒（ntc）
5.市场需求（dm）、技术推动（te）、利润率（cmpe）、政府创新补贴（sub）
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探讨中，需求推动和技术推动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因此本文在主要的控制变量中纳入市场需求和技术推动这两个变量。其中，市场需求变量以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来衡量；技术推动变量以各行业大中型企业微电子控制设备原值占固定资产净值的比例来衡量。
本文还将考虑到行业利润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行业勒纳指数来衡量，
，其中F为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C为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另外，考虑到企业创新投入可能受政府的创新投入影响，本文将考察中国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将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该变量用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的政府资金所占比重来衡量。
各变量的计算过程中，科技活动内部支出、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微电子控制设备原值、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科技活动经费中的政府资金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总出口额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关税壁垒的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计算各国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自由度年报2011》，该报告以前两年的数据为依据，2011年年报实际上反映的是2009年各项指标情况，2010年数据由2008年和2009年两年取平均而得。
（三）贸易壁垒影响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结果
考虑到观察值有限，本文选用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动态面板参数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可靠性和误差项无自相关假设的有效性，分别采用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来分析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误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结果显示：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9592和0.8744，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内过度识别约束有效，也就是说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Arellano-Bond检验（2）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误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越大，显示共线性越严重，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VIF＜10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1的结果显示模型（10）和（11）的VIF均在上述区间内，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l回归结果显示关税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386和-0.306，t检验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模型推导出的
保持一致，说明关税对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其积极作用。关税壁垒更多的是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形成障碍，不利于企业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洞察；在减少了国际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减少了国际技术扩散，关税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效应的发挥，因而贸易伙伴国的保护政策削弱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然而，对于非关税贸易壁垒而言，结果显示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509，检验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非关税壁垒对创新水平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218，两者都与理论模型推导出的负相关性不一致。非关税壁垒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多的是倒逼效应，虽然非关税壁垒同样减少出口中学习的机会，但诸如技术标准、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对企业出口提出新的挑战，企业要跨过壁垒必须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实现。纵观中国对外贸易所遭遇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也已经由简单的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等发展为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唯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应对这些非关税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有利影响要大于短期的负面影响，企业在压力之下会从事更多的研发活动。
中国近年来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796），但与创新水平却是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政府直接的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还不稳定。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当年的R&D投入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研发产生的杠杆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导致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从长远来说，政府创新补贴将对企业的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另外，本文模型中包含的市场需求、技术推动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56和0.179，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17和0.397，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而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来改造原有产品或生产适销的新产品，同时，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技术推动则主要通过新技术思路诱导、技本轨道、技术预期和输入推动等途径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和技术都是企业技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后者相对前者而言作用更大。企业家创新的动机则是由创新而带来的利润的多寡，回归所得利润率的弹性系数为0.266和0.301，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见，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确实是以企业可得利润为导向的，通过从事更多的研发活动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及可观利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四）区分行业性质的实证分析
由于各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将在此部分纳入行业异质性分析，考察贸易壁垒对不同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本文借鉴Lall（2000）、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的方法，将样本数据所涉及的36个工业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别，继而对模型（10）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
三种行业性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遭受的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存在差异：关税壁垒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研发活动具有负向作用，系数分别为-0.474和-0.252，对于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企业来说，关税壁垒的增强均在一定程度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从结果的显著性来看，关税壁垒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加明显。非关税壁垒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44和1.008，检验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可见，非关税壁垒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大。这由资本密集型行业自身的特征所决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需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时相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具有投资实力，并且资本密集型行业所属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绝大部分生产成本已锁定，故这些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产品价格的上涨来抵消其所承担的小浮动成本的上升，因而在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由于受改进产品后更大的利润驱动⑦而更具有创新动力。
注意到表2第四列的结果显示：关税壁垒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具有正向作用（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408），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反而具有负向影响（相应的弹性系数为-0.085）这恰好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检验结果方向相反。关税壁垒增强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研发，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关税的提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那些无力承担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将退出出口市场，从而生产要素流向原本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这样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些企业加大研发投资，便会出现创新水平提升的现象。由于高技术产业处于成长期，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在面对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企业将从多方面权衡，其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会低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工业标准低于国际标准，因而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极易受到市场准入方面的影响，而围内又尚未对高新技术行业克服技术壁垒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健全的服务体系和政策支持，导致企业的创新乏力。
表2显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科技活动中的政府资金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均为负向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808和-0.738，这说明上述两种类型行业内的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较大，最终反映为政府研发补贴造成企业自身创新活动的替代。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其研发投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应的影响系数为0.105，检验均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可见，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另外，目前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健全等体制原因，许多高新技术产品走出国门后便失去了行政和专利保护，发生技术溢出使得企业无法获得研发投入的全部收益，从而削弱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这时政府相机的研发补贴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Haaland和Kind（2008）模型的基础上，将贸易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纳入其中，理论推导贸易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使用2000—2010年各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总体来说，关税壁垒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关税所造成的贸易成本上升减少了企业通过出口中学习等效应促进其创新水平提升的机会；非关税壁垒则不同于关税壁垒，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作用，说明非关税壁垒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倒逼机制。
2.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却与上述两种类型行业的回归结果的方向相反，本文将原因归于高新技术行业的自身特点以及缺乏健全体制两个方面。
3.政府创新补贴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发生明显的替代作用，而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却起到互补作用，可见政府创新补贴作用的发挥在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发展的机遇，本文的结论提供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启示：（1）应加快出口商品结构转型，借助关税壁垒所产生的要素优化配置效应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导产品出口的转变。（2）应充分理解与重视并积极应对非关税壁垒，在不断突破贸易伙伴国设置的非关税壁垒的过程中实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跨越式突破。（3）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政府应着力健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及时为企业提供国外非关税壁垒信息，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以推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①参照Haaland和Kind（2004）。
②市场均衡的具体推导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③
④由于各年鉴中有个别行业的统计数据不充分，本文选取的36个工业行业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腰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质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⑤本文选取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九个国家或地区。
⑥计算非关税贸易壁垒时选取的贸易伙伴与计算关税壁垒时所选取的相同。
⑦表2显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受利润影响的系数分别为1.127和1.175，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