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1]2003年在《民国初年前清遗老群体心态剖析》文中提出论文对民国初年前清遗老这一特殊群体的心态作多方面的剖析，力求揭示出在社会转型嬗递期间，也即所谓的“易代”之际所呈现的人物心态的纷纭、社会文化的多元、和生存空间的歧异。文章共分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对易代之际“遗”作一全方位的论述，包括遗民的定义，“遗”现象的原因、具体的表现等等。以及对清末遗老的身份界定，主要从政治、文化两方面来衡量。第二部分论述遗老的价值取向。围绕遗老圈内最敏感的几个问题--节义、生死、名利，来考察遗老群体的行为，剖析他们的心态，探讨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力图展现这几方面背后的隐衷和复杂性，以求更真实的展示还原一个众声喧哗下的遗老圈。第叁部分主要着重描述遗老圈和世俗的联系，即在复辟事件中的具体表现。遗老们对前朝“中兴”的期盼所表现出来焦虑不安浮躁的心态，在具体复辟事件中的党派之争、人事纠纷，赖这次事变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具体的事变使久已淡出世俗视线之外的遗老圈展示更为原始的面貌。第四部分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遗老的心态。着重论述遗老恋旧情结的种种表现、形成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遗老们来说已不简单的是朝代的更迭，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的灭亡，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民初遗老们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前辈。在新旧不两立的民初，非此即彼，更加深了遗老选择的痛苦，选择的过程正是遗老门痛苦的心理历程。第五部分论述遗老扪在当时尴尬的处境。世俗评价的转向，遗老生活方式的<WP=5>狭仄，自虐负罪的扭曲变异生活，和现实中生计的困顿，无不表明，在民初大变动的时代，遗老圈的生存处境日渐艰难、尴尬。最后是结语，对遗老作一总体的评价，从遗老圈的角度和世俗的评价来探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封建时代的末代遗老，是传统文化的忠实维护者。但在时代大变动前，他们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只能是不合适宜的落后者。
张笑川[2]2012年在《民初“清遗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与此前历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研究蕴涵更丰富的内涵,但却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新思潮的出现,清遗民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目前的清遗民群体研究,主要围绕着"空间"、"心态"、"政治"与"文化"等主题展开,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章提出应加强整体分析、实态研究和探讨清遗民群体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等叁个方面的研究。
戴程志[3]2016年在《陈伯陶寓港史学着述研究》文中提出在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革、转型的特殊时期,陈伯陶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有着较为肤浅单薄的认识,思想上具有混淆中西、新旧杂陈的时代痕迹。晚清新政期间,陈伯陶接触西方自由民主学说,视其为洪水猛兽。避地香港后,他以遗民自居,活动亦多充满遗民色彩。陈伯陶寓居香港后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一个是发起宋台秋唱活动,一个是于溥仪大婚时北上京城。陈伯陶着述甚多,其中史学考证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尤以[民国]《东莞县志》和《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叁部遗民传录最有价值。叁部遗民传录的成书缘起及经过甚为相似,陈伯陶作为清季遗民,与前代遗民异世同感,他试图用前代遗民的忠贞事迹自我激励,表彰忠义,以正人心从而“植民彝、扶世教”。遗民传录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保存遗民史实和遗民作品,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及岭南遗民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陈伯陶所着叁部遗民传录,不仅于保存史料有功,更详加考订,殊为可贵。但是局限于其遗民立场,着述目的仍是弘扬封建士大夫敦尚节义的气节以自励,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关于叁部遗民传录的版本流传情况,本文备列相关版本,以供学者寻书资考。[民国]《东莞县志》是陈伯陶主持下,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志征引宏富,考订准确,为东莞历代县志之集大成者。其纂修方法于今日纂修地方志,借鉴之处有叁,一为广为遮拾,一为注重考证,一为体例创新。[民国]《东莞县志》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保存史料有功和考证翔实,是学者研究东莞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书。陈伯陶带着遗民思想纂修史,史料取舍自有其主观性。总体而言,陈伯陶的史学着述,仍是瑕不掩瑜。
