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激励与近代英格兰科学的兴起——默顿博士论文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格兰论文,科学论文,近代论文,博士论文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3-0034-06
中国科学，依托什么而兴起？依托教育？还是依托泛泛而谈的各种物质、文化和制度性条件？或许，重读默顿博士论文有关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我们会有所启迪。
人们常常以为，默顿(Robert Merton)的博士论文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提出并论证了“默顿命题”，即17世纪英格兰清教的精神气质，无意中促成了一个科学天才涌现的世纪[1][2]72,183。不过，默顿纠正说，人们显然过分关注了他博士论文中有关清教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那部分内容[3]192,242，其实，他的博士论文“更加偏好论述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因为这部专著在内容上更加偏重于“讨论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的假说方面，它所用的篇幅，多于有关清教与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参与和追求之间的关系的假说部分。”[3]243事实上，只要注意到默顿博士论文着眼于“科学的兴起”而非“科学的产生”，就会发现，默顿博士论文探讨的主要是科学激励问题，即社会经济、军事等实用的需要以及宗教等文化价值因素如何激发了17世纪英格兰人们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投入到科学技术领域，从而造就了当时英格兰科学的辉煌。
着眼于“科学的兴起”而非“科学的产生”
在博士论文中，默顿着眼于“近代科学何以兴起(rise)”，而不是“近代科学何以产生(emerge)”。我们特意指出这一区分，是因为，如果不理解这一区分，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默顿的博士论文。事实上，已经有人误以为默顿把清教当作近代科学在英格兰产生的必要条件，即，“如果当时清教不登上历史舞台，近代科学就不会在那时出现(emerge)”①[3]249。
“科学的兴起”与“科学的产生”各自强调的重点和着眼点都不相同。考虑到默顿用科学发现和发明作为计量的指标，因而，“科学的兴起”强调的是科学发现和发明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科学的产生”则强调科学发现和发明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科学何以兴起”着眼于社会经济因素，“科学何以产生”则偏重于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技术过程。问前一个问题，就好比问“电视机厂怎样才能生产出很多的电视机”，要求人们回答如何充分利用各种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以提高产出。问后一个问题，则好比问“电视机厂的电视机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提醒人们注意诸如怎样把电子元器件等材料组装成电视机的技术过程，等等。谁如果把“科学的兴起”误以为是“科学的产生”，他就很有可能钻进“因素论”②的死胡同，就像科学史家Hall一样，先是把清教当作是科学在近代英格兰产生的必要条件，后来改口说清教是当时科学产生的充分条件[4]。
默顿的博士论文并不着眼于“科学的产生”。首先，如果默顿的博士论文着眼于“科学的产生”，他考察的重点就不应该只是17世纪的英格兰，还应该包括更早时期的意大利，那里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如果默顿的博士论文着眼于“科学的产生”，“默顿命题”述说的可能就不是清教与科学的关系，而应该是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因为近代科学思想的早期重大突破发生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法国，而不是发生在新教国家如英格兰[5]。事实上，默顿只是约略提及了意大利，而且是为了说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学自身的繁衍运动等在内的各种因素“都为科学潮流的日益兴起发挥了作用”，“16世纪科学在意大利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其它一些条件同样能促使人们拥护科学，而且这些因素足以克服现存宗教体制中的反科学成分。”[2]182。
其次，有人[6]指责默顿在博士论文中把科学的制造当成黑箱，其实，这恰恰是默顿博士论文的根本特征和优点。由于“科学的产生”总是意味着特定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产生或出现，因此，追问科学何以产生，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制造或出现过程，或者引导到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一般的方法论问题。默顿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科学的发现发明过程当成他不必考虑的黑箱。一方面，在默顿[2]112看来，特定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如何产生，“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另一方面，默顿[2]133的博士论文也不关注科学方法论，因为“科学的方法”也属于“科学内部史”，而他关注的是科学外部的、非科学的因素。不仅如此，默顿似乎还对当时热衷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潮有些不满③。例如，默顿[2]128不同意培根式的乐观主义，培根“天真地相信存在一种可以‘把理智和理解置于差不多同一水平上’的科学方法的可能性”，从而，借助科学方法，普通人就能做出科学发现和发明。默顿批评说，培根不能理解与他同时代的“吉尔伯特、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天才的重要性。
