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及其外交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带给人类的梦想
冷战，恐怕地球上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代名词。全球化也随着人类的诞生缓慢地开始了，但是现在它正逐渐成为表征90年代初开始的国际社会变化的固有名词。
在冷战的终结与信息技术革命的相互作用下迅速发展的全球化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全球化之后又会出现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因此，全球化经常在使人们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到难以形容的不安。本文试图以今后的日本外交为切入点来探讨全球化这一难以捉摸的巨大的现象。
说全球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梦想，是因为它更有力地证明了：对人类而言，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普遍性的、最优越的（至少在人类至今所想出来的体制中是最优越的）社会运行机制。世界明显朝着实现这两种价值的方向不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国际政治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归根到底，只有仅凭利己原则行动的主权国家间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的状态，即势力均衡，才能给人类带来和平（所谓“现实主义”论）。但是，由于最近全球化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即相信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的“自由主义”论，正在迅速得势。该观点认为：国际社会把基于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系统”加以构筑，并将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非国家主体聚集其下，就可以防止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外交政策被赋予的课题首先是，通过向世界积极扩大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与世界保持协调，以便及早构筑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相互依存的“系统”。这就要求各国不仅要考虑只顾本国的狭义的安全，还要积极参与形成全球化可能迟早要带来的、不依靠“势力”的世界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约束自己行使武力的日本的作用是很大的。此外，中国、俄罗斯加盟世界贸易组织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当然，自不待言，在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最终秩序实现之前，保持防范非民主主义势力侵略的有效的防卫体系是有必要的。
新的问题
全球化正在使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上述理想，但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一，对所有个人和组织都要以透明度及负责性等“世界标准”为尺度来评价。评价的主体是“市场”。在日本，对被雇佣者，也已逐渐依据其“市场价值”来进行评价，而不是单看学历、年龄、工作年限。过去顺利地经过了年功序列（即日本公司里职员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提薪晋级的惯例——译者注）等级的公司高级职员，某一天突然被解雇之后所感受到的悲哀，就源于此。而且，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如果失去了市场的信赖、不对国民负责，就无法存在下去。如果哪个地方出现“变形”，比如缺乏透明度，那里就会受到市场的严惩。
就日本来说，一直面临着世界性竞争的制造业，由于与国家整体的经济规模及开放程度之间没有大的“变形”（即自由化、结构调整有了相应的进展），才在当前的“平成萧条”中幸存下来。但是，一直受到护卫舰队式保护的金融界则遭到了严重的冲击。而且允许这种体制存在的日本国，也受到了市场毫不客气的批评。总之，全球化不仅加剧企业竞争、促进企业淘汰，还对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组织提出了挑战，使它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政策、结构以及它们同国民（市场）的关系等一切问题。
各国外交当局的任务是，从本国顺利地采用上述“世界标准”就是广义的安全保障这种认识出发，参与推进国内改革。因此，今后，外交当局将会比过去更有必要“干预”国内事务。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的固有问题，即竞争中的败者、社会上的弱者问题。由全球化引起的竞争激化，在另一方面，必然会产生无法参与竞争的人和竞争中的失败者。这将引起深刻的社会问题——失业和犯罪增加。即便在一个劲地讴歌全球化是我世之春的美国，也潜藏着一颗巨型炸弹：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全球化还把那些没有赶上全球化浪潮的地区（非洲等）毫不留情地排斥在外。此外，全球化还会钻那些自认为赶上了这股浪潮的国家的小空子，使它们突然受到“市场的反攻”，进而一下子波及到它们所在的整个地区。此次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所以，各国在充实国内的教育、福利体制的同时，为了防范世界系统性风险，还不应吝惜援助，以使受到排斥的地区融入世界，并使发展中国家适当开放经济。经济援助不应仅以人道援助、消灭贫困为目的，其中心目的应是：帮助那些未赶上全球化浪潮的地区完备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为那些地区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易于融入世界经济创造条件。
