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爱国[1]2001年在《表象的狂欢：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走向》文中认为当代历史小说与当代文学的总体密切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呈现逐步繁荣的趋势，历史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研究和探讨，推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成为相当重要的任务。 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在各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色。在主题方面，从建国初期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历程到新时期以来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实践的礼赞，再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虽然残缺却在进步；在人物塑造方面，农民起义的领袖逐渐被帝王将相、历史名人取代，而知识分子在历经磨难之后，渐渐成为历史小说反映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小说结构方面，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史诗化结构已经成熟，而其它类型的结构呈多元化的格局逐步萌芽、成长。 当代历史小说需要走向深入，应致力于表现人性。
易瑛[2]2010年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叁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张勇[3]2011年在《反抗压抑与消解神圣》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题为《反抗压抑与消解神圣——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性与革命的双重言说》,以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性和革命的互动叙事为研究对象,以经典革命历史文本对性和革命的传统叙述为参照,着重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在对性和革命的双重言说中性爱叙述对革命意识形态压抑的反抗和对革命神圣的消解,以透视在这一过程中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思潮是如何摆脱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精神意向、价值取向和文本特征的。论文由“绪论”、“两极化取向”、“浪漫化想象”、“中性化表述”、“欲望化书写”、“镜像化观照”和“结语”等七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是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概括学界的研究现状；同时,对论文将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思路给予说明；另外,对论文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如性、革命、新时期小说加以界定。在新时期以来多种文学思潮的小说叙事中,性和革命尤其是性这个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同时,不同的小说潮流对性和革命的双重言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反抗压抑和消解神圣的共同的精神意向,但是这一过程是在不同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取向上进行的。论文以小说潮流出现的纵向时间顺序和横向的精神意向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讨论。论述的重点在于小说叙事中性反抗革命压抑和消解革命神圣的独特意义,以显现新时期文学是如何逐步摆脱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呈现出多重特质和丰富内涵的。第一章主要探讨新启蒙主义小说对人性话语的两极化书写。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革命话语逐渐取得了其在社会思想文化中的权威地位,压抑了人性话语,人性被异化。新时期之初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认识到性欲是人性之中的感性生命内容,是受到肯定的一种自然的人性。在对人性的肯定和伸张中,人性话语形成了对革命话语的修复,而人性之中的感性欲望试图从政治压抑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对革命话语的僭越。还有一些小说揭示了革命政治话语对人性欲望的压抑和扭曲,但最终新启蒙主义文学又回到了社会政治理性,试图重建主体价值。第二章着重分析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学思潮的对原始生命欲望和本能的浪漫化想象。浪漫主义文学从理性压抑中反叛出来,书写那种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原始生命欲望和本能,尤其是性欲望。在《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中,这种欲望和本能冲破了革命话语的压抑,返回了非主流的民间世界。世纪之交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却是对“革命”的再度返回,寄托了世纪末的人们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但是革命失去了严格的阶级斗争内涵,主要是指民族革命。民族革命英雄是充满了爱欲和本能的男性个体,性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规训中解放出来。对男性革命英雄的欲望叙述还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欲望叙事法则。第叁章重点论述新写实和新历史小说的生命本能观。革命现实主义曾经是当代文学史上居于权威地位的创作方法,建构了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在这种宏大叙事中,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新写实小说回到了对普通人的世俗性欲望的书写,在苏童、李锐等小说家看来,历史是循环、宿命的,质疑了那种现代性革命话语。所谓革命就是人们在卑劣的欲望尤其是性欲望的驱使下的厮杀和争抢,农民革命英雄的崇高神性和革命的正义性被彻底消解。另外,陈忠实在他的《白鹿原》中以对性、革命、家族叁者的书写表达了他对现代性革命话语的反思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第四章集中论述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学的身体体验和欲望化书写。