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三级功效论——演讲与宣传思想、工作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功效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引和总论
苏联学者莫·卡冈考证，演说艺术独立出来并成为专门注意的对象是在纪元前五世纪，即城邦国家民主关系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演说的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演说术成了这种艺术的理论，它在一位早期希腊诡辩派哲学家高尔吉亚失传的专题论文中首次得到阐述。[1]
演讲自从它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之后，就以显赫的姿态引起广泛的关注，被列入艺术世界。昆体良把演说视作来自现实的“实用艺术”。巴德在世界美学史上首先指出，雄辩术和建筑有时属于艺术世界，有时又脱离艺术世界，具有功利和审美双重性。18世纪下半期的德国美学，把诗和雄辩术并列为“运用人为符号的美的学科”。康德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语言艺术、造型艺术和感觉游戏艺术，雄辩术和诗属于语言艺术。克鲁格所构的“美的艺术的系统分类法”，在广义的声音艺术体系中，把演讲艺术称为“复合艺术”，归在相对艺术或实用艺术门类里。而雅科勃是把雄辩术叫做听觉艺术。莫·卡冈的美学体系，则把演讲艺术归类于“再现系列的普通艺术”和“时间艺术”。[2]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演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曾作为一种重要艺术样式被列入艺术世界的范畴，确立并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一直被公认为一门独具体系的学科。可是，这门实用性很强的艺术，又往往和思想斗争、国家政治生活纠缠在一起。莫·卡冈认为：“辩论的竞技、思想斗争作为一种稳固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只是古希腊城邦社会关系的民主体系所引起的。在这些城邦里存在着尖锐的思想斗争，需要对群众产生精神影响的强有力的新手段。因此，演说艺术的历史同古希腊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论战技巧的诡辩哲学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而中世纪使精神交际和影响的所有形式服从于宗教的需要，把演说艺术变成了教会说教艺术”……[3]因此，依照我们对思想教育概念的界定，以莫·卡冈的理论观点为依托，就可以说演讲是一种生动活泼的舆论手段，是一种充满激情，具有丰富的鼓动力量，极赋说服力的思想教育形式。
索尔策断定听觉是打开通向人心灵的“第一感觉”，他指出，语言艺术也诉诸听觉，语言艺术的主要力量有于“语言的意义，而不在于音响”。其次就是视觉，它使人产生并不逊于听觉的强烈的，但更多样的印象。美的全部丰富内容，同时还有全部的完美和善都在它面前展开……正因为对心灵的作用也可能借助于不包含任何物质因素的表象和概念，所以“语言艺术”才可能存在。[4]作为语言艺术的演讲，它正是将理性的思辩，情感的感召力和言语艺术的表现力，融为一体，综合运用，形成合谐的整体，同时诉诸传播对象的视觉和听觉，进而直接作用于受众的知觉、情感、信念、态度和见解；进而，随之就会产生相应的外显行为。这种演讲感染或激怒，启迪或混乱，激励或刺激受众，在受众认知系统获得肯定——接受或否定——拒拆的价值判断，起到正向或负向的社会舆论作用。
循着这种思维轨迹沿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演讲通过对受众个体，乃至群体的施效，在受众身上会发生神奇的思想教育功效，若从宏观鸟瞰这种功效，就可视作社会舆论作用和社会宏观控制的实施。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的最佳实现，是通过三级功效的完成来完成的——这三个层级的功效是情感功效、态度功效和行为功效。情感功效为基础功效和第一功效；行为功效为效应功效和最高功效，三级功效逐级呈梯状晋升。实现不了情感功效，态度功效和行为功效无从谈起；出现行为功效，必然发生过情感功效和态度功效的过程。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的最佳状态和最高成果，应该是行为功效的产生。当然这种行为功效具有两极性：符合人民愿望和社会需要的行为功效是正极功效，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力量，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之则是负极功效，可以冲击人们固有的稳定的观念体系，影响社会意识的正常导向，损害或破坏社会运行机制，导致局部或整体的混乱。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的最佳实现（三级功效）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受众个体三级功效的实现，达到对群体三级功效的实现。演讲的完美形态，应该是对受众群体三级功效的逐级实现。如果只是对受众少数个体实现了三级功效；如果只是对受众个体（或群体）仅仅实现了情感功效，那么，演讲就不是完美的，就不是十分成功的，但并不是失败的。衡量这种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三级功效实现的级次和行为功效实现的极性（正极和负极）——这是定性指标；二是看三级功效实现的受众数量，看驱动的受众是群体还是个体，是少数群体还是多数群体——这是定量指标。诚然，对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是艰难的工作，有时是模糊的，因为三级功效的实现，有的是直接的迅速的外部体现，有的则是间接的延时的内部反映；有的是能够感知的立竿见影的，有的是不易察觉的潜移默化的……这就是演讲的思想教育功效，从实施到实现的整个程序和完整体系，参见下图：
