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自觉与交流——论萧红创作与外国文化的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自觉论文,外国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11-0118-04
东西文艺理论交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景观，中西文化在多样性的选择中相 互碰撞和交流。作为一个个性作家，萧红的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她的文学生涯 中，看不到明显的中外文化的深厚影响，在她的身上也似乎很难发现鲜明的东西方文化 形成的精神内涵。她的个人风格是那么鲜明而独特，她的小说自成一体，因而，长期以 来人们对于萧红的创作产生了一种审美错觉，认为她主要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 她是一个天才，但是一个没有经琢磨过的天才”(注：萧军：《和日本朋友松井博光教 授一次谈话录》，《青春》1981年第1期。)
作家的文化构成和文化影响往往是多方位、多层面的。20世纪30年代，经过五四文学 革命发难者们冰封开河的艰辛努力，一大批欧美、日本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被翻译介绍到 中国，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们相比，3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 则更为幸运，他们不用远涉重洋就可以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营养，并从时代、社 会和发展的需要来选择外来的东西。而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地山等第一代作家在 借鉴、创新的文学实践中留下的经验，也给他们以极有意的启示。因此，就吸取外国文 学的营养来说，在30年代作家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外来思潮都经过了一个 “中国化”的变形过程。外国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是深层的，多样的，是消融在他们自己 独特的创作风格中的，而很少见像五四作家那样的外表的、单纯的联系痕迹。萧红便是 这样一位作家。
萧红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作家，她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通过自身 的文化过滤，使之化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再造就完全个性化的艺术品。萧红曾经接触 过许多外国名作家的作品，她本人提到的有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史沫特莱，法 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英国的夏芒、约翰、曼珠斐尔，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 ，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班台来耶夫，并且她一直十分喜爱俄国的进步文学和苏联 文学。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种历史机缘，使得俄罗斯(包括苏联)及其文化与东北关系相 当密切。东北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俄苏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萧红曾经在号称“东方莫 斯科”的哈尔滨求学与生活。她主动和被动地接受了渗透于生活中的俄苏文化。在萧红 的笔下，俄罗斯的饮食文化和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和渗透到东北人的饮食结构、饮食习 惯中，她的散文经常在无意的、零星的、穿插似的描述中，表现和透露出这一方面的内 容。《商市街》的很多篇章当中都表现了俄国文化渗进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充满了 俄国情调的“欧罗巴”旅馆，到每天都吃的“黑列巴”和牛奶，俄国文化就这样深深地 卷入到她的生活当中。
在她的作品中，还真实地表现和描绘了俄苏人的形象，并且由此形象地揭示其性格及 积淀于其中的文化内涵。如《索菲亚的愁苦》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旧俄国贵族流亡生涯的 悲苦，表现了她们强烈的思乡爱国之情以及欲归不能的不幸。在具体的描写和人物遭际 中，流露出一种浓重的、俄罗斯式的忧郁——在俄国文学中常常看到和感受到的那种忧 郁。因此，俄苏文化对萧红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中的渗透，而且表现在他们的艺 术思维、气质、构思和风格情调的追求中。
与一些闺秀派女作家不同，萧红的文学创作，是以反映东北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幸 生活状况开始的。这种观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固然同她生活的经历有关，同时也 与辛克莱给予她的影响分不开。成名后的萧红曾回忆中学里读辛克莱作品时的情景：“ 在那时节我读辛克莱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这书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 下去。”(注：萧红：《一九二九年底愚昧》，《萧红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版，第215页。)在哈尔滨求学期间，萧红还参加了“星星剧团”排练辛克莱的剧本《小 偷》，她在剧中饰演病妇人。是辛克莱为她打开了世界的窗子。当她开始拿起笔来进行 创作时，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辛克莱式”的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热情和对下层劳动人民 命运的深深同情，有一种紧迫的时代感和社会批判光芒。在艺术上也显示出了“辛克莱 式”的善于描述，擅长用迅速变幻的情节揭示人物的各种遭遇，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 风格。
