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金融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循环系统，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从1987年的全球股灾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它的存在和与日俱增的巨大风险。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如何趋利避害，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积极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一、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各国金融融合在一起，它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以及金融运作法规、习惯趋于一致的过程和状态。它表现为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直至实现收益率在风险加权之后的相等。金融全球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金融业务的全能化。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为适应新的形势，各国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扩大规模、扩展业务范围和推进全球化经营作为自己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各国的大型金融机构纷纷走出国门，在其他国家广泛的开设分行和代理机构，从而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经营。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金融机构跨国、跨行业兼并和重组的浪潮，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具有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业务范围，并向全能化方向发展。
2、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即投融资行为的全球化。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为自己服务的金融机构，选择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工具，融资者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符合自己要求的金融机构和最合适的金融工具。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其规模长期维持—个较高的增长率。从融资角度看，国际债券的发行量从1990年的2266亿美元猛增到8750亿美元；从投资角度看，非本国居民拥有本国公债的份额，以美国为例，1883年是14.9％，到1997年则高达40.1％。
3、各国金融活动规则逐渐趋于统一。70年代以来，受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先后展开了以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为旗帜的金融体制改革，发达国家也相继放松管制，放松利率、外汇控制和允许混合经营，一场被称之为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由此兴起，使各国金融政策、活动规则趋于一致。当然，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至关重要而又极为敏感，稍有不慎，即可造成严重后果。发展中国家由于与发达国家起点不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
4、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即金融交易的市场超越国界和时空的限制而连为一体。一方面是各国放松了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分离的规定，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在本国经营，也推动本国金融机构到国际金融市场上经营。这样就打破了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界限，国内市场也国际化了；另一方面，以电脑网络为支撑的电子交易系统广泛采用，正在使传统金融交易市场发生革命性变化。各个金融市场通过电报、电话、电传和网络等方式进行电子交易的不断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资金划拨和融通可以在瞬间完成，各大国际金融中心的经纪人可以摆脱有组织交易所工作时间的约束，在每天24小时内的任何时间从事交易。近年来，世界主要股市和主要国家利率水平基本上呈同步变化，说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正在加深。
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挑战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风险。中国已经加入WTO，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已经确立了时间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全球化本质是低层次的金融机构向高层次的金融机构转化，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金融机构愈复杂，它的脆弱性愈明显，我国金融体系自身潜伏的种种风险也加剧了这种风险。
1、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深
金融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本身就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与不稳定性。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是将各国之间彼此割裂的信用通道通过经济全球化而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个金融机构、一种金融资本、一个区域金融市场只不过是网上的—个结点，这样的信用杠杆使固有均衡的非稳定性日益严重。如果金融体系有—个小的扰动（这种扰动可能是个别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恐慌、个别金融资产的贬值和个别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其他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面临微小扰动时，金融机构均有98％的可能性选择继续持有金融资本，那么在金融全球化初期，金融体系维持稳定的可能性是98％的十次方，约为81.7％；在金融全球化相对深入，金融资本存量足够大之后，金融体系维持稳定的可能性将会是98％的一百次方，约为13.2％，谁越早采取风险规避行为，谁的损失就越小，结果对风险的恐慌导致了金融体系的最终崩溃。
这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微小扰动，会有类似于混沌学中“蝴蝶效应”的放大和“探戈效应”的传染。比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非常显著的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场危机一开始只是泰国一家的事，其货币遭到国际炒家的攻击，不得不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任其自由浮动。但它很快就波及到与其经济联系密切的东盟国家，演变成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个月后，又北上影响到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中国香港特区，从而扩大为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其影响并未结束，第二年又以极大的冲击力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放慢。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蒙代尔的“不兼容的三一定律”和克鲁格曼的“三元冲突理论”均认为，汇率制度、资本控制和货币政策是开放型经济必须面临的三大政策，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简单地说，一个开放型（即不实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若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它就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如果想要本国的货币政策有效，就要么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要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开放资本市场。我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较为稳定的汇率，因此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并对资本项目采取管制。但长期的固定汇率，又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机制扭曲，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着顾此失彼的难题，而现在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攻击往往采取多角投机的方式，即不仅仅对一国外汇市场进行攻击，而且同时在资本借贷市场上进行攻击。这种联合攻击的方式使一国金融监管当局措手不及、难以招架。