在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女性献身革命就是成为那些革命男性的伴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新历史小说描绘了那些“堕落”女性的性感身体,女性身体像水一样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中流溢出来,质疑了崇高革命话语。在女性主义作家的写作中,女性只有夺回自己的身体才能摆脱男权革命话语的控制,拒绝成为革命征用的性工具。在消费主义文学对红色革命经典的改写中,欲望叙述形成了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动摇和颠覆,因而必然引起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第五章主要考察性和革命之间的相互观照。《坚硬如水》对性和革命的叙事表面上回到了“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但实际上是这一模式的变异。性和权力欲望的畸形膨胀和疯狂最终导致了主人公自身的毁灭。在余华的《兄弟》中革命压抑了欲望,造成了市场经济时代欲望的畸形膨胀,但是,革命所代表的公平和正义对当下价值失范仍然具有积极的反思意义。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权力话语对个人的压抑就表现为“革命”的施虐和性的受虐,由此造成了性和主体的异化,但是,在他的《革命时期的爱情》、《黄金时代》等小说中,王小波试图通过戏谑化的性描写颠覆“革命”的崇高和压抑,建构个人主体价值。结语部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革命以及革命所代表的集体主义理想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时代对革命的重新想象和理解以及革命价值观在这一时代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沈杏培[4]2011年在《小说中的“文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抓住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演进与流变这一中心论题,考察文革题材小说在叁个不同时期的历时性的发展及其特点,首先,归纳总结出每一阶段文革叙事的叙述内容、叙述方法和叙述重心所呈现出的特点；其次,分析文革叙事在不同阶段间发生流变的影响因素,除了分析每一阶段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特点与叙事演进的原因,同时注重从宏观上分析探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这些文革叙事类型与叙事特点的形成原因。具体来说,考察这些不同叙事形态的文革题材小说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历史观念,文学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市场与读者),在不同因素制约下这些文革叙事是否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如代际化、意识形态化)。同时,以西方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分析文革叙事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得失,即这种小说现象从叙述形态、历史观念、文学观念、思想价值等方面给新时期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因素和重要价值。同时,以此坐标,通过文学信仰、价值诉求、叙事策略的不同来反思中国文革叙事的限度、困境与可能性拓展维度。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论文的突破和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抓住政治文化这一影响新时期初期文革叙事的主导性因素,分析了新时期之初(1977-1985年前后)的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特征。主流话语通过决议、文件对文革进行历史定性与政治定位形成对文革认识和讲述的规范,从而影响着作家文革叙事的限度和深度。本章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新时期伊始的文革叙事,分析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如何规定文革叙事的限度、叙事特征和审美风格。第二章,抓住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转型以及作家主体意识觉醒这两个重要因素,分析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文革叙事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重心。认为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颠覆了此前与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文革革书写,主题层面不再是去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淡化主题并呈现出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在文学表现和手法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碎片化的痕迹、荒诞变形的历史,作为历史、写实的文革逐步转向心理化、感观化以及寓言化和象征化的文革。第叁章,梳理了90年代中期以来多元文化语境下作家多样化的文革叙事的形态和特征。分析这一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以及叙述重心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的变化。第四章,主要从代际文化差异角度考察出生于上个世纪50、60和70年代叁个时期的作家在文革叙事上呈现出的不同特征,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遭遇、文化教育和知识系统,形成了具有代际意义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到文学叙事上具有代际差异的审美趋向和叙事范式,本章围绕代际文化差异与文革叙事分野的关系,分析不同代际间文革叙事的方式与特征,试图通过代际文化的比较视角昭示不同文学世代处理文革叙事的差异以及各自优长与得失。第五章,从作家历史观的角度综合考察作家文革叙事的差异性。人们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规律、历史起源的看法所形成的历史观影响了很多作家对文革的理解以及文学表现方式。