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冷战论文,角色论文,过程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6)04-0025-19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评论家们对于日本正在进行国家角色转变的议论不绝于耳。诸如“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正常国家化”等词汇，虽然在理论上缺乏精确性，但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已经完全描绘出了这种倾向。在日本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原有国家角色进行反思的声音就已沸沸扬扬。从中曾根首相的“战后总决算”到民间的“日本可以说不”，这些被称之为“新国家主义”或“新民族主义”的思潮，其核心政治诉求就是要实现日本的国家角色转变。尽管如此，日本真正在行动上开始推动国家角色转变则是在冷战之后。本文运用角色理论来分析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转变的过程，并透析推动这种转变的原因所在。 一、日本国家角色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国家角色具有对内和对外之分。对内是国家相对于国内社会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对外则是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对自身身份的一种界定。本文中所涉及的国家角色指的是后者。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对外角色，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角色理论家们往往根据自身的理论建构需要将国家划分成不同的角色类型。如：霍尔斯蒂根据各国发表的正式文件和领袖讲话，将国家角色细分为17种①；沃克根据自己理论需要，将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概括性地归纳为消费者(consumer)、生产者(producer)、敌对者(belligerent)、霸权者(hegemony)、促进者(facilitator)、破坏者(provocateur)等六种②。无论何种方法都力图避免概念上的模糊性。诸如“不结盟”“第三世界”等日常通用的关于国家属性的描述性词汇，因在理论分析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所以一般不被使用。 具体到日本的国家角色，按照通俗的说法，冷战结束前日本常常被描述成“经济大国”“和平国家”等，而冷战后，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则提出了“正常国家”的构想。这些描述性词汇为我们认识日本的国家角色转变提供了帮助，但由于定义并未被严格界定，所以无法直接用于理论分析。鉴于此，我们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冷战结束前日本所扮演的国家角色和之后日本希望扮演的角色做一精确定义。 对于冷战结束前的日本，汉斯·毛尔提出了“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③的概念。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1)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目标；(2)专注于首先使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军事力量只是作为保卫其他手段能够得以正常实施的辅助工具；(3)致力于发展超国家结构，以解决国际管理中的核心问题。④毛尔的概念简明地概括了冷战结束前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当时日本的国家角色定位。根据毛尔的概念并结合现实经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冷战结束后日本希望扮演角色的内容：(1)在推进国际目标时，选择性地与某些国家合作，而放任与另一些国家的对抗；(2)对使用军事手段追求国家目标仍持谨慎态度，但开始强调军事手段的特殊重要性；(3)致力于发展超国家结构解决国际管理核心问题的同时，更多地注重日本在其中的发言权并开始追求主导地位。从现实经验来说，这三点分别代表了冷战后日本加强日美同盟、追求集体自卫权并力图突破和平宪法、试图强化七国集团(G7)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中的发言权并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等政治目标。考虑到冷战后日本社会流行的“正常国家”论，我们在此就将这三点具体内容归于“正常国家”这一概念之下。 但冷束后，日本由“民生大国”到“正常国家”的转变并非在以上三个层面同时展开，而是经历了一个逐级推进的过程。对军事手段的重视和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权开始得较早；而选择性地与某些国家合作，放任与另一些国家的对抗则出现得很晚。究竟为何会导致这种现象，我们还需根据角色理论对现实做一过程分析。 二、国家角色定位及其转变的相关理论 分析国家角色定位及其转变，大体可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采用类似外交决策过程分析的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克里斯蒂安·坎特和朱丽叶·卡尔波认为，国内政治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一个大众与精英以及精英内部冲突与联系的视角，从而可以有效地证实或者证伪一些角色理论文献中提出的国家内部存在角色共识的假设。他们提出了竞争性角色(contested roles)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垂直型竞争和水平型竞争。前者反映了大众与精英之间关于国家所应扮演角色在观念上的分歧与联系，而后者则反映的是政治精英内部有关国家角色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包括执政精英与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官僚机构不同分支间的斗争以及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等。⑤ 另一种是采用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出现在有关角色理论的多数文献中。这是由于角色理论本身脱胎于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⑥和互动理论，所以它天然倾向于系统的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并非将单元和系统割裂开来。事实上，角色理论分析的起点往往是单元层次的国家，但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将焦点放在了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之上，而研究的终点又回到了国家是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稳定的角色这一单元层次的问题上。 这一分析方式，在角色理论的创始人霍尔斯蒂那里就有所体现。他虽然认为国家的角色行为最终直接取决于决策者的国家角色观念，但也承认国际社会所施加的角色规范(alter's role prescriptions，包括系统的结构、价值、普遍的法律原则以及条约的承诺等)对决策者观念的潜在影响。