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公共品需求偏好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因素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5-0034-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农村，村级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关系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1]。近年来，虽然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投入，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不断改革，并由相对了解农民需求的当地政府承担公共品投资和分配的任务，但是由于长期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政绩化”倾向的基层公共投资方式导致公共品供给矛盾和效率问题依然存在[2]。20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随着村委会选举制度逐步深入民心，农民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也有了新的表达途径。作为集体行动的决策制定者会根据村民的公共品需求，不断优化村庄内部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状况[3]。因此，研究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影响农户微观层面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因素，将有助于摸清农民的需求，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 目前国内在微观层次上对农村公共品的实证研究较多，但现有的实证研究侧重于农村公共投资的效果、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和农村公共品的数量等，虽然研究较少，却也为农民公共品需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孔祥智、涂圣伟[4]以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农民满意度测评为例，选择受访者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品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周庆元[5]以林达尔模型和蒂布特模型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公共物品需求表达的一般模式。孙翠清、林万龙[6]利用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意愿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意愿、需求的优先序。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以“顾客满意度”测量为基本理论依据，从农户视角来分析影响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都为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村公共品需求偏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全国“十县百村”新农村建设调查数据，尝试以中间投票人理论为基础，参照Gramlich & Daniel L.Rubinfeld[7]的模型，采用有序logit估计模型，对影响农民公共品需求的影响因素做出更进一步地深化研究。 二、村民公共品需求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中位选民模型是公共品需求的经典模型，但是在各国的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Gramlich & Daniel L.Rubinfeld[7]对密歇根居民公共教育支出做了开创性研究并提出可操作的模型。本文借鉴这一模型，并依据我国农村地区的民主化治理的实际情况、村庄投资的政策环境、村级财务收支状况以及村民个体的特征做了调整，重新建构了农村居民公共品需求模型。 假设个人的公共品需求
为任意随机变量，其满足
其中
为个人公共品需求函数，
为独立一致分布的干扰项。 根据一般关于多元离散变量模型，定义
为个人i所在社区实际进行的公共品投资额。假设个人i对公共品投资的期望是“增加”、“减少”、“差不多”，则可以发现个人的需求期望可以表达为
。Luce在论文中对需求函数
的参数估计方法问题，提出利用logit或者probit技术对函数D做简化处理。因此，本文也在此基础上对公式
进行取对数处理。 我们设定参数δ＞1，令“
”表示期望增加投入，“
”表示期望减少投资，“
”表示基本满足要求。因此居民对公共品的满意度“不满意”“满意”“一般”可以表示为：
假设lnε呈现logistic分布，满足均值为零，和不可知的标准误σ。则lnε/σ满足均值为零和同方差。设F函数为其logistic的累积分布函数，那么可以推出
这里也可以认为D(·)为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不满意”或者“一般”或者“满意”的概率，即
，1=0，1，2。假定包括收入、税收支出在内的共有K个解释变量对D(·)产生影响，则可以对上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logistic分布模型估计(Fox，1997)。可以得到村民的公共品满意程度的“不满意”和“满意”的似然估计函数分别为：
对上述的概率P施加概率和为1的约束，则“一般”可以表示为1减去公式(5)和公式(6)的和。同时，根据对上面的公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
其中，E为调查者对公共支出的期望水平(期望增加，减少或者差不多)，t为预计的税收支出，Y为其收入，
为其他一系列相关的控制变量。 考虑到通过调查问卷获取农户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出资多少的数据有一定难度，并且未必能得到反映村民真实意愿的回答，因此，我们选择让村民对不同公共品进行满意度评价。我们借鉴Gramlich & Daniel L.Rubinfeld[7]的做法，根据居民对农村实际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满足其预期需求量，将结果分为三种情况：少于预期、基本符合预期和大于预期，并以此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公共支出的需求情况。在实际的估计过程中，我们选用农村居民对不同公共品的供给满意度评价来作为变量。同时，本文为简化处理，假设调查地区不存在物价波动，都满足统一的物价水平，因此，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对公共支出投资额不存在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对中国“十县百村”新农村建设情况的调查。课题组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了全国东、中、西、东北的10个省，每个省抽取了一个区或县(陕西长安、山东寿光、内蒙古武川、四川沿滩、安徽淮南、海南琼海、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吴兴、江西瑞昌、贵州湄潭)，在该区或县随机抽取10个村，对每个村进行了20户左右的农户问卷调研和一份由村干部完成的村级问卷调研。村级问卷对村级公共品现状、公共收入和支出以及社会结构、近5年的公共品项目的筹资情况都进行了回溯调查，并从村级会议和财务支出纪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料。本次调研共发放农户问卷2001份，得到有效问卷1981份，问卷有效率为99％。