本章梳理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并分析这些历史观对作家文学话语方式的表达(“人民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对历史起源认知(“对文革历史起源认识和归咎方式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第六章,从文革叙事的功能和意义来看,它起着见证历史真相与社会劫难的重要作用,体现着文学的见证功能和叙事传统。本章主要讨论了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能否见证历史,为什么要见证历史,以及如何见证历史。第七章,“文革”与二战时的“奥斯维辛”作为社会性灾难,都属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作“极端年代”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事件,西方知识界和文学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与叙述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传统和维度。本章将中国的文革叙事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以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文革叙事的特点、困境与限度,并探讨文革叙事的可能性拓展维度。结语,从宏观上俯瞰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分析当代作家与知识界叙述文革呈现出的方式、角度,进一步分析文革叙事的困境与局限,通过西方文学的启示探讨中国作家如何想像和叙述文革。
田蕾[5]2015年在《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以张炜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梳理、分析、归纳、透视其小说叙事整体创作特征为主线,以当代诸多经典小说为对照,分别从写作资源、创作姿态、叙事策略、精神内涵四个维度来辨析研究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叙事审美及精神意蕴空间,从而总结其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后撤与横站、趣味与意味等方面所提供的独特经验。绪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起因、爬梳了当代文坛对张炜小说创作研究的主要及重要成果及现状。阐述了本文拟研究的重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对张炜小说的研究意义及价值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一章,融合与坚守——张炜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研究了张炜小说的创作资源。在本章中,首先研究了地域传统文化对张炜小说文化内蕴的影响。从齐鲁文化的差异性特质、儒道孔孟黄老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抉择、对莱夷古国和齐国盛世转衰的文化反思等方面,着重地分析了地域文化对张炜小说历史感、道德感及忧患意识形成的潜在影响。接着又从经典文学阅读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子百家典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雅文学对其诗性写作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小说精神气质的寝染和塑造。并重点论述了文脉芳心的由来及对张炜小说一贯强调的“质疑反思,警示批判”写作精神的确立。最后又结合了张炜个人的成长及生活经历,重点阐述了童年的丛林回忆、少年的野地流浪、中年的自我放逐对其小说创作主题、叙事素材、情节结构、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牵引及启示。第二章,横站与后撤——张炜小说的创作姿态。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叙事姿态。叙事精神、叙事形式、叙事路径是进入张炜小说创作研究最为有效的通路。本章首先以“疏离”作为切入点,从鲁迅先生“横站”文坛的精神选择、隔视当下的精神反思、重构历史的精神探究,阐述了张炜小说对过分粘滞于日常现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借此重拾当代文学日益衰微的生命力及通向终极的神性思维。接着又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入手,从叙事模式、叙事文体及叙事技法叁方面分析归纳了张炜如何以“返回”性叙事解除当代文学“非传统文本”的叙事危机。并着力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模型、叙事技巧同现代小说叙事技法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特质的“兼容性叙事”文体。最后,以对其小说中文化性、奇幻性、历史性民间想象力的分析；对启蒙性平民立场、诗意的世俗立场、雅俗同构的人性立场等叙事立场的梳理；方言古语、野生土语、诙谐隐语等民间语言的阐释等方面着重论述了张炜小说特有的精英化民间叙事特征。第叁章,智性与诗性——张炜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研究张炜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怪诞叙事、智性叙事、空间叙事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叙事策略。在本章中首先研究张炜小说的怪诞叙事,具体由怪诞叙事的类型确立、视角激活、功能解析叁方面分析研究张炜如何以“奇幻”、“超验”、“非现实”的写作手法挣脱媚俗、趋同、趋时的现实写作,切近芜杂、奇异、荒诞的深层真实。接着,通过对反讽叙事、互文叙事、隐喻叙事的分类爬梳,研析了张炜夸张、幽默、犀利、奇俏、诙谐的审美叙事风格。并指出其以一种幽默的把玩姿态将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巧妙地还原呈现于读者面前。最后借巴赫金的空间叙事理论、对话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的间架、套盒、板块、链条等叙事空间形式,通过对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成、叙事空间的多重交叉及空间叙事类型的整理分析,归纳研究了张炜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特点。第四章,游荡与高原——张炜小说的精神内涵。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精神意蕴和思想价值。行走与游荡、探究与疑思、野地与高原是张炜小说精神内涵的叁组核心关键词。本章先从行走与游荡的方式解读入手,解析了被迫逃离者、主动出走者、自我放逐者叁种基本行走方式,进而论述张炜如何以游荡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成小说的结构意义、文学意义及精神意义。