⑦真正将施动者和结构的互构过程理论化的是斯蒂芬·沃克。他认为，国家决策者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免受外敌的入侵、避免经济的崩溃、免于文化上被阉割或者领土被肢解(the national sceurity proposition)。虽然国家处于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之中，但决策者常常发现如果能使自身政权或本国社会得到拯救，寻求外部帮助往往非常具有吸引力且有时是必要的。所以，自助的原则并不妨碍交换过程(the exchange process)的出现。在交换的过程中，针对上述三类国家政策目标，既有国家担任消费者的角色，又有国家担任提供者的角色。如果交换双方或多方对这一交换成果满意，则这些参与者之间会形成一套彼此分享的共同期望，而根据这些期望，交换参与者彼此的角色定位也就逐渐确定了(the role-location process)。但问题是，在很多时候交换参与者们彼此或者单方面对这一交换过程并不满意。在这种时候，公认的分配原则没能建立，交换参与者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敌对关系，而且如果交换双方实力悬殊，则很可能诱发实力较强的一方采取霸权行为，这一过程被称为冲突过程(the conflict process)。冲突过程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就是交换参与者之间已经建立的彼此分享的共同期望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参与者中会出现破坏者的角色。最后，在经过一系列复杂互动过程之后，交换参与者之间彼此分享的新的共同期望会重新确立并逐渐地制度化，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建设过程(the institution-building process)。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会扮演促进者的角色。⑧ 以上就是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的基本过程。沃克还专门研究了交换参与者共享期望被破坏的过程。在他看来，共享期望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隐患，就是交换参与者同时扮演多种相互冲突的角色。这一点并不稀奇，霍尔斯蒂在他的归纳研究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他既没有解释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如何共存，也没有指明这一内在冲突可能会对结构所产生的冲击作用。⑨关于这一问题，沃克指出，当一个行为体同时被要求扮演相互冲突的角色，且该行为体不打算以牺牲其中一种角色为代价来扮演好另一种角色时，会采取以下几种方法：(1)合并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便外界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区分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内容(merger)；(2)使角色间相互渗透而非在行为上使它们合并(interpenetration)；(3)角色交替(alternation)，在一段时期内轮流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4)角色转换(altercasting)，即行为体以一种能动的态度回应对方的行为暗示或期望，以引导对方对角色期望进行重新定位。 沃克进一步指出，如果行为体内在的角色冲突来源属于同一个对象国，则行为体往往会采取合并和相互渗透的方式来解决，而如果角色冲突的来源属于不同的对象国，那么行为体则多采取角色交替或角色转换的方式来应对。然而，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状况，即无论上述哪种方式都不可能化解行为体内在的角色冲突，行为体不可避免地需要牺牲其中一种角色而努力扮演好另一种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的角色扮演就会对既有的国际政治结构形成冲击，从而进入重新确立交换关系和角色定位的过程。⑩ 虽然沃克承认国际社会中存在秩序的“破坏者”，但他的理论实质上强调的是国家角色定位及其转变的被动过程。他始终强调，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会力图避免以牺牲一种角色为代价来扮演好另一种角色。但现实中一些大国确实会响应突变的国内需求而改变自身的角色定位。例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为应对国内高涨的安全需求，改变了以往美国政府尊重联合国决议以及与盟国协调的负责任态度，转而采取不受约束的单边行动。(11)这一现象实际上揭示了国家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在改变自身角色定位和国际互动结构方面所具有的主动性。 塞巴斯蒂安·哈尼什(Sebastian Harnisch)的理论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根据社会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将国家分为“主我”(ego-part或者I-part)和“客我”(alter-part或者me-part)两部分。他认为，“主我”部分代表了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冲动性认知，反映的是国内诉求，而“客我”部分虽然也是国家决策者认知的一部分，但表示的是决策者所认识到的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对于自己国家所应扮演角色的期望。(12)哈尼什指出，在正常状况下，国家内在的“主我”和“客我”处于一种和解的状态，而一旦这种状态无法使国家达到所期望的预期效果时，国家就会面临一种问题状态。在问题状态下，“主我”部分会变得非常活跃，它使国家行为变得似乎是在扮演一种新的角色，这一情形就被称为国家角色的试扮演过程(as-if role taking process)。但角色试扮演并非代表新的角色已经稳固或相关国家间互动结构发生改变。国家还需依靠自身的能力去有意识地操纵其他国家扮演相应的反角色(counter role)或相称角色(commensurate role)，达成之后才可最终完成新角色的固化和互动结构的改变；如果这一过程失败，国家则至少需要回到以前的角色中去。(13) 哈尼什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通常是大国)会具有改变自身角色定位进而重塑互动结构的冲动，并具体揭示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如果将其糅进沃克的理论中，则意味着当一个大国被赋予了相互冲突的角色时，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不会力图维持角色冲突的平衡，而是伺机重塑自身角色和改变相关互动结构。这些国家以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破坏者。 那么，在运用角色理论分析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转变时，我们应该运用何种方法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呢?毫无疑问，兼顾国际与国内因素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形成一些更全面的认识。但是，这种巨细无遗的考察，却往往又会使我们失去对事物变化主要动因的把握。