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与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党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3)03-0013-07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正确认识中国政党制度这一政治事物、政治现象，必须要以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其鲜明地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据此，正确认识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从该国国情出发。江泽民同志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衡量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作为这四条标准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其中所“着眼”的“实践的效果”，也是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前提和基础的，因为如果脱离了这个出发点，其他的一切，包括所谓的“实践的效果”就都根本无从谈起。
仅此而已还是十分不够的，因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还是一个抽象的命题，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地、深入地把握这个国情。在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具有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讲到从中国国情出发，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情”；二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这也是国情”。基于前一方面的国情，我们一开始建立的政党制度，就贯彻着社会主义和民主这两大基本原则和精神，而民主是社会主义内在的必然要求，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所固有的民主、平等、协商、合作、包容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契约社会内在要求的民主原则、精神是一致的，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可以最充分地体现与实现人民民主原则，实现最广泛的民主；中共的领导又使其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可以最充分地体现与实现最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这个核心和集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保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与国家、民族的强盛的实现，是绝对必须的。因此，这个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点的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在社会主义宪政基础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从制度的内在设计机理上，既可以避免一党制容易导致专制独裁和腐败丛生的弊端，又可以避免多党制容易导致互相钳制、互相倾轧、内耗不已、难办大事的弊端；同时，又有可能把一党制整合功能较强、效率较高的长处与多党制政治参与、利益要求表达较广泛的长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十分明显，这样的政党制度内在的设计机理是十分有利于做到“三个代表”的，或者说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地说，首先是它反映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必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代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终必然能够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内在设计机理的高度科学合理性，是我国已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国情客观地决定的，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我们党坚持“三个代表”而具有的先进性必然地要求的。
但这只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种应然状态，实然状态与之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又是我国基本国情的不发达这一方面决定的，这就严重限制了这一政党制度内在的、科学合理的设计机理的实现程度，客观地规定了这一政党制度具体的、历史的发展水平。
在认识不发达这一方面的国情时，从“三个代表”角度来分析，则包括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不平衡、总体落后状况；我国文化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以及利益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最广大人民根本的、全局的利益与具体的、局部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等的区别。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人民群众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某些人或小团体狭隘的私利等等，必然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形成制约，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形成对立，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而使政党制度中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及其决定的先进性，必然是也只能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实现，并因而成为具体的、历史的。同样，政党制度中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的进步性及其地位、作用，也必然要受到这一复杂的斗争状况制约，同时还要受到作为领导党的中共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限制，而成为具体的、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而对这一政党制度科学合理的内在机理的充分实现形成历史性的限制。
上述我国不发达这一方面国情的种种表现，首先是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现实状态，而这种现实状态又是由历史造成的，例如生产力的总体落后状况，是由于我国近代以来落伍了，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所致。文化中的落后部分，是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数千年前现代历史传统，同时又严重缺乏现代民主和现代法治文明传统的必然表现。这种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必然形成对我国政党制度科学合理的内在机理的现实制约。当然，对于现实国情中的历史传统既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并充分发挥其效能以发展现代性的重要资源；又有大量沉积下来的历史“垃圾”，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和阻力。在我国，这种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十分丰厚，有待我们站在现代性的高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花大力气加以清除。这都是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进程中必须同时做好的无法回避的相互关联的工作，这种工作做的好坏程度，直接规定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实然状态。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我国政党制度时，还必须包括认真分析和把握这样的实际工作及其实效情况。
同时，中国的国情这种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现实状态，又有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这种未来趋向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两方面国情来把握。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取向，其次是不发达向发达转型进程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取向，这两个方面的取向都是“三个代表”的要求，从“三个代表”高度与角度把握国情的这种未来趋向对政党制度内在机理的逐步充分地实现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规定着政党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走向。