1997年索罗斯量子基金对港元的攻击就采取了这种多角攻击的方式。投机者首先通过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借入港元，接着抛售港元冲击香港货币汇率，并在香港股票市场抛空恒生指数，迫使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高利率以干预汇市。如果金融管理局管理局干预失败，港元汇率下跌，则同样带动股票市场下跌，投机者可同时从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利；如果金融管理局提高利率和干预汇市的政策成功，则投机者可从股票市场的下跌中获得利益，同时还可以将原来借入的港元以更高的利率回来拆到香港市场而不负担汇率风险，投机者同时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获利。结果，香港金融管理局在港币遭到攻击后，将港币隔夜拆借利率提高到100％，使索罗斯在外汇市场上损失了10亿美元，由于利率大幅提高，使股市大幅下挫，香港在资本市场上蒙受重大损失。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几乎没有对两个以上市场同时干预的能力。
3、我国金融领域自身潜伏着较大的风险
首先，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存在大量不良债权，资本严重不足。按照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年末它们的资本充足率仍为4％—6％。
其次，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竞争力不强及上市公司质量较差。我们知道，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业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如果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更差了。
再次， “三乱”现象屡禁不止，金融秩序混乱。一些地方和单位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现象相当严重；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存在不少违法乱纪的行为；一些金融机构和内部从业人员素质较差，金融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社会各方面信用观念淡薄，缺乏金融风险意识；我国现行金融法制尚不健全，金融监管还很薄弱。由此导致我国的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金融风险因素加大，很可能被国际投机资本所利用，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三、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战略选择
尽管金融全球化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但显然，我们不能拒绝这个过程，否则，只会更加落后。面对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必须积极参与进去，同时做好种种防范措施，维护金融安全。
1、谨慎开放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抵御国际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个重要教训是，这些国家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取消了对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管制。而我国之所以能安然渡过危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除了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还在于我们对资本项目没有放开。“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者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步骤作了研究。他认为：第一步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第二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利率管制，直到金融条件得到稳定；第三步是汇率的自由化，而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最后的步骤才是允许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只有在国内银行自由经营、利率由市场决定，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开放资本账户才是有利的。否则，会导致资本外逃或外债堆积，危害经济发展。
2、加快国有银行改革，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首先要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此我们必须要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充分吸纳社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完善公司法人产权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缺位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银行才有条件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实际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规避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其次，要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目前遇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即占国内生产总值70％的民营经济仅获得30％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倾向于对国有企业做大额信贷业务，无论在所有制基础和规模上，还不能与这种经济形式相对接。目前，在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出现了地下钱庄的机构，应当使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合法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样，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
3、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
首先要完善立法，有法可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领域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目前迫切需要出台《信托法》、《期货法》和《外汇法》等急需的专门法律，以便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并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一起构筑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主干。其次，要强化金融执法。从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要赋予央行及证监会与其之则真正想称的权力。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国际金融业务、通晓国际惯例，会外语、懂审计的高级金融监管人才。金融监管当局也要强化金融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秩序。最后，要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比如建立—套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便及时防范；建立存贷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设立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处理问题；完善援助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等等。
4、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就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社会交往中的诚实守信。金融的实质就是一种信用关系，是连接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媒介，其中包含着两个环节的信任：一是金融专家（银行）对企业家能力和信誉的信任；二是存户对银行专业知识及职业道德的信任。前者判断失当会造成坏账或亏损，后者判断失当可以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在现代社会，应当由第三方的监督来建立和维持这两种信任关系。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来实现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的信用体系，这种第三方的监督主要是依靠政府来实现的，这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就是道德风险的危机模型，它揭示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政府对银行的显性或隐性担保，使得银行背离审慎性原则，为追逐高额利润而将贷款投向高风险项目，并超出一定限度。结果，要么银行成功，获得巨额收益；要么银行失败甚至破产，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成本，但这种成本只能由政府（实际上是纳税人）来负担。麦金农指出，这是一场银行针对政府的不公正赌博的受益者。克鲁格曼也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德风险。所以，要避免这样的风险，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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