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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
一
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1〕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 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 《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 1947 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
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多先生》等，甚至包括《舟子》、《一个从滨江来的人》、《哄花》等，都是这种“写人”的篇什。这几乎成了他“现代散文”的主流体式。这丝毫也没有什么怪异之处：“人”是社会与人生的主角，以他反映现实、表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来看，正可以通过它来映照生活、再现现实、勾画出时代的眉目。写“群像”的《拾花女》、《哄花》等不必说了，那里面有着过多的“生的艰辛”满溢于篇中，尽管时值金秋送爽、满目丰收景象，也掩饰不住老老少少“哄花女”在贫困驱赶下无奈的苍凉；即使是写“个人”的《一个从滨江来的人》、《十六岁的游击队员》和《悼》等，那里面也同样有着时代、生活的很高的“含金量”：《一个从滨江来的人》迹近“新闻采访”，滨江“商人”和“我”的对话铺衍成篇，沦陷下东三省民众的“抗日”情绪跃然纸上；《十六岁的游击队员》里那位挂彩的“小伤员”简直还是个孩子，但从他身上昂扬着的却是一股抗敌救亡的英风豪气；《悼》也是以“淡墨间开出的悲哀的花朵”献给一位早逝的孩子的——这位天才的小“诗人”之所以不幸夭折，“杀手”还是不公的旧社会；《老哥哥》、《六机匠》是这类“写人散文”的精品，不仅深为作者所珍爱，也打动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老哥哥”和“六机匠”本是臧家赤贫的佃农，但却又是作者童年至亲至爱的“朋友”，一生作人作文的“老师”。作者把深醇的厚爱和悠长的惦念献给他们〔2〕（对自己的长辈、亲人，作者反而从未著文）， 这是对本阶级的“反叛”，是全新的“大众意识”，在现代散文史上唯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我的第一个师父》堪可比肩〔3〕。
“写人”的散文还应一提的是《我的先生闻一多》和《海——回忆一多先生》。两篇作品写的都是他新诗的领路人、精神与艺术的导师闻一多先生，前一篇写在当时（遇刺身亡时），后一篇写在一年后（当是周年祭）；前一篇因文调稍缓与当时的情绪氛围不完全切合而存有微瑕，后篇则居高望远、得其“精神”，写的也颇大气大度、神情毕肖——在众多为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写真”“留影”的忆文中，《海》可谓最富个性特色的篇章之一。
仅这三篇（《老哥哥》、《六机匠》、《海》）“意新情浓”的怀人散文，就足以在现代散文史上书写一笔了。
其次，他的《社戏》、《野店》、《四月会》，包括《黄风》等“风情散文”更是另辟蹊径、独标一格的。这类散文的写法既非“记人”也非“叙事”，和旧有的“写景”、“状物”散文亦有不同，它以“民俗、民风”为观照对象，以“速写”的摹形传神手法，把微观的“细描”和宏观的“摄魄”结合起来，做到“具象”和“抽象”的和谐统一。这类作品，和茅盾的《香市》也有不同，《香市》是具体“实指”的，《社戏》、《野店》等虽也是实有“蓝本”，但它却艺术“虚化”了，从而获得了普泛的“典型性”——在或一“时期”、或一“地点”，中国（主要是北方）“农村”像那样的“社戏”、那样的“野店”太常见、太熟悉了！人们在“艺术”中又重温、咀嚼了那样令人温馨、陶醉而又不胜慨叹、惋惜的亲切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散文，它给读者留下的是悠长的回味。
