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初金莲川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莲论文,文人论文,文学创作论文,集团论文,元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元一代的多数统治者对文人是轻视的。然而，元世祖忽必烈对待汉儒的态度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他是“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①。他在未称帝时，有一段时间以同母皇帝藩王的身份，受命总领漠南(今内蒙古)汉地军国庶事，府邸在金莲川。这段时间里，“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②。由于他对汉儒的亲近态度，并有意招募四方的汉族儒士文人，所以在他的幕府中聚集了一批智勇兼备、有远见卓识的谋臣策士，形成了一个汉儒集团。这个集团对元代建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教育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们个人的文学创作对元代文学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学也有一定影响。
当时在金莲川府邸中，重要的文人有郝经、赵璧、宋子贞、姚枢、许衡、商挺、王鄂、刘秉忠、张文谦、李冶等。这一群人十分“意气相投”。他们或为同乡或为同学或为姻亲，郝经、赵璧、宋子贞是山西人；姚枢、许衡是河南人；商挺、王鄂是山东人；刘秉忠、张文谦、李冶是河北人。窦默与姚枢、许衡又是同学关系，在未入府之前，三人同居大名，窦默“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③。刘秉忠与张文谦是“年相若，志相得”的自少的同窗。姚枢曾把所得程、朱著作授予郝经和刘因，当他被诏至京师时，把自己的“雪斋”赠与许衡居住。张文谦是“早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④。刘秉忠娶窦默之女为妻。商挺曾为刘秉忠编选文集。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是以相同的志向、相投的义气为前提的。
他们通过相互引见，先后来到忽必烈帐下。据《元史》记载，刘秉忠向世祖推荐了窦默、张文谦、李德辉，窦默又引见了姚枢、许衡、史天泽，李冶引见了王鹗、郝经。在以后的政坛上，这群藩府的旧臣，“政见”相同，属于“以义为本”的儒学派谋臣，与王文统的“功利派”形成了很大的冲突，并逐渐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儒学派中的许多人受到王文统的打击，窦默、许衡、姚枢因与王文统不合，被迫离开自己的权位，而郝经出使南宋，实际上也是王文统找借口逼使他离开朝中。志趣相投，政见相合，又曾经同在一个政治人物的帐中为幕僚，具有着相同的政治、生活环境，元初金莲川文人们的文学创作必然会有许多相同之处。
这个集团中的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第一身份，是政府官僚。他们通常考虑的和每天从事的主要是“公务活动”。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政论文学占有很大的比例。从内容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文明教化、顺势传道、对君主之“训言”的论政之作。《全元文》中选元世祖的文章，第一篇是《论姚枢》，文中仅有三句话：“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这实际是忽必烈与姚枢的一次对话。1252年，忽必烈统兵攻打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乘机向忽必烈陈述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声对姚枢说了上面的话⑤。像这样的对话，在忽必烈与他帐中的幕僚之间是常有的。忽必烈听懂了他的谋臣的建议，并且欣然同意去做，其行为和口气，犹如一个幼童在听懂和理解了大人所讲的道理之后的一种积极反应和表现。事实上，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了解的确像初学文化的童子，刘秉忠、郝经、许衡、姚枢等幕僚的主要责任，就是启蒙这些贵族。然而这种启蒙又不能“执鞭”去教，因为这些“懵懂弟子”是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老师”和幕僚们只能因时适地顺势而为。“顺着你(蒙古贵族)的利欲实现儒学的教化目的”⑥，是这群“老师”通用的教学方法。