然而，从萧红的气质、生活阅历和社会接触面来看，这个角度对萧红并不合适。萧红 是那种敏感、情感型的作家，她有着极强的艺术敏感和极端的感情化，但又因为有限的 生活阅历和社会接触面的局限，缺乏恢宏壮阔地谱写史诗的魄力和才力。所以，这种仅 仅凭着热情而产生的对时代的激进追求，使得萧红早期的这些作品，在对生活的把握上 比较浮泛、表面，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单薄，甚至出现不真实的现象。
在哈尔滨这段文学实践的摸索后，萧红开始调整了自己的角度。《生死场》前半部便 显露出这种转变的迹象，出现在作品中的是她熟悉极了的农人们，反映的也是一些平凡 愚夫愚妇们的平常生活小事，抒发的是她与这些苦难人民水乳交融的“思恋情绪”。《 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手》等艺术上获得成功的作品，都是取自她自己或身 边人们的生活，她写起这些体裁来得心应手。虽然涉及生活的面较以前似乎窄了些，但 是因为写的是熟悉的生活，作品情感灌注，形象逼真生动。《呼兰河传》、《马伯乐》 、《小城三月》、《后花园》这些后期作品标志着萧红确立了最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 作角度的最后完成。
这种角度的选取中有着契诃夫的影子。契诃夫对生活作审美观照时是十分注重细小事 物的。他认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微小的，不易觉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 。他的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小市民世界的日常生活，揭露着“琐事”的可怕势力和庸俗习 气对生命的窒息。在萧红后期的创作里，没有壮烈的斗争场面，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 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只有小人物的平凡生活。这些小事，然而是深刻的小事。“这些 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 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萧红小说中这种善于表现和描绘沉重压抑生活 中小人物的“几乎无事的悲剧”、那种来自于作者的不愠不怒的微讽和轻轻叹息、那种 略带忧郁的情调和轻喜剧风格，与俄国作家契诃夫是息息相通的。
在选取小说的叙述视角上，萧红也表现出了与契诃夫相同的审美情趣。契诃夫常常通 过儿童的口吻来叙述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他善于把现实生活倒映在儿童简单、朴素、 纯真心灵的镜面上，从他们缺少社会偏见、没有世俗束缚的眼光中，反映事物的本质特 征。用儿童视角来观察人和事，这也是萧红最常用的叙述视角，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一 双天真好奇的眼睛在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以儿童作为第一人称的“我”的主人公形象， 出现在萧红的很多篇章中，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视角和思维特征。
对于契诃夫的借鉴，萧红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构思和特定的生活内容，进行了适度 的变形，使之融合于自己的生活发现和艺术表现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在这些 几乎无事的悲剧中，透露着萧红深沉的社会历史思索和深刻的批判力。这是萧红对生活 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后，主动放弃了最初辛克莱式的反映生活面的宽广、时空上近迫的 特点，而得到了契诃夫式的深刻。然而，与契诃夫冷静、客观的态度不同的是，萧红的 创作是动情的、叙述是带主观情感的，她的小说表现出一种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 格调。在结构方法上，萧红也没有削足适履地效仿契诃夫，而是大胆地向以巴尔扎克、 契诃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典范作品提出挑战：“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 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 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注：参见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高山仰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其中表露了她对小说学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追求，她主张文无定法，主张从自身的审美 需求中寻找艺术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追求一种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特征，她找 到了最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角度。