这种写法，不仅给当时的创作（如李广田即写有与《野店》同名的散文）以有益启示，也给后来的创作（如贾平凹的《黄土高原》、《秦腔》，刘成章的《老黄风记》等）以深远影响。
再次，他的“通讯报道”也是富于个性色彩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淮上三千里》等，都是他亲临抗战前线以满腔热情、献身精神和个性笔墨为浴血奋战的民族健儿们所勾画的“真”形“实”影。这些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逼真报道了“台儿庄大捷”的战况，第一次正面表现了“国军”在抗战中的英勇作为——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它在写法上也很有特色：“上”（司令部）、“下”（前沿阵地）兼顾，“耳听”（全局剖析）、“眼见”（典型访谈）交织，颇有“举重若轻、详略适度”的史家笔法，加上他富有“诗情”的精巧、灵活的流畅文笔，使这些作品在抗战的“报告文学”中独具风骚、足以传世。
最后，他这个时期所写的“回忆录”《我的诗生活》、《生活和诗的历程》（续篇），揭橥了他“诗作”与“生活”（时代）的表里关系，史料翔实，细节生动，激情流贯，文字活泼，像是生机勃发、苍翠欲滴的一树绿叶繁花！文学“回忆录”写到这等境界，正是：“回忆（录）亦是好散文”了。
臧克家生于清末书香之家，发蒙即熟读古文古诗，旧学根柢颇深，但我们看上述四方面的散文创作却不见些许“旧气”而只感到新思想、新写法、新文字的鲜活跳宕！
这就是作为散文家臧克家早期创作的“起点”。
二
1949年3月，历经长期困顿、奋斗、渴盼的臧克家由香港到了北平 。“你们现在是到了老家了。”〔4〕由此，44岁的他即定居北京， 揭开了他“当代”散文创作的新篇章。
除去“文革”11年时间不计外，臧克家在“17年”期间和“新时期”里都写有不少散文作品——特别是到了“新时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他已年逾“古稀”，即71岁），他正像“人民得解放”一样也迎来了创作的“二度青春”：这次创作“青春”不似建国前“诗压散文”那样“文”处于次要、辅佐的地位；也不同于“17年”期间“诗、文”并作，散文虽渐次上升但诗歌“活动”仍居主体位置的转换、过渡状态——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散文压诗”，是真正完成了由“诗”而“文”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关于这种由“诗”而“文”的转变因由，作者曾赋诗自道曰：
灵感守株不可期，
城圈自锢眼儿迷。
老来意兴忽颠倒，
多写散文少写诗。〔5〕
他后来曾这样诠释说：“所以少写诗，是因为年老多病，不能接触新鲜生活，灵感光顾我的时候也就少了。而我个人呢，不论气质，情愫，志趣，却都是属于诗的，只是少了一点诗的要素——激情，因此，我大力抓住了散文，以抒发我的诗的情趣。”〔6〕
可见他的“二度青春”奠定在散文之上，是完全清醒自觉的，是势所必然。
臧克家的当代散文可析为五类，分别撮述如下：
第一类《书的故事》等篇是“自我抒怀”之文。散文，作为一种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情的抒情文体，直抒胸臆、袒露襟抱是再便当、再自然不过的了。但颇觉遗憾的是在“17年”或“解放前”，他此类散文却并不多见。当然，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的篇什并不算少，其中确也饱含着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感情，但直接地观照自我、剖露心迹的作品却难得一见。“17年”间这原因较为显见，那时隐匿自我、讳言个性的“风尚”已成通病，散文的“通讯化”、“史传化”或“小说化”的倾向已很显然，不愿或不能写“我”不足为奇；那么，“解放前”呢？这类作品还是有的，《教书乐》、《回首四十年》等即是，但亦非“主流”，这大概和作者的文艺观念、性情志趣等都有些关系了。“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臧克家的心灵、笔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重要的标志之一即此类“放怀言志”散文的大量写作。