“以马上取天下者，不可以马上治”；“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让”。前一句话是刘秉忠向忽必烈说的，后一句是许衡的进言。类似这样的话，是当时服务于蒙古贵族的汉儒向统治者不断重复的主题句。用汉法治理汉地是当时汉儒和忽必烈的一致之处。所谓汉法，是指汉人的统治方法，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先王的治国之法，一是儒家的治国之“道”。金莲川文人集团的许多文章属于这两方面的内容。郝经的《便宜新政》、《班师议》，姚枢的《言大本远业疏》，许衡的《稽古千文》等，都是向统治者阐述先王治国之法的。《便宜新政》从古代帝王之兴到宋太祖亲平三叛的经验中，向皇帝提出了十六项治国措施；《班师议》则以历代帝王进退的事例，向忽必烈说明“以退为进”、“以亡为存”的道理；《言大本远业疏》劝皇上沿用历代遗制，而不要“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木始栽而复移，屋既架而复毁”；《稽古千文》以骈文的形式，从太极之初，三皇五帝，秦并六国，汉业始定，三国鼎立，一直叙述到“辽金据华”，“稽古提纲”地向统治者总结历代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向统治者传授儒家的治国之“道”。刘秉忠的《陈治要》，李冶的《治天下策》，许衡的《时务五事》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陈治要》中写道，“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认为“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以儒家的纲常为基础，阐明治国的要点；在《治天下策》里，李冶认为只要“进君子退小人”，“名实相符”，“立法度，正纪纲”，治天下就易如反掌；《时务五事》中用儒家的理论阐述了国家事务中的五件重要大事。所有这一类型文章都在叙述着一个共同的道理：用汉法则国家兴，不用汉法则国家亡。“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汉，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⑦这类文章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最高层进行的文化反侵略行为。
高扬儒家经典、阐释圣贤之言的论道之作。金莲川文人集团中多数人在未从政前是学者。郝经、许衡是典型的学者官僚。郝经从年轻时开始就系统地研读儒家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儒家经典是不朽之文：“是以六经之文，经天地，贯万世，与博厚高明并而不朽也。”⑧郝经甚至把儒家经典看作是照耀万物的太阳：
一则其智不分，而见者博也；要则用力不匮，而蓄者厚也；杂则其智分，而见者寡也；伪则用力劳，而蓄者鲜也。见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见者寡而蓄者鲜，此才之所以不全也。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临天下，照耀万物，物不能欺。星非不众也，的焉而自照之不暇，矧能及于他乎哉！何者？日一而星杂也。
虽然，后世之不能古也，抑亦有由焉。古之为学也，道一而已矣。后之为学也，异端之多也。⑨
金莲川集团中另一重要作家许衡，对儒家著作更是视若神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其短处，在虚声牵制。”⑩许衡一生为官数次，官至中书省左丞相，后人称为“不世出之臣”(欧阳玄《神道碑》)。然而许衡把这些都视为“虚声牵制”，唯有对儒家著作的研究学习是他一生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阐释儒家经典，表达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看法，在金莲川文人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许衡的《大学直讲》、《中庸直讲》，既是阐释儒家思想的论道之作，同时也是他的教学讲义，对《大学》和《中庸》中的文章逐字逐句进行解释，更多的是对经典理解之后形成的自己的看法。许衡在对儒家“命”的概念的解释中，就融合了自己的自然观：
说知命，不是术数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赋，尽力行去，至于死生祸福贫富寿夭，委之于天而已。当其可为而为，于其不可为而止，不必问今岁如何？明岁如何？假令今岁命快，或无可为之事，当如何？(11)
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命或知命，既非术数家所说的“命”，亦非佛、道所说的命。他的“命”的概念摆脱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天命的迷信思想，包含了自然规律中的必然性。他进一步阐述：
天有寒暑昼夜，物有生荣枯瘁，人有富贵贫贱。风雨露雷无非数也，富贵福泽贫贱忧戚亦无非数也。此天地所以造化万物日新无蔽者也。(12)