所以，本文对于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转变的考察，在不排斥国内因素的同时，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糅合沃克和哈尼什的理论对其进行诠释。选择这一路径的原因，还取决于以下两点：(1)国内集团间所持有的竞争性角色，往往反映了其他国家对本国的不同期望。换句话说，在外交决策领域，国内集团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政治领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角力。这一点在战后日本政治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日本国内保守阵营与革新阵营分庭抗礼，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阵营也随之历史性地衰落了。当然，本文并不是主张国内政治依附于国际政治，只是假设：对于冷战后的日本，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在驱动国家角色定位及其转变方面具有主导作用。(2)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对于国家角色转变的共识正在形成。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各个集团在国家所应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尚存意见分歧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宫城由纪子在分析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小泉政府的决策过程后认为，日本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亲美军事激进主义行为很明显背离了自身的外交传统，而这种对传统非军事主义的背离已经在绝大多数精英集团之间形成了共识，在小泉政府“官邸主导”决策模式下的少数反对显得微不足道。(14)林晓光和范晓军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日本在冷战后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同步进行的社会舆论“共识动员”。由于这种动员的结果，“以往所谓‘国论两分’的两级对立意识构造逐渐解体，代之以强烈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潮”。(15) 以上研究均表明，冷战后日本国内关于国家角色转变所形成的共识，正在迅速降低角色理论中有关国内政治路径的解释力，而自小泉政府开始，日本政府不断推行的“官邸主导”或“政治主导”决策模式，无疑也强化了这一结果。 三、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转变过程的经验分析 正如沃克所说，决策者常常发现，为使自身政权或本国社会能够得到拯救，寻求外部帮助往往非常具有吸引力且有时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尤为适用。二战后美军对日单独占领，使日本政府在国家安全上除了寻求美国的帮助外，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在这一点上，日本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消费者，而美国则是提供者。但两大阵营的对立，也使日本必须扮演冲突中的角色。在整个冷战期间，此起彼伏的反基地运动以及声势浩大的安保斗争，都是日本试图脱离上述日美交换关系的例证。 冷战期间日本角色冲突的根源来自不同国家，而其处理方式也显然符合沃克所提出的角色交替模式。当然，日本也进行过角色转换的尝试，例如社会党曾经提出积极中立的构想，石桥湛山等自民党的有识之士也提出过日、美、中、苏和平共处的构想。但这些试图摆脱角色冲突的积极对策，最终都未能成功。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公开宣扬日美同盟，中曾根政府更是直接表明了站在苏联对立面的国家立场，但口头宣传远大于行动，并未真正实现国家角色的转变。 相比安全方面，在经济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日本政府在冷战期间已经较为成功地修正了战后初期形成的交换关系。从战后对美国的经济依附，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并驾齐驱，从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中规定的类似半殖民地地位，到1972年的冲绳施政权归还，这一切都表明对于后冷战时期的日本来说，东亚地区交换关系重构的重点都集中在了安全和政治地位问题上。 (一)交换关系重新构建的尝试 冷战的结束，为日本重构东亚地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虽然日本国内仍对国家所应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但外部环境的重大改变已促使日本政府开始行动起来。在安全方面，由于来自北方军事压力的消失以及美国在冷战期间帮助日本积累了较强的军事实力，冷战后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别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同时，作为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一直希望日本能够承担更广泛的国际责任。 但是，有两个因素对日本形成了制约：第一，国内舆论的反对。战后，和平主义和非军事化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约束日本外交行为的规范。所以，即使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要在国内立刻形成一个日本成为安全保障提供者的角色共识是非常困难的。第二，日本无法通过双边或主导多边结构的方式，直接与需要安全保障的消费者建立交换关系。这是由于，一方面在日本势力所及的东亚地区，冷战结束所带来的震动并不如欧洲那么剧烈；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该地区传统的安全保障提供者，也不希望日本能够单独发挥作用。此外，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已与东盟建立了安全对话关系，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尚处于建立信任关系的阶段。(16) 由于以上因素的制约，日本作为安全保障提供者的出口，只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但这一出口同样面临问题。虽然经过战后的努力，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变成了联合国成员，并多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在安理会中日本的作用依然有限，除了没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外，日本也常常唯美国马首是瞻，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不掌握国际安全事务发言权的情况下，日本即使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为别国提供了安全保障服务，也无法与对象国之间建立特殊的交换关系。所以，日本几乎条件反射式地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这一尝试同样未获成功。 