这些散文，写得那样随心俯仰、尽兴尽情，那样开阖自如、潇洒自然，把散文“自由”的天性体现得相当充分，更重要的是把主体的“人”——有思想、有操守、有性情、有趣味的一个历经沧桑、童心不泯、酷爱人生、生趣盎然的革命老人——无遮无掩、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过去他在诗、文中偶而也写到自己，但“写的虽是自己，实际上不过用自己作了一条经线而纵横地织上了三个时代。”〔7 〕现在则有所不同：这“不同”并非“脱离”或“淡化”时代、政治，而只是更符合以“个性”（独特的自我）映照“共性”（特定的时代）的文艺内在规律和散文“文体”特性而已。正是这种“变化”或“调整”，使他“新时期”的散文创作面目一新，大放光彩！
这些“抒怀”散文几乎篇篇皆佳。《书的故事》写他嗜书成癖，“惜书如命”，却在“文革”初始不得不亲手“处置”（焚烧、贱卖）了一批珍藏了多年的心爱之物。这无异于剜心、割肉！它通过“书”的命运映射出了时代的踪迹。《我的南书房》与此篇相近，但却多了一点人生的感喟：这些“书”将归谁手？流落何方？“再一想，个人的命运与归宿尚不能预卜，又何必想得那么多、那么远呢？”命运之思，令人深味。《炎夏说瓜》，只看题目，疑是一篇“随笔”，实则不然，它由吃瓜、挑瓜联想起了儿时在乡村瓜棚里吃瓜的往事，深情忆及了“六机匠”等农村朋友，“生活情味”绵长、动人。《炉火》最为突出，匠心别具。暖气与炉火，其优劣尽人皆知，因此，一家人都主张安暖气，而唯独“我”偏执炉火——且21年取“炉火”弃“暖气”，不改初衷。其因何在？“它，有时爆烈，有时温柔，它伴我寂寞，给我慰安和喜悦。”“它们发热，它们发光，它们也能发出震撼心灵的声响。”不仅如此，它有时还能给人以心灵的“启示”与“希望的闪光”，给人以“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与向前冲击的勇气”呢。作者在这里以“拟人化”手法把“炉火”当做最知己的“朋友”了——“它”（炉火）、“我”（作者）用诗评语言来说还有些“隔”。仅此还不算“奇”。《炉火》没有停留在这里。作者以勾神摄魄的“点睛”之笔夫子自道说：“暖气，当然温暖，也干净，但是呵，它不能给我以光，它缺少性格与一种活力。我要光。我要性格。我要活力。”请看，在这里作者以诗性的语言把“它”与“我”在深层的“性格”“精神”上合二为一、化为一体了！所以，《炉火》与其说是一篇“炉火赞”，不如说更是一篇“性格自白”、“自我写照”！和《炉火》同样富有“诗意”的是《落照红》和《春天两行诗》。两篇短文篇幅虽小，但却写得清巧、美妙，诗情流溢。作者曾说：“诗与散文，有同有异。有散文的诗，也有诗的散文。我写的一些诗文，诗中散文化的情况较少，而散文中的诗情却颇多。”〔8 〕读此三文，知斯言可信。
第二类《镜泊湖》等篇是“记游见志”之作。写景记游，一向是传统散文的重要题材，但臧克家此类作品却写得较少。他认为：“就是写景的文章，也必须首先有情。山水宜人亲，没有这个‘亲’字，山，是冷冰冰的石头，水，是‘氢二氧一’。”〔9 〕又说：“我很少写游记，写风景，《镜泊湖》、《青岛解放我重来》等虽然是写景，但主要在抒情。我的心不在山水花草之间，而在人民大众的海洋之中，在伟大的时代风云变幻之际。”〔10〕了解他这一虽稍嫌偏执但极为独特的个性见解是十分必要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写得最早，严格说它也不是一篇“写景记游”之作，而是由一张“留影”（照片）起兴，将“革命现实与悲惨往事对照”〔11〕成文的，黄河的“昔日”与“未来”两相对比、“实”“虚”交融，富概括、有气度，不愧为大家手笔，算作写黄河的“出格”之作并无问题。《镜泊湖》则写得相当典则、出色。作者说：“我写《镜泊湖》，也决非范山模水，里边蕴含有二十年代末我流亡生活的心灵返照。”〔12〕既是“心灵返照”，就不是直接、外露的陈述，而是一种心境、情绪的反射——镜泊湖“山水”何以如此“亲”、如此“美”，就不难体味了。《苏东坡的“超然台”》本是一篇诗文赏析，但因“超然台”就在作者故乡，儿时和它相守相伴、亲如形影，故随心走笔，笔到情至，潇洒自如，当作“游记”读亦未尝不可。《孔庙·孔府·孔林》，在这一组文章中最为精彩。它的深刻之处即在于此文有“历史”的厚度和“哲思”的深度：面对累累坟茔，作者对生死、名利等“人生大问题”都做出了颇为深邃的思索，写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第三类《老牛校长王祝晨》等篇是“抒写友情”之文。