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研究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的 人性分析模型辨析
刘 凯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人性是席勒美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线索。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通过现实分析、先验分析和历史分析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分析模型，对这一模型的把握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席勒美学本身的理解，对于更进一步理解整个德国古典美学乃至西方美学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席勒; 美学； 《审美教育书简》； 人性
人性是席勒美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的重要线索。在关于《书简》的研究中，人性问题始终受到学界关注，并积累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张玉能教授就将席勒的美学体系概括为“人性美学体系”[1])。概括来看，当前学界关于《书简》中人性思想的理解多从总体角度着眼或围绕审美、“游戏”等具体问题展开，对《书简》中人性问题的研究方法则关注不多。结合现有研究，笔者认为，在《书简》中席勒立足于启蒙时代的思想背景，通过现实分析、先验分析和历史分析，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分析模型。对这一人性分析模型的探查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席勒美学本身的理解，对于进一步在人性思想基础上思考德国古典美学乃至整个西方美学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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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思想束缚。于是，现实世界不再是通往天国的过渡，而具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由此人们开始关注经验现实，并将现实状况与人性状况相联系，从人性出发审视现实。人文主义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充分体现出这一时代要求。它们着力肯定人性，特别是人性中感性、欲望的合理性；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强调人的现世幸福高于一切。这些思想当中无疑包含着对现实的肯定和重视，体现出思想解放的先声。
启蒙运动时期，得益于理性和批判的视野，人们从肯定人的现世存在转而开始更为深入地思考现实问题，尤其是立足人性来思考现实问题。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均有着明确而自觉的现实意识，力图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人的自然权利，建构起理想的社会制度。如伏尔泰立足于人的自然权利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孟德斯鸠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大力倡导，卢梭将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相对立，对文明状态的社会现实予以强烈批判等等，均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特别是对席勒产生重要影响的康德思想，通过实践理性对现实中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在道德的基础上对当时宗教问题的回应等等，也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些都构成了席勒思考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
置身于启蒙时代，席勒同样强烈关注现实问题。其著名剧作《阴谋与爱情》就直接展示出18世纪德国的社会现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书简》虽然核心是关注审美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本中的正式提出却相对靠后。席勒在前面几封信中花了很大篇幅分析时代的状况，看似有点偏离主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分析现时代人的境况来提出审美问题。这体现出席勒的思想方法和问题意识，即立足现实问题来分析和理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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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时代的基本判断是“实用”。在第二封信中，席勒明确指出：“实用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能也都要尊崇它。在这架粗俗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份量，而且艺术得不到任何鼓励，她便正在从本世纪的喧嚣的市场上消失。”[2]155也就是说，对实用的追求不是单个人的心理习惯，而是整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的盛行带来的是精神价值的疏离、生活中超越维度的丧失以及生活本身的虚无化。实用主义看似关注现实生活，实则抽去了生活的内在根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艺术及其精神价值就会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盛行也给人性带来内在的创伤。在席勒看来，人性之中本来包含着直觉和思辨两种力量，二者在完整的人性中应该彼此协调。但是现在，“直觉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敌对地分布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并开始怀着猜疑和嫉妒守卫着各自领域的界限”。[2]169人性丧失了源初的统一和完整而陷于分裂的状态。这种人性的创伤会具体体现在经验层面上，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二者彼此对立。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展现出来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本能，它们力图摆脱任何既定规则的约束，寻求动物性的满足。而有文化的上层阶级则尊奉着精致的利己主义原则，呈现出一幅文弱和性格腐化的状况。于是，“这里是粗野，那里是文弱，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在同一个时期里结合起来！”[2]164这构成了席勒对时代中人性状况及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来看，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创伤有其内在的原因。席勒注意到，一方面是现代科学的学科化、门类化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职业化、等级化的组织形式，二者共同造成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分裂状况。