接着又从考据部落远史、重探传奇轶闻、探秘革命疑案叁个层面阐述了张炜如何探究记录历史真相。再以对当下现实欲望引起的精神衰败和金钱权力引发的霸权统治的目击寻访,揭示了改革后当下时代进程中城乡的真实面貌。继而对张炜一直坚持的“不相信”的疑思精神、同质的历史宿命观及现时性对先验性的反拨等精神思索进行了详细阐释,归纳、综合、研究了为何张炜要以探究与疑思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本章通过对野地与高原这两个重要精神意象的梳理,分析研究了张炜小说精神家园的变迁及走向。从而进一步探讨野地高原的意蕴空间,全面重点地论述了张炜对现代进步性的思索及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御与警示、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清洁与体认。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回顾,归纳出张炜小说价值的几组核心词,即趣味与意味、传统与现代、后撤与横站、野地与高原,对张炜小说在叙事策略、精神主题、审美意蕴及思想价值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和判断。
刘德原[6]2016年在《审视的深度与批判的强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丑叙事,在小说创作中指向一个多重的衍生状态,包括作家的文本形态、故事情节、表现手法、叙述腔调、语言艺术、写作姿态、美学趣味等各方面。本文将作家阎连科作为研究对象,以审丑叙事作为剖析作家写作肌理与文学精神的切入点,把小说内容和形式等内在景观与思想价值等外部视野联结在一起,追问阎连科的小说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的特殊意义。绪论部分,对阎连科小说的审丑叙事做出具体阐释和范围界定,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对阎连科的小说创作研究进行梳理,推导出论文选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阎连科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以其对乡土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压抑性审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将审丑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带出场。第一章论述审丑叙事的语义指涉:身体、人性、社会。生存环境停留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经由外部现代化强制性力量的改造后,进入到奇观林立的后现代社会。如此备受压抑的社会结构必将突破美善的底线,因此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充斥着身体、人性、社会现实的丑恶表演。第二章论述审丑话语建构中的叙事要素。阎连科以审丑的独立姿态,打破了由传统叙事所建立起来的理性神话。在审丑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就体现了作者尝试多种叙事要素的努力。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的审丑意象,出现在超验世界的寓言文本中,以极端化的叙述姿态完成着审丑话语的建构。第叁章论述审丑叙事之外的空间与意义。审丑叙事作为一种批判哲学在文学领域的实验性案例,出现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阎连科的写作过程伴随着对现实主义的对立和拆解,找到了自己所谓的寻求内真实的神实主义写作路径。阎连科游走在内容的沉重质地和形式的先锋品格两极,挥霍着手中追逐美的权力,以审丑叙事完成对精神创伤的冷峻逼视和对现实焦虑的切实表达,但不可避免地容易走向历史的虚无与责任的缺席。结语从审丑叙事的局限性引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艺术与思想价值的双重探问,从另一侧面启示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深入探寻作家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
龚敏律[7]2008年在《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着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叁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叁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叁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暖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已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
崔立秋[8]2016年在《东西文化汇流的精灵》文中研究表明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莫言热”,对莫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也是一片众声喧哗。但是多数观点都是散乱的、片断的、局部的,甚至有评论家仍然在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解读莫言小说创作的手法,缺乏对莫言小说创作的整体性思考和梳理。莫言早期小说确实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而后在日本、印度等东方文化启发下,悟到回归本土和民间的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和民间靠拢,但是他并不是放弃西方现代派撤退到中国民间的本土文化之中,而是全面吸收、借鉴、继承并且超越了东西方文化,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文学高峰。换句话说:他是在本土或民族立场上,吸收西方文学的精髓,又自出机杼,完成了对东西文化的双重“超越”,从而成就了具有世界文学史意义的莫言,使他最终成为东西文化汇流孕育而成的精灵。本文试图在东西方文化视野下,运用知人论世、文本细读、原型批评、叙事学、西方现代派、东方学等中外文学理论从总体上观照莫言的小说创作,探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成因,分析其文本背后的思想内涵,阐释作家莫言所遵循的文学主张和立场。