如果说，在冷战结束初期，日本由于国内舆论和国际机制的制约而导致作为安全保障提供者的角色推进并不顺利的话，那么，日本利用经济大国地位，通过给予别国经济支援而换取自身政治地位提高的交换关系构建也同样面临问题。首先，在中日互动中，虽然日本的经济支援对中国非常重要，但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将日本作为与西方改善关系的突破口，对日本政治地位的提高仍抱有疑虑。(17)疑虑之一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1992年天皇访华时就历史问题表达了深刻的反省，但到了临近战后50周年的1994年，日本接连发生了内阁成员公开否认侵略历史的事件。这无疑加深了中国政府对日的不信任感。疑虑之二是，日本政府利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来干涉中国内政。1992年制定的ODA大纲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名，表示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支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的开发。具体对中国来说，ODA大纲原则首先适用的就是中国核武器试验。1995年中国实施了两次核试验之后，日本冻结了对华无偿资金援助；1996年又以中国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为借口，推迟了日元贷款谈判。这些制裁行为以及日本国内存在的对华ODA批判之声，虽使中国政府在其后的决策中顾及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应，但显然在中日之间交换关系的构建上两国之间已不会形成共同期望了。(18) 同样，利用经济支援来换取在领土交涉问题上的政治优势，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俄外交的策略。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1年4月，日本政府就以25亿美元的对苏援助来试图打破日苏两国在领土交涉问题上的僵局。其后的苏联解体让日本政府看到了解决领土问题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也在领土问题上显示出有别于前的柔软姿态。这一情形促使日本外交部门放弃了原有的渐进原则，试图一次性解决“北方四岛”的归还问题。但这一攻势最终激怒了叶利钦。1992年9月在叶利钦预定访问日本的前四天，俄罗斯方面突然宣布取消了这次访问。其后，经过日本方面的不懈努力，日俄关系虽又很快回归正常，但解决领土问题的时机已经消失。(19) 唯一在这一交换原则之下取得较成功结果的，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援。而原因之一，恰恰是日本没有严格按照ODA大纲所明确的四点原则来处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对于这些国家，日本所要求的回报是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在1994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六国，明确表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 (二)角色冲突的再现 如上所述，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重构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说明，在整个重构的过程中，日本与相关国家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交换关系，所以其后的相互角色定位过程也无法实现。加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束缚，极大地冲淡了日本在经济上的优势，重掌政权的自民党开始以加强日美同盟的方式来支撑自己新的国家角色定位。恰逢此时，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的战略调整之后，周边大国也开始对日本赋予新的角色期望。 首先，虽然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几年一度弱化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强调日本在经贸领域对于自身的威胁，但当1994-1995年两国间的贸易问题趋于解决之后，美国对日期望的中心又回到了安全保障问题上。从1994年秋开始，在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主导下，美日之间展开了安全保障对话。在1995年2月最后生成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奈建议美国继续维持在东亚地区军事存在的同时，以责任分担的方式期待日本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1) 在经历了美国国内的一番讨论之后，1996年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龙太郎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实质上，这个宣言表达的就是美国对日本在东亚地区所担当角色的期望。它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将其从遏制苏联的堡垒转变成了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美日同盟脱离了专守防卫的基调。在其后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周边事态”被明确纳入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虽然“周边事态”一词的范围并不明确，但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显然是其关注的重点。美日同盟的再定义，体现了美国试图主导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意愿，而日本则在这个秩序中被定义成美国最重要的伙伴，被期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面对美国想在亚太地区确立霸权的企图，中国自然不希望日本成为其帮手，所以，中国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对冷战后日本所应承担角色的期望。首先，继续促使日本坚持非军事化的战后规范。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签订后，又接连发生了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的事件。对此，中国政府在当年9月展开了对日集中批判，《朝日新闻》用“过去从未有过”来形容这次批判之激烈。(22)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次批判所表达的主要是对日警示作用，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走向对立。事实上，中国对于美日安保体制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徐显芬的研究，中国虽然反对美日同盟范围的扩大，但对该体制对于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制约作用仍持肯定态度。(23)于是，从1996年末开始，中日关系就迅速回暖。1997年恰逢中日复交25周年，以桥本龙太郎访华和李鹏访日为代表，中日高层互动非常频繁。