这里所说的“数”与命是同一概念，都是指客观规律。通过常见的自然现象，说明深奥的哲学概念。语言运用中也具有一种形式美，前后句互为对偶，整段中互相排比。这样的段落在许衡论道的作品中时时有之。许衡的许多作品不是供人阅读的案头著作，而是供教学用的，而且他的教学对象经常是没有多少语言基础的蒙古子弟，所以把经典解释得通俗易懂，是他在写作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与作为教育家的许衡不同，郝经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许多论道作品更富有文学色彩。《论八首》是郝经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品。所谓“八首”，是指对“道、命、性、心、情、气、仁、教”的论述。郝经也对“命”的概念作了解释：
命者道之令，居阴行阳，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本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分，截然一定之数，沛然一定之气，所以赋予授受，穷天地亘万世，化化生生而不已也。
郝经认为“命”是由道而生的，它有“本然一定之理”，有“一定之数”，这里“数”的概念也是命，与许衡对命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自然规律性。但在后面的论述中，郝经就比许衡更进一步：
故道造太极之命，太极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造万事万物之命，而且成太极天地之命者也。始则受命，次则听命，次则造命，终则复命。
郝经比其他许多哲学家对命的解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指出人在认识规律之后，可以“复命”，这里也许可以把“复”解释为“复制”、“拷贝”之意。人可以按照规律来创造事物，“则太极天地能造我，而我也能造太极天地”。这一认识突破了许多哲学家认为“命”是固定和无法改变的观点。郝经的解释和认识显然与他作为文学家的思维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合理的论述中有着想象的推理。从这些简短的引用中，可以看出郝经论道文章的特色，有一种一泻千里的气势，多用排比句，也常有反问句和感叹句。
郝经除《论八首》之外，其他的论道之作，多是书信和“序”、“说”类的文体，譬如《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春秋三传折衷序》、《一王雅序》、《周易外传序》、《太极图说》、《一贯图说》等。
金莲川文人集团中其他成员的论道之作，多与现实生活和政治内容结合在一起。像刘秉忠的《常氏孝感碑》，以碑文的形式，论述了“孝”在社会及人生中的重要性。姚枢的《论救时之弊十三条》，把“崇经术，旌节孝”作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的重要基础；他的《请申止杀之诏》，以儒家“仁”的观念，劝皇帝再申“止杀之诏”。
这个集团所以创作了大量的传道作品，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密切关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和许衡一再强调“文”以明理，文以载道。郝经在《与友人论文法书》中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六经，理之极，文之至，法之备也。”郝经认为，文是“顺”理而成的，所以自然是理在先，法在后，“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郝经“理”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理，一是儒家的经世之道，因为儒家的经典是“理之极”，所以研究儒家的经典是作家为文最为重要的一件事。由此郝经在作家修养论中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内游说”。所谓“内游”，就是“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郝经在这里所说的心灵的自由遨游，与刘勰和陆机所指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想象，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内游”也含有想象之意，但更多的是指作家要内游于千古上下的经史之中，而且要先游于经，后游于史。游于经，能够了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义；游于史，能够了解废兴之迹，兴衰之理，思想能够达到“千古之上”。经过对经、史的“内游”，一个人就可以达到“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一个人所养成的“浩然之气”。对于郝经而言，一个作家重在德和行的培养而不是文，文仅仅是德的修养和行的过程的皮毛而已。
许衡虽然没有系统的文论观点，但他在《语录》中也多次提到文与道的关系：
论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13)