默顿简单地假定了，科学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天才的贡献。不过，默顿又认为，科学天才不过是进入科学技术领域的天才而已。科学天才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天才，不在于禀赋因素，而在于社会原因。博士论文一开始，默顿就反对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天才的世纪，反对把科学天才的涌现理解为生物学上的、自然的原因，反对把17世纪英格兰科学天才的涌现归结为英格兰民族的天然才能在这个世纪的突然改变，变得特别适合于从事科学发现和创造，“即这些人物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赋有倾向于某些特定活动领域的预先设定的才能”。在默顿看来，“从生物学的角度所做出的解释根本就不是解释”。默顿发展了统计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思路，猜测17世纪英格兰科学天才之所以涌现，是因为当时英格兰各行各业的天才们被引导到科学技术这一“新的、多产的渠道上”。[2]33
对于博士论文时期的默顿来说，科学是天才们的贡献，是一个没有疑义的前提。因此，他无需关注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产生”，他需要关注的是当时英格兰的各行各业的天才们是否以及何以汇聚到科学技术领域，从而造就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同样都是英格兰民族，为什么在17世纪之前，科学发现和发明寥寥，进入17世纪后，科学发现和发明涌现？默顿博士论文前三章的定量研究表明，17世纪英格兰杰出人物们的兴趣的确日益聚焦于科学与技术，而且形成了趋势。在默顿看来，这一趋势必定是科学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它们“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探究领域。”[2]33,83
科学因激励而兴起
默顿博士论文的余下部分，就是寻找使天才们的兴趣汇聚于科学技术的那些“即使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也有强烈的影响”的“科学以外的因素”[2]88。实际上，默顿找到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激励因素。
首先是社会经济、军事等实用方面的刺激或激励。论文第七～十章、附录A以及第二章的一部分探讨的都是这方面的激励。因实用而产生的激励，对于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来说，贡献是重大的。默顿[2]259指出，根据第七、八、九“三章提供的资料，可以尝试性地认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当时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而且，现实需要越迫切，对科学的刺激和激励就越明显。比如，大多数科研选题与海上运输和采矿业有关[2]258-9。对于当时的英格兰来说，军事方面的需要自然是最为迫切的，因而，相对于社会经济的激励来说，军事方面的激励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更为明显，“对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兴趣，在这个世纪中期变得格外强烈，……这个世纪可称为医生大扩张的世纪，……［17世纪］40年代的引人注目的高峰可能是因为流血的内战引起人们对外科手术和医疗服务的需求”[2]54-5，“如果我们把世纪之初沃尔特·雷利爵士列举的军人的需要与皇家学会进行的各类研究作一个比较，就会看清，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2]230
除了实用方面的刺激或激励以外，还有榜样的激励，“哈维的成就特别刺激了英格兰的科学家去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两方面的研究”[2]82；艺术兴趣的激励，“关于光学的研究有时可以受到艺术兴趣的激励，但是这种影响显然只有次要的作用”[2]260；思想交流的激励，“（在某种文化的史境中）思想与思想的接触往往明显地刺激了观察与创造性”[2]271，等等。
比上述所有激励还要重要的，则是社会制度方面的激励。皇家学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皇家学会诞生于该世纪中期，在鼓励和刺激科学进步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直接因素所起的作用都大一些。”[2]121为何作为科学制度的皇家学会具有这么大的激励作用？这不仅因为“皇家学会通过它本身的组织强化了科学家们面对面的接触并增多了这种机会”[2]2278，更重要的是因为，“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社会体制之后，除了它可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外，它还具有了一切经过精心阐发、公认确立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这些吸引力本质上来自两个方面：一般受到奖励的机会鼓舞着人们加入经过社会核准的、与同行发生联系的形式，并创造出受到该［社会］群体尊重的社会产品。这类群体核准的行为的持续进行通常是不受到挑战的，很少有人对它的存在理由提出质疑。社会体制化的价值被当作为不证自明、无需证明的东西。”[2]122
默顿认为，对于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来说，最为重要的社会制度激励，不是来自于皇家学会，而是来自于清教。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皇家学会于1660年代才创立，之前，为科学提供制度上的支持的，主要是清教。其次，皇家学会的成立和运作，清教功不可没[2]155-9。最后，皇家学会的成立，仅仅意味着科学制度化的开始，科学真正获得制度化后的自主性，还是17世纪以后的事情。在科学真正制度化之前，为科学提供制度性支持，以及为科学的制度化提供合法性辩护的，依然还是清教。