焦蓓蓓[4]2012年在《清季遗民陈伯陶（1855-1930）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晚清东莞探花陈伯陶为研究对象，采用以点代面，并注重结合时代背景，主要从家庭背景、求学经历、文教事业以及学术和交友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论述其一生，并试图尽可能还原符合历史事实的陈伯陶。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使陈伯陶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后师从陈澧，又就读于龙溪书院和学海堂。尤其在学海堂学习的叁年，使其在学术方面受益匪浅。早年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一方面为陈伯陶日后顺利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其保守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清朝被推翻后，陈伯陶避地香港，以清季遗民的身份而活动，对香港的国学教育以及文学多样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岭南地区学术的发展。本文主要侧重于从遗民的视角，通过对陈伯陶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以及仕途生活进行分析，揭示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形成和发展的缘由。在此基础上，再对其着述论述，试图揭示朝代鼎革时期，以陈伯陶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心路历程，注重探讨其精神世界，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辛亥后陈伯陶的种种行为。其实陈伯陶就是近代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时代转型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个案的探究，不仅有利于填补学术界对其研究的一些空白，更利于尽可能窥探当时社会转型对传统士子所带来的影响。
孙艳[5]2011年在《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新旧交替,中西撞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传统文化也历尽劫波。“同光体”是清末民初诗坛影响较大的传统诗派,清亡后,其代表诗人大多为遗老。由于“同光体”诗人在政治态度上的保守和文化立场上的守成,导致他们从清末起就迭遭抨击,从南社到新文化运动,批判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些本来处境维艰的遗民诗人又因个别人的图谋复辟甚至走上叛国之路,而更为人所诟病。民国以后,以政治标准评判一切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些遗民诗人最终被打入另册,长期受贬斥、被忽略,失去了其本来的真实面目。由于清末特殊的中外形势,这批遗民诗人成为最后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传统文化的担承者。他们处于封建时代的完结时期,看着旧时代的结束,感受着西学汹涌的大潮。新旧交替、中西撞击之下,最终选择固守传统。这种历经变局之后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选择。本选题选取陈宝琛、沈曾植、陈叁立、郑孝胥四位同光体诗人为个案,将他们放置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导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希望通过个体不同生平经历的剖析,阐明他们在清末民初之际面临政治、文化双重抉择之必然取向。借以管窥清末民初传统士人心路发展变化之轨迹。绪论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概况、研究意义及难度。第一章概述了儒家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强化,以说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积淀对传统士人积久深重的影响,及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西学东渐进程的加速,为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士人固有思想的松动、调整、及最终分化的嬗变过程。第二章到第五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陈宝琛、沈曾植、陈叁立、郑孝胥四位“同光体”遗民诗人不同人生经历的剖析,阐明其在共同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主导下,虽历经变局,但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最终都归于传统的必然性。第六章是结论。随着传统文化的没落,这些坚守传统的遗民诗人最终也难以避免黯然消逝的命运。然而即使在南社、新文化运动的相继抨击批判之下,斯人已矣,而其影响却并未就此绝迹,还是通过其后辈子弟的薪火相传得以延续。在民主共和的时代,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清遗民已然脱离主流社会。作为封建王朝的孤臣孽子,他们无疑会随着旧时代而消逝。尤其是其中附逆变节,卖国求荣者,理固亦然遭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的担承者和殉道者,他们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无视功利得失,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信念,苦心孤诣地守护传统文化,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却是值得钦敬。而且他们在学术和诗歌上的成就和贡献也不应该被抹杀。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他们本来的面目,不以今人之眼光苛求,他们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李君[6]2011年在《“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文中研究说明郑孝胥深受儒学教养,又对西方事物有一定了解。他作为多位督抚大吏的重要幕僚,对晚清的商务、政事,均有所推动和影响。在辛亥革命前,他已形成有体系的施政措施、稳定的从政品质,为舆论所关注,已然为政坛英才。辛亥革命后,郑孝胥避居海藏楼,以“清国遗老”自命,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他认为:革命破坏纲常、扰乱秩序;清政府失在纪纲不振,应该实施改革,而非革命;“共和”是“佳名美事”,但不适合中国现实。这使他在民国建立后的二十余年间,以复辟为己任。同为清末立宪领袖的张謇,则在革命中转向共和。二人对时局的认识与判断实有共同之处,但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同志睽隔。作为遗老,郑孝胥在民国的社会生活丰富而广泛。