实际上，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科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17世纪以来人类存在方式转变的具体表征，即所谓“现代性”现象。而席勒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身就隶属于这一思想传统，正如特洛尔奇所说，德国唯心论作为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类型，“是一个文化历史现象，一个包括知识学—思想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事件”[3]181，这在《书简》中有着明确体现。如果说科学代表的是精神层面的转变，社会组织形式代表的是经验层面的变化，二者均体现出某种逻辑性、区分性的特征，从而内在地、必然地影响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造成了人性的内在分裂，那么，席勒对时代的分析和判断就远不止于他那个时代，而是具有现代性的内涵。这样看来，席勒对审美的重视既是现代性问题的表征，即将审美作为与科学、道德不同的独立领域提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即试图通过审美反思理性过度发展给人性带来的创伤。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将《书简》定位为“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4]52。也就是说，席勒第一个从审美的角度反思了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了批判性的思想。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思想对西方现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凸显出《书简》在美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实际上，席勒明确意识到了人性中这种创伤的必然性，即只有经过这种创伤，人类才能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可以说，人性中的分裂和创伤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要发展人身上的各种天赋才能，除了使这些才能相互对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各种能力的这种对抗是文化的伟大工具”[2]173。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对进步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后来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得到系统阐发)，这也体现出席勒美学作为启蒙思想的时代特征。如果说，人性的创伤是人类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意味着，当代人性中的对立、现实的分裂实际上有其合理性，是人类发展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那么问题是，在这一阶段，我们除了承认其必然性，还能如何有所作为？席勒明确指出，人性中的这种对立和分裂固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工具，我们切不可将工具本身作为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对立阶段，而应当寻求超越这一对立、走向更高阶段的可能路径，其核心就在于恢复人性的完整性。因此，席勒对现实的透视和分析既看到了现实中的必然性，又试图寻求现实之中蕴含的可能性，并以这种可能性尝试超越、摆脱这一必然性。这也为后文审美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维柯对历史的看法植根于人性的发展，即想象力与理性的相互关系，三个阶段的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对于诗性和想像力的重视对于现代感性和审美问题也具有重要启发。后文我们会看到，席勒在描述人性历史生成和演进的过程时同样强调了想像力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现实成为席勒人性分析的经验起点，席勒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从现实的角度审视和分析人性问题的可能路径。后面我们会看到，现实同样构成了《书简》的问题指向和最后归宿，即席勒最终是要通过审美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他所理解的人性，在启蒙的思想背景下，尤其是在康德思想的影响之下，同时也是某种先验的存在。
二
先验分析方法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席勒在第十封信中明确指出了这一分析方法对自己整个研究的意义：它使得关于人性的分析能够超越个体的、偶然的状态，把握人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从而揭示出人性中绝对的和普遍的东西。[2]192如果说现实分析让我们意识到了人性存在的问题，那么，先验分析则要给我们展示出这些问题如何产生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席勒的这种先验分析方法显然来自于康德，同时也是贯穿整个德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方法。“先验”(Transcendental)一词康德取自经院哲学，并给予了自己的解释，即“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6]19或者说，先验“并不意味着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在的、先天的)，但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7]172可以看到，康德的先验分析探讨的是使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因此，先验强调的是先于经验、但使得认识得以可能这一涵义，由此先验分析也就具有了知识学—存在学的双重涵义。[8]38在《书简》中席勒的人性分析力图寻找那使得人的现实存在得以可能的内在要素和必要条件，因此，这一分析也就带有先验的意味。