臧克家喜交友、重情谊，曾说过：“友情，爱情，诗，（是）我生命的三个抓手”〔13〕。友情和爱情，都曾给他带来过痛苦、破灭和创伤——但他人生的这“三个抓手”却始终抓紧未放。他这类文章还有许多，如写与邓广铭、碧野、骆宾基、公木、叶君健、高士其、郎平、田小菲等老朋新友交往情景的，皆“赤诚”可见。但这类文中尤以《冰心同志，祝你健康》、《一声叶老觉温馨》和《致梁实秋先生》等篇为佳。写冰心文，全赖“细节”取胜，《进言》签名、“文革”挨批、“菜圃”闲聊、求字“力追”等，皆生动感人，如此短文能写“活”冰心实属不易。写叶老文〔14〕，以一次“造访”带起回忆，充分体现了“集中”的艺术魅力。致梁先生文，心系大局，态度热诚，出语恳切，有“礼”有“节”，实书信之上乘。冰心评此类散文时说：“对朋友的深情，跃然纸上！”〔15〕可谓剀切之论。
第四类《我的初小老师孙梦星》等篇是“寄托哀思”之作。此类作品在他全部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也是上类作品的一个自然“延伸”（由“生之谊”到“死之悼”），是他“当代”散文创作中最富亮色、最具价值的重要部分。这些散文因数量较多，故想概括而述之。其总的特色是：第一，“体”正。写“人”散文，把握不好极易走“体”，变成“人物志”（成了“史传”散文）、“印象记”（成了新闻“素描”）甚至“小说”。散文写“人”，要以“人我关系”为轴心，以“我”见“人”（“我”心目中的“人”），我为“主导”，“情”为“主线”。臧老“怀人”（无论生者、逝者）散文在“文体”把握上非常老道、纯正，很值得当今作者研习。第二，“情”浓。他说：“我写抒情散文，侧重人物的描写”〔16〕。而要写好人物，生活厚，印象深，感情浓，重“细节”等又成为必备条件。因为生活厚、交往久，才能“印象越久越深，情感长而弥笃”。以致于“每一念及，形象如立目前，声音如在耳中，这颗心，立即沉入了往事的汪洋中，欣然，怅然，凄然，有时竟至泫然。”〔17〕这样“内心为之大动，热情为之奔腾”的作品比比皆是，有时甚至“一文未成，三次痛哭”〔18〕，赶紧跑到卫生间去“以冷水浇面”。这组散文以《老舍永在》、《往事忆来多》、《得识郭老五十年》、《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剑今何在？》及《老哥哥》等篇最佳。其中，像“病危借钱”（王统照）、“请我写字”〔19〕（老舍）、自称“杂家”（茅盾）、一“躬到地”〔20〕（郭沫若）等精彩“细节”，见情见性，为写活人物“性格”起了极好作用。第三，亦“文”亦“史”。“文”，“意正情浓”自不待言；结构（即章法）的讲究亦很突出，“起”“结”极见功力（特别是“收束”，如《老舍永在》、《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心清，在我心中》、《情深泪多》等，都颇可品味），“缀连”工夫（事、情、细节等纷繁竞逞，全凭作者念之“情”将其熔化、缝合）亦为高超；特别是“文字”表现力，愈“老”愈“辣”，返朴归真，进入了“古雅精赅”的艺术“化境”——这一点和孙犁极为相近。至于“史”，很显然，他所写到的“人物”绝大多数都在文化史、文学史或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像郭老的“条幅表志”，茅公的“自悔少作”，老舍的“欲写‘车夫’”〔21〕，以及毛泽东的“自释其诗”，陈老总的“放言谈诗”等等，都成了真实可信、生动可珍的“第一手”文坛“史料”——这组散文的“史料”价值，将为众多的“史传文学”作家、“文学史家”所日益认识和看重。
第五类《套子》等篇是“杂感、随笔”之作。臧老的“杂文”还是相当犀利、深刻的。《六亲不认》，当时能写这样大胆的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22〕。《博士之家》、《欲休还说》等，更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当然，诗人之所以“忧天”，全在于“诗人爱天”——在他的尖锐“杂文”中，跳动在字里行间的正是他那颗青春、倔直、炽热、滚烫的赤心！这是臧老全部思想、人格的重要“侧面”，缺了它即非“全人”了。《古典诗歌中的自然景物描写》、《风花雪月与诗词歌赋》等可视为“随笔”。他写散文，“随笔”极少，早期的《蝴蝶》约略近之。究其因，一是他的“胃口”喜“硬”不喜“软”〔23〕；再就是他亲近（民族）“传统”而不喜“牛油味儿”〔24〕。上述作品却是较纯粹、地道的“中国化”随笔：抱紧题旨，连“类”铺陈，引“例”精典，生动启人。《杜诗异想录》和《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则为“学术性”较强的述主见、创新意的文章。臧老勤读书，苦思索，不泥古，不迷信，积学储室，新见迭出，且执著“真理”，敢坚持，不让人——这又是他“性格”的特色之一。