19世纪俄国进步文学创作思想上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自省和改造民族灵魂。果戈理是 带着“泪痕悲色”在鞭挞着腐朽的官僚、地主阶层的灵魂；屠格涅夫探索的是贵族知识 分子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的精神状况和命运；陀斯妥耶夫斯基显示的是在社会邪恶势力 重压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痛苦的灵魂颤动；契诃夫是在平凡琐事的描写中，忧郁 而冷静地剖析着民族特别是小市民的灰色灵魂……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这种民族自省精 神，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改造国民性”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创作意向之一， 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发展着、衔接着。但是，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在不同的作家那里，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鲁迅这样取精用宏，杂取多家外国之长消融进自己的创作中去的 ，也有依着个人的美学情趣的不同而各取某一作家某一侧面特色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屠格涅夫是被介绍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早在1915年，屠格涅 夫的作品即开始进入中国，至20年代，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均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萧红极其少的文学评论文字中，有一段对屠格涅夫的评价：“屠格涅夫是合理的、 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她进而指出，与屠格涅 夫“走在同一条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注：萧红：《无题》，《萧红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37页。)。屠格涅夫的忧郁、孤独的气质，漂泊不 定的生活，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孤独感，在萧红的精神上很容易引起强烈的共鸣。屠格涅 夫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与萧红相似。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慈母之爱，童年生活备受 压抑，心灵深处充满了苦涩的回忆，早年的寂寞和孤独的生活经历养成了她的纤细敏感 的性格。屠格涅夫心灵深处那种俄罗斯人的悲哀和沉重，那种对衰落的庄园和飘逝的生 活的悠长叹息，对萧红的小说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屠格涅夫和罗曼·罗兰在展示灵魂时都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情感的伴随，屠格涅夫曾经 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作品中。”(注：转引自罗岭《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上 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屠格涅夫的小说，基本上是以他所熟悉的生活，甚 至是以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屠格涅夫笔下那些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里饱含着作 者自己的体验、感受和同情。而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五出版的序里， 把克利斯朵夫叫做“我的影子”。比起冷静、严厉的写实方法来，萧红是更接近屠格涅 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且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的。萧红基本上属于自叙式作家， 她的作品常以自己的经历、遭遇、感受乃至身边的琐事作为小说的素材，她的成功作品 ，或是取材于自己过去的生活，或是取材于“我”眼中见到的，“我”心灵感觉到的周 围人们的生活，她笔下的文学画面，几乎都有她的人生足迹。《呼兰河传》展现了在历 史因袭的沉重阴影下，小城镇人们平庸的生活和他们精神上的麻木、冷漠、保守、愚蠢 。她是带着浓重的思乡情绪回忆着呼兰小城里的乡亲们，在《尾声》里她倾诉着这样的 思念：“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 却”。萧红是非常同情这一群匍匐在传统思想下的善男信女们，虽然他们制造着悲剧， 不自觉地成为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帮凶，但他们同时又是更大悲剧的承受者。他们本质上 是善良、勤劳和诚实的，他们有极强的生命力，但是极度的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几 千年的封建统治压抑了他们的正常人性，使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 萧红没有厌恶和挖苦他们，而是将她的痛心疾首的感觉和深深的忧郁付于一种幽默之中 ，在她含泪的笑中更有个人忧患与生命感悟的呈现。就连马伯乐这样一个有着灰色灵魂 的人物，萧红也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一个恶棍式的人物，而是带着悲悯和同情来揭示他 畸形的灵魂的。马伯乐一人在外时的孤独和悲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细细咀嚼起来 ，不难发现有萧红自己的感受，甚至带有无可奈何的自嘲。
其实，就显示人的灵魂之深来说，19世纪文学中当推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是，他那种 拷问灵魂的“冷酷”方式，对于温和的萧红是不太适合的，她更能接受和理解屠格涅夫 那种“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对人灵魂进行探索的方式。萧红在探索民族 灵魂时这种温和的、同情的、带着主观倾向的叙述风格，是与屠格涅夫创作有相同之处 的。在萧红与屠格涅夫的作品里，都揭示出了农民身上的愚昧与落后，在他们当中很难 找到堪当重任、性格健全的中坚人物。
