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性到理性的超越——谈黑格尔对知性的批判及其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性论文,黑格尔论文,得失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3—0052—07
尽管黑格尔深知知性自身的严重缺陷及其怀疑论、独断论和二元论倾向，但是他对其评价仍不失公允，在《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文中，黑格尔指出：没有知性的理性是虚无（nichts），而没有理性的知性是某物（etwas）。（注：《黑格尔全集》第2卷，法兰克福1970年德文版，第405—406页。）黑格尔对知性的消极特征的深刻批判，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含义，即特指坚持主观、片面、抽象的同一性原则，固守着非此即彼的对立的思维方式。但是，要真正领悟和把握黑格尔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就必须从知性对理性，或者说，从知性对人类精神自身的本性的态度和把握入手，从中看清其形而上学的抽象、片面、对立等失误之所在。以知性的观点和方式把握、运用理性概念，只能将理性当作主观的思维，而将理性自身统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超越性与逻辑规范性视为相互异在的东西，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并进而把这种对立演变为主观的理性思维、观念与客观世界、实在的对立，而在诸如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等问题上陷入二元论。黑格尔通过对前人哲学思想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不彻底突破知性观念的桎梏，打破知性非此即彼的对立，树立、呈现出真正的理性观念，就无法解决前人留下的哲学难题。黑格尔对理性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之把握和运用，既是他超出知性真正达到和树立起理性观念的关键，也是他解决一系列哲学难题，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之前提。黑格尔达到了将理性本身看作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对立统一的视界。黑格尔经过对知性批判改造而达到的作为这种对立统一体的理性，已不复是传统意义下或康德意义下的主体性原则，而是一个本源性的原则，更接近于胡塞尔的“纯粹”、“超越”的原则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原则，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起点或批判焦点之关键所在。
一、知性对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割裂
当我们说到思维或概念时一般首先是指知性的活动，“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黑格尔指出：“分解活动就是知性[理解]的力量和工作，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的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21页。）知性就其作为一种理解力，是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它具有分析、规定、划界、定义等性能，它是有限思维的能力。“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知性与表象不同，它能建立普遍与特殊、原因与效果等关系，从而使孤立的表象规定有了必然性的联系，知性的抽象的优点就是坚定性和规定性，它带来明确而肯定的概念，可以说没有知性这种确定性和明确性也就无法思维。“知性的活动，一般可以说在于赋予它的内容以普遍性的形式。”（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 ）知性对局部的对象加以思维，它能在现实事物中发现规律和联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深刻地认识到知性的内在强力并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科学的知性形式是向一切人提供的、为一切人铺平了的通往科学的道路。”（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
但是，如果只停留于这个阶段，僵硬地坚执于各规定的绝对界限和区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或形式的思维。黑格尔指出：“但思想并不仅是老停滞在知性的阶段，而概念也不仅仅是知性的规定，”因为知性的规定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以片面、抽象自居，“由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对立着，致使其自身同时也成为一特殊的东西了。”（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173页。）在相互对立的规定中，知性偏执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因而就被另一方面所限制，这样，它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有限的规定了，而以这种有限的规定去规定无限的对象只能达到有限外在的认识，造成认识与本体、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将范畴和概念变成没有生命、没有内容的僵死、空洞的图式，而无法“从思维的本身去推演出这些思维的规定。”（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页。）因此，知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的思维由于其“本身是有限的，也只能认识有限事物的性质”，而无法认识到事物的无限性，真正把握无限的、理性的对象，因为“理性的对象却不是这些有限谓词所能规定”的。（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8页。）