发放村级问卷100份，得到有效问卷99份。 (三)变量选择和描述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户对各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本次调查问卷主要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考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具体内容，总共分为11类，最后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归为5大类。 对不同公共品的满意度，都采用打分的方法赋值，共分为5个等级，即“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不满意”=1。为简化分析，此处将农户评价为“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统一归为“不满意”，将“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统一归为“满意”。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发现样本农户的收入与其公共品需求密切相关。 表1是针对不同的公共品和收入组农户做的满意度统计调查。
对于2000元以下收入组的农户中，对文化生活设施“不满意”的农户占该收入组农户数的比例38.51％；在2001～4000元收入组的农户中，该比例为36.25％。在4001～6250元收入组的农户中，“不满意”比例为28.49％，“满意”的比例为41％。从这里看，似乎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的满意度增加。但是，从6251～10000元收入组的农户，其“不满意”的比例为29.94％，且对文化生活设施的“满意”也降为31％。同时，其他的公共品也呈现这样的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不同的“不满意”和“满意”比例，显示出内在影响因素的复杂，并非单一的收入因素就能比较解释这一现象。 2.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Rubinfeld[8]的在对教育公共支出方面的研究采用了多种人口学特征，包括种族、性别、是否念大学、参军人数、不同年龄孩子的数量等等。赵永亮的研究则采用受教育水平、国有职工占总职工比例、城镇人口比例，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变量。同时，根据Saich[9]和郑方辉、王琲[10]的研究，认为受访者个体特征会影响其对政府公共品投资绩效的态度；Fletcher & Kenny[11]的研究表明，年纪大的人对教育的需求很弱，会支持教育支出的低投入。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党员、干部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能够更多地体谅基层政府的困难，因而对政府满意度更高。本文用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是党员以及是否有宗教信5个变量表示受访者个体特征①[12]。另外，卫龙宝、张菲[13]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可以用来表示农户的家庭特征。 3.收入。收入对公共品需求的影响已经被很多研究所证实。郑方辉、王琲[10]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的受访者，其满意度评价差异明显。但是，选择什么收入数据作为分析的变量，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Gramlich & Daniel L.Rubinfeld[7]的研究中以居民的税后收入作为变量。本次调查数据中包含农户一年的全家收入以及户主的收入，但并非税后以及接受来自地方政府等补助后的可支配收入。由于估计农村税后收入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因此，为了简化研究，这里我们直接采用农户2009年的全年收入作为变量。 4.税收。这一变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也最值得探讨。由于农村地区废除了农业税，同时取消了各种缴费，因此，不能像城市地区一样采用累进制税率分析，从而确定税收水平。事实上，即便是在国外的研究中，也用其他的变量进行替代。Borcherding & Deacon[14]以所在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作为税收价格替代变量。Berstrom[7]采用居民的财产价值占辖区财产总额的比重来替代税收份额比例。考虑到我们农村地区的实情以及数据获得的难度，我们对村级公共品投资中农民自筹资金按照调查所得的不同公共品类型的自筹比例算出村民平均的筹资额度。然后再以这一筹资额度除去村民的年收入，从而获得村级的税收水平。这一变量基本反映了村民的公共品出资额占其收入所得总额的比例，也相当于村级的“收入所得税”。但是，与城市个人所得税不同，农村地区的公共品投资额对于所有村民来说都是相对平均的出资额②。村级问卷中只有2009年村级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的数据，没有村民参加农村社会保障的出资数据。另据村民调查显示，样本村村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为56.23％。因此，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村民出资额不按照上述方法，而直接采用人均村级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与农户收入比例作为税收份额。 5.村庄特征。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级的调查问卷包含了村庄类型(是否位于城郊结合地和乡镇驻地)和与县城的距离。樊丽明、骆永民[12]在其研究中发现，位于城郊结合地和乡镇驻地的村庄以及距离基础设施发达的县城(城市)较近的村庄会拥有较优良的基础设施，从而农户满意度也更高。卫龙宝、张菲[13]是否新建设示范村代表上级公共品投资支持的政策变量。因此，本文参考卫龙宝、张菲[13]的研究选用农户所在村庄变量包括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相隔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的距离、村庄地理特征、是否属于经济开发区和是否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5个变量。表2给出了不同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估计方法：有序logit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村民对不同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为一个三项有序变量，其“数值越大代表结果越好”，因而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同时，根据张文彤[15]的建议，在解释变量中分类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使用有序logistic模型比有序probit模型更合适。由此，建立了农户对农村不同公共品需求的有序logistic模型，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在(8)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农户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评价”，j是被解释变量的5项取值；