许衡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专意于文”的，他认为作文是有害于道的，“文章之为害，害于道”，所以“上世圣人，何尝有意于文”。上古圣人是因为“德性聪明”，从“德性中发出，不期文而自文”(《语录》)。可见许衡的观点与郝经是完全一致的。
表达夷夏一体、“千载皆人”的民族观念之作。政论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品质之一，就是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问题，是所有元朝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许多文人萦绕在心的一个情结。在这个问题上，金莲川文人集团有着共同的看法。“夷夏一体”成为这群文人在文章中表达的一个共同主题。这是他们当初愿意为忽必烈做幕僚，后来又能够出仕蒙元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许衡在文中直接指出：
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之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谓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14)
许衡从儒家“元”、“大”的思想出发，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以兄弟之间的恶骂比喻民族之间的矛盾，认为民族之间无休止地互相残害是最为愚蠢的事情。许衡觉得漠北人只是没有机会学习儒家文化，因此他非常愿意用华夏传统文明教化蒙古贵族子弟。当他辞去中书左臣，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时，他非常高兴。“衡亲执教事，以所招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15)许衡一生中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创立了一套适合初学汉学的蒙古学生的教学方法。《国学事迹》记载：
诸生读书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拜及受宣拜诏仪释奠冠礼，时亦习之。小学生有倦意，令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节，或投壶习射，负者罚读书若干遍。(16)
这种教学对改变蒙古子弟旧习，让他们从实践中了解儒家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撰写的《编年歌括》是以历史的形式编写的算术课本，把北魏、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与汉族统治的朝代同样对待，充分体现了许衡坚持民族平等、夷夏一体的思想。
许衡的教育事业在元朝前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把拜他为师视为极大的荣耀。“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长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17)许衡所以如此积极地从事教育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夷夏的区别就在于对“儒学”的接受程度。
与许衡相一致，郝经也是完全以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来作为夷夏同一的衡量标准。郝经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源朝代充满赞美之辞：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鉴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取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宴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鉴也。(18)
在郝经的心目中，不仅夷夏是一体，而且政权的正统与否，也是取决于是否接受汉法。在郝经看来，“夷人”是可以作为正统贤君的。郝经的“夷夏观念”与一般人有着根本不同，一般人往往把“夷夏”的定位与民族、政权、文化和地域联系在一起，而郝经完全以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来做为衡量的标准。金莲川文人的这种夷夏观念为蒙元统治中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仕元在心理上有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金莲川文人政论文学的主题一以贯之，就是“道”。向君主宣道，向百姓灌道，向夷人子弟授道。