黑格尔为了暴露、凸现知性与理性在对待逻辑普遍性、概念、范畴这些规范的理解和把握中的本质差异，他把知性的普遍性概念叫作形式的概念或抽象观念（Gedank），而把他自己的逻辑普遍性称作理性概念或具体概念（Begriff，把握）。黑格尔指出， 知性的局限不仅造成了逻辑普遍性规范的抽象、空洞，无法使之把握并承担世界本体、万物的本质和根据之“重担”，不管它用怎样的名称（或有限的规定），如：形式、物体、我思、实体、单子，乃至自在之物、自我、绝对等等，都无济于事；同时，也正因为知性将逻辑普遍性抽象化、有限化，因而使它成为没有内容的空壳，成为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东西，从而没有了内在的自我超越性，缺乏能动性。与理性的逻辑规范性的具体性、流动性、整体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性的规范性只是抽象的、固定的、分析的对立范畴图式。这样，知性的规范性概念无法把握住生命运动的自我超越。
同样，知性对于自我超越性的理解，也只是在这二个层面展开的：它要么采取独断论的方式，将概念、范畴作一次性的启动（斯宾诺莎），要么宣布人的主观性是其根源（康德）而没有推演发展的活动和过程，没有从逻辑自身、普遍性自身出发去把握概念的自我超越性。一旦认识到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知性）必陷入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思维本性时，知性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它不是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解决矛盾并把矛盾当作是概念运动的内在超越，而是“对于自身的努力采取一种仇视的态度，”（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页。）导致一种“理性恨”（misologie），仿佛意识到思维自己推动自己是理性的妄想和僭越。 显然，尽管知性本身已是对感官世界的超越，它却意识不到这种超越性的真正价值，也缺乏用来把握这种超越性的逻辑规范，而只能在一次性的超越之后，便视这种超越本身为仇敌，将它排斥在自己的规范之外，从而使这种规范成了一种僵死、无力的空洞形式了。
知性对理性（精神）自身逻辑规范性的抽象、固着的理解，而使其陷入没有生命和运动的僵死符号和图式，而失了自我超越性。同样，知性对于理性（精神）自我超越性的独断论式的外在理解和对理性矛盾的消极否定和仇视，致使理性自我超越陷入非法的妄想和僭越，而又缺乏表达生命冲动的逻辑规范性、辩证法形式。这样，知性对于理性（精神）自身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理解和把握就陷入外在、片面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还必然导致理性内部这两种特性和冲动的分离和对执，进而将两者割裂为水火不容的两个东西、两种势力，要规范就没有超越，要超越就没有规范，使得原本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与对方相互异在，自然也就失去了自身内在本性和生命力。这样，人类精神、理性便沦落到自己与自己相异在的分裂、痛苦的境地，由此而来的不可知论、二元论的否定、消极、虚无的倾向对于知性来说就不足为奇了。这样，对于知性的超越与扬弃，就成为解决哲学中发展难题的症结之所在，也是人类精神、理性步入坦途的前提之所在。
二、理性对知性的超越与扬弃
黑格尔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理性对知性的超越与扬弃。康德揭示了理性超出经验范围，运用知性的范畴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时，则“彼”与“此”两种相互对立的规定者可以成立，由此陷入自相矛盾。黑格尔认为，康德揭示出思维、理性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对辩证法的重大贡献。“黑格尔对康德理论哲学成熟的解释其基本要素是众所周知的。康德在知性与理性之间作出了重大区别，澄清了‘观念性’（idea）与‘范畴’（Citegory）之间的差异，还认识到当理性要寻求无限的认识时它必然陷入矛盾（在康德那里也即理性的二律背反），黑格尔认为这都是康德的功劳。”（ 注：Stephien Houlgate:Hegel,Kant,and theFormal Distinctions of Reflective Understanding,Publish in"Hegel on the Mordern World",Edited by Aridis B. Collin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126.）但黑格尔批评康德不是从理性矛盾出发去超越知性的局限，由理性、思维自身发展出无限的范畴、辩证的概念去把握理性所追求的对象，而只是宣布无限的对象可望而不可及，这未免过于谦卑、软弱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揭示已暴露了“知性的范畴是属于有限的范围，并使人确信，在这些范畴内活动的知识没有达到真理。”（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0页。）那么， 我们就不能再停留于有限的知性范围，而应超出这种有限，黑格尔深刻地指出：“当一个人只消意识到或感觉到他的限制或缺陷，同时他便已经超出他的限制或缺陷了。”（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8页。 ）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的限制时其实就已经潜在地超出了这种限制，因为对于限制的真正意识的前提，必然是非限制；或是要解除限制而恢复“原状”；或是要超出限制而获得自由。黑格尔强调，当我们自觉到自己的有限性时，也就包含了对无限性的追求和超越了，无限性并不在有限之外或在有限的彼岸，无限就是对有限的超出又包含在有限中。他说：“认识的限度或缺陷之所以被规定为限度、缺陷，也只是由于有一个普遍的理念，一个全体或完整的理念在前面与它相比较。因此，只是由于没有意识才会看不到，正是当一件事物被标明为有限或受限制的东西时，它即包含有无限或无限制东西的真实现在的证明。这就是说，只有无限的东西已经在我们意识里面时，我们才会有对于限制的知识。”（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8—149页。）