另外，为了防止类似亚洲经济危机的事态再次发生，旨在确保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开放速度以及使其部门间的自由化保持适当平衡的技术支持也将会越来越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使国境消失，结果，新的威胁正在出现。一旦商品、劳动、资本、信息能够自由地跨越国境，坏的东西、人员等亦可自由地在世界上到处活动。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扩大、武器走私、高科技犯罪、以及从事这些犯罪的组织进行的洗钱活动，还有爱滋病等传染疾病，将威胁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威胁到我们正在试图构筑的系统本身。为了解决这些跨国问题，要进一步密切各国间的合作关系，包括司法、税务、关税等处于国家主权核心部分的当局间的协调；这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课题。因此，今年5月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把对付国际组织犯罪作为主题之一绝非偶然。
第四，出现了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环境、粮食、资源等源于地球有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单凭所谓价格机制无法解决的，必须由国家在国际范围内采取限制、储备等措施。
外交的任务和挑战
各国外交部是否有充分的能力和功能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引导本国政府呢？伴随着信息化和交通手段的飞跃性进步以及各国国内势力国际化的发展，各国外交部现在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意义。去年乔治·凯南的论文《没有外交官的外交？》和美国前驻外大使们执笔的小册子《还有谁需要大使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
但是，日本在全球化下解决上述外交课题时，不能忘记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国境的消失和主权国家以外的角色的出现。由于市场经济化、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商品、劳动，服务、资本、信息也自由地跨越了国境。而且，其中很大部分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而来往于网络空间。主权国家控制的据点——国境仿佛正在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的“结算”已不再为主权国家独占。现在，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自治体、媒体、甚至个人都能够震动世界的金融、经济、信息，直接影响市民的生活。
狭义的安全保障（军事力量）虽然依然控制在国家手里，但对市民的其他威胁，无论金融危机、电脑黑客的恐怖活动，还是爱滋病、环境问题，单靠国家已无法控制。最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八国首脑会议了。首脑会议本身说到底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参加的，现在还无法设想国家以外的代表将来也会成为正式成员。
但是，为了达到维护国际秩序的目的，首脑会议毫不犹豫地认识到了与非国家团体保持合作关系的必要性。早在最初的宣言中，首脑会议就提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其后的宣言为了对付当时的问题，分别提到石油企业（1979年）、民间银行（1980年以后）、恐怖分子集团（1984年以后）、非政府组织（1991年以后）、投资者、储蓄者、毒品贩子（以上皆为1992年）、环境团体、国际犯罪组织、科学家（以上皆为1997年），承认不仅国际组织，而且国家以外的组织和个人也会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并呼吁与它们进行合作（或对它们采取措施）。今年的伯明翰首脑会议，由于面对着呼吁缓解贫困国家重债的非政府组织Jubilee2000的万人游行，八国不仅在会议最后阶段加强了联合宣言中关于呼吁缓解债务的措辞，还在首脑会议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首脑会议的俄文本给了非政府组织以答复。这就说明了：由于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团体作为国家关系角色的地位提高了，首脑会议不但不能忽视这一点，而且还要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积极寻求与非国家团体的合作。主权国家为了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具有当事者能力并维持其存在意义，与非主权国家的合作已不可缺少。特别是在世界上拥有广泛互联网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代表着市场和市民根据世界标准作出的“评价”，其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国家外交的外交当局在解决前面叙述的课题时，应与国际关系中的这些新角色保持怎样的关系，以确保自身的存在价值呢？在日本，因为对政府的依存度和期望值很高，而且与欧美相比，非政府组织发展迟缓，所以这样的观点似乎尚不明确。
