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易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易学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易学研究，作为一股复杂多元的文化、学术思潮，当以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影响为最广泛、持久与深刻，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它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范畴的现代新儒学的有机构成，而与文化西化派基本无涉。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在现当代、颇为长期的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中逐步形成的，大致起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肯定、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为文化旨归，美国学者艾恺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称其为“反现代化思潮”，实际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一般地接纳现代意识、赞成现代化的同时，侧重于对以儒学为基干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承传、开掘、改造与光大。在关于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的“三元”中，尤其认为与钟爱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具有磅礴于世界的“优越”。认为主要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以“儒”为主的传统文化比如“天人合一”（自然与人之融合）、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慧思和以“仁”为内核的伦理精神等等，不仅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可资采掘的精神源泉，而且简直可以说，它对全人类的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普遍性意义。
而这种“优越”的精神文化之源，被认为首先存在于作为“群经之首”的、古老的《易经》之中。因而，文化保守主义对《易经》以及历代易学的推崇，是一贯的，理所当然的。
早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学之开创者梁漱溟曾经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源于《易经》，儒家所崇尚的天人和谐、生命调和等“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此，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首先是易学的复兴，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前），《易经》与易学的时代使命与世界意义可谓大焉。熊十力以为，“易者，儒道两家所统宗也”（《新唯识论》）。他在《读经示要》中称，他的哲学体系是“评判佛家空有两宗，而折衷于《易》”。又说“吾平生之学，穷探大乘，而通于《易》。……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可见《易经》在熊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又称：“六经（包括《易经》）广大，无所不包通。”“吾大易，早有智周万物与制器尚象及开物成务等明训。”（同前）这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传统易学观念的重新肯定与推重。冯友兰则发挥宋代大儒朱熹关于“《易》只是个空的物事”的见解，也说《周易》只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周易》的内容，主要的是很多的公式。每一个公式，都表示一个道或几个道，总括《易》中的公式，就可以完全表示所有的道”（《易传的哲学思想》）。唐君毅大力倡言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觉得“中国文化之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乃已足够”。以为在《易经》的“三才之道”中，已经包含了后世所谓太极、人极与皇极思想的因素，“太极为绝对精神，人极为人格之主观精神，皇极为客观精神”，“皇极、人极、太极三者皆立，然后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乃百备至盛而无憾”（《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牟宗三研究宋明理学，从宋儒“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上溯至《易经》所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道德说教，将《易传》与《论语》、《孟子》、《中庸》“通而一之”，指出《易经》所谓“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思想，就是宋儒所谓“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此是绝对圆满之教”的哲学基础。至于活跃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易学界与哲学舞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则响亮地提出“重建中国哲学”的口号，认为“这个重建既是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也是世界哲学的中国化”。并且强调指出，“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易经》哲学作为其发展的原始点，永远构成中国哲学再发展的源头活水。”“有了这一基于《周易》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掌握和了解，我们才能提供未来世界哲学发展的蓝图和方向”（《世纪之交的抉择》）。
尽管现代新儒学内部学识纷纭、支派颇多，往往各抒己见，然而就其学统、学脉与文化品格分析，大多力图“援西学而入儒”，自豪地站在中华传统儒学立场上，充分表达对儒学、尤其是易学的“同情”与“敬意”，体现出“文化保守”的鲜明特点。具有“文化保守”特点的现代新儒学面对所谓“花果飘零”的儒学危机与困境，抱着“悲天悯人”的文化态度，做学问时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式的责任感与神圣感，其思想的立足点是“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生命之肯定”（《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新儒学的哲学与文化主题始终是：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推崇精神品格“优越”的“内圣”始，在学理上，试图使先秦原始儒学的“心性”之学到宋明儒学道统（内圣）与西土入渐的科学精神相契合，由此寻觅治国方略、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进行“思想拯救”，直至在实践中“改造未来”（外王）。