17世纪英格兰科学之所以需要清教的制度性支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一个宗教仍然是唯一强大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时期”[2]112，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清教④不可能不对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科学尚未获得制度性自主之前的过渡时期，要想使社会上的天才主要流向并持续流向科学技术领域，科学必须获得当时掌握了人们意志的清教的支持，因为对于当时的英格兰来说，科学作为“新的行为形式如果想要站住脚并成为社会思想感情的汇聚焦点，就必须有正当理由加以证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预设了一套新的价值组合。对于新科学来说，也是如此。若不得到那些已经掌握了人们意志的力量的支持，科学所能得到的那部分注意力和忠诚，便几乎等于零。”[2]122
17世纪清教对当时科学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清教主义为代表的新教伦理打破了先前宗教对科学工作的限制的“最后几道锁链”，使“宗教对科学工作的限制被彻底加以排除”，并且实质上给了科学最终限制和克服宗教反科学的权力，要不然，“只要神学家们的观点在实际上支配着具有颠覆性的宗教伦理，科学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很大妨碍”[2]139-140,143。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清教主义改变了社会的态度定向，从而使科学成为受到社会广泛尊崇的合法职业，保证了智力资源持续流入科学。“这对于某些人才转向科学领域，肯定产生了影响，要不然，这些人才就会转向——在另一个社会环境中——具有更高荣誉的职业”。[2]135再次，清教教义为科学提供精神庇护，从而深深影响了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在表达自己的动机时，在预期可能的反对意见时，在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等等。”[2]123最后，科学与激励着人们积极投身到科学活动中的清教主义运动结成搭档，互相支持，促使科学“开足马力全速起航”[2]122。“总的来说，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2]184
默顿的意思是，在激励激发17世纪科学的兴起中，社会经济、军事等现实需要，与清教主义实现了互补的功能。其中，清教主义不但激发了智力资源持续流入科学，成为新科学的“动力的一个独立源泉”[2]118，它和科学在气质上的相似关系⑤还解释了“17世纪晚期科学活动发展速度的增快”[2]184。社会经济和军事上的现实需要则“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兴趣引导到特殊的轨道上来”，它们和科学的关系解释了“科学技术研究为何集中于特定的问题”。[2]184
科学兴起的内在激励
综观默顿的博士论文，可以发现，默顿主要探讨的是科学的外在激励。在科学尚未制度化，获得自主性之前，科学的激励主要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清教、社会经济和军事等实际需要。然而，科学若想制度化，获得自主性，它就不能仅凭着外力的扶持，而必须依靠内在的动力自我发展。只有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外在的激励才能最终发挥作用，而且，只有依靠内在的动力，科学制度才能良好运行和稳定发展。
这一内在的动力就是竞争。默顿注意到，在科学远远没有制度化之前的16世纪，在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竞争就很明显了，这就是对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在默顿[3]14-15反复提到的博士论文中关于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那个脚注里，默顿指出“有关优先权的争论最初在16世纪开始变得频繁起来，这构成了进一步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意味着对‘首创性’和竞争作出崇高的评价。”⑥[2]220
默顿博士论文所涉及的科学的竞争动力，并不限于优先权的竞争。最后一章的“社会互动”一节[2]270-9，探讨的实际上都是科学家之间的竞争，以及竞争的强大动力。那里谈到的竞争主要是批评和争论，它们给被批评者和争论双方造成压力，这一“压力构成了推进令人信服的、严格研究的一种强大的社会推动力。”例如，在16世纪，伽利略指出，科学家“为了能够向他的论敌证明他的结论的真理性，他被迫用各种各样实验来证明它们，虽然如果只为了使他自己满意，他从来不感到有必要做任何实验”。在17世纪，莱纳斯对波义耳早期工作的“‘批评激励波义耳去更新他的研究’，它最终导致那个假设压力与膨胀成反比的理论的证实。”胡克对牛顿的光学理论的非难“使牛顿后来作了大量他在原始论文中没有提出的考察。牛顿被迫着手许多补充的实验去检验他以前没有考虑到的他的理论的各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是思想的牛虻。’”在18世纪，拉普拉斯指出，“既然科学家个人很容易倾向于教条化，一个科学学会很快会由于教条观点的冲突而遭受困难。此外，想说服别人的愿望导致出一个相互同意的看法，即除了观测和计算的结果之外不假定任何东西。”
据默顿的弟子科尔[7]说，默顿后来的著作多半是他“博士论文的改头换面”。此话不假。如果说默顿博士论文探讨的是激励在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默顿后来的著作探讨的则主要是，科学在获得制度性自主之后激励所起的作用，以及科学的社会制度如何保证激励发挥作用。默顿以及默顿学派的其他成员探讨了科学的规范结构与科学界的不端行为、独立发现和多重发现、科学界的评价与奖励结构，以及与奖励结构相关的科学界的分层、奖励分配中的马太效应，等等。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一条纽带连成一体，这就是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难怪，被默顿誉为“有深邃洞察力的”科学史家吉利斯皮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动力来自于为荣誉而展开的竞争，这与古典经济共同体中动力来自于为利润而展开的竞争并无二致。”[3]23
中国科学的兴盛在于有效的激励
