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意之变：网络青年亚文化形成与异化
——以“锦鲤”现象为例
王寓凡 白天伟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以“锦鲤”为例，从动态的视角考察网络空间中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和意涵变迁机制。研究发现，在青年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首先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形异意近”的亚文化符号——“锦鲤”。而当消费文化逐渐介入后，“锦鲤”逐渐异化成了与传统文化“形亡意异”的营销符号。基于以上分析，可明确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最佳引导时机与方式，即在“形异意近”的形成阶段前瞻性介入，以“青年立场”在“网络青年现场”对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参与式建构。
[关键词] 网络青年亚文化；锦鲤；形异意近；形亡意异
2018年12月19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锦鲤”荣登榜首。[1]在综艺、游戏、网购等青年聚集的青年亚文化部落，传统的“鱼形锦鲤”转变成了“人形锦鲤”。2018年6月，杨超越“成团出道”，青年网友便纷纷配以“杨超越锦鲤”的表情包以祈求“考试必过”，杨超越成为最早进入大众视野的“人形锦鲤”；2018年8月19日，电子竞技赛场上，王思聪代表IG战队与VG的对决，一举取胜，王思聪成为继杨超越之后的“人形锦鲤”，青年游戏爱好者纷纷转发王思聪吸“欧气”（运气）；2018年10月初，支付宝官方微博推出了寻找“中国锦鲤”转发抽奖活动，中奖者将获得“中国锦鲤”称号和海量奖品，引发网友疯狂转发，支付宝史诗级的营销案例引发众商家效仿。由此，“锦鲤”作为商业营销话语成为中奖者的代名词。2018年第四季度，以支付宝“中国锦鲤信小呆”诞生为标志，“锦鲤”作为一种亚文化符号被商业收编，与之相关的信息爆发式增长。青年群体的朋友圈一年内几度被各类“锦鲤”刷屏，他们在朋友圈、微博里转发着杨超越、王思聪、信小呆的表情包，很多青年人的微信头像直接换成了杨超越，且逢事必转发“杨超越锦鲤”。
与诸多网络亚文化现象类似，“锦鲤”现象不只是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锦鲤”蕴含着青年改变现实生活的愿望与诉求。这些愿望与诉求折射出青年的现实生活图景——在结构性压力和个体焦虑交织中，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戏谑与疏离，以及非理性思潮的扩散。本文以“锦鲤”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为例，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交融中的变迁机制。
一、研究综述
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2]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西方亚文化研究的两大渊薮。芝加哥学派偏重于对亚文化形成的社会成因进行探究，他们认为城市中传统规范的式微滋生了大量越轨行为和越轨亚文化群体。[3]伯明翰学派将“阶级”“性别”“种族”等概念引入到亚文化探究之中，阶级分析是其亚文化研究的基础，并试图揭示符号化、象征性亚文化行为其后的意义。[4]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有三重特性，即抵抗、风格化和收编。[5]
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取向之一。抵抗性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主要特点，正因为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使得学术界容易把它定义为“反文化”。[6]回到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改革开放以来，亚文化的广泛崛起以及对主文化的冲击，致使中国形成了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多元化文化并置的格局。[7]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也逐渐热络，与西方类似，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具有抵抗性、风格化和边缘化的特质。[8]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国青年亚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得网络空间中占据主体地位的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获得更为自由、便捷的培育空间和传播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使亚文化出现了由滞后传播向多向交互式和即时性传播的转向[9]，越来越多的青年亚文化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出“狂欢式”的特点。另一方面，网民的多元化造成的“族群性”，使得亚文化的边界性更加明显[10]，也使得网络青年亚文化更具区隔性和个性化特征。