在《书简》中席勒关于人性的先验分析由一系列二元区分构成，以此抽象出人性的内在要素，如人格与状态、自由与时间、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等等，看似繁琐，实际上有着自身内在的体系性。概而言之，对人性的抽象区分，可以展示出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和不断变动的东西，即人格与状态。人格以自由为基础，状态的则以时间为基础。因此，“完美地表现出来的人，应该是在如潮似涌的变化之中本身永远固定不变，保持恒定的统一体”[2]195，体现为人格与状态的彼此融合、完美统一。由此也在人身上展示出两种本性：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两种本性的显现与运动则体现为两种冲动：感性本性会努力将人置于时间之中，从而形成感性冲动，其对象是生活；理性本性力图凸显出人格的统一性，指向了自由，从而形成形式冲动，其对象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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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神的时代，这一时期人们在想象力方面最强，但是在推理方面最弱。原始人对大自然心怀敬畏，他们在惊奇中通过想象认识世界，并在想象中创造和形成历史。这是诗性的、也是神性的时代。接着发展到了英雄时代。英雄们相信自己来自于天神，并建立起英雄的社会体制。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从史前史阶段过渡到真正历史的黎明。最后是“人”的时代，即人通过支配自己的理性来认识自身和世界。这时，人的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种自然科学也相继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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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席勒关于人性的先验分析包含着几个关键点：第一，人性之中包含着感性和理性两种本性、两种冲动，二者遵循不同的原则，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第二，人性中同时包含着自我调节机制，即游戏冲动。它能够消除两种冲动的内在紧张，使人性达到和谐统一状态。第三，游戏冲动的对象是美，因此，美实际上是实现人性和谐的基本条件和内在需要。第四，游戏、美代表完整的人性，二者互为因果。因此，审美状态即为属人的状态、完整人性的状态。第五，人性不是一个既定状态，不能一劳永逸地拥有，而是一种理想状态，需要通过审美不断确立和获取。因此，在审美之中，人们“能每一次都通过审美生活重新得到这种人性”[2]237。 事实上，通过将美与人性相关联，席勒关于人性的先验分析也解决了审美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即审美不是一种闲暇时的娱乐和消遣，而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完整人性的内在需要，
在席勒看来，“文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使人就是在他纯粹的自然生命中也一定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却不能从自然状态中发展而来”[2]246。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自然的生命，但却可以改变自然生命对于他的意义，使人的自然生命“受形式的支配”，体现出审美的或理性的内涵。同时，这里也体现出席勒的文化历史观，即文化的演进体现为从自然的人到审美的人再到道德的人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和合目的的过程，审美就处在这一演进中的枢纽性位置。
之前指出，席勒始终力图在人性的两种冲动之间维持某种平衡。这里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席勒将审美状态定位为人性之中的某种“中间心境”。具体来说，“心灵从感觉过渡到思维要经过一个中间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感性与理性同时活动……心灵既不受自然的强制，也不受道德的强制，却以这两种方式活动，因而这种中间心境理应特别地称为自由的心境。如果我们把感性规定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把理性规定的状态称为逻辑的和道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实在的和主动的可规定性的状态称为审美状态”[2]233-234。上文指出，在游戏状态中人性中的两种冲动都会得到充分发挥，而不会彼此强制。在这一意义上，游戏状态指向的是所谓自由的心境，就其处于两种冲动之间而言，则是所谓中间心境，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审美状态。在这种作为“中间心境”的审美状态中，人的两种冲动能够同时发挥作用，彼此平衡，人的内心由此进入自由状态之中。但要实现这种作为“中间心境”的自由状态，席勒认为需要心灵之中的某种“过渡”。这种过渡不仅仅是心灵之中两种力量之间的过渡，更是人性发展和人类历史之中的过渡。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透露出席勒人性分析的历史性消息。
三
自然状态向审美状态的过渡，代表着人性的生成，其标志就在于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可以说，自然状态中的人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因为这个时候人性还没有生成，人和动物还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是什么现象宣告野蛮人进入人性的呢？不论我们对历史探究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生活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2]263。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体现出对人自身的关注，而当时“地理大发现”对人类多样性的认知也极大地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历史问题遂成为时代的普遍问题，由此也促使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10]之后启蒙思想中也包含着自身的历史意识。卡西尔在《启蒙哲学》里概括道：“启蒙哲学提出了关于宗教现象的历史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领域，人们最先迫切地感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启蒙思想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开端上，它不得不得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要求，而这反过来又开辟了历史领域的整个视野。”[11]191从对宗教现象的历史性考察开始，人们发现，这一研究方法可以拓展到人的整个经验世界乃至人自身。这时，对人性的分析尽管还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但已体现出与中世纪时期不同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人性的思考中，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性的生成，即将人性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思考人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构成了理解和思考人性问题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研究混合感染病例中，绝大部分是MP与其他病原体混合感染，MP＋INFB、MP＋PINF、MP＋INFA＋INFB是主要的混合感染类型，本研究的混合感染阳性率4．58%低于郑州市的阳性率7．4%［1］。非典型病原体混合感染国内仅有零星的报道，全面诊断对及时准确用药意义非常大，应受到足够重视。
近代思想中，维柯率先系统思考了人类的历史发展，着力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与内在规律，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具体来看，维柯的历史哲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将人性的生成和演进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12]429。