早在默顿博士论文所描述的17世纪，英国科学家们对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就颇有兴趣。例如，皇家学会成立伊始，其会刊《哲学汇刊》就发表了介绍中国漆器工艺的论文；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波义耳对中国的脉诊、气象和温度测量颇有兴趣，他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医书，为欧洲的医学提供借鉴。[8]
直到大约18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对中国科学才开始轻视起来。[8][9]此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开始探讨中国科学为什么陷入停滞，而且，他们普遍注重的是科学激励方面的原因。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停滞，在于缺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平等的交流和竞争；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注意到“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法国皇家科学院科学家德梅郎(D.de Mairan)把探讨中国科学停滞作为课题，通过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Parrenin)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者得出结论说，在中国，科学事业取得成就的人士“将得不到任何报偿”，疏忽者却要“受到重罚”，而且，“里里外外没有刺激和竞争”。[9]
欧洲前辈们对中国科学历史状况的诊断，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科学。和两个半世纪以前不同，科学如今备受国人重视，科学家的地位极其崇高，大量的经费提供给科学研究，政府对教育的长期重视也为科学事业准备了数以亿计的人才，然而，中国的科学仍然落后，原因恐怕要继续从科学激励方面寻找。例如，当今中国学术一个显见的特征是缺乏批评和竞争。作者们不愿意写作批评性的文章，学术期刊也不愿意发表此类文章。批评性文章有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批评常被理解为对被批评者的智力侮辱和对其学术地位的挑战。屈指可数的实质性批评文章常常招致对批评者的人身攻击，甚至是对批评者的肉身攻击，这些都对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一句话，中国科学的兴起也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单纯依靠科研经费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术批评方面的激励，没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进步与科学进步。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注意到默顿对emerge的用法颇有意思。在博士论文中，emerge的各种形式出现了四次，都与科学没有直接关系。在1970年的再版前言中，除了这句标明误解的话(if it had not found historicale expression at the time,modern science would not then have emerged)用emerge来指称“科学的出现”（即“科学的产生”）以外，默顿都是用emerge来指“出现的科学(emerging science)”。14年后，在一篇为默顿命题所做的辩护性论文中，默顿[4]也是这样使用emerge，大量使用其分词形式，诸如“emerging science”，“emerging institution of science”，“emerging German science”，等等。默顿这样做，似乎是在暗示大家，不要把他在博士论文中探讨的“科学的兴起”错误地当作“科学的产生”。
②此处的“因素论”，是指科学产生的因素论，亦即决定论。虽然在其博士论文中，默顿多次使用“因素”一词（例如，[2]88），但是，在其博士论文1970年版序言中，默顿[3]240-1赋予“因素”一词以贬义，用“因素论”来指称自己明确反对的各种形式的决定论。
③尽管有人[8]指责默顿理论的实证主义味道，默顿却自视为实证主义的批评者。早在19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风靡全球的时候，默顿[9]就对逻辑实证主义持保留和批判的态度。
④此处本该继续使用“宗教”一词，但本文用“清教”来替代“宗教”，并不能算是错误。这一替代符合默顿的原意。当时英国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英国国教，最早的“清教”只是英国国教中受到主流教派迫害的一个激进的小分支而已。不过，默顿[2]91扩大了“清教”的外延，用来泛指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英国国教在内的一切新教“教派所接受的共同价值的核心”，称之为“清教主义”。默顿还声称“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用法不符合该词的本来含义……而困扰不安，因为我们所感兴趣的，首先是新教主义的社会含义，而不是它的基督教含义。”事实上，年轻的默顿在其博士论文中经常含混地使用“清教”一词。[4][5]
⑤Creaves[6]总结出，清教与科学共享七条基本价值原则。
⑥遗憾的是，默顿并没有在博士论文里对竞争“作出崇高的评价”。即便那时的他注意到了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也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不然的话，就不会等到近二十年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冲突才被他自己重新发现[3]15。甚至，默顿的博士论文似乎在刻意掩饰“竞争”的内在激励作用。在整个“社会互动”一节中，并没有出现过“竞争”二字，相关的内容统统被诠释为社会互动。实际上，“竞争(competition)”一词在默顿的博士论文中仅仅出现了一次，就是在默顿后来反复提到的那个关于优先权争夺的脚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