总之，国情是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体。我们唯物辩证地看待的中国国情，实际上就是我国政党制度这一政治事物产生、存在、运行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任何制度都有其产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在社会历史中，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人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由人们的政治关系凝结而成的政治制度，包括现代政党制度，既受到自己赖以产生、存在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而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实然状态，又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改变着、优化着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如同人们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一样，政党制度作为工具在改变与优化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同时，又使自身得到改造与优化，即促使自身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逐步地向着自己的应然状态靠近。这是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的能动的实践进程，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显现及其受到的历史局限都可以从这个进程中得到正确认识与把握。因此，把从国情出发，转换成从政党制度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出发认识我国政党制度，自然就更加容易获得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理解，而走出或避免陷入许多认识的误区，例如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或者过分理想化地看待本国的政党制度等等。
我国政党制度在其中运行、活动并受其制约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中，不断受到改造和得到优化，成为推动我国政党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的动力。立足于基本国情，立足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使各国政党制度、包括拿我国政党制度同别国的政党制度进行比较有了一个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凡是能够同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形成良性互动的政党制度就是优越的，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反之，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形成恶性互动的政党制度，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动乱，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祸害，比如阿根廷危机的发生就同其照搬来的西方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有密切关系。这表明，从国情出发，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出发分析政党制度的方法论，既包括着真理判断，又包括着价值判断。一种政党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是否科学合理，就看其是否真正从本国国情、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出发，按照本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创造，即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一种政党制度是否优越，是否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是否能够达到“三个代表”的要求，就要看这种政党制度安排是否同在其中运行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要着眼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衡量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及前面的哪个前提性规定，就包含着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在对各国政党制度进行比较时，其中必然包含着进行比较的研究者的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内，不管你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并是否明确地表达出来，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比较，唯一正确的思考方法，就是绝对不能脱离一定政党制度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国情。
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或者说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我国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现实合理性和优越性；还可以进一步从这一政党制度对于我国国情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客观提出的发展主题、改革任务、稳定要求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安排的现实合理性和优越性。
首先来看发展。发展既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的内容和实质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和不懈追求的实现现代化这个最基本的目标。过去闹革命，包括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过是为实现现代化和发展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前提而已。政治学学者林尚立指出，中国形态的现代化和发展，在形式规定性上，是后发外生型的，必须走跨越式的发展之路；在目标的规定性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结构规定性上，是超大型社会，具有极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既受制于它，又必须超越它；在时代的规定性上，则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接信息化的挑战。这种类型的现代化的内在的发展机理要求，是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藉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就是说，为了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又必然提出改革和稳定的要求。
后发展国家不同于早发展国家的发展逻辑，是通过国家(政府)主导的改革促进发展，需要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众所周知，我国的革命发展是先通过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创造前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必然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快速的社会转型，又是由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启动的。政党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和领导力量，对于我国这样的国家(政府)主导的后发型现代化来说，再加上又是一个多民族、多党派、多宗教、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即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保证现代化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后说，“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同时，又通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最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有效防止和抑制国家(政府)主导型改革、发展，在具有根深蒂固前现代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专制倾向，对于在社会转型期充分表达与有效整合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与愿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发展是从不发达的国情基础上起步的，是后发型现代化，而且又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遭受过愈演愈烈“左”的错误影响后重新启动的现代化，既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前现代结构因素的制约，又面对着新中国建立后受斯大林模式影响而形成的高度集中和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束缚，所以，改革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前提条件，不改革，既不能克服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又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的重新启动，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可以说改革是决定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一环。由我们的国情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决定，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而决定了改革的领导者只能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和现代化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其内在的要求。而中共的先进性质和保持其先进性的“三个代表”思想，则决定了惟有他才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胜利地推进改革，促进发展。