中国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经验研究大体上沿着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种取向展开。前者偏向于对隐藏于青年亚文化后的社会因素进行剖析，分析青年亚文化的社会成因和价值功能。胡疆锋在对青年群体中盛行的“恶搞”行为研究时，认为“恶搞”文化是一种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能够为社会矛盾提出象征性的解决方式。[11]王文捷通过80、90后的代际视角，探讨了与“杀马特”和“小清新”两种具有迥异文化气质的亚文化相关联的青年群体现实际遇。[12]李礼认为网络空间中狂欢式的“屌丝”风潮，是底层青年群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表达和自嘲。[13]王斌则指出：“屌丝”“高帅富”“白富美”等富有身体隐喻的亚文化热词，具有规避网络审查、挑战社会禁忌、宣泄不满情绪和强化社会交往等功能。[14]宋德孝在对“佛系文化”的研究中，则认为对社会压力的消极抵抗和沉迷物欲消费文化是青年群体“佛系”亚文化产生的社会因素。[15]沿着伯明翰学派传统展开的研究则更偏向于对青年亚文化的仪式化、风格化和抵抗性文化意义的解读。马中红等注意到青少年群体在Cosplay的过程中，通过扮演、易装、设立族群边界的文化实践，对父辈和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戏谑、抵抗和颠覆，并完成理想自我和族群身份的认同。[16]刘洪亮等认为，曾经在高校间红极一时对《成都》歌词的改编也透视着青年群体通过亚文化建构彰显抵抗和颠覆的理念。[17]蔡骐在对“小清新”文化的研究中指出，青年亚文化在个体层面具有强化身份认同的功能，从文化的角度则展现出一定的仪式抵抗意味。[18]肖伟胜认为，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通过“拼贴”和“重构”所建构的网络语言，实质上是一种对现有社会秩序“游击式”、象征性的挑战和抵抗。[19]
“锦鲤”在与青年群体特质贴近的过程中，以及在被青年群体用以表达身份和宣泄情感的大面积转发中，实际上是传统文化作为提供原材料并与青年亚文化融合，进而形成了新的、被青年群体广为接受的网络青年亚文化。
网络时代，“锦鲤”浮现于网络中，作为网络中主体的青年群体，通过贴近、表达与宣泄的方式对“锦鲤”进行了“祛魅”，将其去神秘化、通俗化，并建构成带有青年群体特质的亚文化符号。贴近实质上是一种拼贴和重构的过程，它是青年群体主动将自身的群体特质与锦鲤进行“贴近”，建构出不同于锦鲤本来文化意涵的青年亚文化符号。贴近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取材于青年个体外部世界的贴近。网络空间中，在青年群中群体流行、广为接受的社会事件、人物和议题等外部事物，是此阶段建构网络青年群体亚文化的主要“原材料”。第二个阶段是取材于青年个体自我世界的贴近。受青年群体个性化、自我意识强等特点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个体不再满足于将外部世界的人物、事件作为原材料，而转向自我，即以自我的形象作为原材料。他们通过对锦鲤的个性化解读，将自己的照片处理成与杨超越、王思聪等具有相同特征的图像，而拼贴到锦鲤中，同时在此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审美、认知和想象，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本鲤”。通过贴近的方式，传统文化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完成了向青年亚文化的转化。
二、形异意近：传统文化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融合
（一）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融合路径
梳理国内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发现，既往研究沿着亚文化研究的两大传统，较为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及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产生的社会成因和功能，描绘中国青年亚文化与西方不同的独特风格——通过自嘲、戏谑、夸张等形式进行“软性抵抗”。但相关研究缺乏对青年亚文化的动态研究，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类别亚文化的横断、碎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的延续性和演替性。事实上，当今中国青年亚文化既有被主流文化收编的可能，也有被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过度浸染导致异化的风险，亚文化的形式和意义更是在变迁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因此试图提出并解决一个新问题：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和意义在多元交织文化丛中是如何变迁的。具体而言，本文将从文化变迁和文化交融的视角，“锦鲤”青年亚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青年亚文化在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交互影响之中的形成与异化过程，以动态的视角对青年亚文化形式和意涵的变迁进行分析和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锦鲤”虽然通过青年群体的贴近，具有了青年的群体特质，但这种融合只是一种表层的融合。因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青年群体特质的文化符号数不胜数，而唯独“锦鲤”能够脱颖而出、广泛传播，必然意味着其具有更为深层的融合路径——表达和宣泄，即身份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通过转发“锦鲤”，能够表达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群体身份和个体身份。首先，通过贴近重构后的“锦鲤”，具有青年群体的特质，与传统的锦鲤在形式上已经有着明显的区别。青年群体通过转发，事实上是在给本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划定一条界线——即我转发年轻人的“锦鲤”，其他人（比如父辈）转发传统的锦鲤，这样正可以昭示青年群体与网络空间中其他群体的差异性，以展现一种网络空间中群体的独特“在场”，彰显一种参与感和主体性。其次，新“锦鲤”除了具有群体特质外，还具有个性色彩，即“锦鲤本鲤”。这其实是一种群体内部身份的再界定，即昭示一种自我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追求一种个性放大化释放。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TCLAS采用层叠隐马尔可夫模型识别中文命名实体，系统设计了三级模型，低层粗切分，高层在低层结果的基础上精切分，每层都以隐马尔可夫模型作为基本算法，采用N-Nest 策略，将低层产生的最好结果送到高层，并为高层提供参数估计支持[3]。ICTCLAS 在2003 年5 月SIGHAN 举办的第一届汉语分词大赛中名列前茅。