元代汉文人做幕僚或出仕的心理障碍要比其他改朝换代中的文人更大，他们的出仕都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许衡是五出五隐，郝经是两次征召才出，刘秉忠出仕后也有一段时间休假在家。因此，抒发一种徘徊于仕隐，若即若离的“山僻”之情感，成为金莲川文人写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出仕文人，尤其是元前期，像金莲川文人，他们的共同心态像许衡所言，“又爱功名又爱山”(《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之三)。在“还山”与“功名”的选择中，他们始终矛盾和痛苦。许衡的诗中处处流露出归隐的思想：“我生爱林泉，俗事常鞅掌。”(《游黄华》)“何日归同林下友，笑谈诗书有宁馨。”《病中杂言五首》)“我爱林虑山，不处要路津。”(《别西山二首》)“知君如我有山僻，深探远讨吾不如。”(《和吴行甫雨雹韵二首》)有时候，许衡对归去甚至有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归与不可遏，归程待何时？悠悠故乡心，一夕千里驰。”(《有感二首》之二)也许他对出而归、归而又出这样的往复有些不耐烦，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元代人中少有的、有时候期望自己无用的这样一种奇特的心理：“花为可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病中杂言七首》之二)
与诗相较，词更宜于表达个人心灵的隐秘。在许衡留下来的六首词作中，几乎每首都是“归去来辞”式的呼唤。《沁园春·东观路中》是这种心情的集中表达：
自笑平生，一事无成，险阻备经。记丁年去国，干戈扰攘。□□□□，踪迹飘零，鲁道尘埃，齐封景物，旅况悠悠百恨增。斜阳里，对西风洒泪，魂断青冥。家园未得躬耕。又十载羁栖古魏城。念拙谋难遂，丹心耿耿，韶华易失，两鬓星星。五亩桑田，一区茅舍，快与溪山理旧盟。桥边柳，安排青眼，待我归旌。(19)
从“平生”、“两鬓星星”这样的字眼，可以推知这应是许衡晚年的作品；从“自笑平生，一事无成”这样的感慨中，可以看出许衡把自己多次出仕的行为完全否定了。多次的复出留给自己的仅是“旅况悠悠百恨增”，感觉自己“拙谋难遂”，而“家园未得躬耕”，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快与溪山理旧盟”，最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五亩桑田，一区茅舍”中。许衡一生摇摆在仕与不仕，或而仕或而隐的“自由”中。相比而言，郝经就没有这样的自由选择了。
郝经出仕五年之后，出使南宋被拘留，十六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在这十六年中，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得失。在这种时刻的思考，郝经的人生选择与他前期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时时流露出归隐的思想：“何当烟雨深，还山种明月。”(《幽兰》)“种豆南山归，放目陟高岭。”(《杂诗十二首》)“乐哉山中人，身世无妄想。”“好山无俗人，林泉有真娱。”(《归园田居五首》)有时候，郝经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出仕：“当初不可出，误我只世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劳生为物役，往往失此身。”(《杂诗十二首》)
与许衡、郝经相类似，刘秉忠在诗词中也时时表现出“归隐”的思想：“对客倦谈当世事，向人难悉未归情。”(《睡起》)“山水清佳自在游，名利莫莫复休休。”(《晚游》)“两岸桃花春色里，可能容个钓鱼舟。”(《小溪》)刘秉忠在其词章中，更是直白出对功名的不屑一顾：“诗书有味，功名应小。”(《永遇乐》)“名途利场。物与我，两相望。”(《永遇乐》)“三品贵，一时名。众人争处不须争。”(《鹧鸪天》)
这群文人，在作品中共同流露出归隐的思想，时时渴望躲在“山中”，归其原因并非像许衡所说“达士声名，贵家骄蹇，此好胸中一点无”(《沁园春·垦田东城》)，而是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不能够遂其所愿。蒙古贵族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了“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但是在情感和事实上有时格格不入。窦默、姚枢、王鄂等曾多次推荐许衡为相，忽必烈终未采纳，而是任用功利派王文统。许衡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20)。郝经去南宋，在很大程度上与许衡相似，是王文统排挤他离开政权中心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所以，无所归托、孤单势薄，是这批文人在心理上“若即若离”的主要原因。