王文捷[9]2011年在《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文中认为政治色彩浓厚的“典型性”意义的影像文化,一度营造了中国社会“主旋律”影像文化的既成背景。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主旋律”影像艺术也逐步呈现出一些局限性与保守性。而世纪之交“非典型性”影像,则通过对不确定性、平俗化、争议性、奇幻性、另类性、游戏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新兴文化症候的综合表征,形成了相异于“主旋律”意义与特色的流行影像文本。一、作为中国当代图像社会一种突出的表征形式,“无厘头”电影在文化理论上可以得到合理性阐释。在后现代观念不断渗透的状态下,“无厘头”电影非连续、非逻辑影像实践可以得到理解。基于视觉图像文化功能的认识,“无厘头”影像同样提供着一种特殊性的知性建构。这种零散性碎片化影像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一些对应性与任意性的感知方式来阐释。周星驰等人的“无厘头”电影承续着香港喜剧文化传统,营构了一种反叛性的后现代游戏娱乐影像。无论是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方面,“无厘头”电影都融合了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意义。而更为突出的是其中人物的语言特色,即“无厘头”电影创造了一种思维跳跃、逻辑含混的幽默“大话”形式。“无厘头”电影通过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对人生世相的理解也体现出种种相对主义的精神症候。就其映现生活现实的方式而言,其碎片化影像符码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它通过影像蒙太奇中某些生活痕迹的延伸,含蓄性地指涉到现实事相的相关意义。而这种文化符号结构,也对历史幻像进行了浅明故意的暴露和显现,其古代文化“残片”亦言说了历史理性力量的虚无。“无厘头”言说彰显了历史话语的游戏特色。在媒介时代强大的传播力量推动下,“无厘头”文化在影视剧领域不断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对其它媒介文化影像与话语产生了广泛影响。90年代后无论在港台还是内地,不少喜剧电影、电视情景剧目都吸纳了“无厘头”的情节建构与搞笑拼贴形式。而港台、内地的电视综艺、曲艺节目,也承续或呼应了“无厘头”文化的言说意识与娱乐精神。当网络媒介新兴之后,网络写作中也形成了“无厘头”式“世说新语”潮流。充满个性的网民在自在想象与多元文化开拓之中,同样以碎片性文字对社会文化进行另类观照。这种网络文字符码以其游戏精神,同样对社会文化作出解构甚至是粗俗的戏说。其“无厘头”痴语妄言风格,使网络写作成为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时尚。二、当下影视历史剧不但出现了繁盛的娱乐化制作态势,而其所呈现的历史情景也是题材丰富而铺张眩目。不过这种历史剧模式采用了淡化“历史真实”的表达方式,相关剧情的虚拟架构中,也忽视或模糊了一些既有的历史“通识”规范。这导致当下影视历史剧完整文化知性的缺失,并呈现出一种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影视历史剧创作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历史再阐释,无论“正说”还是“戏说”的历史影像文本,都是某些具有整合与调适意义的当代文化“切片”。历史剧的这种主观性虚构的更新书写,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书写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故而,当下影视历史剧这种“戏说”与虚构的创作本质,是可以在大众娱乐审美的游戏意义上得到确立的。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影视历史剧也是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而其基于映照当代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影像符号系统,正在对当下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困惑与期求作出幻像性抚慰。其通俗化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叙事,也基本上守持着非西方化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与习惯。大部分帝王将相题材的影视历史剧,多烘托出一种缺失现代观照的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家国同构、君主民本、权力本位等传统政治文化得以映射,其浓厚封建意识的张扬则常常惹人非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中非现代性的意识因素,需要人们进一步作出批判性考量。叁、作为一种真人参与的电视表演,“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虚拟影像形式上强化了真实的意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不断创新、整合不同质态的“真人秀”影像节目,成为人们体验和探索新兴生活意趣与奇观的重要舞台。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同样在学习西方同类影像的过程中得到大致同步的发展,这些节目在融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因素后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特色。当下中国本土“真人秀”的创制实践异常繁复,各种娱乐至死的综艺“真人秀”、竞争至赢的比赛“真人秀”与体验至奇的生活“真人秀”影像,为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提供了较为突出而丰厚的娱乐新体验。从文化意义上观照,这些节目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镜象”,生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英雄情结、草根民主、现实竞争、本真人性等各种人文想象与情态。国内“真人秀”从根本的形式建构上看,明显存在对国外节目的模仿与国内节目相互复制的现象。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影像的复制方式,自有其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艺术的特殊性意义,也包含着一种通过复制模仿而创新的另类推动因素。不过,真正“中国原创”的“真人秀”节目的稀缺,也引发了节目创制在复制问题上的文化焦虑与观念碰撞。中国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的问题逐步显现,其背后蕴含的商业经济利益成为驱动“真人秀”更新的力量。而收视率观念发散的这种张力,则促使“真人秀”必然迎合受众的欣赏旨趣与情感兴味。而此种收视语境下一些被批评的“真人秀”节目探索,显示了主流价值观念与娱乐文化真实的复杂关系。四、新兴互联网及其多媒体视频技术的发展,促发了大众“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大量“草根”影像制作与交流方式得以出现。网络戏仿文字、诗歌、流行语营构了影像“恶搞”的背景与要素,网络大众获得一种崭新的调侃与游戏文化空间。在对影像形式的解构性探索中,种种戏谑式重新编配的搞怪视频大量充斥于网络。