商家对“锦鲤”青年亚文化的异化，只是外部原因，青年群体自身文化带有的某些特质和先天不足，而这些先天不足又容易被利用、带偏，是这种异化后的文化符号得以传播的根本原因。投机和从众心理是两者最容易为商家利用的群体心理。首先是投机心理，即一种不劳而获、得过且过的消极心理。投机心理是社会结构性压力所产生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学历贬值，青年就业压力增大。而物质的逐渐丰富、消费观念的日益增强又让青年群体的欲望和所得存在明显不对称。因此，部分青年群体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挫折，对生活逐渐失去信心，变得逐渐“佛系”，即缺少奋斗的活力，而萌生不劳而获的投机心态，形成群体中的颓废、“丧”等消极特质，之前形成的“屌丝”式自嘲，正是此种“犬儒式抵抗”的反映。而“锦鲤”的转发也与其类似，转发只需要“动动手指”低成本就能够实现，而且有着“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的巨大诱惑，低成本、高收益催生了“万一中了呢”的投机心理，即使青年群体自身知道中奖的几率微乎其微，但还是期望通过转发来获得某种“想象性”的心理补偿。其次是一种从众的群体性压力。如前所说，转发“锦鲤”具有鲜明的“群体标签”意义，即彰显一种青年群体追求个性、与众不同的特质。网络中的青年群体，目睹周遭同龄人大肆地转发，容易陷入一种群体性压力，而选择从众式的转发，以建构自身的群体特征，“模仿”来源于一种被群体隔离的恐惧所产生的“群体性”压力。但是，当追求个性变成一种青年群体的普遍性追求，个性本身在这种普遍性中被磨灭了，致使表达个性本身就成为一种“从众”。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当商家建构出一种新的“锦鲤”后，便会被青年群体大肆追捧，从而促生了青年群体许多不假思索、缺乏理性思考转发，而导致被异化的“锦鲤”病毒式的复制，恶性循环中加速了“锦鲤”青年亚文化意涵的消解，而被消费文化所取代。
（3）生产运营阶段：具体生产环节是危险源辨识的重点对象，由于生产过程包含了人、机、料等多方面因素，生产过程繁琐而交叉，一旦触发危险因素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导致前功尽弃，所以要准确辨识包括设备运行能力及状态、技术应用有效性、人员操作流程及细节、异常工况、当前控制方案的适用性等在内的风险，加强控制与完善，从而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
（二）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特质
文化具有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传统文化中的锦鲤在与青年亚文化中的“锦鲤”融合过程中，体现出了“形异意近”的特点。“形异”是指在文化的符号形式上，青年亚文化中的“锦鲤”与传统文化中的锦鲤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形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差异。“鱼”即锦鲤本身已经不再出现在新的“锦鲤”中，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青年群体主动贴近后、带有其群体特质的符号。“锦鲤”糅合了许多青年亚文化元素，在形式上已经完全“青年化”。其二，亚文化中的“锦鲤”拥有不同的形象，与原先的锦鲤在形象上较为类似不同，锦鲤作为一种符号也呈现出个性化、差别化的特征。“意近”是指青年亚文化中的锦鲤相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锦鲤，依然保留了基本的文化意涵，在文化内核上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新的锦鲤依然是通过建构一种“美好”（青年群体觉得美好的）形象的事物来祈求好运与吉祥，只是美好的诉求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和时代个性。但是新的“锦鲤”在文化意涵上与原锦鲤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移，即这种需求和美好的期望具有娱乐化、快餐化的特点，它通过一种泛娱乐化的形式表达一种短期的、能够迅速实现的愿望，而非原锦鲤所代表的长久的、永恒的一种吉祥和幸福。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创造物作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它们成了控制人的东西。同时，客观上产生了一个商品的世界、物的世界。随着商品交换的深入，商品拜物教走向了符号拜物教，沿着“一切都抽象化为商品和符号， 一切都可以被购买和消费的逻辑”， 可以发现“符号异化在现代社会的蔓延”。 [20]锦鲤的异化就是指网络虚拟空间中其他的利益主体，带着各自的动机，参与到了这场青年群体的“锦鲤狂欢”中，逐渐将作为民俗祈愿的话语锦鲤异化成了一种营销模式的话语。而转发者本身没有为任何一件商品付费，转发者就已经异化为商品本身。在各种各样的锦鲤热点话题中，甚至出现了供奉、膜拜锦鲤的现象。此外，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主体多元化、供过于求的现实，使得传统的营销模式逐渐式微，商家急需一种新的营销模式，以更好地瞄准产品的目标群体，实现经济收益。诸如锦鲤等青年亚文化符号成为一种理想的工具。青年群体对所属群体亚文化的认同度极高，商家将商品与亚文化符号进行融合，就能将青年群体对亚文化的认同转变为对其产品的认同，而达到营销手段。从本质上看，异化本身也是一种另类的“贴近”，即商业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贴近，但与传统文化的贴近不同，这种贴近是一种被动地贴近，而非青年群体自身对商业文化的吸收。异化的过程中，商家肯定青年群体对身份表达和情感宣泄的需求，将其商业目的隐藏在具有群体认同性的符号之下，例如“武大锦鲤”，表面上通过“武大”的群体特性去唤起一部分群体的身份认同，同时通过“校友回馈”“割肉让利”等具有情感色彩的营销语言，包装成一种营销形式，以消解青年群体的理性判断，达到其营销目的。