他以遗老名节与诗书成就,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他从未放弃政治理想,始终预事复辟。他的复辟活动,分叁个阶段:在1924年进入逊帝小朝廷之前,为第一阶段;1924年2月北上居京至1925年2月赴津前,为第二阶段;1925年2月赴津后至1931年11月居津期间,为第叁阶段。作为逊帝溥仪的股肱之臣,郑孝胥深刻影响了清室复辟活动的面貌、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名士与居官者的双重身份,使郑孝胥表现出丰富、复杂的人生状貌。而“文”、“政”二质的生成演化,相辅相成,又导致他一生面貌的变化与侧重。自标高格、俊逸超拔,与秉道赴义、兴不可遏,共为面相。他的政治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行藏”与“节义”两方面。“万人如海一身藏”,实韬匿豪气,隐中求志。“惟将节义见胸襟”,文化认同而外,更多政治标榜。个人的儒学教养及成长背景,奠就郑孝胥的思想基础。建设一个改良后的君主制国家,并以中兴宰辅的身份青史垂名,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目标与人生追求。而“负气”之个性,又使他一定要找一抱负施展处。他的人生状貌,既是历史塑造,亦为自我塑造。别无选择,他只能是近代历史上的“这一个”。在他人生状貌的“变”与“不变”中,“变”的是随时代环境相应改变的社会身份、政治生活、人生结局;“不变”的是他作为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包括政治文化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指导下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人生追求。清室复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史上的醒目事变。自1912年至1945年,复辟力量作为一种势力,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郑孝胥的政治追求,可谓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可能,以及这一种可能的命运。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结构,实存在着“道”与“势”的深刻矛盾。历史情景或有相似,郑孝胥式的抉择与痛苦,即使在今日,也会可能以别种面目出现。如何面对及突破,仍为难题。晚清士大夫是王朝政治文化的最后承载者,他们集体的命运、分化后的个人人生状貌与结局,是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这一个”,郑孝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为何,之于群体的普遍及特殊意义又在哪里,特需分析与思考。
张立胜[7]2010年在《县令·幕僚·学者·遗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家世、受教和交游,仕宦和幕僚生涯,政治思想,学术兴趣与成就,教育活动及主张,遗老活动及其心态等方面对劳乃宣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劳乃宣出身于浙江桐乡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受劳家家学影响不显,主要得益于母亲沈蕊及沈家。同治十年(1871)劳氏成进士,为今后居官、入幕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一生交游很广,笔者选取某些代表性的人士,略述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助于进一步了解劳氏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光绪五年至二十六年(1879-1900)间,劳氏先后担任过直隶临榆等六个县的知县,颇具政声,叁次被保荐“卓异”。而在因故不能任官时,他又曾入范梁、李鸿章、曾国荃、周馥、盛宣怀、李兴锐、端方等人的幕府,主要负责处理文案。笔者据《劳乃宣公牍手稿》对其在端方幕府所作的文案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由于在端方幕府的出色表现,劳氏才得以由幕而仕,担任朝廷正官,品级愈来愈高,最后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这表明劳氏的游幕生涯和其担任正官相辅相成。劳氏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叁个方面。劳的变法主张虽然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进入民国后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劳乃宣在义和团运动中,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着述,始终坚持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实系邪教”的主张,由于劳氏论证中的粗疏、臆断等诸多原因,该主张没有被朝廷采纳而付诸实行。民国建立后,劳氏鼓吹所谓“共和思想”,即君幼不能行政,仿效周召共和,复辟清室,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并且一再强调“民主之制不适合中国”。劳乃宣作为近代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对于中学研究造诣较深,对于西学的认知也有一定的水平。笔者对劳氏的中学和西学的成就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劳乃宣的学术成就中,既有显着的进步性,又有一定的保守性,尤其是在民主政体的借鉴方面,因为劳氏溺古太深,难以突破“道则从古从旧,器则从今从新”的束缚,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劳乃宣又是清末的一位教育家,其教育活动涉及了从私塾、书院、简字学堂到近代学堂等诸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末教育新旧更替的特点。劳氏的教育活动既有促进近代教育发展的进步性,也有受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而维护传统礼教的保守性。在多年从教的基础上,劳乃宣提倡蒙学教育、女子教育,提倡私家教育,主张普及教育,试图为实行君主立宪打下良好的基础。民国建立后,劳乃宣还是一位着名的“遗老”。他力主尊孔,效忠清室,敌视民国。其活动和想法,违背了历史潮流,结果仍是“劳而无功”。另一方面,劳氏帮助卫礼贤翻译《易经》等儒家经典,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劳氏是一位政治保守型的学者,和传统士人有共性,以传统的价值观以依归,他又集县令、幕僚、学者、遗老于一身,在这一类型中又有其独特性。