黑格尔从限制推导出（对限制的）超越，从有限中推导出无限，实即从对立面中推演出自身复又将对立面作为一环节包含于自身，这正是他超出传统哲学的高明之处，由此显明了理性（哲学）已不再像知性（哲学）那样，要么是限制、规范；要么是非限制、超越；要么是有限；要么是无限；总之，要么是对立，要么是统一。在黑格尔这里，现在理性所追求、实现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如果说感性（哲学）只是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以为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调整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主要在于如何调整认识去符合对象还未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对立，而只是囿于两者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知性（哲学）则是在有限的现象世界、感性世界背后发现了其内在本质，即共相世界和规律，而强调认识是对象的本质，意识、精神、理性是事物的根据，但是却以为无限存在于有限之外，本质外在于现象，将认识与对象置入异在、对立的境地，最终陷入二元论、不可知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理性却完全地打破了感性的昏暗、知性的偏执，将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认识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了一而二、二而一的自身矛盾的对立统一。
康德在列举了四对二律背反之后说：“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想象不到的矛盾，这种矛盾决不是用普通教条主义的办法所能消除的；……因此理性本身一分为二了。”（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黑格尔从康德的贡献和失误中深受启示：世界不是抽象、片面的，“非此即彼”的，而是具体、全面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黑格尔进一步强调，真实的事物和思想是包含矛盾的，而“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2页。）黑格尔将康德对理性矛盾的消极态度转变为积极态度，并从康德的辩证法的消极否定的结果中引出了积极肯定的结果。康德把理性矛盾的和解，把理性追求的无限、自由推到了应该（Sollen）之中，推到了不可知的彼岸。对于康德这种做法的最好的扬弃，就是进入理性的视界，一切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入手，由此，黑格尔指出：“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3页。）
理性的最高目标就是把握对立统一，“理性的思辨真理即在于把对立的双方包含在自身之内，作为两个观念性的环节。”（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4页。 ）理性正是以达到自身的对立统一为出发点和归宿，它就是逻辑规范性、制约性与能动的自我超越性的对立统一。首先，理性使知性的规定自我消解。辩证法的“内在的超越”告诉人们，凡有限之物都要扬弃其自身，并过渡到它们的反面，“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但是， 否定知性的缺陷并非最后目的，理性的积极肯定的态度是要扬弃知性并把知性作为肯定的环节包含于自身，只有通过这种理性的“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177页。）也只有如此，理性自身才不致于在否定知性后，又把自己变成为知性的对立面而实际上又沦落、下降为知性的东西。其次，理性运动发展具有肯定的结果。理性“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在理性的视界中， 由于理性的否定是自我否定，被否定的规定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作为肯定的环节包含于自身的结果中。这样，理性的东西，一方面似乎只是思想的、抽象的东西，但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形式的统一，而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2页。 ）它同时是具体的东西，是具体的普遍性，因而它又是客观的。理性的东西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是具体的普遍性。对于知性视界的扬弃进入理性的视界，这就沟通了被知性以其“形而上学”的偏见树立起的诸规定之间的对立，事物自我分裂。恢复了一切事物之间的普遍性的联系和一切事物自身内部所具有的努斯与逻各斯的真实联系，而在绝对理念中则以其逻辑普遍性、规范性将一切的一切融化为一。而这一本身，同时也就是自我超越性和朝向自我超越性的自由冲动，是理性的最高目的。
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把理性规定为“一”（统一性、共相、普遍的东西），不能成为“一”的东西，就不是理性。知性在有限范围内达到了“一”，就此而言，它也是理性。然而，知性本身在其深化到无限领域时导致了“一”的解体，成为了“杂多”或自相冲突的东西，在这方面它已不配称之为“理性”了，真正彻底的理性应当是有权力将这些相互对立的“杂多”重新统摄为“一”的东西，是能使各种最尖锐的矛盾达成和解的。这就是黑格尔的“理性”超越于知性，也超越于现代一切“实证的”（有限的）理性的地方。
三、黑格尔对知性批判的再批判