在这些互访中，中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希望日本正视历史、不干涉台湾内政、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愿望。这些所要传达的正是希望日本延续非军事化传统以及不谋求或协助他国在本地区称霸的期望。最终，在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中，这一期望得到了双方政府的共同确认。 其次，通过合作和对话来化解冷战式的对抗关系。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无疑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中国以建立大国之间协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力图化解旧式的同盟关系。1997年，通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日双方就加强双边对话合作关系达成了共识。虽然两国对国际新秩序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这一系列的高层互动已经明显削弱了中国与美日同盟发生对抗的可能性。(24)同时，对于地区安全问题，中国也不同意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架构，力图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中心确立一种合作对话式的新安全机制来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最终，这些也都在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得以制度性地规范下来。 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的摸索之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的国际政治结构得以重新确立。日本身处日美和日中两个矛盾的双边结构之中。前者要求日本扩大军事能力，作为同盟一员的身份来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的实现，而后者则要求日本坚持非军事化的传统路线，在不预设假想敌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对话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互冲突的角色构建也是日本自主选择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桥本龙太郎政府一方面不希望中美之间过分对抗，使日本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美合作过深，从而导致两国在东亚事务上抛弃日本。(25)所以，在安保领域，这一时期的日本采取了一种双轨政策，在依靠日美同盟的同时，也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正是东亚地区这一复杂互动的结果，使日本最终构建了冷战后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 (三)应对角色冲突的方案一：角色交替 日中、日美双重互动结构决定了日本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而自民党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交替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来处理日本国家角色定位所具有的内在冲突。 1999年，在经过反复的国内协调之后，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配套的国内立法相继通过(《周边事态法》等)。在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开始反恐战争之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飞往华盛顿表示要推动新的立法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做出贡献。于是，在当年10月末，《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获得批准通过，日本自卫队得以出动补给舰和护卫舰为出征阿富汗的美英舰船提供油料补给。这是二战后日本自卫队以后方支援的形式首次参战。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小泉政府又将日美同盟推向了新的高度。由于无法出示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对伊拉克动武遭到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反对。但面对美英绕过联合国所采取的单边行动，小泉纯一郎在对伊打击开始后的当天，就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对美国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同时，应美国的要求，小泉政府开始积极为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做准备，但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向伊拉克南部的萨马瓦派出地面部队，用于战后重建和维持秩序。对于小泉政府来说，伊拉克战争虽未实现让自卫队参与战斗，但通过这种方式也让自卫队“呼吸到了战场的空气”。于是，2005年，经历了“战火”磨砺的日美同盟终于完成了又一次重新定义。在当年签订的《日美同盟：未来的变革与重整》中，自卫队和美军的一体化建设被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也正式走出了东亚，开始应对世界性的安全保障课题。 在逐步推进日美同盟的同时，小泉政府也积极扮演了地区经贸合作推动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期望。因为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成果会逐步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然而，2002年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的“东亚外交政策演说”却使人对日本的动机产生怀疑。其东亚共同体的边界，不仅扩大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内美国的作用也被特别强调，这显然包含了防范中国的意图。(26)而在对华关系上，小泉本人更直接地触及了中国政府的底线。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使中日政府间关系进入了冰冻期，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间的对日感情。“政冷经热”成为小泉时期中日关系的写照。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后小泉时代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国家角色扮演方式。以保守著称的安倍晋三，在首次上台后立即展开了针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并提出了中日之间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构想。