这一文化主题始终贯串于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易学研究中。可以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易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推动下兴起的。一是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主题，往往同时就是当代易学的文化主题，二者的“文化关切”与“终极关怀”是相通的；二则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学说常常是通过阐说《易经》这一古老的文本而建构起来的，一些海外现代新儒家又是当代易学家，因而他们通过著书立说，随着国际文化、易学界以及大陆与台港之际学术交流的空前活跃，不仅为中国的当代易学研究注入了思想的“新鲜血液”，而且简直是关于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现代新儒学易学观的一次思想“启蒙”与普及“运动”。中国二十年来的易学研究及其文化思潮，一定程度上“生活”在“保守”的新儒学的思想“阴影”之中，是“命中注定”的，自然不乏某种思想的消极意义。
就中国近二十年来易学研究的现状看，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有联系的六个方面，也一般具有“文化保守”的特点。
其一，“传统易”。即治易基本沿袭中国传统以汉代“象数”、宋代“义理”易为代表的思路与方法，采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与笺注等传统治易之法，对《周易》通行本（即以历史上的王弼本为祖本）和帛书本（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本子）的卦爻符号与文辞系统进行文字、符号的全面解读，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代易学的优秀成果，承传了历代优秀的易学文化内容，但也不可避免地“弘扬”了以《易传》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说教之陈旧的一面。“传统易”的学术文化品格无疑在于传统的“保守”。
其二，“考古易”。即从田野考古角度、对《易经》的某些所谓难解的千古之谜进行探源性研究。例如关于“数图形卦”与帛书本《易经》的考证等，可以说显示了当代易学尤为灿烂的学术生命，在治易观念与方法上，其一般所运用的，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即以野外考古与古籍记载、文字解诂相参照。然而在这一学术领域，有时也难免浮躁之气，比如有人撰文称《易经》是所谓“外星人”的“发明”等等，用基于崇拜《易经》心态的主观臆断代替考古、考证。考古、考证之目的是为了证伪而存真，但由于所据资料之欠缺或操作中某种不利的主观因素参与，使得本欲对某一易题的证伪异化为“伪证”，从而使“文化保守”这一主题变得盲目而虚幻。
其三，“历史易”。即所谓“以史说易”，从历史角度治易。一是以为《易经》卦爻符号及经、传文辞所述或影射的是史事与历史，其学术之源，远承于汉代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说。中国自古以来有“以史说易”的传统，从三国淳于俊、宋代杨万里、明代王守仁、清末章太炎直至近人胡朴安，都试图将“易”解读为“史”，其值得肯定之处，是挥斥占筮迷妄之说，强调历史理性。“历史易”检索到《易经》中关于“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康侯用钖马蕃庶”与“王用享于歧山”等史事（过去王国维、顾颉刚等曾对此作过考证），而毕竟《易经》本质上并非史书，因而要像章太炎那样从乾坤两卦象征“天地洪荒”、逐卦串解全部六十四卦、以证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如六十四卦序列的做法，是非常困难与牵强的。近年有的学人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出谋划策而作的书”（见宋祚胤《周易新论》）、“《易经》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见黎子耀《周易秘义》），在治易观念上如此坐实的“历史易”，显然深受“文化保守主义”关于所谓“六经广大，无所不包通”之影响所致。其实《易经》远非“无所不包通”，它欠缺了许多东西。
其四，“科学易”。即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待、发掘与研究《易经》卦爻符号系统所含蕴的朴素的自然科学思想因子与数理、生化、天文等科学的内在联系。《易经》具有朴素而奇妙的某些自然科学思想因子，诸如二进制数学与太极裂变之易理、八卦的对称排列与宇宙对称、生物遗传信息DNA的四种碱基与“易”之“四象”、 六十四卦与“代数结构”等等，都是如此。问题在于，不能简单地将易理与自然科学划上等号，否则，可能会无意之中拔高《易经》的文化品位，把古老的“易”现代化、“科学化”，给人造成一种《易经》“穷尽一切”的不实之想。诸如将易图的数理逻辑看作是一种“前科学”的见解，大致是符合《易经》文化思想之实际的。如果盲目地夸大《易经》文化内容的自然科学意义，这种治易之方法本身是否“科学”是值得讨论的，它只能是比“文化保守主义”更“保守”。
其五，“预测易”。即在《易经》之象、数、占、理四要素中独拈一个“占”字，把“占”（预测）作为《易经》巨大文化价值以及现实实用价值之所在，十分肯定与重视《周易》预测的实践与“灵验”。这是当代“易”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思潮与现象，《易经》的大量的追随者与“易”之读物，都是关于“预测”的。《易经》预测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它适应了人们由于处境不佳而勾起的对的未来包括“命运”的神秘向往、企盼心理抑或恐惧心理。对预测的解释自古往往带有迷信的成份。目前的遗憾是，对预测未有真正周到而令人信服的学术研究。不少关于“预测”的书与文章都曾断言，《周易》预测不仅是“灵验”的，而且是“科学”的，这与古人仅言预测“灵验”、不说“科学”有了不同，由于迄今未能在理论上说明为何“灵验”、“科学”而缺乏说服力。有人指出，诸如《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一书称《周易》预测的“灵验”之根因“在于鬼神，在于神灵”（“潜意识”）的说法，有如牧师布道般地宣说某种宗教信仰。因而，“预测易”在当代易学流派中最显得“轰轰烈烈”，却是最软弱无力的，原因在于尚缺乏系统而周密的理论建树。同时应当指出，虽然历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比如现代新儒学一般并不把“预测易”放在其文化视野之内，现代新儒学之学术品格的高雅与学术头脑的趋于深邃，使其决不愿意对“粗鄙”的“预测”多看一眼。可是从文化之传承与影响角度看，“预测易”在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兴旺的原因之一，大约不会与现代新儒学鼓吹易学的“优越”没有关系，毋宁看作是新儒学在易学土地上所栽种的智慧之树结出的一颗“酸果”。
其六，“文化易”。即力图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与方法，对《易经》的象数之学、义理之学及其繁复之文化联系、《易经》的古老而时新、广大而深邃的文化内容进行综合的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具有综合本文前述五种治易内容的特点。“文化易”打破现代新儒学所谓“《易》乃哲学之书”的治易观念，认为《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之作，是中国文化之集成。它运用泰勒《原始文化》、费雷泽《金枝》、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以及列维·施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等西方文化学著作与文化人类学家关于原始巫学的观念与方法，对《易经》的原始巫术占筮进行文化原点的研究，并将《易经》本文的原始巫术文化向大致生成于春秋、战国之中国哲学、伦理学与审美、艺术意识等的文化转型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文化易”并非全盘同意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对《易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同时加以辨析与研究。无疑，现代新儒学把《易经》的哲学与伦理学内容作为其学术关注的重点，“文化易”却将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本文的原始巫学内容作为研究的重点和出发点。然而，在致思方式上，“文化易”并非武断地抛弃现代新儒学的积极的学术成果，依然具有尊重传统的一面，它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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