哈贝马斯在谈到黑格尔对康德批判时，指出了黑格尔“称康德的认识批判是以当时的物理学形式出现了经验概念，并且从这种形式中获得了判断全部可能的科学的标准。”但是，哈贝马斯却认为，“在黑格尔那儿形成了一种不幸的误解，似乎理性的反思对抽象的知性思维提出的要求，就是用一种始终代表着无所不包的科学的哲学去夺取独立自主的科学的权力。科学进步产生并不依赖哲学；科学进步的形象已经戳穿了被[黑格尔]始终误解了的要求，证明他的要求纯系幻想，实证主义就是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于知性的批判和否定也是需要质疑和批判的，因为黑格尔将自然科学与知性相提并论，并且将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上，“所以他（黑格尔）得出了思辨科学的概念。在这种规范面前，从方法上进行研究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只能证明自身是绝对知识的限制并使自己丧失体面。”在哈贝马斯看来，思辨科学无权排斥经验科学，理性也无权取代知性，哲学同样无权要求自然科学符合自己的概念。在他看来，这是无须更多地证明的事情，因为现当代西方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他还认为，由于黑格尔接受了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假设而建立了超越于知性之上的理性，“这种假说阻碍了黑格尔明确地把认识批判贯彻到底。”（注：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0页。）
黑格尔对知性的批判遭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说，它首先是对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迅速倒塌的原因之反省的结果。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要问黑格尔哲学迅速崩溃的原因何在，答案非常简单，各个科学领域里现代化研究的崛起已经推翻了黑格尔曾经提出并为之捍卫了一生的主张，即规定自然的各个学科，以至把它们纳入他的先验思想体系。”（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页。）黑格尔之所以遭到现当代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批判和攻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黑格尔将自然科学视为知性的学科，而以自己的思辨理性的哲学对其多加排斥并凌驾于其上。这样，黑格尔的思辨理性非但未能实际地统摄自然科学的知性，反倒处于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对立面。波普尔充分意识到黑格尔思辨理性的超越性及对经验轻视和排斥，“不管事情怎样发展都合乎辩证法的图式；辩证法家不必担心未来经验的反驳。”（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伪科学加以驳斥而强调指出：“自从黑格尔主义兴起以来，科学与哲学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危险的鸿沟。”（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哈贝马斯、 伽达默尔反对黑格尔用思辨理性取代、打压科学的知性的观点，还是波普尔攻击黑格尔思辨理性因其不可证伪的超验性而把它当作伪科学加以拒斥的做法，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们都尖锐揭露了黑格尔思辨理性的一个重大缺陷，也即对感性经验，对常识的轻视和过分地排斥，而试图将自然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都看作只是自我意识、理性的异化，并将其视为异在状态而须加以否定、扬弃的东西，而最终只有回到精神的纯粹概念、纯思维的逻辑王国才有其合法地位。从而剥夺了感性经验、生活的常识存在的权利，而使得思辨的理性成为高高在上，没有人情味的冰冷的东西。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特有的思想张力，消解了因知性的形而上学种种局限所产生的诸如认识与对象、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立，实现了理性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对立统一及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黑格尔思辨理性的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假设阻碍了黑格尔将对知性的批判贯彻到底，而思辨理性在完成了对知性批判后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身新问题。这首先就表现为黑格尔的理性对立统一原则、理性的和解功能与科学证明（证实）原则、探新功能的矛盾；思辨理性与感性经验的对立；精神的理性的逻辑王国与常识的生活世界的对执。其实，这些矛盾、对立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又再现了黑格尔思辨理性所批判的知性的难题。它们是黑格尔在其理性的王国中，没有解决也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这不是黑格尔的错，也不是他的思辨理性的无能，而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传统知识型哲学的根本缺陷所在。离开了人类的生活劳动实践，去讨论、解决这些矛盾，是永远无法获得现实的积极肯定的结果的。因此，对于知性的真正超越，对于思辨理性对知性的超越的再超越，将把我们引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
现当代西方科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工具理性（知性）的盛行，一方面显示出黑格尔以思辨理性统摄知性的苍白乏力及僭越性，表现出科学的知性（思维、方法）的强大力量。但是也正是在知性式的科技文明高度昌盛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文明危机、理性危机和人性危机，这同样也为今天的西方社会突出的社会异化现象，如以科技压抑人文、以工具压抑目的、人欲横流等严重的社会现实矛盾所证明。其中，人为地再一次肢解黑格尔思辨理性所实现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矛盾的对立统一，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工具理性（知性）盛行的异化状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现实地、有效地克服这种文明危机，重新思考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当是不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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