事实上，从战略的高度而非局限于一时一事来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从来就是中国政府的对日期望。日本政府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总是极力避免将日中关系提升至“战略”层次。安倍访华所确立的日本国家角色扮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小泉时期的单向亲美姿态。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回应。2007年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不仅将“战略互惠关系”具体化，还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道路予以了积极评价。阿南友亮认为，安倍提出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想，是日美间已经达成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具体实施。(27)但这一在小泉时期就已确认的基本战略，直到安倍上台才开始推进，本身也反映了中日互动对日本角色定位的巨大作用。 不过，安倍在重视日中互动关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日本所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安倍主张扩大东盟加中日韩(10+3)框架，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纳入其中，并力推日、美、澳、印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相比之下，安倍内阁之后的福田康夫则进一步剔除了安倍对华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2007年访华的福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除进一步阐释了“战略互惠关系”外，还特别强调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日中两国的共同价值观。用福田自己的话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日美同盟和亚洲政策的共鸣”。至此，自小泉当政以来一边倒的亲美姿态得以完全修正，日本又找回了角色扮演上的平衡。2008年胡锦涛访日，中日之间第四个重要文件诞生，指导中日互动的“战略互惠关系”被制度化地确定了下来。 (四)应对角色冲突的方案二：角色转换 2009年民主党的上台，无异于日本政坛的一次大地震。民主党上台之初的外交政策显示出了与自民党政府完全不同的思路。面对双重互动结构，自民党政府采取了角色交替的方式来化解国家角色内在的冲突，而民主党政府则另辟蹊径，选择了角色转换的解决方案。 所谓角色转换，就是日本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跳出日中、日美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国家角色内在冲突。具体而言，以鸠山为代表的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共同体论，二是日中美正三角论。如前所述，最先提出东亚共同体论的并非鸠山由纪夫而是小泉纯一郎，但是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论至少在两方面有别于前者：首先，鸠山构想的东亚共同体未来是朝着欧盟模式前进的，其最终的目标不仅要实现诸如发行亚洲共同货币等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消灭东亚各国内部“过剩的”民族主义、实现政治上的统合。其次，鸠山的构想排除了美国对东亚的介入。他强调日本的亚洲认同并预言美国单极世界的终结，将东亚共同体定位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28)日中美正三角论的主要提倡者是鸠山的盟友小泽一郎。他在2009年率领民主党议员代表团访华时，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阐明了这一构想。虽然正三角论暗示未来日中将不会同处一极，但多极化的主张同样预示着日美同盟将被拆散。 然而，这种角色转换的尝试并没有使日本脱离国家角色内在的冲突。一方面，标榜“紧密对等的日美关系”使美国对日本民主党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其后的普天间机场迁移问题更造成了日美同盟的裂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鸠山的主张虽然总体欢迎，但也有疑虑。因为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论所包含的合作内容以及合作国范围都不明确，且鉴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长期性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日本政府很难保证采取长期一致的政策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中国政府依旧谨慎地与民主党政府再次确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使其保证在历史、台湾问题上不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29) 事实证明，鸠山、小泽的角色转换构想没有得到民主党内的绝对支持。这一构想最终带来了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混乱，在弱化了日美同盟的同时，也未能使日中关系中的问题得到相应的管控。在民主党执政的后期，日美同盟重新得到重视，而日中关系则因野田政府的“购岛”迅速恶化。 (五)角色冲突的打破 沃克认为，国家在面临角色冲突时，会尽量避免以牺牲一种角色为代价来扮演好另一种角色。但哈尼什却指出，国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冲动性认知，会选择主动牺牲原有角色。就安倍第二次执政来说，哈尼什的论断显然更为适用。2012年末诞生的安倍政府开始无视中国对日本的角色期望而积极迎合美国对日的角色期望。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借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东风，但当前东亚国家间的互动格局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安倍政府所进行的只是角色的试扮演。 首先，虽然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和解禁“集体自卫权”表明安倍政府期望更多地使用军事手段来参与国际政治，但在军事手段被国际法严格约束的当今国际社会，日本只有掌握了国际机制的主导权才能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当前日本对于军事手段的使用，还局限在武器合作开发与出口或追随美国等低层次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将更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寻求以G7部分替代联合国安理会的可能性。 其次，在战术上，安倍借助美国的力量，采取了诸如支援东南亚某些国家牵制中国等方式，在政治上割裂东亚版图来促使东亚相关国家之间完成新的角色分配。这显然与冷战后的全球发展趋势不符。相关国家可能基于短期利益迎合日本的做法，但是否会改变原有的角色定位、参与重构东亚互动结构值得怀疑。 