在席勒看来，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分属感性和理性两个不同的领域，遵循两种不同的原则。能够把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结合起来并使二者相互协调的是一种新的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构成了人性的完整性。正是在这种完整性之中，感性和理性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即“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使人的双重本性一下子发挥出来。[2]213而游戏冲动所指向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就是美。因此，美作为游戏冲动的对象，就代表着人性的完整和统一，也自然发挥着弥合人性分裂的功能。很显然，游戏、美都从完整的人性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并在人性分裂的现实状况下发挥着弥合人性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席勒才会指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这个原理将支撑起审美艺术和更为艰难的生活艺术的整个大厦。”[2]214“完整意义上的人”与“游戏”互为前提，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的。因此，真正的人是审美的人，真正的生活是审美的生活。美实现了人性统一与和解，这一思想突出了美在现代人、现代生活中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9]76通过艺术和美实现人性的完整性，这是席勒理论上的贡献，也直接开启了现代西方审美乌托邦的思想传统。
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先验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即理想状态的美与经验中的美。在席勒看来，统一的美或理想状态的美源于人性中感性与理性两种力量的平衡。但经验中的美往往会偏离这种理想状态，偏向于人性中的某一种力量，即或者偏向于感性方面，或者偏向于理性方面，由此形成经验中美的二重性，“观念中的美永远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独一无二的美，因为只可能有唯一的一种平衡；相反，经验中的美却永远是一种双重性的美，因为在摇摆时可以以双重方式，即从这一边和从那一边，打破平衡”[2]216。当然，经验中美的二重性实际上来自于人的不完善。正是人性的内在分裂导致了美的二重性，“恰恰是人把他的个体的不完善转嫁给了美，是人通过他主体的限制不断给美的完成设置障碍，并把美的绝对理想降低为两种受到限制的现象表现形式”[2]221。如果说只有在游戏之中人性以及审美的内在分裂才能得以弥合，完整的人才能体现出来，那么，解决人性问题就需要借助于审美的途径，因而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是“使美的两个对立的种消融在理想美的统一体中，同样人性的那两种对立的形式也消融在理想人的统一体之中”[2]219。这里，从对人性的先验分析入手，最终延伸到通过审美教育将经验中二重性的美统一为理想状态的美，将现实中人性的分裂状况弥合为完整的人性，从而体现出席勒先验分析方法的现实性指向。
可以看到，席勒在《书简》中始终关注现实问题，并将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决落实到人性问题之中，试图从人性的层面上来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人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现实之中，现实问题最终是人性问题的反映。这样，从现实的角度透视人性，并从人性的角度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就成为席勒考虑现实问题的主要思路，这实际上也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普遍思路。正如蒋孔阳所说：“德国古典美学都是把美学当成解决矛盾的工具，都是希望通过审美的活动来解决内心的矛盾，从而达到解决现实的矛盾的目的。”[5]27
维柯这一审视历史的思路在启蒙哲学中得以延续。卢梭关于“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对比就体现出某种历史性的思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是从思辨的角度考察人性的历史确立和人的历史生成，体现出某种明确的历史意识。这一点在康德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得以继承。在那里，康德以“臆测”的方式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一部出自人性中原始秉赋的自由的最初发展史”[13]59，即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发展史，并明确区分出人类理性进展的几个重要步骤：从本能冲动，到对本能冲动的驾驭，再到对未来的期待，最终达到真正理解人是大自然的目的。这一以理性为基础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并不是来自于严密的文献分析，但和卢梭一样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并直接影响到席勒对人性问题的思考。
作为维柯的主要继承者之一，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也值得重视。赫尔德把人类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诗歌阶段、散文阶段和哲学阶段。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目的是人道，历史进化的目的就是人道的实现，即理性和正义的实现，而人道的完成正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结果。这种关于历史的三分法、人性基础上的历史意识等思想也体现在席勒关于人性的分析中。
在《书简》一开始，席勒关于人类认识的思考就已经暗示出这种历史性的线索。在第3封信中，席勒就明确区分了“自然国家”和“道德国家”两种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人的自然性格和道德性格之外的第三种性格，“这第三种性格与那两种性格都有亲缘关系，它开辟了从纯粹力量的统治过渡到法则的统治的道路，它不会阻碍道德性格的发展，反而会充当不可见的道德性的感性保证”[2]159。三种性格的区分已经暗含了历史性的维度。在第6封信谈到人的发展时，席勒指出，只有通过人的不同才能的相互对立才能使人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这一观点同样包含着内在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性思考在《书简》后来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