胡戈及其所制视频,是引发网络“恶搞”视频风尚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他创作的网络视频,在引领网络大众进行搞笑娱乐的同时,也对当下现实与文化事象作出了讽喻式批评。“恶搞”视频的风靡,意味着对合法化“正搞”方式的思考。这种“正搞”方式同样包含某些局限性,一些正统影像中的固化虚假形态也应得到反思。网络“恶搞”视频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新异潮流,渗透出对主流精英文化敏锐的叛逆性思考。不过这种亚文化中种种粗鄙化形态和方式,也明显对社会典范文化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故而,网络“恶搞”亚文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种推陈出新文化意识的显现,一种青年自我调适式独立话语的表达。在“恶搞”文化的大众狂欢传播状态下,娱乐文化呈现出遵从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理念的争端。这种争端的持续导致了对“恶搞”文化的管理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同时社会各方还要加强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还值得强调的是,“非典型性”影像文本抛弃了部分正统影像的旨趣,强化了种种反叛性的游戏性与娱乐性色彩。虽然作为“异化”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一些社会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时引发种种争议,然而社会文化愈加开明宽容与新兴氛围渐趋自由多元,都为“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文本创造提供了空间与路径,我们也应以不断更新的文化观念与姿态对其进行感知、审视与清理。流行文本在当下媒介时代表征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形式与意义亦在各种媒介互动的变迁时尚中,关联着社会文化认知与大众消费娱情意识的更替。世纪之交大众文本特别是“非典型性”的纸媒、影视、网络文本,正在多元复合化地建构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新理念与新气象。而对当下泛审美化流行媒介文本意识趋向的这种探索,有利于文化观念与主体知性的积极开拓及健康发展。
刘国维[10]2006年在《文化转型与小说变革》文中研究说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把握了当代社会文化的精神实质，才可能对历史的表述有深刻地认识和更本质的把握。文学是人们表达思想、传承文化的工具。尽管文化精神的历史变迁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种简单的同构关系，但是毫无疑问，作为文学发展最直接的外部环境，文化的变迁必然对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等全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看清90年代以来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和精神走向，了解当代文化转型便至关重要。本文以此为理论框架，试图在梳理当代文化发展线索、探求当代文化转型的精神走向的基础上，揭示当代文化转型与小说思潮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90年代以来各种小说创作思潮发生的文化根因和精神依据。 全文分上下两篇： 上篇：当代文化的历史转型与小说变革。上篇主要梳理了当代文化转型的线性发展历程，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当代文化日益多元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向，以及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世俗文化、商业文化等多元力量并立的文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文化转型对小说创作的总体影响。共四节。 第一节：转型前的文化冲突与整合。本节主要回溯二十世纪文化变革的传统，分析当代转型前各种文化力量的冲突、整合，从而寻找当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基因。 第二节：当代文化现象的线性描述。在该节中笔者初步梳理了80年代以来当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时性轨迹，从感性的层面勾勒出转型前后当代文化的基本状貌。 第叁节：当代文化发展走向与格局。本节着重探寻当代文化转型的发展走向以及多元文化并立的基本格局，并初步分析当代文化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心理的影响。 第四节：文化转型与小说创作。当代文化转型，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小说的外部环境、生产机制以及内在精神，并促使了多种小说创作思潮的兴起。 下篇：当代文化转型中的小说思潮。下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90年代以来多种小说思潮缘起、繁盛、衰落的文化根因，以及小说创作对世俗化、商业化语境的顺从、适应与反抗。共六节。 第一节：无名时代的文化冲突与“王朔现象”
参考文献：
[1]. 表象的狂欢：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走向[D]. 蔡爱国. 苏州大学. 2001
[2]. 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3]. 反抗压抑与消解神圣[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小说中的“文革”[D].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5]. 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D]. 田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6]. 审视的深度与批判的强度[D]. 刘德原.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7]. 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D]. 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8]. 东西文化汇流的精灵[D]. 崔立秋.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9]. 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 王文捷. 武汉大学. 2011
[10]. 文化转型与小说变革[D]. 刘国维.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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