李君[8]2015年在《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及其社会交往》文中认为作为历史上的一种现实存在,清遗老正逐渐失去其清晰与准确的形象,但主观认识化了的遗老或遗老世界,却日益得到凸显和强化。辛亥革命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命,避居海藏楼。与遗老穷乏憔悴的概念化想象相反,凭藉前清的经济基础及民国后的鬻书与投资,郑孝胥的生活优渥而从容,既充满传统文人的儒情雅意,又透示着十里洋场的现代气息。他交游广泛,活动范围并不狭仄,人际往来达及社会各层面。他标榜"不与民国往来",但实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遵照中国传统的人情规律,以亲缘与乡谊为重,同时高调标榜政治态度。作为硕学耆儒、诗书大家,郑孝胥在"满洲国"建立之前,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政治方面,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盘盘大才,屡受出山邀请,操纵中国复辟的日人更是把他当作"一种潜在势力"的代表,着意联络。民初政治存在着多种走向的可能,自1912年至1945年,复辟势力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郑孝胥预身其中,以为己任,从未放弃。他以个体承担的方式,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可能,以及这一种可能的命运,此为他作为历史人物的独特与重要所在。
李柏霖[9]2018年在《庚子事变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庚子事变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场伴随着20世纪来临的重要事变在近代文学中也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反映。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庚子事变的研究。然而孕育自庚子事变的诗词、小说、戏曲、说唱等各类文学作品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挖掘,但相比于历史研究,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研究要冷清许多,不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还存在许多空白。事实上,对作为特定时代产物的庚子事变文学加以整体的、系统的、细致的研究不仅能够集中且深刻地展现近代文士对庚子事变这一家国劫难的认知与判断,而且可以为后人观察庚子事变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与社会状况打开另外一扇窗户。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文史互证的方式,兼顾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并结合知人论世、文本细读的方法来对有关庚子事变的诗词、小说、戏曲、说唱作一全面、具体且深入的解析。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庚子事变早已化为历史的云烟,飘逝远去。但于此事件的文学书写却并没有因庚子事变的结束而停止。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中,不断有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文本出现。为了避免误解,必须说明本文论述的“庚子事变文学”是对近代文人创作的反映庚子事变的大量诗词、小说、说唱、戏曲等文学作品的统称。综合以上,文章分六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对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各方面背景予以揭示。第一、二节着重从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重要原因,梳理庚子事变的历史进程来呈现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第叁节从探讨嘉道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对文学观念变革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文学观念变革的具体内容出发来考察庚子事变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学背景。第二章对庚子事变的诗歌抒写进行概述。晚清庚子事变激发诗人们长歌当哭,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诗歌文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160多位诗人创作了 3300余首庚子事变诗歌。为略窥以庚子事变为重大题材的诗歌创作概貌,第一节分类介绍了代表诗人及其诗作,具体以身居庙堂,主张“剿拳和洋”的诗人;困处北京的诗人;在两宫西逃期间随侍其左右的诗人;偏安东南的诗人;筹谋勤王的诗人作为分类说明的依据。第二节分庚子事变进程的记录;社会血泪史的呈现;时代风貌的反映叁个层面论述了庚子事变诗歌的“诗史”价值。为了展现“庚子”诗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特色,第叁节从叙事方法入手,概括、分析了诗人是如何以诗题、诗序、诗注叙事;片段呈现式叙事;组诗叙事;长篇铺敷来进行诗意化的叙事。第叁章主要结合时局走向、诗人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来勾勒庚子事变时期的诗人的心路历程。第一节重在推导庚子事变时期诗人对外心态由求战转向求和。第二节选择蒋楷、李希圣、易顺鼎叁位代表诗人对庚子事变时期诗人济世无门的失落心态作一微观考察。第叁节分析袁昶、康有为、周馥、敦崇等诗人在庚子事变期间产成孤独心态的原因以及他们各自的孤独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第四节着重探讨乌目山僧(黄宗仰)、赵必振、潘飞声等诗人创作的《<庚子纪念图>题词》所传达出来的诗人的羞耻心态。第四章试图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以庚子事变诗歌为线索,研讨慈禧太后与珍妃这两位与庚子事变有着密切关联的女性历史人物在诗人笔下的形象特征,进而揭示诗人在这两位历史人物身上所贯注的思想情感。