情感的宣泄是其深层融合途径的另一方面。从生命周期来看，青年群体处于一个压力巨大而情感极为丰富的矛盾时期。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着工作、婚恋、学业等生存性、发展性压力，而自身却缺乏充足的资本、经验和技能等去消解这些压力；另一方面，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情感极为丰富、思维最为活跃的阶段。压力无法消解、情感需要释放，使每个青年群体自身在情感诉求上带有极强的内部张力，亟须一个平台去宣泄情感和缓释压力，以求得心灵情感上的慰藉。而原本就具有“祈福”功能的“锦鲤”，正好顺应了青年群体的此种需求，因此，在考试、就业等群体面临共同压力的时间节点上，“锦鲤”得以在网络空间中被青年群体大肆转发，用以祈求“工作顺心”“考试通过”等愿望。他们采用相同的转发方式互通共情，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面对压力你不是一个人。虽然愿望不一定实现，但转发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宣泄了“工作不顺心”“考试压力大”等负面情感，相应地得到一种心灵情感上的补偿，达到了缓解压力的效果，形成一种共情效应。
三、形亡意异：网络青年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偏离
（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偏离原因
随着商业文化的进入，锦鲤逐渐从“王思聪锦鲤”“杨超越锦鲤”“本鲤”转变为带有明显营销性质的“杭州锦鲤”“武大锦鲤”“美妆锦鲤”等。同时，商家们通过“寻找中国锦鲤”等网络抽奖活动，进一步渲染消费氛围，以奖品等形式对其产品进行宣传，获取以网络流量形式呈现的“关注度”和经济收益。网络空间中的商家通过亚文化的异化，抓住青年群体投机与从众的心理，使锦鲤青年亚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偏离。
根据学生寝室现有的状况和寝室成员的需求进行方案定制，以安全和环保为前提，打造符合大学生生活、学习氛围的特色寝室文化。本着“提升寝室文化氛围，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收取适当的方案设计费和人工费，提供的服务性价比极高。根据寝室成员学习生活表现、兴趣爱好等特点，着力打造学习型、信息型、娱乐型、艺术型、驿站型等文化类型。
“形异意近”的融合特点，决定了该阶段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所建构的“锦鲤”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转化而非异化。我们应当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去审视这种转化。虽然“锦鲤”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内核与意义得到了一定的保留与延续，只不过是一种带有鲜明群体特色的创造性解读。这种解读和文化的重构本身没有明显的危害，反而可以形成一种“催化剂”，去催化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并且通俗化，使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有延续的可能。同时，这种转化还可以形成一种“安全阀”，即找到一个平台满足青年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表达的追求，去彰显他们的个性，形成他们的群体认同。同时为青年群体找到一个通道去宣泄他们的丰富情感、缓释他们的巨大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虚幻中适度地得到一种补偿，带着较少的负面情绪去面对工作、学习和感情上的压力。
我一下子记起画稿上的那个女人，只是从李小树的描述中，画里的许春花变得衣衫褴褛、逢头垢面，她的两条粗大的辫子已经披散开来，刚好挡住她那对空洞的眼睛。
“锦鲤”青年亚文化在网络空间中，被商家异化成营销工具，且由于青年群体自身的投机和从众心理被迎合，导致了“锦鲤”变成了一场由商家主导的“营销狂欢”。这一青年亚文化转向自身的偏离是其二次转化的过程，不但传统文化不见踪影，青年群体自身的亚文化特质也慢慢偏离，被逐渐消解殆尽。
（二）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偏离特征
“形亡意异”是“锦鲤”青年亚文化二次转化的特征。“锦鲤”青年亚文化“形亡”是指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锦鲤还是被青年亚文化重构的“锦鲤”都已经不存在了，是文化符号的一种“去形式化”过程。作为“鱼”的锦鲤、“王思聪锦鲤”、“本鲤”等文化形式的实体已经完全被消解，“锦鲤”本身不再作为一种现实的文化意象，而成为一个装载商业化营销行为的“文化空壳”，它被完全工具化，商家只是借用“锦鲤”这一文化空壳去达到营销目的。形亡的另一方面体现在“锦鲤”这一文化空壳的差异性的差在青年群体之间以及网络空间内部都已然不复存在，无论是何种“锦鲤”都变成了同质性的一种称谓而已，这是与第一个层面的发生而伴生的。被青年群体所建构出来的千差万别、彰显个性的“锦鲤”都成了商家千篇一律的营销工具，个性消弭中“锦鲤”只是变成了一种刺激物欲的“噱头”。“意异”是指“锦鲤”的文化意涵与传统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差异。体现为“锦鲤”再也不是一种对幸福美好的期望和委婉“祈求”，而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直接的对物质欲望和肉体享受的追求，“锦鲤”美好的文化内核已经被完全解构，通俗变成了一种庸俗，期望变成了一种泄欲。