许衡说：“弱德较强力，明知势难侔。”(《读东门行》)郝经说：“琵琶怨昭阳，所遇非所托。”(《仪真馆后园海棠两花于秋，因为小酌赋诗》)姚枢道：“群生日熬熬，无从求乐土。百拜吁苍天，吁天天未许。”(《雪斋集·聪仲晦古意二十一首爱而和之仍次其韵》)金莲川文人集团出仕的目的，更多是“济世”“救道”，如许衡所言：“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图苟且功名新。”(《训子》)而忽必烈只是相较于蒙古其他统治者较注重于汉文化，他对汉人“课赋吟诗”这样一种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为同样地不能理解。一种文化、一种理念和传统的确立，是需要时间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和积淀。一个完全依靠武力征服了天下的游牧民族，在短期内接受几千年流传的儒家治国理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接受能力而言，忽必烈要与这些汉鸿儒们对话实非易事，况复还有感情、立场等因素，所以汉儒们的失望似乎是必然的。与统治者在骨子里、文化上的不和谐不一致，是元代出仕文人向往隐逸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金莲川文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最后能够真正彻底地隐于山中，他们更多的时间还是生活在朝中，于是他们采用中国传统文人惯于寻求短暂解脱的办法——饮酒。
酒可以是刘秉忠各种情感寄托的载体，伴随着他的喜怒哀乐。当他叹息年华逝去，不愿看镜时，酒可以使他开怀：“镜里不堪看鬓，尊前且好开怀。”(《木兰花》)当他感慨历史的无情时，酒能让他感觉到有情：“醉却兴亡，惟有酒多情。”(《江城子》)酒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壶春酒，数首新诗，实诉衷情。”(《诉衷情》)“钓诗须著酒为钩。”(《春闲遣兴》)诗人遇到知己时，自然也少不了酒：“酒逢知己心方醉，诗到收功意更圆。”(《自然》)他似乎真的有酒即有诗，酒是诗的“诱饵”，醉中要写，醒后也要写。刘秉忠诗的题目可以排列成一个饮酒的全过程：《秋夜饮》、《对酒》、《醉中作》、《醉后》、《醒来》。
刘秉忠写了大量的醉酒诗，但似乎没有与他同朝为官的郝经的饮酒诗影响更大。郝经的《饮酒》诗共二十首，此外与酒相关的题目有《独酌》、《再饮陵山春》、《怀来醉歌》、《止酒》等，如果在郝经其他题材的诗中寻找与“酒”相关的词语，比比皆是。郝经的饮酒诗，较为细腻地反映了他的感情脉络。面对现实中难以超脱的痛苦，他企图以酒销愁，一醉方休：“酒中有深趣，真乐良在兹。”(《饮酒》之一)“酒尽任去留，醉眠都无言。”(《饮酒》之五)他甚至认为与酒相比较，功名是虚幻的，不可凭依的：“世上多虚名，樽中有真味。”(《饮酒》之三)“荣名身后事，美酒樽中宝。”(《饮酒》之十)这与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是完全相同的感受。
与刘秉忠和郝经比较，许衡作诗不多，以“酒”命名的诗几乎没有，但在写其他题材的诗歌中，时时会出现有酒的诗句，比如与友人告别时：“别酒无劳劝，浓愁已自熏。”(《别友人》)酒同样是他隐居时的好伴侣：“饮中更听琴声雅，静里初无俗事羁，他日君侯归此隐，肯容闲客日追随。”(《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之三)许衡也同样地看人间事为浮云，而向往作诗饮酒的生活：“金灯峰山诗千首，挂镜台前一杯酒。人间万事尽浮云，故人曾为相思否。”(《和吴行甫雨雹韵二首》之二)比较而言，许衡的诗写得较为平和，没有郝经的那种豪气。
金莲川文人也写过大量的赞美自然风光的诗。在这类作品中，“秋”的意象描写丰富、独特。许衡诗作不多，但专门写秋的就有《喜秋晴》、《秋寒》、《秋雨思晴》、《中秋》、《秋林初霁》、《中秋不月次窦生韵》、《夜雨》七首，涉及秋景的就更多了。刘秉忠《藏春集》卷一中专写秋的就有《秋怀二首》、《秋夜》、《秋夜饮》、《秋感》、《秋夜有感》等。郝经同样有许多写秋的作品，如《秋兴五首》、《秋思》、《晚秋后园独步》等。郝经写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秋风赋》。
《秋风赋》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欧阳修的《秋声赋》。两赋均写秋风，但旨趣风格及表达方法截然不同。欧阳修极言秋之悲，而郝经却极申秋之乐；欧阳修面对秋天，叹老嗟穷，郝经却“快侧伫于云霄，期翱翔于帝里”。《秋声赋》纵论秋官、秋象，并从它们象征的五言、五音中解说秋之为悲的道理；而《秋风赋》则从秋风卷“纤恶”，澄清六合，显出秋之清；从“虎啸而万窍裂，龙吟而九渊翻”摹秋之雄；从“天池浪激”、“超逸绝尘”写秋之壮。所以对于秋，郝经并不悲戚，反而心有所喜：
余于是时，则将掇兰搴蕙，濯缨结佩。翥非烟之冉冉，御灵飙之沛沛。相羊逍遥，游于万物之表，骛于八极之外。听万籁之秋声，转一元之和气。舒而为春，融而为熏。骘仁寿于吾民，厝治安于吾君。是余所以乐也。子其束载秣马，易悲为乐。鸿毛垂翅，乘此以飞扬。巨鱼濡沫，快一纵于林壑也。