在我国20多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共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品格，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三个有利于”的基本路线和纲领，组织上始终坚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建设自己，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不断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共的领导资格和能力。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中人口多、底子薄、不发达且发展极不平衡这一方面，始终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是关系改革和发展成败的决定性条件，这也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特别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运动提供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同时，又结合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前面引证亨廷顿的那段话也已证明了这个道理。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有一个能够把整个系统要素凝结在一起的坚强核心，才能形成具有良好功能的系统结构，适应系统环境而得到健康发展。在当代经济日趋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在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就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西化”、“分化”的首要目标。在国内，又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如同美国学者米切尔·罗斯金等在所著《政治科学》一书中所说，“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的稳定性的世界，但还未到达具有现代的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经济、宗教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体系，这使得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暴力的行动刺激”，“这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极度脆弱的时期。”[2]这个时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高发期，腐败的高发期，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因此是不稳定因素最多并导致不稳定发生的最为敏感的时期。要顺利度过这样的时期，我国政党制度科学合理的内在机理的充分发挥，就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和独特的优势，其现实合理性与优越性就会大大地凸显出来。这在当今世界一批老党、大党垮台，许多国家因为政党纷争而导致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例如拿阿根廷危机做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由上可知，从基于我国基本国情提出的改革任务、发展主题、稳定要求的顺利实现三个方面，十分充分地显示出我国政党制度是一个最适合于顺利解决我国必然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三大历史课题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最有利于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制度安排，在解决这三大课题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内在设计机理的制度安排，也将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其科学合理的内在机理将最充分地显现与实现出来。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就是这一政党制度现实合理性和巨大优越性的最有说服力的确证。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包括所有的制度安排，只有同自己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国情或者说社会的生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是真正合理的、优越的，也才能实实在在地显现和实现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这是我们观察、评价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二
从国情出发以及在政党制度与国情、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观察、认识、评价我国政党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和优越性，主要是从客观的角度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要求。这里则主要从政党作为主体的角度来认识、评价我国政党制度，这就要求必须从人民、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与高度出发，也即是从“三个代表”的角度与高度出发，而绝不能从所谓的党派利益出发，这一出发点的选择也是我国这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内在要求。
政党作为整体是一社会主体，政党成员作为个体也是一社会主体。就政党而言，一般地都首先是一定阶级或阶层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阶级、阶层的利益规定了党派的利益，在资产阶级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中的各个党派，都是资产阶级层不同阶的集中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又都是寄生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都有自己的阶级、阶层的私利，并且要靠自己的政党来集中代表，因此，资产阶级各政党这种私利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尔虞我诈是其本质特征和主导的倾向，竞争对立是绝对的，合作一致是相对的。在我国这种合作型政党制度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是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党，相互之间是亲密友党关系，合作关系是本质的与主导的倾向。中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通过“三个代表”集中表现其先进性的政党，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因此是惟一没有自己党派私利的政党，因为工人阶级就是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大公无私的阶级，解放全人类就是其担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党集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时也就集中代表了所有劳动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就是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共既是工人阶级利益，又是全体中国人民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的理论基础。从“三个代表”高度与角度看，更容易理解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惟一没有自己一党之私利的政党，人民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是共产党集中代表的利益，这是其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如果有一个什么脱离开工人阶级、人民、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单独存在的所谓共产党的利益，那就只能是狭隘的私利，并且是已经把工人阶级政党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平常我们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就是同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上说的，是从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的意义上说的。我国各民主党派由于其不同于中共的政治联盟性质及其规定的广泛性与进步性相统一的特点，他们是其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也应该自觉地充当这部分群众利益的代表者。但是，他们又不能仅仅只是作为这部分群众特殊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必须同时以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否则，也会蜕变成为狭隘私利的党派或集团，而失去进步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没有任何自己党派的私利。但是，如果脱离“三个代表”要求，失去先进性，也有蜕变为狭隘的私利集团的危险，实际就是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危险。在党内任何一个组织和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时刻以“三个代表”要求、约束自己，否则，也有可能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或腐败分子。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说，从应然上说，无论是中共，还是各民主党派，在认识与评价中国政党制度时，都不能从所谓的党派利益出发，而必须视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超越于任何党派利益的最高利益，这是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与着眼点。如果从狭隘的党派利益出发看问题，实质上就已经陷入到用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在观察、评价问题的误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有极少数同志产生不自觉地照般西方多党制的模糊认识，除了不懂得从本国国情出发这一根本的唯物主义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外，就是往往陷入了从狭隘的党派利益出发，而在实质上则是陷入了用资产阶级的狭隘眼光看问题的泥坑造成的。