“锦鲤”在“形亡意异”的偏离中，不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特质从青年亚文化中被抽离了，还使得青年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得到扩散。此外，青年群体的投机心理被过度放大，而丧失为理想信念和成功收获的奋斗过程，他们也不再能通过“锦鲤”而彰显个性，反倒是陷入千篇一律的消费泥潭。文化的形式和意涵在网络青年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也逐渐解构，可以说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化”，甚至是对传统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传统文化很难再得到积极的延续，青年亚文化也容易走向失序和泛消费化、泛娱乐化的境地。
四、主流文化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干预策略
根据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变迁特点，在网络亚文化形成过程当中，面对网络亚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消解与抵抗，主流文化应对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积极干预。
第一，研判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态势，提升网络青年亚文化治理的前瞻性。我们注意到，在主流媒体积极发声的情况下，“锦鲤狂热”并未停歇，其变异形态依然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其原因在于亚文化风格一旦被商业收编就会爆发式流行，这时候再参与建构有些为时已晚。基于以上对于网络亚文化形成过程的分析，要想建构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提升主流文化自身的包容力和引领力，就要加强网络舆情判断，及时把握网络亚文化动态，在“形异意近”的形成过程尽早介入，把握网络青年亚文化引领的主动权。
F2因子：Cu-Mo-Ni-Pb——矿化因子。这个因子对方差的贡献度也很大，为14.599%。在这个组合中，出现了原生晕矿化组合的中部、下部元素，从元素自身性质考虑，Pb为矿化中部的指示元素，Cu、Mo、Ni为矿体尾晕的指示元素，它们共存于同一组合有可能反映的是矿化的叠加关系，这就意味着深部还有良好的矿体，但这个组合也有可能代表一次独立地形成多元素的热液活动[7]。
先要有前提，立足前提才能走向前沿，在前沿实现创新。在具备基本前提和进入思想理论前沿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特定的思想理论创新?这是个更具体的问题。再进一步，如何发挥思想理论的社会作用，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在我们刚刚进入大学，刚刚读研究生时，就要开始思考，因为将来终究要面对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二，以“青年立场”在网络“青年现场”参与式建构健康的网络亚文化。若无视青年发展需要角度想问题，忽视青年现场这个独特场域，忽视了网络亚文化主体是“青年在场”的事实，那再多的引导都可能会药不对症。若无视网络青年亚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多元诉求与复杂心理，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传统高高在上、主流立场鲜明的姿态和批判，以打压的方式加以对待，将适得其反，激起网络亚文化更大的抵抗情绪。要提升主流文化的包容力与引领力，就需要立足青年群体聚集的网络现场，发挥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参与到网络生态的建构当中，站在青年立场，把握青年所需，因势利导，精准施策，引导网络青年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结合，进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文明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汉语盘点：2018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EB/OL]. http：//www. moe. gov. 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12/t20181219_364094. html. 2018.
[2]胡疆锋.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探讨[J]. 艺术评论. 2007（12）：83-88.
[3]孟登迎. “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J]. 外国文学. 2008（06）：93-102.
[4]卢鹏. 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 青年研究. 2014（03）：84-93.
[5]胡疆锋、陆道夫. 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04）：87-92.
[6]J. 弥尔顿·英格、 黄瑞玲. 反文化与亚文化[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0）：36-43.
[7]高丙中. 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1997（01）：113-117.
[8]胡疆锋. 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J]. 新疆社会科学. 2008（01）：108-112.
[9]马中红.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J]. 文艺研究. 2010（12）：104-112.
[10]蒋建国. 网络族群：自我认同、身份区隔与亚文化传播[J]. 南京社会科学. 2013（02）：97-103.
[11]胡疆锋. 恶搞与青年亚文化[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06）：5-12.