再次，从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到高铁技术的输出，安倍政府有意识地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同中国争夺主导权。但当前日本自身经济实力并不占优势，在是否与中国展开合作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存在很大分歧。(30) 因此，如果安倍政府无法通过以上方式实现东亚国家间的角色再分配，则其“俯瞰地球仪”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一种短期尝试。而一旦日本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则意味着东亚互动结构的重新调整，以及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转变的进一步推进。 四、日本国家角色转变与东亚互动平衡 国家角色虽然描述的是一种单元层次上行为体的身份特征，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一国的角色选择，必须得到国际社会其他主要行为体的认可或至少容忍之后才能真正得以确立。从这一点来说，冷战后日本从“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开始强调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特殊重要性，还是追求日本在国际机制中的发言权和主导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美两国的认可或容忍。当然，这种认可或容忍的边界是模糊的，中美两国对于日本在这些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期待。所以，在日美和日中双重互动格局下，日本所承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内在冲突。 虽然存在角色冲突，但至少在民主党政府之前，日本较好地化解了美中两国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所产生的内在紧张。例如，在扩展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影响力方面，相比美国的积极态度，中国始终持一种怀疑和戒备的心理。对此，日本将扩大自卫队影响力的努力大都放在了远离东亚的中东舞台。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在迎合了美国对日期望的同时，也将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降至最低。相反，在亚洲舞台上，即使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也更多地利用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ARF、“10+3”、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或加强，使日本在东亚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发言权。中日、日美两个互动结构的平衡状态，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民生大国”到“正常国家”的角色转变。虽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种转变也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渐稳定了下来(日美安保相关协议及中日间的两个政治文件)。所以，在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前，日本实现国家角色转变的原因，在于美日和中日两个互动结构能够长期保持平衡性。 但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开始以一个共同期望“破坏者”的面目出现了。利用哈尼什的理论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从2010年的撞船事件到2012年的“购岛”事件，在一系列围绕钓鱼岛的日中冲突中，日本政府发现无法通过保持两个双边互动结构的平衡来达成其对钓鱼岛的政策预期。在这种“问题状况”下就产生了“主我”超越“客我”的状态。于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下的日本，就开始了重新定义国家角色以及重构东亚互动结构的尝试。对这一角色的重新定义，除了进一步推进日本军事力量的影响力和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外，日本开始选择性地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加强合作，并放任对华关系的恶化。 然而，角色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互动双方或多方没有形成一套彼此共享的期望，这种单方面的角色重新定义并不具有稳定性。除非日本有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确立东亚国家间的交换关系并使其制度化。但从现实来看，尽管安倍借助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东风，东亚国家间的角色再分配仍困难重重。日本最终的角色定位，还将取决于日中、日美两个互动结构的重新平衡。 要重新恢复互动结构的平衡，就必须找出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对症下药。当前东亚互动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中日间有效互动的减弱，以及美日互动所产生的共同期望更加倾向于排斥东亚多元化机制的建设。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集权化，导致了中日间有效互动的减弱。事实上，在所谓的“官邸主导”外交确立之前，日本的外交决策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在野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派系、官僚机构的不同分支以及财界，都可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对此，中国政府自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就不断加深与日本各界的接触，持续扩展中国对日可施加影响的渠道。但是，冷战结束后，先是左派在野党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其后，自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开始，由于“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逐渐确立，也使“自民党外交”走向了终结。(31)虽然自民党议员和外务省官僚们依旧承担着日中间互动沟通的重任(如福田康夫等在促成2014年习近平与安倍实现会晤中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在具体决策机制中被边缘化(32)，使得中国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大幅降低。另外，决策机制的集权化，也增强了日本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追求所谓“普遍价值”已不再是保守政治家的口号，而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具体政策的制定中。这些都对中日互动的有效性形成了挑战。