日本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化仅以市场确定的经济合理化为基准，把所有人都无情地区分为胜者和败者，所以它在亚洲和欧洲受到了批评。苏哈托总统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时，康德苏总裁抱臂俯视的情景，大概永远不会被遗忘。一部分欧美媒体得意地发布消息说，这次亚洲危机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崩溃；亚洲媒体则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限制是“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秘密胜利”，是西方的“知识殖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疏忽对该问题进行概念梳理，不能放任全球化凭其不容分说的力量造成既定事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排除亚洲等地的民族主义迟早会达到沸点的危险。
应该把全球化所追求的世界标准——民主主义、透明度、良好的统治、负责任、依法管理等都理解为一种能最有效地带来和平、安定和繁荣的“统治规则”。它们是对企业和政府都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所以任何文化圈都能采用，同时在现实上也应该是可能的。
那么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呢？在亚洲，一部分领导人和有识之土，为了给政府过去脱离了普遍规则的运作辩护，使用了“亚洲价值观”这一概念。因此，重视安定、家族主义、共同体精神等就被当做逃避民主化、透明度的借口。其结果，从欧美的角度来看，“亚洲价值观”就等于“裙带主义”、“容忍腐败”。实际上，这些亚洲价值观是能与统治规则共存的。泰国某政府高官说，泰国的传统价值观——共同体精神有助于忍受因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而产生的社会痛苦。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美国以全球化的名义，超出单纯的普遍规则，至少作为一种善意的结果，强制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追求透明度等规则过于性急，难免跟对象国社会产生严重的摩擦，这一点日本本身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另外，美国人能想得通这样的事——只要公平地进行竞争，就得接受严格区分胜者和败者的结果，对败者只要给以下次挑战的的机会或包括诉讼在内的其他方式的自我拯救的机会就可以了——却不能充分理解为安抚败者、防止社会破裂构筑社会性系统的必要性。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还存在这样的差别：美国人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变化，才能最终使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最小，而亚洲人则喜欢渐进式的变化。
美国这样“善意地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背景，在于认为美国化＝普遍化的想法过了头。这种过头的想法大概是美国自己原来为总结由多种文化组成的本国社会而使用的修辞带来的东西吧。这样，亚洲就把全球化混同为美国化，认为全球化会破坏本国文化而加以拒绝。美国和亚洲这种在全球化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的彼此对立的错误及因此产生的“误解”，正是现在问题的根源。其他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众所周知，法国经常对美国文化的“侵略”很神经质。法国接受了全球化，而且正是这个国家于1975年最先招集推进全球化的旗手——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并在前年的首脑会议上使“全球化的光与影”成为整个会议的主题，但它却对按美国的速度行事戒心百倍，这也并非偶然。
为了消除美国和其他文化圈间的这种误解，日本是能发挥作用的，并且正在悄悄地发挥着作用。例如，伯明翰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发表的八国宣言中关于亚洲经济危机的第四节，同当初的草案比起来，充分反映了亚洲的想法。换句话说，作为亚洲危机的教训，美国和会议主持国英国都强调统治(governance)的重要性，要求把支持改革同亚洲实现统治的程度联系起来。与此相对，日本反对这种急性子的做法和说教的口吻，强调指出在宣言中写入对亚洲的改革努力表示支持、对过去的改革成果表示欢迎、对实施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表示关注等项内容是很重要的。结果取得了妥协，第四节使用了美国的“说教”色彩不强、亚洲也易于接受的适当的措辞。这是日本在首脑会议之前向亚洲有关国家派遣政府高官、听取它们的意见基础之上取得的外交努力成果之一。
当然，判断现在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之中哪些是普遍性的规则、哪些是美国文化实际上并不容易。普遍性的东西未必是跨越时间固定不变的，同时，亚洲文化、欧洲文化都是长期发展、变化的。但是，在苏联总理挂在口头上的“涅特（不）”不存在了、牵制美国势力的力量也没有了的现在，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都很了解、并对文化都很敏感的日本和法国的艰巨任务是，通过在所谓的全球化之中提取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非美国化的东西，并附加以未在美国产生的新标准，为全球化向世界顺利扩展作贡献。这大概就是日本能发挥所谓软力量的领域之一吧。
摘自日本《外交论坛》杂志198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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