[12]王文捷. 青年亚文化：作为 80 后和90后“文学生活”的延伸——从“小清新”与“杀马特”亚文化谈起[J]. 文艺争鸣.2014（06）：199-204.
[13]李礼. 网络亚文化的后现代逻辑——对“屌丝”现象的解读[J]. 青年研究. 2013（02）：69-81.
[14]王斌. 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何为与为何—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学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03）：69-73.
[15]宋德孝. 青年“佛系人生”的在主义之殇[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03）：41-45.
[16]马中红、邱天娇. 身份认同：Cosplay亚文化的实践意义[J]. 青年研究. 2011（05）：8-18.
[17]刘洪亮、刘欢. 基于青年亚文化理论下的网络狂欢成因分析——以改编版的《成都》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17（04）：35.
[18]蔡骐.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小清新亚文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06）：125-132.
[19]肖伟胜. 作为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网络语言[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06）：190-195.
[20]李恩来、卢珊珊.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社会符号异化发展的分析——从商品拜物教到符号拜物教的考察[J]. 学术论坛.2008（02）：33-37.
Change of Form and Meaning: Formation and Alienation of Network Youth Subculture—— Take “Koi Fish” as an Example
Wang Yufan Bai Tianwei
(Social Colleg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rxist Colleg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aking “Koi Fish”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form and meaning chang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subculture in cyber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s and changes.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young subculture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youth subculture of the “Koi Fish”, which form is different to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meaning is similar to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formed. When the consumer culture gradually intervened, it gradually alienated the “Koi Fish”network youth subculture into a marketing tool. The meaning of the youth subculture of “Koi Fis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m of the subculture had been died. Th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and phased process of the youth subculture can clarify the best timing and guidance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network youth subculture in practice, that is, to intervene in the youth subculture construc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The “youth position”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network subculture in the network “youth site”.
Key words: Network Youth Subculture; Koi Fish; Different in Form and Similar in Meaning; Died in Form and Different in Meaning
[中图分类号] D4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6-0104-06
[收稿日期] 2019-07-16
[作者简介] 王寓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白天伟，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青年文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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