与之前的先验分析着眼于人性的内在构成不同，在《书简》最后一部分席勒进而从外部考察人性的生成与发展，区分出了人性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状态，即自然状态、审美状态和道德状态。三种状态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包含着历史性演进的内在线索，即上文所说的“过渡”。席勒关于三个状态对于人的意义做出了一个简明的表述，即“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仅仅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2]250。而且，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人类，三个阶段都是必须经历的，即“可以区分出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族类，如果要实现他们的全部规定，都不得不必然地和以一定的秩序经历这三个阶段”[2]250。也就是说，三个阶段的顺序演进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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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三个阶段并非彼此割裂，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席勒指出：“从感觉的受动状态过渡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实现……总而言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2]244。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席勒给我们描绘的人性演进的历史线索，即从感性的到审美的再到理性的，其间存在着两种具有确定指向的过渡。
席勒对人性的分析包含着内在的历史意识，这构成了席勒人性分析模型的又一侧面。
外观竟有如此大的效力？因为在席勒看来，对外观的喜爱标志着人能够超越实际的功利目的，寻求更具精神性的愉悦和满足，这恰恰代表着人性的生成。换句话说，人性也就在于人能够超越动物性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直接满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脱离动物性的感官，而是在感官之中体现出理性的内涵。这一理性内涵就体现在对外观、装饰或者说形式的关注之中。
事实上，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已经体现出对美的形式性的关注，在对美的契机的分析中突出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但席勒在这里将其纳入了人性发展的历史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即文化的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 《加强风险管理 应对持续干旱》也在会上发布。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亚行首席水资源专家张庆丰在介绍报告主要内容时说：“问题无法仅仅依靠修建基础设施来解决，要加强需求管理，建立一套流量和水量分配的监测系统，提升中国应对灾害的能力，同时大幅度缩小水资源供需矛盾。”该报告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阐明了更严格的需求管理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一是科学高效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按照国家防汛抗旱工作要求，立足主动，加快现代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的原则，从早从紧从严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因而接下来就是审美状态向道德状态的过渡。这需要借助于观赏或者反思。正是观赏或反思使人不再停留在质料世界之中，而能够通过想像力进入精神世界，也就是说，“美是自由观赏的作品，我们同美一起进入观念世界”[2]259。在席勒看来，观念世界恰恰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道德与自由，由此审美状态与道德状态就能够彼此相通，在审美状态之中就能体现出向道德状态的过渡。
康德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观点强调了美与道德、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席勒美学同样强调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联，或者说，道德或者自由成为审美的历史性指向。由此席勒提出了三个王国：力量的王国、游戏和外观的王国、法则的王国。正如他所说：“在力量的可怕王国的中间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的中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身体的，还是道德的。”[2]276力量的王国与法则的王国均包含着强制性的力量，而只有作为游戏和外观的审美王国才摆脱了任何强制。对于席勒来说，或许审美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力量的可怕王国”有着过多的动物性的驱动，“法则的神圣王国”包含着高于人的神圣法则，而只有“审美的王国”才融合二者，给人提供了人性的完满状态。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职责分工、项目实施、资金管理、建后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三个阶段、三种状态、三个王国实际上言说的都是人性的历史发展，或者说，人性的生成。而且在席勒看来，个体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需要经历相似的阶段。因此，历史不仅仅是宏观的、总体性的，同时也是微观的、个体性的。这也构成了席勒审视人性的独特视角。
由图2可看出，当T>1 000 K时，反应式(1)～(5)的ΔGΘ<0，说明上述反应在热力学上是可行的。从热力学分析可知，苏打焙烧可能破坏Me3O5型固溶体结构，使Ti、Fe、Mg、Mn等元素形成的复杂黑钛石型化合物转变为简单的化合物而被溶解，SiO2和Al2O3则形成Na2SiO3和NaAlO2而被溶解。
更具体一点来看，这种历史性的分析方法不仅仅体现在对人性的审视之中，也体现在对具体概念的把握之中。如席勒对于“游戏”概念的分析。最初，动物的生活受到自然需要的强制，因而面对的是严肃的自然。当它有了剩余精力的时候，就能够摆脱动物式需要的直接强制展开游戏，这时的游戏就是自然的游戏。进一步，当人的想像力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的时候，人借助于想像力就会把不同的形象按照自然法则连缀起来，并从形象本身的连续出现获得愉悦，这就是幻想的游戏。最后，当想像力能够摆脱自然法则、以一种自由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时候，就会经历一个飞跃，形成审美的游戏。[2]272这样，从严肃的自然到自然的游戏，再到幻想的游戏，最后到审美的游戏，也就是完整人性的体现，整个过程包含着历史性的线索，体现出对人性历史生成的思考。这一思想实际上也提示我们注意这一历史性分析方法在对更为具体问题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总体看来，将历史性的维度纳入人性的考察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时人性不再是既成的状态，而是需要去培育和争取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观念。在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那里，这种历史性所蕴含的理论潜力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挥。