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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带有转折意味的破折号。那么，在这长长的历史破折号后面，又会出现些什么呢？这将由我们每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用切实的努力作出解答。
目前，因苏东剧变而导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迷状态，已有所缓解。但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势仍缺乏清晰的认识，尤其缺乏系统的认识。尽管有不少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活动家和党派从各自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对此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新探索，但建设性的、可操作的思想成果并不多。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
探索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看法。这种区别应该主要体现在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而对若干具体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或在关注对象上对不同的事物和现象各有所侧重，而不应该体现为现实与传统的割裂。历史没有断裂点，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永恒序列中，总是环环相扣，迭加推进。因而，创新决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过去；同样，历史的继承性也不应当成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借口。探索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这是一个根本的方法论基础。
作为一种追求和理想，社会主义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反抗剥削的思想的继续。列宁曾经分析道，“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社会主义便是这种理想的最高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理想用某种理论和学说表达出来，始于16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从最本源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其核心是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或个人权利，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社会机构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则注重集体的权益和福利，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能够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主宰自己的命运。换言之，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公众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摒弃个人的自由放任，独裁专制和极端无政府主义都是它的敌人。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劳工运动的产物，其直接目的是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东西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流派。当然，在这两大主体流派之外，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或组织派别。这些派别有的是19世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的继续，有的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派生物或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某一方面的反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及运作方式处于一个不间断的变革过程之中，其意识形态也不断地实现着突破和超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不例外，只是速度有快有慢，方式有急有缓，程度有深有浅。苏东剧变强化了这种变革与超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着空前的大分化大组合，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问题也焕然一新。以致有学者指出：在全世界目睹了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者只有发现一个全新的理由才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幸存于世。
社会主义者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随时修正自己的理论和行动，通过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来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促进社会进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题中之义。早在1881年，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一个多世纪以后，当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时，邓小平更是掷地有声地说道：“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存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摆在今天社会主义者面前的，究竟又有哪些带有根本性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呢？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改造，是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必须重点加以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不应忽视科技发展的影响，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也不可能离开科学技术。并且，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浅层次，更不能搞形而上学，在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发展之间作直线思维。事实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若干中介环节，需要一定的运行机制，需要一整套技术传递系统及相应的环境保障；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商品化、市场化的广泛实现，极大地改变了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各种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根本性的社会进步也有昙花一现的炒作喧嚣；在技术社会条件下，国家权力的行使，意识形态的制约，利益关系的重组，都随时发生着渐进的但却异常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往往通过一段时间的累积而完成让人出乎意料的质变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尤其决定着它的一些具体实现形式的有效性。比如说，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开发就对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提出了根本挑战。因此，探讨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除了谈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开辟了广阔前景”之类宏观命题外，还应就上述具体问题的产生、表现、影响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不妨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科学技术的社会运作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的密切联系。瓦·博尔金系前苏共中央书记、总务部长，曾多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他在1995年出版的题为《宝座的坍塌》的回忆录（中译本：《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深入剖析了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失败的社会历史根源，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博尔金认为，苏联80年代中期面临经济社会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针存在缺陷，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的框框太窄，形成于30年代的对不太发达的短缺经济实行计划的方法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还继续通行和使用，没有考虑到科技进步的作用，甚至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1960年，苏联制定了一个旨在全面赶超美国的庞大的社会经济发展20年规划，给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肥等产品规定了具体的产量指标和增长率。