与此相对，由于日本政界核心成员与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且意识形态相同，加之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对安倍修正主义历史观的绥靖态度，这些都增加了美日间互动的有效性。 第二，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挫折，削弱了日本在中国主导的框架下，参与全球或地区治理的热情。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例，作为证明多边协调安全机制有效性的重要一环，共同推进六方会谈进程被写入了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但由手种种原因，朝鲜于2009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六方会谈。这一挫折无疑使日本更加强化了在安全问题上对日美同盟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的加强，又使日本在面对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的冲突时，往往优先考虑日美同盟而非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合作。相比之下，日美安全保障机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如果不考虑其针对中国的潜在意图，2015年签订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无论是日美两国从平时到战时的无缝对接，还是在宇宙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的合作，都满足了日本政府的关切。 第三，美国因素也是导致东亚互动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互动结构平衡时期，美国虽然强调美日同盟是东亚安全繁荣的基石，但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其有益的补充，而中国虽然警惕美日同盟的扩大化，但也认可它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制约作用。这种相互留有余地的态度，为日本处理自身角色冲突提供了空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美国明显开始排斥中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还是派军舰巡航南海，都对东亚地区原有的互动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对日外交模式。当日本国内重视对华关系人士的影响力被削弱后，即使中日两国政府间产生对立，也应继续保持高层互动。而当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不再足以推动政治合作时，应将中日间战略合作的突破口选择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和解也是恢复东亚互动平衡的重要因素，只有和解的中美关系才能为日本处理自身角色冲突留出足够的空间。 注释： ①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No.3,Sep.1970,pp.260-73. ②Stephen G.Walker,"Role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Postscript to Waltz'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Stephen G.Walker edit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78. ③有关“civilian power”一词，国内学者多将其翻译成“民事强权”(熊炜：《“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或“民事力量”(张浚：《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但“民事”一词多作为法律用语出现，用在此处并不符合中文习惯。鉴于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一般都借用船桥洋一对该词的日语翻译——“民生大国”(『日本の対外構想—冷戦後のビジョンを書く—』、岩波新書、1993年)，故在此将其译为“民生大国”。 ④Hanns W.Maull,"Germany and Japan:The New Civilian Powers",Foreign Affairs,Vol.69,No.5,Winter,1990,p.92. ⑤Cristian Cantir and Juliet Kaarbo,"Contested Roles and Domestic Politics:Reflections on Role Theor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IR Theory",Foreign Policy Analysis,August,2012,pp.5-24. ⑥社会学的交换理论，试图回答社会结构形成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代表人物有霍曼斯、彼得·布劳)。它认为，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完成自给自足，为了有所获取必然需要有所付出，人们正是通过“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的连续行动，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上的交换并不等同于经济学上的交换)。交换理论中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诸如作为间接交换媒介的共同价值、宏观社会结构的制度化等等，都对本文中所提到的沃克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⑦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pp.244-5. ⑧Stephen G.Walker,"Role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Postscript to Waltz'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Stephen G.Walker edit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p.66-79. ⑨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pp.273-89. ⑩Stephen G.Walker and Sheldon W.Simon,"Role Set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outheast Asia",in Stephen G.Walker edit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2-59. (11)Sebastian Harnisch,"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Foreign Policy Analysis,August,2012,pp.58-60. (12)V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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