二、情感功效
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亚里士多德说过：“说服是通过讲演使听众动感情而产生效果的。”当演讲者肩负着特定的思想教育任务和目的，进行“演讲创作”时（阿普列相语），演讲者所处的时空环境和社会氛围，决定了演讲者自身的情感基调——欢欣或愠怒，兴奋或哀伤，激昂或恐惧等……演讲者的情感，以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为载体，通过演讲的内涵形象（观点、内容、逻辑等）、语音形象（神韵、语气、语调等）、气质形象（神态、气度、风格等）和态势形象（表情、动作、体态等），组成演讲的整体形象，作用（刺激）听众的视觉系统，引起听众主观的心理反应，形成具有一定色彩、强度和力量的定型化情感因素。如果听众的情感因素是演讲者所预想的状态，沿着演讲者情感基调所暗示和引导的方向波动，那么演讲这种双向交流活动就达到高度和谐，讲者与听者的沟通，就实现了心理相容和感情相容，演讲者的演讲便闯进了听众心灵的门坎，走近了听众的感知世界；那么，演讲的情感功效也就得到了实现。[6]
1947年，冯玉祥将军应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会的邀请发表演讲。他首先揭露蒋介石制造内战、杀戮百姓的罪行，给蒋介石取了四个诨号：“屠宰公司的总经理”，“制造共产党的工厂的总老板”，给共产党送军火的“输送大队长”，美国给多少支授也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又针对听众的提问，讲了魏德迈将军声明的详细情况。接着呼吁各界起来阻止南京政府的罪行，阻止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最后他说：“……中国和平了，世界也和平了。”冯将军讲完，听众的情绪近乎沸腾了，鼓完掌后又不约而同地坐下来，开始陆续提问，冯将军一一做答。演讲结束后，当场，立即有人建议：致电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国会，要他们致电蒋介石，不同意他加强独裁，解散民盟的行动，并要求政府停止援华。全体与会者一致赞成，该会秘书当场拟好电文：一、撤退驻华美军。二、停止对华军火运输。三、停止政治性借款。四、一切援华物资，不能用于内战。全场一致通过，与会者表示，仅仅这样做并不够，还要发动其他团体，共同推动这一真正有益于中国的运动。冯将军的演说，使许多教会人士茅塞顿开，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后来美以美会有个长老，特地到纽约找到冯将军说：“以前我们以蒋介石和宋美龄为美以美会教友为荣，现在不能不以为耻了”。
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美国援蒋，呼吁和平民主。他在美以美会的这次演讲，就是以这种思想为主题贯穿始终的——这就构成冯将军演讲的内涵形象：轩昂的神态、将军的气度、笃实真挚的风格，构成了他的气质形象；威严的表情、禀然的动作、威武的军人体态，构成了他的态势形象。冯将军通过这种自然和谐的整体形象，对国对民的诚挚之爱，对内战、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无比愤恨，艺术化地、极赋影响地传达给听众，感染了听众，说服了听众，激动了听众，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顺利地完成了情感功效的全部环节，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完美的教育、鼓动效果。[7]
三、态度功效
态度是传播学、舆论学、宣传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演讲学和思想教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所谓态度，主要是一种倾向于或抗拒于某事物的表现方式，是对于某社会对象的一个持续性体系，包括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感情上的反应、赞成或反对的行动趋向。它属于个人和外界对象的关系范畴。态度有三个组成部分：感情系统（对事物的评价、爱好和情绪反应）、认知系统（信念与知识的认知反应或表示）和行为系统（外显行为的意向）。态度的性质也有三种：赞成的、反对的和中性的。[8]
当演讲者为实施思想教育目的而进行演讲时，当演讲在听众心理已经取得了情感功效时，自然就进入第二个心理过程——解决听众对演讲的观点所持的态度问题——这就涉及到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一直受到充分重视的两个跨学科的理论命题：态度改变和劝服研究。
每一位演讲者的每一次演讲，都在一定目的支配下表现为明显的态度，通过表情、动作、语调以及选择不同色彩的词汇表现出来，体现为外在的意志指向和可感的思想倾向，这些潜在因素蕴含在演讲的整个过程中，对听众的态度进行渗透和感染、诱导和说服，竭力使演讲者的态度变成听众的态度。为此，演讲者或者动之以情打动听众，或者发挥真理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征服听众，或者搜寻共同语言作为突破口，或者运用幽默技巧、利用以退为进的手法，迂回渐进，曲线取胜……总之，千方百计坚定相同的态度，改变不一致的态度。成功的演讲，都是能够使与自己相同的态度更加强化，都是能够动摇或改变听众的信念结构，诱导听众的心理倾向，最后达到改变和控制听众态度的目的，使听者和讲者的态度取得基本一致。这样，演讲的思想教育的态度功效就得到了实现。态度功效实现的直接效果是：在听众心理能够形成一个信念组织，形成一个较为持久的心理倾向，并且能够使听众以某种方式按照态度的指向采取行动。