《秋风赋》的这段结尾表达的感情，与《秋声赋》是完全不同的。郝经一反欧阳修在秋天的悲观情绪，他精神振奋，在内加强自我修养，“掇兰搴蕙，濯缨结佩”；在外感受天地之远大，“游于万物之表，骛于八极之外”；心中系君念民，“骘仁寿于吾民，厝治安于吾君”。如此，作者感到特别的快乐，而且把这种快乐传递给他身边的人，要他们“易悲为乐”。
金莲川文人中的刘秉忠和商挺两人，在散曲创作上也值得一提。刘秉忠的八首[干荷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咏干荷叶；另一类“依调填辞”，感慨南宋王朝的颓败。如第四首：
干荷叶，色无多，不奈风霜锉。贴秋波，倒枝柯。宫娃齐唱《采莲歌》。梦里繁华过。
荷叶颜色褪去，是由秋霜所致，霜打之后倒挂着的荷叶紧贴着秋波，虽说有些败落，但别有一番景致，加之漂亮采莲女子的歌声，这幅秋景似乎并不萧瑟。刘秉忠的散曲作品还有[蟾宫曲]小令四首，属连章体组曲，内容写春、夏、秋、冬。写秋景的一曲是：
梧桐一叶初凋，菊绽东篱，佳节登高。金风飒飒，寒雁呀呀，促织叨叨。满目黄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秋景萧萧，赏菊陶潜，散淡逍遥。
在这首曲中，作者所列的意象和色彩冷暖相间，浓淡交错。梧桐叶凋黄时，会有菊花盛开；满目衰草时，却有一川红叶飘飘。这秋是平和的，并不让人觉得萧条凄苦。
商挺也写了[潘妃曲]一组，可分为写景、言情两类，写景小令有四首，同样是分咏春、夏、秋、冬的。写秋的一首是：
败柳残荷金风荡，寒雁声嘹亮。闲盼望，红叶皆因昨夜霜。菊金黄，堪画在帏屏上。
对秋的描绘，使人读出“红叶”的热烈和“堪画在帏屏上”的“菊金黄”的亮丽。刘秉忠与商挺共开了元散曲中联章体写景组曲的先河，影响较大，此后效仿者无数。
金莲川文人似乎对“秋”情有独钟，不仅写得多，而且多写其好处。刘秉忠写秋的一句话更耐人寻味“明星堕地曾为石，腐草逢秋也化萤。”(《秋夜》)秋天能够使萤火虫发光，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与以往传统相比较，在金莲川文人笔下，秋似乎更为平和可人。这种特殊的温和的“秋”，也许表达了金莲川文人对和平生活的一种迫切的渴望。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战争，饱受过战争之苦，他们期望秋能够“反季”，既非兵象也非刑官，而是给人以和平与希望。金莲川文人的这种“反季诗”，似乎也是对统治者期望的曲折表达。蒙元统治者确如一股从北而来的强劲秋风，横扫了整个中国，而金莲川文人期望自北而来的风除却强悍凶猛之外，还能给人和平的期待。
金莲川文人集团共同写的题材还有“性理诗”、“行军诗”等，在此不一一论述。不过，顺带一句，金莲川文人很少写男女恋情。有学者总结元诗的特色是“一少三多”，一少就是指“少佚乐荒诞男女艳情之作”(21)。应该说，这一特点是由金莲川文人开始的。
这个集团除了所选题材相同或相似之外，在创作风格上多呈现出阳刚豪放之气。这在郝经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像《听角声》中的“千年塞下曲，忽向窗中得。当空劲作六龙嘶，四海一声天地寂”。郝经特别喜欢用“千年”、“四海”之类的豪壮语言，即便在《饮酒》诗中，也常常以豪语写豪情：
诗因酒更多，真境发精英。烂漫醉后言，举是醒时情。百川饮长鲸，千斛都一倾。我亦如刘伶，终当以酒鸣。百年都几何？不饮安用生！(《饮酒》之六)
遍饮天下酒，风味我自得。南江与北岭，淄渑不能惑。两海纳一樽，巨量吞四塞。胸次含春元，
洞和万国。熟醉即无言，百世归一默。(《饮酒》之十七)
诗中频频出现“大”的词语：“百川”、“千斛”、“百年”、“万国”、“百世”；也用极“广”的字眼：“天下酒”、“南江与北岭”、“巨量吞四塞”。这“饮酒”的气势也的确可以“留其名”了。郝经在诗体上喜作古体，笔意纵横，其豪放、慷慨的风格与李白相仿佛。清代人评元诗说：“元诗多轻扬，近太白。”(22)元诗整体的这种“近太白”的风格，也许正是以郝经为代表的金莲川文人奠定的。
刘秉忠也时有豪迈之句：“天光与水浑相似，山面如人了不同。千古周郎余事业，一时曹孟谩英雄。”(《江边晚望》)在刘公的眼中，苏轼笔下的千古英雄也不英雄了。那么谁为英雄，他的回答是：“东南几许繁华地，长在元戎指画中。”许衡的一些写景诗也很有气魄：“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烟岚郁苍翠，远近互吞吐。”(《游黄华》)这种气势全不像个隐居之人所作。宋末文坛整体显示的特点是阴柔，而元初阳刚之气开始回升。可以说，金莲川文人是这种刚健文风壮大起来的开始。
这种豪放风格的形成首先是与诗人的天性有关。金莲川集团中的文人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们自由豪爽的天性、散淡为人的习惯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郝经的门生评价郝经是“为人躯干瑰伟，气貌严肃，胸次洞达，辞锋雄辩，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资赋刚方，疾恶太甚，故屡中小人之祸。”(23)郝经的“资赋刚方”并不因官场的险恶而改变。《元朝名臣事略》记载刘秉忠的天性是“公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豪放的写作风格常常与“不羁”的性格联系在一起。许衡的五出五隐的经历，似乎在默写着他的“一种坚守”、“一种不羁”。其次是他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慕古人的洒脱豪情。刘秉忠有《跋李太白舟中醉卧图》、《太白还山图》、《太白醉归图》。郝经自比为刘伶，并呼：“我爱李太白，醉眼高一时。把杯问明月，挥洒多文辞。”(《饮酒》之十一)而谢安是郝经羡慕的对象：“谢安旷达士，携妓游东山。”“樽中酒常有，纵饮当穷年。”(《饮酒》之三)陶渊明更是郝经模仿的典范，馆留仪真时期，读陶诗、和陶诗，是他囚徒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