到1980年，这些指标都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可苏联的经济社会实力却远不如预期的那样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时间、科技以及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同苏联开了一个大玩笑：经济实力的强弱已不再取决于传统生产资料的产量指标，而取决于关键产业的技术附加值。如果还以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肥等工业品的产量来衡量，苏联确实已经达到或接近美国的水平了，可美国，包括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这个传统工业的竞技场上跃开了。它们不再追求这些产品的产量指标，甚至利用劳动分工缩减了部分产量，所缺部分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与此同时，它们加速发展电子和化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在机器制造业的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优势，从而保证了经济的低消耗和高效益，使苏联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换句话说，当苏联在粗放型的经济建设战线上全面出击的时候，它的对手则依靠科技成就跑到了前面。结果，苏联不但在现实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处于比较弱势，而且还有一大批畸形发展的产业部门需要大量投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完全脱节，这就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根本否定了苏联模式的前途。
博尔金的例子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着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实现形式也应作出相应的改变。俄罗斯学者叶莲娜·萨马尔斯卡娅明确提出，要从工业社会主义向后工业社会主义过渡。她认为，包括苏联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工业社会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强调工业进步的积极意义，把它理解为生产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贫困、失业的必要条件；强调工业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使命，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基础；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它扩展到从组织生产到社会保障的一切领域；等等。这些特征都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未来的社会主义也只有断然抛弃这些旧特征，同时获得若干新特征，才有可能获得大的发展。也许萨马尔斯卡娅的论证方式显得过于简单了一些，但她确实给我们以启发。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运动，或者它的理论反应，是不可能离开社会存在方式的变化而保持自己的永恒形象的。或者说，这种“永恒形象”根本不存在。
还有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也应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视野：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其实是与科技发展和社会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资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活方式全球化，还是一系列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各种形式的国际性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日趋活跃，都或多或少有其科技根源，或多或少可以从中看到社会转型的影子。当然，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经济全球化，在目前这个“经济万能”的社会中，它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囊括一切全球性活动及其发展趋势的概念。跨民族的文化交流，跨国界的行政权力，似乎都只充当了它的派生物，或者干脆就是它的“御用工具”。除了资本全球化这一核心内容外，经济全球化还包括劳动市场与资源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销售市场的全球化，商品与消费模式的全球化，信息通讯网络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的全球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活动方式、依靠力量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把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条件，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对全球化的积极解释而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作出乐观的分析和预测呢？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对雇佣劳动者特殊历史使命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却根本改变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和内容，进而改变了它的性质，这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历史同现实之间的继承或否定关系呢？
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新问题：劳动的消亡。所谓劳动消亡，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不复存在，而是指传统的雇佣劳动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这个问题同上述几个问题一样，也是科技革命导致社会关系变革的结果。二战以后掀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经过50～60年代的加速发展，引发了一场空前深刻的产业革命。众所周知，以前历次产业革命都主要发生在体力劳动领域，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产业革命却完全是在脑力劳动领域展开。它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结构性失业，成了劳动消亡的直接原因和现实表现。“劳动消亡”在目前当然还只是一种趋势，但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资源稀缺与人口膨胀之间的矛盾正强化着这一趋势。初露端倪的劳动危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潜在影响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了：雇佣劳动的消亡实际意味着产业工人阶级的消亡，意味着以阶级运动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消亡。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借助缩短工时、平均分配就业机会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或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失业补助来缓解因劳动岗位不足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现在看来都是治标之策，而任何治标之策都有它的限度。无限制地缩短工时却不减少收入是不可想象的，而增加失业补助的极限只能是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否则正常的社会秩序将难以为继。事实上，普遍就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个传统目标，已经被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放弃了。尤其是在全球性的市场争夺和技术争夺的背景下，维持普遍就业无异于维持低效率，牺牲经济效益，结果只能被淘汰。显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放弃经济发展而为劳动保留一块安怡的净土。那么，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支点在哪里？亚当·沙夫曾从对劳动消亡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结论：雇佣劳动消亡，即人的劳动不再是劳动市场上的商品，必然引起资本主义自身的消亡；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将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有效就业所取代，这是一场就业文明的根本转变；这场转变必然包含着向一种集体式的、社会计划经济转变的必要性，而转变过程中行动者的自觉的政治态度将决定转变的最终结果。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从中不难体会到一种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和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力量。
社会主义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在今天，它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