站在“三个代表”高度与角度更容易深刻地认识这一点。“三个代表”中就包含着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并且是其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立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把价值追求奠立于真理追求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正确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真正反映人类文化、文明前进方向的事物，无论是精神形态的理论，还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包括政党制度安排，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大大深化了超越于任何党派利益的人民、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来认识、评价我国政党制度安排这一立场和方法的内涵。众所周知的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其实行西方多党竞争制度结出的恶果，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各个政党和同一政党内部不同派别为了自己的私利，争斗不止。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倾轧，内讧不断，派别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矛盾重重，冲突白热化，整个社会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根本无法形成国难当头，各个政党、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的政治局面，反而成为各党各派火中取栗，乱中夺权的大好时机。如果同此对照，就更加雄辩地证明了我国政党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惟有我们的这一政党制度才是真正能够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制度。
三
理想与现实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一个带根本性和永恒性的矛盾，因此它也就成为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和永恒的动力。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一政党制度由我国基本国情的两个方面决定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反差问题，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我国政党制度发展中的具体表现。
人类实践是有目的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从事任何领域或方面的实践活动，总是要基于两个尺度：一是作为实践对象、客体的物的尺度，即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客观规律需要始终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认识和把握它。二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尺度，即人的需要和利益决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和愿望，当然，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求与愿望也包含其中。人类实践活动就是这两个尺度，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中，真正的理想必须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二者统一的理想才是现实理想，这种理想成为实践主体的一种信念，便成为主体实践活动的巨大精神动力而存在；现实也是一样，必须是基于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才是理想的现实，才是可以逐步向现实的理想接近的成功的现实。如果离开了这两种尺度的统一，理想与现实以及二者的矛盾都会陷入混乱，人类实践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
在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及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始终，并成为巨大的推动力量。我国政党制度的内在设计机理是科学合理的，也就是说，其理想的状态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是合规律的；同时，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合目的的，并体现了二者的统一。所以，它的优越性是基于这个统一基础之上的固有的和内在的东西，是从根本上和发展趋势上区别于又大大优越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东西。这是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承认和宣扬的东西。但是，由于它又受到赖以生存的国情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现实制约和限制，包括受到我们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现实深度的限制，使理想的和应然的状态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态，必然同理想的和应然的状态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理想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就是现实，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心中一定要有理想，眼睛要向着理想，实践才有奔头和劲头；另方面，又必须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从眼下的事情做起，包括实事求是地把握政党制度现实运行的实然状态，分析理想的目标实现的具体的、历史的程度，固有的优越性体现的具体的、历史的程度与限度，然后从这种实际出发，按照理想与应然的要求设计和规划出不断完善发展它的具体的、历史的措施，即可操作的实际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朝着理想的和应然的状态靠近，在这个过程中，理想的目标还可以而且必须细化，分解为无数的前后相继的具体的、历史的分阶段目标，现实的和实然的状态在这一个个分阶段的理想的和应然的目标实现过程中不断被改变，现实不断被理想化，成为理想的现实，理想又不断被现实化，成为现实的理想，最终的理想目标就在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转化中得到实现。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常常容易出现把理想与现实形而上学地分割乃至对立起来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理想化的倾向；二是迁就现实的庸俗化倾向。这就违背了政党制度发展实践的辩证法。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包括我们民主党派的少数同志，由于都是知识分子来说，包括我们民主党派的少数同志，由于都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往往过分理想化地看待一切，包括政党制度在内。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看，正如德·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建起了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就是彻底单纯，统一，和谐，平等与合理的。正是这个完美无缺的国家的形象激发了群众的想象力”。[3]另方面，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批判性格。他们往往就从理性、自由、正义等理想观念出发，保持着对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超越性关怀与批判，正如刘易斯·寇塞尔所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现存的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4]，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优点，往往就可能转变成他们的弱点，我们要有意识地正确认识自身的这个包含优点又可能转变成为弱点的特点，注意时时事事坚持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使优点转变为弱点的可能，并在正确认识自我的基础上，调整好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再去正确地考察和认识现实包括政党制度。当然，同时也要防止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且，当其由于过分理想化而在现实中碰壁之后，特别容易走向庸俗化的一端。克服这两种极端的有效办法，就是牢固树立前面所述从国情出发，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始终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政党制度，更是有效克服这两种极端倾向的正确方法和途径，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又强调“三个代表”和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这更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3-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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