除了上述五类外，臧老还有“回忆”散文《我的诗生活》等，诗文“赏析”《佳作不厌百回读》等，“序跋”散作《抛尽心血为写诗——〈一石诗选〉》等，兹不一一赘述。
三
臧克家时常感到“知音”难。难在不能知“人”论“世”〔25〕。他对文学“评论”文章的要求是很高的，即“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是清代诗、文、书、画大家郑板桥所写的一幅楹联，鲁迅先生曾书赠日本友人增田涉，也深为臧老所赏爱〔26〕。其实，看他的所有评论、赏析文章，大体都是贯彻了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科学、求实精神的。
我在上两节，分别对臧克家解放前、后的散文创作做了一些缕述和点评，这里，再总括地谈几点宏观“印象”：
第一，臧克家出生于清末光绪三十一年，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武汉大革命，蒋介石的长期反动统治，八年的民族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风雨坎坷历程——包括“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变革”与“转型”等。他亲历了四个“时代”。前半生正可谓投身革命激流之中，“破命”〔27〕奋进，虽也有迂回、挫折、步履迟缓的时候，但眼有“大方向”，心有“定盘星”，在前三个“时代”里他作为一个“叛逆者”、“掘墓人”、“文艺战士”是当之无愧的！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曲折行程中，由于当编辑、办《诗刊》，也由于年事渐高、“生活”渐远，虽然在“精神”上他仍是“向前看”的，“大方向”矢志不移，始终未变，但“诗”的歌喉显得有些瘖哑了，生活的土壤，只好“向后挖掘”〔28〕了——这就是他创作重心转向“散文”的根本原因。臧克家横贯四个时代，几乎与20世纪同步，他的独特价值即在于：作为“人”，他是20世纪虽出身贵胄但心系农民、爱国革命、正直赤诚的众多老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作为“诗人”、“散文家”，他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卓著的诗人和文笔精美的散文家。总之，20世纪的一切苦难、挫折、荣光、缺欠都在他和他的作品中印着鲜明的“烙印”。
第二，臧克家说过：“我个人认为，文艺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我也欣赏革命浪漫主义的好作品）；具有民族化，群众化气魄的风格的；健康的、引导人向前看、向前走的。这个文艺观，是我几十年来的深切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也就是为我的人生观、宇宙观所决定的。这是至死也决不会变的。”〔29〕相同或相近的话，他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还多次说过。他所使用的“现实主义”一词，我以为更多地当侧重在创作的“内容”、“精神”方面，即“必须表现现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必须与时代精神结合，富于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30〕等等，而不一定侧重或确指为创作的“方法”、“形式”、“风格”等。因为，“诗”或“散文”作为“主观、抒情”的文体和“小说”与“戏剧”作为“客观、叙事”的文体是有些区别的，它更多的是“言志”或“表现”而不全是“反映”或“再现”。