第一节主要对关于慈禧太后的庚子事变诗歌加以梳理、分析,力图还原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时期的真实面目并揭露诗人对慈禧太后的情感态度,并由此认定在国家面临重重危机时,慈禧太后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素养和精神面貌还有很大距离。第二节主要围绕诗人对珍妃死宫井事的题咏议论展开解析。通过细读文本,可以了解到对珍妃与光绪帝爱情悲剧的同情;对现实政治的讽刺与家国兴亡的感伤是关于珍妃之死的诗歌中所包含的重要意蕴。第五章探讨《庚子秋词》的作者生平、“情性”含蕴与整体风格。第一节就创作《庚子秋词》的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四位词人的生平、政治生涯及词学几方面作概述。第二节对《庚子秋词》所包孕的种种愁情加以梳理、分析,进而得出词人的愁情是由乱而生,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愁;对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悲愁;对生活流离、人生短暂的哀愁是《庚子秋词》愁情的主要内涵。第叁节在探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提出的“沉郁”说的基础上,分析《庚子秋词》在比兴寄托、用典、章法布局的等方面的艺术特点,进而证明“沉郁”实可代表《庚子秋词》的整体词风。第六章以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论述关于庚子事变题材的小说、说唱、戏曲作品。第一节分析连梦青《邻女语》所展现的封建末世的全景图画。第二节论述吴趼人《恨海》如何通过叙写两对男女在庚子事变时期所遭遇的爱情悲剧来展现挣扎在乱世中的普通个体的悲剧命运,进而论证吴趼人主张以“恢复旧道德”作为拯救国家、人民的重要手段。第叁节分析林纾《剑腥录》“兼贻史料”与“自写风怀”的创作特色,从中可发现林纾主张以改良维新的方式来挽救国家。第四节探讨陆士愕《孽海花续编》所表现出来的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特点。第五节探讨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在艺术化再现庚子事变全貌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创作特色。第六节分别探析林纾《蜀鹃啼传奇》、陈季衡《武陵春传奇》、赵祥瑗、吴梅《枯井泪杂剧》、包天笑《燕支井》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的重要特点。综合以上已大致描叙出近代文人笔下的庚子事变文学的整体图景。最后,在.搜集关于庚子事变诗人的生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还编制了“庚子事变诗人群体考论简表”附于文后,表由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生平概况、庚子活动、庚子诗作、资料来源等栏目组成,能够为庚子事变诗歌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与线索。但由于本人学识、精力有限,还有很多创作有庚子事变诗歌的诗人生平未及考论,特此说明。
昝圣骞[10]2011年在《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郭则沄是晚清民国时期活跃于京津文坛的一位着名词人,着作等身,影响很大,却一直没有走入研究者的视野。面对这一空白,本论文着力在考实郭则沄生平、家世、交游、社团活动的基础上,对其文学思想、词体创作及两部主要的诗话、词话进行重点研究,以评定郭则沄的词学成就,考察其在民国词史中的地位及影响,为进一步、更全面深刻的郭则沄研究,及晚清民国京津遗民词人群体研究打下基础。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郭则沄词学研究,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郭则沄家世与交游考论。一方面考察郭则沄所属的侯官郭氏家族的兴盛过程和政治、文化积淀,确认郭则沄的家学渊源；另一方面在郭则沄的交游表中择取各具代表性的人物,考察郭氏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影响。第二章,郭则沄所与诗词社团考论。通过考证郭氏一生中所参与的诗词社团的基本情况,勾勒郭氏颇为活跃的社团生涯的概貌,并论说社团活动与郭氏文学创作间的相互影响。第叁章,郭则沄词研究。本章集中考察郭氏文学创作的核心——词创作的成就,以郁伊多感、哀婉雅丽概括其风貌,并做出评价。第四章,郭则沄诗话《十朝诗乘》研究。《十朝诗乘》是一部着名的纪事诗话,集中体现了郭则沄以史家自居的心态,和作为遗民整理前清文献的努力。第五章,郭则沄词话《清词玉屑》研究。《清词玉屑》是《诗乘》的姊妹篇,体现了作者“以词补史”的努力,实践了常州派词论贵寄托的词学观。下编为郭则沄年谱简编。附录一、二分别是民国报刊所发表郭氏作品一览表及郭则沄词辑佚,致力于廓清郭则沄生平,尽可能全地网罗郭则沄集外佚词。
参考文献：
[1].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群体心态剖析[D]. 王雷.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2]. 民初“清遗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张笑川. 兰州学刊. 2012
[3]. 陈伯陶寓港史学着述研究[D]. 戴程志. 暨南大学. 2016
[4]. 清季遗民陈伯陶（1855-1930）研究[D]. 焦蓓蓓. 暨南大学. 2012
[5]. 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D]. 孙艳. 苏州大学. 2011
[6]. “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D]. 李君.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7]. 县令·幕僚·学者·遗老[D]. 张立胜. 北京师范大学. 2010
[8]. 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及其社会交往[J]. 李君.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9]. 庚子事变文学研究[D]. 李柏霖. 山东大学. 2018
[10]. 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D]. 昝圣骞. 南京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