为影响农户满意度评价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为截距参数；β为回归系数，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程度。 三、估计结果及讨论 表3给出了估计结果，并显示了其中显著相关的各变量估计值。从农户对不同公共品的需求分析中，我们发现收入对农业生产设施、农村道路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存在收入效应。但是，农户的收入水平对教育需求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最初的预期设想并非一致，因此我们调整收入变量为二次变量，重新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收入与教育需求也不具有显著关系。根据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收入越低的农户对当地的教育水平越不满意，越迫切需要改善其所在地区的教育质量和培训机会。而农村地区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可能已经离开农村去打工。各地实施的“民工子弟学校”也已经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因此其对教育和培训需求就不是很高。另外，也有部分高收入者，在享受不到更高教育机会的同时会选择“退出”本地，从而减少了对当地教育公共品的需求。
税收水平的系数为负数，并在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方程中通过显著检验。这说明了公共服务的价格越高，人们对其满意度越低，越希望其降低人均投入来增加满意度，从而满足农户个人的需求。这与一般的需求理论也是一致的。回归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地区农户对农业生产设施和社会保障的公共品支出具有明显的价格效应。 农户所在的村庄是否属于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对农村农业生产设施、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以及交通设施方面的供给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一般情况下，新农村示范村容易得到上级部门的拨款，因此农民也愿意出资配合投资相应的公共品，从而满足其对公共品的需求。但是，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它与教育的公平性和分配透明度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农村里面的培训机会并非都均等提供。 村委会到乡镇距离与农业生产存在负向显著关系。即村委会离乡镇政府越远、相距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的距离越大，农户满意度越低。这说明距离政府近的村庄会享受到政府所在地的各种公共配套设施，而且有些设施还不需要当地村庄自己进行投资就可以轻易获得。诸如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就很容易享受到相应的教育、道路和生活设施。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当地居民的需求虽然高，但是其满意度也高，说明已经从地方获取相应的公共品供给。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即地理位置上靠近政府的村庄，可以获取周边村庄和城镇发展带来的辐射作用，因此在进行农村公共品投资时需要缜密规划，减少那些供给相对充足的公共品投资，以避免重复投资，造成公共资金的浪费。相隔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距离与农业生产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存在正向关系。张林秀[16]和卫龙宝、张菲[13]的研究给出了可能的解释。相隔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的距离表明村庄的规模大小，规模越大的村庄越容易获得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生产性方面的投入。但是在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存在负向关系。其中教育的关系呈现显著。结合我们调研时的访谈，认为这可能是村庄的规模大，虽然获得上级部门的政策性补贴，但是在公共品项目的选择上仍然偏重于生产性的投入，而在教育医疗方面则比较少，从而引起村民的不满意。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如下：首先，收入对农业生产设施、农村道路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偏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越高，对这类公共品的需求就越大，农户的公共品需求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但是教育类公共品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说明教育类公共品具有更为复杂的需求特性。其次，农户对农业生产设施和社会保障这两类公共品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价格效应。即公共服务的价格越高，人们对其满意度越低，越希望其降低人均投入来增加满意度，从而满足农户个人的需求。另外，其他个人特征和村庄特征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公共品需求。 四、政策含义 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启示：(1)农民作为农村公共品的最终消费者，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是衡量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要广泛征询农民的意见，尊重农民的意愿，切实满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2)进一步加快基层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选举公平公正地选择基层干部，进一步改变传统的干部考核方式，使得基层干部都能以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及时回应村民的公共诉求，真正为村民办事，减少农村地区的政绩化倾向工程。只有民主制度完善了，才能约束村干部的公共品供给决策。(3)鼓励村民表达自己的公共品需求。基层政府要深入了解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引导村民合理表达自己的公共品需求意向，从而提高公共资金的投资效率。(4)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调动企业、社会团体和市场的力量参与公共品供给，扩大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 收稿日期：2015-03-26 注释： ①现有研究在考虑社会资本对农户满意度评价的影响时，往往同时使用“是否是党员”和“是否是村干部”两个变量，但本文认为，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只有党员才有资格竞选村干部，因此，“村干部”这一变量已经包含在“党员”变量之中，故只使用后者即可。 ②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的税收水平并未包含村级投资中来自一些富裕村民的捐赠，这与本文所分析的基于个人效用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来自捐赠的资金为村民个人的更高层次的效用。因此将其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希望未来的研究中会继续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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