反对工巧新奇而求辞之简达，是金莲川文人一致的文风姿态。刘秉忠在《读遗山诗十首》第三首中写到：“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意不在新奇。”郝经则说：“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万言不足以尽其理，诗四句所谓至简而至粹者也。……言愈简而义愈精也。”(24)许衡也有类似说法：“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及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25)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多写得明白晓畅，甚至直露无遗。刘秉忠的“归鸦一片投林去，自笑劳生未解休”(《秋日途中》)，许衡的“人生贵无私，奠使闻见累”(《观物四首》)，这样的句子直白得有点不像诗句。
总体而言，金莲川文人是一个重行而不重文的群体，而且与历代多数“能言而不能行”的文人不同，他们多数人官居高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理想和抱负，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也许恰恰遮蔽了他们“文”的光彩。现在对他们作为一个文人圈子、群体或集团的斐然成就，进行“去蔽”，加以发掘整理，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宋濂等撰《元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7页。下文所引《元史》均出自此本。
②《元史》第一册，《世祖一》，第57页。
③《元史》第十二册，《窦默》，第3730页。
④《元史》第十二册，《张文谦》，第3697页。
⑤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下文所引《中国通史》均出自此本。
⑥梁归智、周月亮《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河北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页。
⑧《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二《文说送孟驾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下文所引郝经文章均出自此本。
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九《学》，第289页。
⑩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九，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下文所引许衡文章均出自此本。
(11)《许衡集》卷二，第51页。
(12)《许衡集》卷一《语录》上，第1页。
(13)《许衡集》卷一《语录》上，第13页。
(14)《许衡集》卷二《语录》下，第45页。
(15)(17)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224页。
(16)《许衡集》卷一三《国学事迹》，第317页。
(18)《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一二《立政义》，第446页。
(19)《许衡集》卷一一，第258页。
(20)王恽《秋涧集》卷八六《论左臣许公辞位事状》。
(21)参见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顾嗣立编《元诗选》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页。
(23)《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第23页。
(24)《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唐宋近体诗选序》。
(25)《许衡集》卷一《语录》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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