事实上，无论是从作者的艺术“储备”（他是从古典诗文、民间文化、中国新诗、外国文学等诸多方面汲取了丰富滋养的）来看，还是从作者的兴趣、偏好（他固然推崇“现实”的杜甫，同时颇激赏“浪漫”的李白，既爱赏“豪放”的苏东坡，同时也膺服“婉约”的李清照）来说，抑或是从作者的气质、个性（从小就亲“文”疏“理”，富正义感，有爱国心，敏感多情，重交守信，好激动，存童心等）来看，或是从作者的写作习惯（“展纸提笔，以抒我情”；“情不动，不写”；“感兴来时，顷刻成篇”；随时以小条志“感”，集“感”成篇等）来说，他都在本质上是一个纯粹、地道的“抒情诗人”，是一个真挚、坦诚的“情感型”作家。因此，对他自称为“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不宜作过“实”的理解。我以为，臧老的人生观、文艺观是“一”（主流）和“变”（复杂、多样）的有机、辩证统一：时代与个性、现实与理想、革命与艺术等无不如此。定于“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弯腰、不动摇，是一种精神“操守”，这极为可贵；但“变”是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他由“诗压散文”到“散文压诗”就是明显的“变”；而“诗”与“散文”如仔细考究，其中也各有其“变”——如果始终不“变”，篇篇皆“一”，也就无“创作”可言了。对臧老创作的研究，我觉得阐发其“一”者多，探究其“变”者少。事实上，像《新诗片语》、《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31〕等诗论，《谈灵感》〔32〕等创作论，《我的诗生活》〔33〕等创作回忆录以及他的几篇“散文论”等，都是很重要的宝贵“史料”，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臧老的“散文观”集中见于《我对散文的一些看法和作法》、《臧克家散文小说集·序》、《多写散文少写诗》、《我的心愿》等篇。概而括之其大要为：
（一）写散文“不容易”，应苦心“经营”。绝不能散散漫漫，“任意走笔”。
（二）好的散文“观察”应深刻而细致；“构思”应新颖；“表现”要“有章法”；“文字”要精炼、别致，避“甜熟”，有文采，力求写出独特风格来——即不看作者名字也能辨认出是谁写的东西。
（三）散文“写情写景所以能够那么动人，因为是作者自己的‘人’也写了进去。”〔34〕散文要“心中有感，笔下有情”〔35〕。好的散文“抒情性”都很强，“抒情散文，更应充满诗的气氛”〔36〕。
（四）散文怀友、悼亡要写到人物，写人要抓“重点”（以少胜多），重“细节”（以小见大），见“性格”（画龙点睛）。交往久、印象深、了解透的人才容易写好。只有自己先“动情”的东西才能使读者“动情”。
（五）总之，“散文不散，精心锤炼，生动活泼，亲切耐看”〔37〕。
这些经验之谈，对当前散文创作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第四，臧克家的散文创作以建国为界，前、后期有所不同：
前期创作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内容具体、生动，枝叶丰满鲜明，文字“活”，敢出“新”，表现了一种生机勃发的“青春”气息。
后期创作水净沙明，渐人佳境：心中有“人”，笔下有“情”，文中有“诗”，辞中有“采”，在“向后挖掘”的“情感记忆”凝聚、升华中总体呈现一种“删繁就简三秋树”〔38〕似的精练和“腹有诗书气自华”〔39〕的流韵。
杨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臧老当代散文正可用“丽以则”三字括之。
特别是文字的功夫，精而醇，老而化，自成一格，独特有味。
其“自我抒怀”之文，“寄托哀思”之作及“杂文、随笔”几类更见精彩。特别是一些“杂文”，站得高，行得正，看得准，写得深，一腔正气，满纸诤言，其耿介秉性跃然纸端。
第五，臧老的当代散文也是有缺欠与不足的。主要是题材、形式还不够广泛，如：抒情散文中，写爱情、家庭的，几乎没有；写景、记游散文，数量较少，这和对“自然”、“环境”（即人类生存的“家园”）认识的不够显然有关；“散文诗”没有涉及，较为费解，这个“疏漏”实在令人遗憾；像《说梦》这样的冥想写“虚”之作涉笔过“迟”（仅有此篇），也颇感惋惜。
这大概和臧老过多的回归“传统”，心灵自由、解放的程度还嫌不够有些关系了。
当然，说这些“不足”对一个髦
老作家来说，确实有点“苛求”了。