战国时，赵太后刚当政，秦国趁机攻赵。赵向齐求救，可齐定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入齐为质才出兵。赵太后爱子心切，不肯答应，众臣晓之以国家安危之理，赵太后执迷不悟，并恼羞成怒地宣布：“谁再敢提让长安君作人质，我就赏他一脸唾沫！”在这种僵局的情况下，左师触龙求见。他先和赵太后唠家常，问候太后身体和饮食情况，分散注意力；又说我们都是老人了，人同此心，都是要爱护子女、关心子女前途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子女呢？……巧妙地找到了共同语，接着又劝谏：如果真心爱子，就应象对女儿燕后一样，让长安君建一番功勋作为日后继业之凭，立国之本。他抓住要点，运用对比，打动了太后的心，使太后改变了顽固的态度，同意长安君做人质。触龙的这段游说劝谏演说，通过唠家常问健康，纵谈爱子及爱子的方式，引起太后的感情共鸣，实现了演讲的情感功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实质性内容——劝服太后改变态度，运用了演讲的多种攻心技巧，触动太后的心理定势，最后以理以逻辑的力量，改变了太后的态度，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演讲的态度功效。[9]
四、行为功效
当演讲实现了情感功效，就取得了实现态度功效的条件；当态度功效实现之后，行为功效的实现就有了充分的可能。
黑格尔指出：“演讲术只着眼到一种要采取的行动和决定，但是这种行动或决定并非随演讲而终结和完成，而是还有待于许多另样的活动。”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意识和态度见解支配的一种反应动作。演讲者的最高目的，就是使听众根据演讲的指向，采取相应的行动。
一般地说：“听众作为总和主体，这个现象的复杂性表现在它有一系列特征，其中有的是它集体活动的基础，有的则是结果。……除形式标志外，听众还要取决于三个质的特征：即准备性、倾向性和能动性的潜在水平。”这里渗透出一个听众接受心理的规律：听众在听演讲时，自身都有一定的准备心理，这种准备心理是多向的。而且听众预先就有态度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可变的，随时都有被改变的可能性。听众并非消极被动地听，具有一定的反应在内部的能动性——参与讲与听的双向交流活动，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影响，并存在采取相应决定和行动的潜在意向。这是行为功效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演讲者能够给听众一种明确的启迪，能够解决关心的问题，给听众的期待指明方向，并能鼓动性地诉诸听众的理性和情感系统，听众就会有所趋向有所行动，这种行动若和演讲者的设想结果相符，演讲的行为功效就成功地实现了。
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起义，陈胜在起义前，做了种种准备，当时机成熟，他便当众演讲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一语道破要害，客观准确地分析了形势和心理，引起了情感共鸣和态度改变，最后他一呼百应，率众揭竿而起——演讲的行为功效顺利实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演讲是思想教育常用的、有效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离开演讲的思想教育，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将顿然失半。思想教育是演讲的灵魂，不断给演讲充实新内容、新思想，并使演讲获得旺盛的生命力。而演讲的三级功效则是实现其社会效果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技巧。[10]
注释：
[1][2][3][4]（苏）莫·卡冈著、凌继尧等译：《艺术形态学》274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5]《列宁全集》20卷，255页。
[6]参见《演讲整体形象论》。
[7]冯洪达、余华心著：《冯玉祥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
[8]吴文虎编著：《传播学概念百题问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9]《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0]主要参考资料，赵鸿利主编：《演讲技巧与训练》，见本人拙作“第四章训练篇”，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刘建明著：《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费穗宇主编：《社会心理学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苏）В·Г·卡扎科夫等著：《社会心理学的应用问题》，赵洁珍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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