20世纪，“历史”在詹姆逊那里更被视为一切解释的终极视域，“永远历史化”[14]9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甚至成为讨论任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些无疑都彰显出历史意识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综上，席勒在《书简》中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分析模型，即通过现实分析、先验分析和历史分析，展示出人性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其中，现实分析构成了分析的起点，先验分析展示出人性应有的状态和内在构成，历史分析则呈现出人性发展的未来走向，由此体现出席勒对人性的系统性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模型的建构，既是对启蒙思想的继承，同时对西方美学后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席勒的人性分析模型实际上融汇了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人的基本认识，体现出对于人性的完整把握。事实上，三种分析方法在席勒之前都已出现，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对时代和现实问题的关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关于人性的思考，维柯以来对人类历史的把握等等，均给席勒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席勒正是将这些不同认识融入到自己的理论分析之中，并给予有效综合，形成了关于人的相对完整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这一分析模型具有其创新意义。
其次，席勒的这一分析模型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即三种分析方法并未能够有效融汇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书简》中，这一问题事实上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历史分析部分，席勒并未详细展开(这一部分内容也是以往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部分)，因而与现实分析与人性分析相比在理论阐释上显得不够充分。这一问题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即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方法。例如，在这一思想方法的指引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理论命题既是对当时艺术发展状况的现实判断，也是建基于艺术史的历史研究，更是着眼于绝对精神发展的先验分析，从而体现出三种分析方法的有效融合。从这一点来看，席勒的思想具有某些过渡性的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篇关于美的著作中将这三种分析方法统一起来，颇具意味。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美与人性的内在关联。由此，人性的不同指向也包含着美的现实性、先验性和历史性。不仅如此，美还成为弥合人性分裂、思考人性的现实指向、历史发展和先验完整性的核心和基本方法。实际上，美在关于人性的三种分析方法之间的确起着枢纽性的作用。在《书简》中，美是人性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完善人性的内在要求，更是解决现代人性分裂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美之中就融汇了人性的历史性、先验性和当下性，美就构成了包括人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内的完整人性。毫无疑问，美不仅仅是人性的应然状态，更是人性的当下需求和历史指向。这样来看，人性与美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由此，依托于审美，席勒对时代的判断就能够超越特定时代的局限，体现出更为深邃的眼光。
[参 考 文 献]
[1] 张玉能．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 席勒．席勒散文选[M]．张玉能,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 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 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 邱建群．文艺复兴与历史哲学的兴起——兼论维柯革命性的开拓[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11] E.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2] 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4]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Discrimination on the Model of Analysis on Humanity in Schiller’s Letter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LIU Kai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 ’ an 710119, Shaanxi )
Abstract : Humanit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Schiller’s aesthetics, and an important clue to understanding Schiller’s 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chiller constructed a complete model of analysis on humanity in his Letter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ality, prior analysis and a historical analysis. Research on this model will help with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Schiller’s aesthetics, and has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ther comprehending of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Western aesthetics in general.
Key words : Schiller； aesthetics; Letter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 humanity
中图分类号： B8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4-0110-08
收稿日期： 2018-09-18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074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美学时间性问题研究”(17BZW066)
作者简介： 刘凯，男，陕西咸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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