注释：
〔1〕作者在《臧克家文集·后记》（见卷6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中说：“我所说的散文，是广义的，是对诗的韵文而言的。 实际上，它包括抒情散文、回忆录、通讯报道、文艺随笔与评论，和小说。”此处“散文”涵义即以此说。
〔2〕除了这两篇散文， 作者还写有同题诗作两首和长诗《老李》，足见其在作者心灵中的份量。
〔3〕当然，闰土（《故乡》）、祥林嫂（《祝福》）、 车夫（《一件小事》）等，写的都是这种“小人物”，但那却是“小说”了。
〔4 〕这是周恩来总理去看望由港来京住在前门外“永安饭店”包括臧克家在内的一批文化名人所讲的话。
〔5〕〔8〕〔9〕〔12〕见《友声集·诗一首》。 又见《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多写散文少写诗》。此诗当作于1979年底。收入《臧克家文集》卷3，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以下凡引《文集》，皆为此版本，从略。）
〔6〕见《多写散文少写诗》。此文作于1986年7月，故有“近七八年”云云。
〔7〕见长诗《自己的写照·自序》。载《臧克家文集》卷3。
〔10〕见《臧克家散文》序《我的心愿》，亦见《臧克家文集》卷6。
〔11〕见《〈臧克家散文小说集〉序》， 亦见《臧克家文集》卷6。
〔13〕见《我的诗生活》第五节：“我找到了‘自己的诗’”。作于1942年9月。收入《臧克家文集》卷4，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第 1版。
〔14〕写叶老的散文还有一篇《昆仑飞雪到眉梢》，亦颇精妙，可参看。收入《臧克家文集》卷4。
〔15〕见《冰心同志，祝你健康》一文。 亦见《臧克家文集》卷4。
〔16〕见《我的心愿》。可见他是把“怀人散文”当成他“抒情散文”的主要部分的，他还说过：“我……写抒情散文，还有点特色”。（见《臧克家散文小说集》序）。
〔17〕见《怀人集·前言》。收入《臧克家文集》卷6。
〔18〕见《多写散文少写诗》。指《老哥哥》一文。
〔19〕老舍先生请作者为其“扇面”题字。
〔20〕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郭老代表作家向毛主席鞠躬致敬。
〔21〕即后来著名的《骆驼祥子》。
〔22〕他之所以幸免未成“右派”，据说和当时《诗刊》新近创刊，毛主席刚刚接见过他有关。
〔23〕见《我的胃口》，作于1935年。收入《臧克家文集》卷6。
〔24〕随笔受英国影响较大，有“绅士风”和“幽默味”、“闲适性”，这都和臧克家的“胃口”不合。
〔25〕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臧克家》一书“序”《前言千字》。见《臧克家文集》卷6。
〔26〕见《古为今用——读郑板桥的一幅楹联》，1980年8月2日作。亦见《臧克家文集》卷6。
〔27〕当系山东方言，意谓豁上性命。臧克家极爱使用此词。
〔28〕《诗与生活》一书“序”：《诗与生活话短长》。见《臧克家文集》卷6。
〔29〕见《在“臧克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感谢·感动·感言》。见《臧克家文集》卷6。
〔30〕见《克家论诗》代序：《五十年间学论文》。亦见《臧克家文集》卷6。
〔31〕在《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见《臧克家文集》卷6 ）一文中，臧克家指出：“形象化，是形象思维的结果。”1955年他就肯定了“形象思维”。
〔32〕《谈灵感》（见《臧克家文集》卷6）一文， 称灵感是诗人的“灵魂”，并把它和时代、认识联系起来，指出“认识也是激荡灵感的一支主流。”
〔33〕《我的诗生活》把遗传、童年环境和氛围做了“诗的根芽”。这是很正确的。见《文集》卷4。
〔34〕见《文不在长》一文，《臧克家文集》卷5。
〔35〕见《题记五百字》，《臧克家文集》卷6。
〔36〕〔37〕见《我的心愿》，《臧克家文集》卷6。
〔38〕郑板桥的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39〕见作者《我的祝愿》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