美丽壮阔的东北大平原的自然风光和寂寞孤单的童年生活，造就了萧红敏锐地感受自 然的灵性。对自然的热爱，使她中学时代一度迷恋于野外写生画画。以后的萧红虽未成 为画家，当她弃画从文时，她绘画的才能和对自然的热情有增无减。以画家的眼光去观 照创作对象，摄取自然风光，为萧红的作品带来了迷人的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气息。
众所周知，在外国作家里，屠格涅夫是细微地感受自然，精细地描写自然的圣手。青 少年时代的游猎生活，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萧红和屠格涅夫一样，有着非凡 的艺术感受力和对大自然细微动静、色彩敏锐的感觉力，在她的笔下，这种融情于景， 细微的感觉、精工的描写，俯拾皆是。正如孙犁所说：“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 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萧红就像一个自然的精灵，蝴蝶、蜻蜓、小花、小草、鸡犬 牛羊、草堆柴垛，在她笔下都神气活现，充满情趣。就连园中的一棵大榆树，她都能感 受出种种细微的变化和声响来：“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 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注：萧 红：《呼兰河传》，《萧红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屠格涅 夫的小说常用自然风光来调和反衬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猎人笔记》中就有许多篇章写 到大自然的美景，同农民非人的生活成为对比、反衬。在《阿霞》里，作者把一个动人 的爱情故事安排在一个幽静、深邃，笼罩着黄昏水气和动人夜色的风景里，夜景的色调 与整个小说的情调乃至主人公的心理氛围都水乳交融，通过不断变化的景物描写来渲染 环境气氛、调和反衬人物的心情。在全书的结尾篇《森林与草原》中，作者就指给我们 看草原途中见到的情景：穷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地主坐在六匹马拉的大马车上，一 个仆人侧坐在马车后的脚蹬上，泥污溅到了他眼眉边。然后笔锋一转，便是草原风光， 一望无际、辽阔无边美丽的大草原风光。屠格涅夫就是这样，以俄罗斯的自然景物为衬 托，广泛、深入地反映出19世纪中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农奴制的黑暗和罪 恶，带着淡淡的忧愁。同样，萧红也十分喜欢运用“反衬”的写法。在《后花园》里， 以喜“景”来写悲“情”，以热热闹闹的后花园的自然景观，反衬着冷冷清清的黑乎乎 的磨房；以充满生机的自由自在的瓜果、花草反衬着冯二成子被压抑的未老先衰的生命 ；花红得火辣辣愈反衬出冯二成子的寂寞。在散文《春意挂上了树梢》的画面里，更是 令人辛酸：春天来了，暖风吹拂，树木发芽。但是，在春意浮动的街道上却传来一阵阵 残废的叫花子乞讨的声音。其间含义不言而喻，令人回味无穷。
屠格涅夫对萧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不是直线型的影响。萧红的个人气质、 美学趣味决定了她在借鉴上的取舍。屠格涅夫的小说一般比较注重情节结构的完整性， 故事的展开平衡有序，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故事的收尾隽永感伤，使人在惊叹之余又 回味无穷。而萧红的小说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既不惊险奇特，也没有大起大落，听不 见惊天动地的呐喊，也少见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松散随便，似是信笔写来。这种创新 又促进了她艺术潜力的发挥。
从萧红的信件和后期的一些杂文和散文中可以发现，萧红对当时一些世界著名作家有 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她的创作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天分，萧红是一个善于将外国文学影响 消融于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她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因此，对 萧红的创作研究，除了抓住其身上浓烈的民族和传统因素外，还必须注意外国文学对其 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此，才能对萧红的创作有一个客观、全面的理解。
每个有作为的作家都在按照各自的审美选择，寻找自身的归宿，并且以独立的特色而 自居。萧红的文学实践不足十年，但她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她 的创作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这是动荡时代与萧红坎坷身世的自然结晶，也是 她艺术上不断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文学艺术不是空中云、幻中花，萧红艺术风格的形成 是上述诸种艺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萧红的文学道路表明，她不是在世界艺术之林里 随目所至地顺手掠取了几个外国作家作为学习对象，而是经过精心思考和严格选择的。 她注意借鉴和吸收与自己风格相近、创作意趣相投的中外作家的创作经验，而其中每一 个作家每一种艺术要素，都渗透在她自己的精神气质中，萧红是一个能在借鉴别人的东 西揉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这是每一个 个性作家都应该具有的创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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